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儒商？
正所谓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儒商，便是有着儒者的才德并济，又有商人的财富成功。
一、融儒于商，商贾儒行
“南有胡雪岩，北有孟洛川。”作为与红顶商人胡雪岩齐名的孟洛川，是儒家亚圣孟子的后裔。
由于自小受到仁爱、礼教等儒家思想的浸染，他的言谈举止间均带有深深的儒家文化烙印。
18岁那年，孟洛川接管家业“瑞蚨祥”。虽然彼时年纪尚轻，但他立下的经营宗旨，却是百年未变：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
清末的绸布行业，进货时有个不成文规矩：商家提货只需两手空空而来，待到布匹卖出之后，再向绸布厂补上货款。
然而，一众商号之中，唯独“瑞蚨祥”一家，在孟洛川的授意下，靠手摸眼观验货，并当场结清货款，且出价合理，从不拖欠。
建立在诚信、真挚基础上的生意往来，引得供应商争相和“瑞蚨祥”合作，恨不得呈上自家所有最好的货。
长此以往，能否被“瑞蚨祥”选中，便成为了检验绸布优劣的一大标准。而“瑞蚨祥”店内的商品质量，自然也是一等一的好，最终登顶“八大祥”之首。
孟洛川擅经营，同时也重服务，恪守“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致利”的原则。他从不因为顾客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区别对待。是否购买，买多买少，也不会影响热情细心的店员服务顾客。
在长达70多年的从商生涯中，孟洛川常与店员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想要有长久富足的财富不断进账，先要学会规矩做人，诚恳做事。由于孟洛川格外看重店规店训，但凡违反，必从严处理，故而还多出个“孟四阎王”的外号。
二、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让人们认识了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清末的晋商翘楚：乔致庸。
经商秉承一信、二义、三利原则的乔致庸，家中有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写下的楹联。在国弱民贫之际，资产可达数千万两白银，实力可见一斑。
但事实上，乔致庸并非出身富贾之家。乔家祖上是再普通不过的草根阶层，生活贫穷而窘迫，甚至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乔致庸本想通过科举高中光耀门庭，只因兄长故去，才不得不弃文从商。
家族的贫困史对乔家子孙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乔致庸富甲一方，也并未忘却自己的出身，尽己所能为黎民百姓提供资助。
乔家大门外常年拴着三头牛，供村民免费借用，无需喂食草料，只要及时归还即可。每逢春节，还会有一辆载满年货的板车出现在乔家门口，贫苦人家可免费拿走里头的米面蛋肉，招呼一声就能过个好年。
光绪三年，祁县闹饥荒。当富家大户自顾不暇，唯恐遭到哄抢时，唯独乔致庸忙着搭建粥棚，救助灾民。
他要求家丁分发给百姓的热粥，必须浓稠到插入筷子也不倒。为了节省粮食，乔家全员也跟着一块儿喝粥。即便如此，那年救灾还是几乎令乔致庸*。
甲午战争打响前夕，为了响应李鸿章号召，资助国家组建北洋舰队，作为富甲天下的晋商代表，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捐出了整整十万两。
八国联军攻陷皇城时，乔家大德通太原分号又拿出了三十万两白银，给逃经山西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正所谓，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乐善好施，救国济民的乔致庸，无论世道如何，始终固守着身为商人和国家子民的底线，这便是儒商之典范。
三、儒商，中国企业家的本色
儒商的开山祖师，是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而儒商一词，最早记载于康熙年间。
可以说，有了中华文明的环境，才孕育出了儒学；有了儒学，才孕育出了儒商。时至今日，儒商精神仍然存在于不少优秀的中国企业家身上，儒商也成为了他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商人的称谓。
今年正月初七，香港富商李嘉诚来到深水埗的“惜食堂”，与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家共享午餐。
作为一家运行了7年之久的慈善食堂，“惜食堂”的食材原料都是从超市、酒店等机构回收的“剩菜”。但李嘉诚却表示自己吃得很开心，不仅没在餐盘中剩一粒米，还在离开时，以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留下了1000万的“餐费”。
此次造访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但这并非李嘉诚最知名的一次捐赠。
事实上，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在38年里共捐出了200亿元。而在李嘉诚退休时，他还明确表示：家族任何人决不能碰基金会的一分一毫。
从很多细节能看出，李嘉诚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先不说他五岁能背诵儒家经典，经商后也常以儒商自居：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淡泊名利，专注慈善。
世界著名哲学家，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之一，成中英教授曾在博鳌儒商论坛的演讲中说道：“要让儒家、儒商那种精益求精创造的精神能够对社会的风气有一些改变。不管在哪里，儒商都应该成为社会的一个净化器。”
而像李嘉诚这样的现代儒商还有很多，他们凭道德向社会做出表率，用行为兑现承诺。从现代儒商身上，能看到历史的传承，和社会对真善美的呼唤。
《论语》有云：“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儒家理论中，利与义并不是矛盾的。
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世上最会做生意的人，往往就是最会为人处世的儒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