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棠是中国电影界第一位女将军，她曾说：“我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回报人民!”
京城的秋初午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84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健步迈入办公室。“欢迎你们的到来!”她亲切地与每位工作人员握手，笑容和善，精神矍铄，眉宇间透着大将风范。
1962年，王晓棠当选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她先后出演电影《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海鹰》等，并因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一人分饰金环、银环，荣获1964年老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改革开放后，王晓棠自编自导《翔》、《老乡》、《芬芳誓言》等。90年代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鸿篇巨制不断，为中国军事电影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中国电影界第一位女将军，王晓棠曾说：“我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回报人民!”改革开放四十年，人民网专访王晓棠，见证老一辈电影人以一部部经典作品，记录时代跳动的脉搏，聆听人民真切的心声。
“我的作品要使人向往光明、追求希望”
人民网：60年前，严寄洲导演的《英雄虎胆》正式上映，很多人从中第一次认识了您——漂亮的“女特务”阿兰。即使是负面角色，您的“反戏正演”也让当时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晓棠：当时，人们对负面形象存在有“非黑即白”的绝对化认识。演阿兰之前，有同志劝我：“那是个女特务的角色，你不要演。”但是在看了剧本后，我感到阿兰并非是脸谱化人物，她有自己的灵魂和追求。在表演中，我将天真深埋在淡漠的举止里，把活泼掩盖在妖娆的心态中。因为这个角色应塑造得复杂而深刻，表演的魅力正是在于将人物的神魄真实又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人民网：1963年，严寄洲导演选定您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一经上映，好评如潮。一时间“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在观众中广为流传。在拍摄之前您设想过影片的成功吗？
王晓棠：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定下我演姐妹俩后，很多人不看好我演金环。影片姐妹相貌完全一样，但是姐姐金环刚毅敏锐，妹妹银环温厚文静。当时在八一厂，连排队打饭时人们都在讨论我能不能同时演好两个角色。因为之前我扮演的《神秘的旅伴》的小黎英、《边寨烽火》的玛诺、《英雄虎胆》的阿兰都是以纯洁或娇柔的形象示人，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我只能演好银环。但只有两个人认为我能够同时演好金环和银环——严寄洲和王晓棠，只有两票。所以我要双倍的用功。
人民网：不凭造型，更凭演技，面对这一挑战，想必有不小的心理压力。
王晓棠：是的。我有个特点：在顺境中，慎思实干；在逆境中，挺胸前行；在绝境中会说：我是最棒的。一往直前，永不言败，直到胜利。
对这两个角色，我熟读小说至倒背如流，在跟编剧李英儒讨论剧本时，我说您看下第246页，结果李英儒还得一点点翻书。当时我的语音老师是实验语音学家周殿福先生。在我熟谙了姐妹俩的台词后，我用小提琴定音器测试发音，金环和银环的音高相差五度。音色、音强、语流上也完全不同。我坚持每天清晨交替练习，直到能在瞬息之间转变人物的声音。演员对角色把握了12分，表现出来只有7、8分。后来编剧李英儒对严导演说：“这片子要不是王晓棠演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人民网：1964年，您凭借《野火春风斗古城》高票当选“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这对“谍报双姝”成为广大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角色，您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得到了认可与回报。
王晓棠：获奖是观众对我的认可，也是对我的鞭策——即使获了奖，仍有可以演得更好的地方。影片拍成后，内部谈论时，当时一位副厂长和本片的制片主任，还有演关敬陶的王润身，认为金环演得好；王心刚、李英儒等人认为银环演得好。我只好坐在一旁笑，因为在我的笔记上，两个角色都有演得不好的地方。后来《电影艺术》杂志约我写文章，在近两万字的文字里，我绝大部分是对自己表演不足的反思。
人民网：今年七月，您写了纪念严寄洲导演的文章，非常感人。文中说他是您的电影表演生涯中重要的两位导演之一，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晓棠：严寄洲导演的善纳群言和泰然的行事气度、谦和的自省力铸成他宝贵的品质，而且他鼓励演员参与创作。《野火春风斗古城》文学剧本里“姐妹相见”的台词有整整两页，我告诉他，太啰嗦了，他说，你改。我把这场戏全变成行为，台词只精炼成三个字：“老地方”。严寄洲导演对姐妹之间的乍见全凭眼神交流大为赞赏。这样的例子很多。艺无涯、谦者胜的观念一直伴随着我。
人民网：从《神秘的旅伴》的小黎英，到《海鹰》女民兵玉芬，再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金环与银环，您在银幕上塑造无数美丽而生动的形象。在诸多角色中，您最喜爱的角色是哪一个？
王晓棠：每一个付出百分之百努力的角色都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始终坚信，百分之百的努力也未必成功，即使不成功也要百分之百的努力。重要的是，你要越演越好。即或是波浪式的前进，也要永走一条箭头向上的路。我是军人，在我的一生中，不论是做演员、导演还是厂长，推出的作品，一定都是能够催人奋进、引人向上、蕴含美好与奋斗精神的。电影人要拍使人向往光明、追求希望的电影。
“电影人的使命是用作品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
人民网：改革开放后，人们欣喜地盼到了您的回归。1982年，您推出自导自演的电影《翔》。当身份转变为导演时，您有怎样的感受？
王晓棠：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创作是探索前行的过程，我们始终保持着探索创新的勇气。只有始终保持一股冲劲、拼劲、韧劲，才能跨过艰难险阻，迎来最终胜利。《翔》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交锋中艰难而顽强地成长起来的。《翔》讲述了归国华侨的经历。当时很多人思想还固执着。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坚信这反映人民心声的方向是正确的。经过极为复杂的拼搏，最后在很多人的支持下，上映并成功达到目的。
《翔》的成功，让我感受到改革开放不仅是我个人的探索，更是全社会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改革开放对我而言是非常亲切的，因为它武装了我的思想，让我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就要战胜一切困难!
人民网：1986年，您又执导了关注老区人民生活的电影《老乡》。为何选择这一题材？
王晓棠：全国胜利之后不能忘了老区人民。《老乡》取材于洪泽湖，那里有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彩战斗故事。我六次只身一人，坐火车到南京，坐汽车到淮安，再坐船到洪泽湖。穿着布衣布鞋，戴顶草帽，深扎进渔民、百姓之中，了解民情民意和疾苦。后来只要我到洪泽湖上，人们不说王导演“来了”，而是说王导演“回来了”。能成为当地人的一员，我觉得挺棒的!
改革开放是重大的思想解放。这种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用一部部作品去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家对文艺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更使我清晰地认识到振兴电影艺术的使命和责任。不仅“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与人民面对面，与人民心贴心，才能创作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作品。
人民网：1988年，您就任八一厂副厂长，1992年晋升为厂长，期间八一厂推出《大转折》《大进军》等值得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鸿篇巨制。您是如何带领这样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电影制片厂呢？
王晓棠：我觉得自己是换了一个岗位来回报人民。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在我入伍的66年来，部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永远要走一条箭头向上的路。因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职责就是要保卫人民，使人民的生活更好。
八一厂是以军教片、纪录片起家的，拍了许多好片子。而《大转折》(上、下)、《大进军》四部八集，加之先前摄制的《大决战》三部六集，拍摄这些规模宏大的电影是八一厂的大战役。在军委和总部的直接领导下，八一厂的职责就是要推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鸿篇巨制，成为生动形象的军史、党史。它们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能够凝聚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担起记录历史的郑重责任。一个国家的军事题材电影反映出的是一以贯之的民族之魂，饱含爱国深情的电影能够切实增强国人的底气和骨气。
人民网：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军事题材电影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管理层面的改进和完善。
王晓棠：改革开放是在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坚定时代发展的新方向。军队影视制作单位以坚定的决心，去推进自身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而机制的创新，归根结底就是8个字：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之前电影是拍完之后审查、补拍。我上任副厂长后定了新的规矩——随时拍、随时看、随时补。夜里几点洗印完胶片几点看片，看完马上开会讨论，各中基层审片的领导不能说奉承话，直接提问题，之后摄制组迅速补拍。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为众多大片的拍摄节省了时间、物力、人力。高效盘活资源，发挥最大效能，这也是在见证改革开放一线成果之后，我对厂务管理的新认识。
人民网：在八一厂的员工心中，对您印象最深的角色是哪一个？是知名的演员、编剧、导演还是厂长？
王晓棠：更多时候大家把我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下任很多年，但现在和厂里人的关系仍然很好。我始终认可一句话：干部要有一双最严厉又最亲切的眼睛。要诚心全力帮助他人，成就他人。弥补缺点，改正不足是为了成就他。而有了问题要首先担当责任。成绩属于大家和他人。当人们获奖时，他在台上领奖，我在底下鼓掌，在丛中笑，我就是这样的角色。
人民网：2001年，您导演的台商题材电影《芬芳誓言》荣获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可以看到，您的作品始终离不开人民。是怎样的动力，能够推动您一直扎根人民、与人民紧紧绑在一起？
王晓棠：我曾经说过，我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回报人民。因为“我受了人民涌泉的恩惠，竭尽心力，也只能是滴水之报。”这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翔》中，女主人公说的话，也是我的心声。
我在林场劳动时，有一对夫妻从门缝给我塞进一封信，说要分一个人的工资和粮票给我，希望我保重身体，将来再给观众演电影。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工资和粮票，但是观众对我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一次，我从林场来北京递材料，末班火车就要开了，检票员冲着站台上的列车员高喊“让王晓棠上车，她是来落实政策的”。后来上了车，有很多观众对我说：“你好好的，将来再拍电影!”。那时我就想，以前总说做人民的好演员，而现在我才切实感受到，这就是我的人民。他们是十分具体的、可感的、是温暖的。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八一厂，我就做一件事——回报人民。
“演员不要千人一面，而要一人千面”
人民网：您始终对电影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能够扮演如此丰富且出彩的电影形象，您的秘诀是什么？
王晓棠：演员的表演能力是有极限的，但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要千人一面，而要一人千面。1959年，赵丹老师扮演了林则徐，同时又在《聂耳》一片中扮演19岁的音乐家聂耳。从清朝大臣到青年才俊，这种游刃有余的表演功底反映出他极深的文化底蕴，也是我一生追求的艺术境界。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秘诀，我自认读书是对我最有益的。小时候总见父亲捧着一本书，使我相信书肯定是非常好的东西。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从河南开封迁到重庆。家里很多好东西都送人了，但是书全部放在柳条包里一直带着。受到家庭的影响，从小我就愿意认字、读书，小学二三年级时就抱着字典读《红楼梦》、《三国》、《家》、《春》、《秋》、《傲慢与偏见》、《浮士德》等。在青岛拍《海鹰》时，我带着刊载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大本杂志。白天拍戏，晚上在走廊上的路灯底下看它。直到现在，我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阅读不仅增添了我的文化底蕴，而且促使我始终与时代脉搏保持一致。
人民网：从1952年参军后，您成为全军电影界第一位女将军，参军已有66年，在您看来，部队生活对您的电影创作带来什么影响？
王晓棠：军人的精神就是凡事不惧艰苦，迎难而上，直到成功。都说苦难是一笔财富，可是超越苦难并非易事。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要坚信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伟大必经平凡，辉煌必历艰难。我始终秉持一个信念：人应该有灵魂，应该有本事，应该有血性，应该有品德。
人民网：您的战友曾经评价您：“绝顶美丽从不倚仗美丽,绝顶聪明从不自恃聪明。”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王晓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一个文艺工作者在事业有成、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仍然需要很清醒地认识自己，我王晓棠永远不会忘记最初的自己。1955年，在竞争《神秘的旅伴》小黎英一角时，我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记录下每场戏的每个细节，遇见好的演员就谦虚请教：“我没有演过电影，请你告诉我演电影应该注意什么”。即使后来这部片子打响了，我依然在话剧团给大戏管化妆、洗纱布。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善良和谦虚永是立身的两种品德。
人民网：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影视行业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王晓棠：影视事业无论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东西不能变。比如严于律己，爱国爱民，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品德、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等，我们呵护这个产业，就应该身体力行这些宝贵的品格。因为德是立身之本，艺是事业之基。文艺工作者以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培育人民高尚灵魂为己任，首先要自己有这样的境界、灵魂。
我想，人间总是有比金钱更可贵的真朴之情。这正是我们想通过作品表达的。以人民为本，为人民书写、抒怀，振奋民族精神，这是文艺创作的本质。我曾说过：“有人说演员的最大幸福是获得鲜花和金奖。而我认为演员最大幸福是和人民相思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