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60出头的“聚元号”掌柜杨福喜有个响亮的名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鲜为人知的是，40岁之前，杨福喜是一名出租车司机，40岁之后，他才捡拾起祖传技术，以此谋生，并意外地闯出一片新天地，于2006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聚元号是个弓箭铺，创始于1720年,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北京东四路口西南角有个叫弓箭大院的地方，在清朝，这里是皇家特设的兵工场，共有四十余家弓箭铺位于其内，产品均须上交，不得外卖，其中更是有17家成为清廷御用弓箭铺，而聚元号则是其中之一。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热兵器成为人类的新宠，冷兵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弓箭也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如今的弓箭大院早已物是人非，徒留地名。
不过，曾经的“的哥”杨福喜却把“聚元号”弓箭铺发展了起来。而他之所以能“不走寻常路”，是缘于《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
▍杨福喜拉动自制的弓箭。 聚元号的弓箭制作技艺与《考工记》极为相似，可以说完整地保存了传统弓箭制作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白继开 摄影）
一篇报道促成聚元号的重生
“不夸张地说，没有《北京晚报》，就没有聚元号的今天。” 在通州区台湖镇北姚园村，“聚元号”弓箭第十代传人杨福喜把记者迎进家门时，迫不及待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要知道，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难道这样一种传承已久的工艺，在其发展中和北京晚报还有过交集吗？杨福喜的这句话也引起记者的兴趣，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展开。
“你可能想不到，我原来是开出租的。”坐下来后，须发飘飘、声若洪钟的杨福喜打开话匣子，回忆起他擎起聚元号大旗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福喜还在北京化工二厂当操作工，用他的话来讲，近代以来，热兵器兴起，冷兵器已经无人问津了，弓箭也属于没有市场的行业，所以他年轻时也没从事家传的弓箭制作工作。“那时我快四十了，厂内改革，人员调整，我离开工厂后，没别的手艺，也没学历，就去开出租车。开了有几年，到了1997年的时候，合同到期了，我也不愿意再开双班的出租车，因为双班制容易产生矛盾。但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闲着啊，我就琢磨着干点啥。正苦闷的时候，突然看到《北京晚报》上有篇文章，也就二三百字吧。” 提起那篇文章，杨福喜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血腥的游戏”，报道的是北京西山有一射箭场在搞游艺活动，主办方用绳子把鸡、兔子拴在柱子上，然后让客人拿弓箭射击。“严格来说，这篇文章是批评这个游戏活动的，但我就感兴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想到，在这个年代，除了专业的射箭比赛外，还有人喜欢玩射箭。而我们家传的技艺就是弓箭制作！”于是，杨福喜和他父亲开着车，带着家里保存下来的几张弓，去了西山那边的射箭场。
“我们去了一看，那儿围着不少人，于是也凑过去看热闹。有人招呼我上去玩，我就说他们那弓箭不是传统的，他们那弓是用现代的玻璃钢制作的，而我们的弓是传统的双曲反弯复合弓，主体内胎为竹、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两端安装木质弓。”杨福喜说，他当时就从后备箱把自个儿的弓拿过去，立刻就吸引了一大堆人围观，其中就包括中国射箭队的总教练徐开才。
徐开才是我国第一批射箭运动员，也是我国迄今惟一一个打破男子世界纪录的射箭选手。提起徐开才，杨福喜也是感恩不已，他说：“徐老师对传统弓箭有一种情怀，他接过我们的弓一看，就很惊讶，说没想到还有人能制作这个。接着他就把我们请到办公室，聊了三四个小时，他告诉我们，弓箭制作技艺也是国粹，绝不能失传。”对于正处在迷茫中的杨福喜来说，西山射箭场一行，以及和徐开才的长谈，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回家的路上，他就决定重拾家传技艺，当时他就有感觉，这事准能成。
▍悬挂于杨福喜家中的“聚元号”牌匾。（白继开 摄影）
1998年6月6日，朝阳区团结湖某小区一间只有十余平方米的平房内，杨氏父子将“聚元号”牌匾重新挂了出来。自1957年公私合营时聚元号弓箭铺被关闭，已消失了40年之久的“聚元号”重新开张了。杨福喜就住在小区的楼房内，那间平房是临时租用的，专门用来制作弓箭。“徐开才老师真得是帮了我很多忙，他不但发动学生帮我找原料，还介绍了很多朋友，比如谢肃方。谢肃方是英国人，是个中国通，正研究中国弓箭，苦于找不到会做中国弓箭的人。谢肃方到北京找到我后，给我介绍了一群外国客户，虽然买卖还不是太好，但总算见到了曙光，有了销路，也就有了收入，给我帮忙不少。”回忆起创业的艰辛，杨福喜感慨万千，一项古老的制作工艺，因一篇看似不搭边的报道，而在机缘巧合下焕发出新春，真是值得庆幸。
学习制弓用时八年
杨福喜的制弓技术完全是其父亲杨文通教的，杨文通生于1930年，从小就学弓箭制作，直到1957年公私合营后，成立了体育用品厂，才改为制作黑板、乒乓球台等。杨福喜说：“我父亲是1990年退休的，手艺人和别人不一样，闲不住，手上老得干点儿活。他把家里一些破得不成形的旧弓箭都翻出来修好了，他修的时候，我就打打下手，开始接触弓箭制作。”而杨福喜系统地学习弓箭制作技术，有八年的时间，正是从1998年聚元号重新开张之时起。
东侧墙上装裱着一些老照片，有弓箭铺老师傅制作弓箭的场面，也有大伙儿的合影，讲述着杨家弓箭的传承历史。西边墙上挂着弓和弩，各有一段故事。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一张道光年间的弓了，弓面的火印清晰可见：“道光三年毅甫制”。据杨福喜讲，这张弓是聚元号的老掌柜为了纪念聚元号弓箭铺成立一百周年而制作的，现在是聚元号的“镇店之宝”。从“道光三年毅甫制”的款印及铭文解释来推断，“聚元号”的初创年代应在1720年至1721年间，距今已将近三百年。
▍弓箭铺老师傅制弓的场景。（图片由杨福喜提供）
二层小楼的一层主要就是弓箭的生产车间了，屋子里摆着各种生产工具，有板凳、锯刀、木锉、筋梳子、弓枕等十多种。杨福喜介绍说，弓箭制作的精确程序和许多关键流程完全依仗工匠的精湛技艺和经验，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制作一把弓需要利用专用工具对二十多种天然材料进行纯手工加工，外形结构简单的弓箭制作工序有制胎、插销子、勒牛角、铺牛筋、上板凳五大道，细分则有200道，其中最关键的是勒牛角和铺牛筋，因为这关系到弓的力量大小和质量高低。制箭步骤主要包括调杆、打皮、刮杆、安装箭头和尾羽等。在材料上，牛角一般用南方水牛角，而且必须长于60厘米。箭杆用的是特产的一种“六道木”，这种灌木很弯曲，粗细不均，需要经过反复的调试和打皮刮磨后变成笔直的箭杆。箭头用金属，很尖锐，箭杆插在箭头里。为了保证箭的飞行稳定，还要用羽毛粘贴在箭杆上。早先是雕翎，现在只用鹅毛或火鸡毛了。做一支箭，也有很多工序，所以箭的成本也高。
▍杨福喜在制作弓箭，图中是其在“上弓”。（白继开 摄影）
▍杨福喜制作的部分弓箭。（白继开 摄影）
▍这些弩弓威力太大，易伤人，是杨福喜自己制作出来玩的，不出售。
学生以“玩弓箭”为主
对于聚元号的传承，杨福喜介绍说，现在所能追溯的最早的传人是姓王的掌柜。王掌柜是聚元号第七代传人，王掌柜没有子女，而且喜欢抽大烟，导致家境衰败，无心经营弓箭铺。杨福喜的爷爷叫杨瑞林，是王掌柜的师侄，他在1906年借钱盘下了师叔的铺子，而杨瑞林也就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传人。聚元号留下来的两个老伙计中，一个是前清的老秀才，名叫沈文清，手底下“白活（制作弓胎，也就是弓箭的木质轮廓；勒牛角、铺牛筋；上弦以及调整外形）”是出类拔萃的；另一个老伙计名叫周纪攀，他的“画活（装饰外表）”在弓箭大院里也是一流的。他们齐心协力，在弓箭的基础上，增加了弩弓、弹弓、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使聚元号声名鹊起。
“那时候热兵器早就兴起了，弓箭生意就不好做了。我爷爷头脑灵活，他联系了一帮拉洋车的，给弓箭定了个底价，只要拉洋车的拉来客人，不管卖多高，多出的钱都给拉洋车的。”杨福喜说，后来他开出租时，发现出租行业也有这种现象，可见交通工具虽然在进步，但生意场上的手段却是万变不离其宗。杨瑞林的聚元号还有项固定收入，那就是每月给蒙古地区供应30套弓箭。等到1957年公私合营后，杨福喜的爷爷、爸爸都进体育用品厂当了工人。
杨福喜重开聚元号后，名声越来越大，不少名人都来寻访，成龙、吴宇森、霍英东都向他订制过弓箭。吴宇森拍摄《赤壁》时，曾带着图纸来向杨福喜订制500套弓箭，“我一口否决了。先不说时间上肯定来不及，问题是他提供的图纸根本就不是中国传统弓箭的样子。”杨福喜说，在他的坚持下，吴宇森最后放弃了原来的图纸，由杨福喜为剧组做了一张弓、一个汉弩、一个连弩，再让道具照葫芦画瓢进行批量制作。
近年来，杨福喜先后收了十多个学生，但都没留下。“这种手艺活每年赚不了多少钱，学生们学会后都跑了。”杨福喜笑着说，学生们都是年轻人，主要是弓箭爱好者，大伙儿天刚亮，就背着弓箭，出村去射箭玩，白天就跟着他干点活。据他了解，湖南的一个学生回去后不做弓，主要是做箭，生意还不错，河北的一个学生学会弓箭制作技艺后，在当地申报非遗。除了教授过的学生，聚元号的匠师就是杨福喜父子了。杨福喜的儿子也三十岁了，中学毕业后就跟着杨福喜制作弓箭，至今已有十多年。“像弓箭这种传统手工产品，需求毕竟是极小的窄众，如果没有非遗项目的保护，我们这种传统手工艺行为很难传承并发展。”访谈结束时，杨福喜感慨地说，市场极大萎缩，是许多传统工艺传承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尽管如此，他依然在为这门技艺的传承而努力。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杨昌平
摄影:白继开
监制: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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