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说到其号南涧的由来，是因他定居在信江河之南，有小溪曰“南涧”，在今上饶市人民医院和卫校之间。宋代入仕之途主要有二、一为进士考，一为袭门荫。韩元吉的入仕属于后者。韩元吉的里贯在河南颍川。
北宋有两韩氏并盛，一为相州韩氏，一为颍川韩氏。颍川韩氏京师门第前多植桐木，故世称“桐木韩氏”，以别于相州韩琦。韩元吉属于桐木韩氏这一支。元代吴澄撰《桐木韩氏族谱序》里赞称：“宋东都百六十余年间，氏族之大莫盛于韩、吕二家。而韩氏一族尤莫盛于桐木韩家。”元吉的五世祖韩亿在宋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卒谥“忠宪”。
韩亿有八子，其中第五子为韩维即元吉的四世祖。晁说之在《宋故韩公表墓志铭》中说韩维“有天下重望，忠 于君不顾其身，而不以卿相为富贵者，其为少师韩公乎！”在元吉 10岁时，即宋钦宗靖康 2年、宋高宗建炎元年（ 1127），是时，金人陷落两京，中原大乱，宋至南迁，韩氏一门避地江南，其中有一支居临川，而元吉一家则迁至福建邵武。
至元吉 27岁时，再迁福建建安（今建瓯）。绍兴 14年（ 1146）， 28岁的韩元吉第一次出闽，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不取。绍兴 18年（ 1150），再次应试不第，但因先祖的关系，遂以门荫顶吏部之选。当时的舆论对韩元吉以门荫入仕评价是积极的。
据《四朝见闻录》卷二记载“韩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更何况宋孝宗自己也说“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而《梁溪漫志》卷二也载曰：“北站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乾道淳熙以来韩元咎、王嘉叟、刘正夫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可见，刚过而立之年的韩元吉在当时已有很高的文名，大家对他以门荫入仕都认为是件值得荣耀的事。
以门荫入选的次年（绍兴 19年），韩元吉赴处州龙泉县主簿任。大约在绍兴 21年的秋冬之际，他离任龙泉，返临安侯调，再次寓于德清。他第一次寓居德清是在绍兴 14年落第后，因为兄长元龙作余杭县主簿之故，他选择了湖州德清慈相寺暂成。这次重回德清，吕祖谦来访，是他们首次相识，吕祖谦曾参与重修《徽宗实录》，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创立金华学派，南宋乾淳后学派一分为三，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吕祖谦曾于淳熙三年（ 1175年）在鹅湖书院辩论会上竭力调和朱熹、陆九渊两派，是“鹅湖之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吕祖谦后来成为韩元吉的女婿。绍兴 22年，有诗投知平江徐琛求职， 23年春又有诗寄仁和县尉梁士衡。绍兴 23年秋天（ 1155），韩元吉应知信州黄仁荣之聘，到信州幕府供职。绍兴 26年初，黄仁荣移江东转运判官，跟着周葵于 3月接任。周葵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元吉早有愿见之心，恰好到信州任上，元吉继续做他的幕府。但当年 12月周葵罢官，元吉也随之解除了幕职。信州幕府的 4年，使韩元吉对此地的山水、风土、人情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虽然他以前出闽时也曾经过信州，但那只是他旅途中的一站，而信州的这 4年却是他人生中的一站。可以肯定地说，他定居上饶的想法应从这个时候便已有了。
绍兴 28年（ 1159），韩元吉知福建建安县，用广而赋啬，颇有政声，并于城西建凌风亭。绍兴 29年（ 1160）秋 8月，与朱熹等 4人并召赴行在，但他并没有马上成行，而是待到第 2年初。
绍兴 31年（ 1162） 8月，在临安任司农寺主簿。孝宗隆兴元年（ 1163）正月朝廷惟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 5月兼都荆襄。张浚入朝觐见孝宗时，屡奏恢复之事，欲先取山东。当时显臣名士如王大宝、胡佺、王士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是张浚的门人，大家众口一词，齐声同赞，而韩元吉却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将他的想法以长书投呈张浚，言和、战、守三事，和虽为下策，但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不同，至于决战，更非易事。因为当今的兵备早已陈旧而没有更新；当今的兵士早已懦弱而久不操练；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是几员大将，而这几员大将的权谋智略皆孙宇前辈。何况渡淮而北，千里攻略，劳师袭远……所以他最后提出“愿朝廷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韩元吉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上是一贯的主战派，当时主战派中又分为情绪派与理智派，而元吉属于后者。事实上张浚后来的冒在进攻果然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这封长书证明了韩元吉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分析是正确的，他不是兵家，而是一个政治家。
隆兴初年，元吉的哥哥元龙为淮东总领官，总领所设在镇江，母亲因此跟着哥哥住在此地。隆兴 2年（ 1164）闰 11月，韩元吉以新鄱阳守的身份赴镇江看望母亲，当时陆游恰好为镇江通判。他们两人是早就认识的，这次相逢镇江，一起览观江山，举酒相属，更相唱和，唱和的内容据陆游说有“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惮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毌相忘之意。”可见他们感情之深厚。对于两人之间的友谊，陆游感汉道“呜呼！风俗日坏，朋友道缺，士之相与如吾二人者，亦鲜矣。”
从隆兴 2年的闰 11月到乾道改元正月共 60日，他们唱和的歌诗合计有 30篇，但陆游说“然此特其略也，或至于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好事者从旁掣去，他日或流传乐府，或见于僧窗驿壁，恍然不省省识者，盖又不可计也。”他们这次镇江相聚所作歌诗当时曾合集刊刻，非常遗憾的是居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唯一能见到的是收在陆游《渭南文集》中的一篇《京口唱和序》，还可使我们知道当时的大概情形。
乾道元年正月以后，韩元吉以考功郎征，任江东转运使。乾道 4年（ 1168）以朝散郎入守大理少卿，但于 5月 21日，旋知福建建宁，在建宁任上呆一个月，又改知江州。这就是后来赵蕃在《乾道稿·淳熙稿》卷八《寄建宁韩尚书》诗中说的“今代韩夫子，频年刺两州”的真实写照。
乾道 5年（ 1169），母亲在宣城去世，元吉先至宣城奔丧，后忧居上饶，说明其时他已将家安在了这里，至于从什么时候落户上饶，有学者推想可能在乾道 2年他任江东转运使的时候。丁忧其间，他潜心学问，与上饶湖潭学者王时敏多有交往，并将理学大师尹焞的《论语解》交建宁赵德庄印刻，而作《书尹和靖论语后》跋文。
乾道 6年（ 1170） 7月，朱熹因母丧葬之赀，致书韩元吉借钱。元吉于《南涧甲乙稿》卷十三第一通《答朱元晦书》中回复说：“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今年从假借矣。他时稍有余，尚当相助。”韩元吉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嫁给了吕祖谦。据《吕成公年谱》，绍兴 27年（ 1165） 12月 29日，祖谦亲迎元吉长女，婚后“五年而夭”；乾道 5年（ 1169） 5月 20日，祖谦又娶韩元吉第三女五十一娘为继室，不幸的是，“越 2年又夭，寿二十有七，改月而葬，与长姊同域异穴。”这是吕祖谦的不幸，更是韩元吉的终身之痛。当长女去世的时候，韩元吉亲为作墓志铭，及至祖谦去世（淳熙 8年，公元 1181），元吉老泪纵横，作挽诗云：“青云途路本青毡，圣愿相期四十年。台阁知嗟君卧疾，山林空叹我华巅。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东望涕潸然。”
乾道 7年，丁忧除服，元吉回临安复官。乾道 8年（ 1173），权吏部侍郎。这一年，朝廷派元吉出使金国，贺万春节。途中他利用这次难得返回中原的机会，暗暗观察敌情，凡到一驿，无论是喝茶还是洗手，哪怕是只遇到妇儿儿童，也往往主动挑直话题，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回朝以后，他奏言曰：“敌之强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谋定算，养威蓄力，以俟可乘之衅，不必规小利以触其机……”孝宗看了奏章以后，非常肯定他的观点。大凡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大多会用诗词来表达其感受，这便慢慢形成了“使金文学”范式。在韩元吉出使金国时，他也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使金词，这便是《好事近》，词云：
凝碧汩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往，总不堪华发。可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鸣咽。
著名的词学专家 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曰：“此首在汴京作。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下片，不言人之悲哀，但以杏花生愁，御沟鸣咽，反衬人之悲哀。用笔空灵，意亦沉痛。”这首词几乎入选所有的宋词选本，是韩元吉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金文学”的成功之作。
乾道 9年，韩元吉除吏部尚书，淳熙元年（ 1174） 2月因遭劾以待制出知婺州。7月 16日与陈岩肖、陈良祐、黄掞、赵师龙等同游金华著名景点双龙洞。同年 12月 3日，又改知福建建宁府。这使韩元吉与朱熹有更多的见面机会。这期间，他常和朱熹一同讨论《祭仪》、《吕氏乡约》等学术问题。
淳熙 2年 9月 9日重阳节，他寄诗赠酒与朱熹，诗云：“平生爱酒陶元亮，曾绕东篱望白衣。底事秋来犹止酒，重阳须插菊花归。”又云：“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游。应知命驾无千里，惆怅山堂暮雨秋。”转眼到了淳熙 3年 2月，元吉离建宁，入都复为吏部尚书，途径崇安，再会朱熹，两个相谈甚欢。
淳熙 5年（ 1178），元吉力请外任，离开朝廷，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知婺州。这一年他 60周岁，作《系辞解》一书。此前，他曾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不到 60岁，不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