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别墅里的老年生存实验

一幢别墅里的老年生存实验

首页模拟经营我的球鞋我做主更新时间:2024-07-28

6月19日,杭州港东村,老人们居住的别墅。

74岁的王桂芬在菜地摘取蔬菜。

6月23日,别墅内7名老人拍下合影。

6月19日,杭州港东村,老人将每次的花费全部记录下来。

6月20日,杭州港东村,老人们坐在一起就餐。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2018年6月19日,杭州萧山区的一个体育馆里,今夏最火爆的女团综艺节目正在准备最终的决赛。60公里外的一幢别墅里,没有人关心哪个少女将会出道,哪个将被淘汰。

年轻人的热闹离他们远去。和女孩子在闪光的粉色舞台上不断提及的梦想、C位、努力不同,11个老人面对的命题是——孤独、健康和死亡。

别墅热闹起来

下午4点半,日子从厨房的火焰里点燃,朝别墅上空升起。

豆腐皮切成薄片,在油锅里煎到微微金黄,表面鼓起小泡。小张正在做烧素鸡,炸完捞起来放冷水里浸泡,“口感脆不脆就靠这一步”。

小张61岁,只因是这里最年轻的一对夫妻,大家叫他“小张”。退休后,他在朋友的公司里帮忙卖空调,回家后又钻进厨房,帮聘请的烧菜阿姨做饭。

窗外34度,闷热。花白的寸头上挂满汗珠,他干脆脱掉上衣,光膀子在厨房里走动。食指伸进铁锅滚烫的红烧汤汁里蘸了一下,放到嘴边舔了舔,“嗯,可以”。

他的妻子玲玲,正在楼上的麻将桌上激战——“吃!”“碰!”“自摸!”“爆头!”桌上全是手,在136张麻将牌间灵活地抓起、放下、挪移。眼花缭乱间,一局打完了。

麻将牌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阿姨们的笑谈交织在一起,这座位于郊区农村500平米的三层小楼里,共9间卧室,每间带独立厕所和淋浴房。设计时原本考虑儿子、女儿、外孙女各一间,但他们在城里都有房,基本不回来住。

一年多前,这个城堡般的房子里冷冷清清,只有78岁的别墅主人朱荣林和74岁的妻子王桂芬,“要么就吵架,要么就不说话。”

所在的港东村也不过20户人家。1940年,朱荣林在这里出生,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2012年才从城区搬回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朱荣林言语不多,嗓音有些哑,和妻子一起出门,他通常落在后面十几米远,小心地迈着步子,头部和双肩向前微微伸探,后背弓起一道弯。

两年前,膀胱里的一颗肿瘤拜访了朱荣林。手术后,他不像从前一样爱出门,整天窝在沙发里唉声叹气。

2017年5月8日,王桂芬联系当地媒体登了一则“招租启事”,以每月1500元或更低的价格招募六七十岁的老人住进自家别墅,成为“抱团养老”的发起人。

“为了让朱荣林开心点,我也减轻一些家务负担。”年纪大了,王桂芬时常感到孤独,“想找些伙伴,说说话。”

10天后,就有100对老年夫妻报名。7月3日,其中的5对正式入住。

他们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经历了“文革”中的插队、下乡和兵团建设,生养了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退休前是印刷工、电信工、首饰销售员、企业干部……儿女成家后,他们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处境——空巢。

原本素不相识的他们结成团体,共同抵御衰老和孤独。有人中途退场,有人留下,又有新人加入,目前这里共住了11人,年龄相加超过600岁。岁月正偷走他们的睡眠、结实的筋骨和四肢末端热乎乎的血液循环。

黄昏时分,一阵疾风伴着雷电吹进来。这个下午,王桂芬赢了80块钱。麻将桌边的搪瓷盘里,二十几颗新鲜的杨梅正红,江南的“梅雨”到了。

摩擦,摩擦

7点不到,几位男士已在厨房的清晨里,蒸好红薯。

王桂芬挑了最小最歪的一个。有人问,“大姐,还有那么多,你干吗吃这个?”她笑眯眯地没吭声,又问了一遍才答,“后起床的该说,怎么给我剩这么差的啦?”她退休前管理一家200人的化工厂,除朱荣林喊她“老太婆”,其他人都尊称一声“大姐”。

从住进这座房子开始,喜欢吃肉的和喜欢吃素的共享一日三餐,体重190斤的和100斤的分摊饭钱,不善言辞的男人容忍着女人之间停不下来的叽叽喳喳。

起床时间相差4个小时,一天的摩擦从早晨就开始了。冬天用高压锅煮稀饭,起床晚的抱怨放冷了,王桂芬专门换了保温锅。

这里所有的账目透明:朝南房间月租金1500元,其他朝向的1100元。房租用于支付聘请的三个工人工资,厨师每天做两顿饭,每月2000元,修建草木的园丁2000元,保洁阿姨每周打扫两次1200元。

饭厅里的小本子上,每人名字后面都跟着一连串“正”字:吃一顿早饭是一画,午饭和晚饭是两画,月底按“正”字笔画数结算。最初是按天算,有人提出对只吃一餐的人不公平,王桂芬把规矩改成现在的样子。

选房客时她挑的也是本地人,规避饮食习惯的矛盾。每家认真执行着轮流值日的规则,包括做早餐、买菜、帮厨、洗碗等。但周旋在11个人之间,王桂芬还是觉得累心。

“那能有多累?”

她回复了一个微笑,额头的皱纹更深了,眼神避开瞥向一边,欲言又止。

早餐结束后,68岁的俞幼蒂和63岁的金珏坐在窗边剥豆子。她俩是第一批入住的房客,平常被称呼为“渔儿”和“菊儿”,显得亲切。噼里啪啦的杭州话从她们嘴里蹦出来,像刚剥出来的豆子,“单买四块钱一斤,十块钱能买三四斤。”

空气好、房租便宜、饭菜新鲜便宜、有人做伴,是她们来这里的四大理由。每次值日买菜,她们喜欢多买一些,剥完的豆子拿塑料袋密封放进冰箱,雨天不用再去买,客人来了也方便加菜,最重要的是——省钱。

对价格的敏锐,大部分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岁月。王桂芬曾依靠那双手,白天拿试管调制盐酸硫酸,挣每月29.5元的工资。晚上她给女儿缝鞋子,应对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山路。其他人买菜她有时跟着去,“买不好进进出出相差太大。”

66岁的老蒋觉得没必要那么节省,“新鲜的菜4块钱一斤已经蛮好,她们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买了以后就冻上有什么好吃的?”

他做过电视节目编导,脑袋上总有一顶贝雷帽,今年1月份才搬进来,住在三楼朝东的房间。洗碗时,他把手机打开,边洗边听廖昌永的《草原之夜》。

他不明白,再过十几年想吃也吃不了,想动也动不了,这人生最后一段路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三个女的我不好讲,要是男的,我就要讲。”

“他姓蒋,很会讲的,可是呢,光讲不做。”渔儿的丈夫毛毛和老蒋争吵过,他说家务活老蒋从来躲着走,“媒体来他才来,平常不怎么来。他很热心,忙前忙后接待,这点还是要肯定的。”

毛毛也遭到过其他人的吐槽。

原先,晚上六个人打扑克,三人一组。毛毛输了牌很较真,会埋怨队友。于是,晚饭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此搁浅,大家吃完饭散步回来,各自回房。

结束了那些孩子般荒谬的纠纷,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坐在一张桌子上,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起同一个菜。

“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

6月22日一早,朱荣林、王桂芬和老蒋不到8点就出门了,到杭州电视台录节目。

地铁上,看到老蒋掏出三四页密密麻麻的稿纸,拿起钢笔又添了两句话,王桂芬不屑地笑了笑,“准备什么啊?人家问什么,随随便便讲就好啦。”

几个月来,媒体的邀约不断。

老蒋翻开一个文件夹,收藏着自2017年5月8日第一次公开招募老人至今的所有纸质新闻。

“没有一个媒体是我找来的,都是记者主动上门,说明什么?”老蒋经常引用《人民日报》时评文章里一句话,“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

根据文中提到的权威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占总人口17.3%。一般认为,老年人口占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上午10点,录影棚里的聚光灯打亮,照在三人脸上。16个嘉宾围坐在一起,关于养老新模式的两个小时讨论里,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集中在他们三人身上。

杭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徐主任发言说,目前政策仍集中在对“失能”、“失智”老人医养结合的保障建设方面,还没有关注到老年人向往更高生活品质的精神诉求,“抱团养老现在尚属于初期没有形成规模,政策仍有滞后性。”

老蒋觉得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到全社会,“能引起政府作为一个养老案例参考,我就够了。”

一位研究《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模式》课题的高校老师曾来到别墅拜访数日。6月17日,央视新闻频道关于朱荣林家“抱团养老”的节目播出后,他联系了毛毛询问最新情况。

他在微信中和毛毛说,“经济民主做得非常好,但是否可以复制,目前很难讲。”毛毛觉得这事非常依赖于组织者,“大姐劳心劳力,才得以维持。”

一年下来,朱荣林最没想到的,就是小别墅被放到聚光灯下,入住成员彼此之间的友好和矛盾似乎也都被放大了。

“小说啊,报纸啊,都有些夸张的呀。有一个作家,写一个鼻子(注:果戈理作品《鼻子》)就写了八千字。” 对朱荣林来说,热热闹闹的没什么不好,“我们这个岁数,名和利都已经是空头支票,就是玩玩吧。”一家香港媒体告诉朱荣林,之前录制的节目推迟播出,他回复短信:“never mind”。

他最关心的,是家里因人员过多产生的高额电费。按阶梯式电价政策,他家只有两口人,户均用电量从今年3月份起,就超过每月4800度,按最高区间收电费。一度电的价格从0.568元提高到0.888元,每月3000度电,要多花960块钱。

大把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社会”、“政策”、“养老趋势”这样的大词。相比为整个国家的老人解决养老问题的宏大意义,他们对自己追求的意义概括得很简短——“我活着,还健康。”

节目录制现场,被问到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王桂芬说:“希望能有一个医生,每周来做一次体检。”

天黑得很慢

录完节目已是下午1点多,早晨的雨一直没停。

朱荣林撑伞走在雨中,小号淡绿色衬衫裹着瘦弱的上半身依然显得松垮,露出白背心和凸出的锁骨。双肩包里,他背着王桂芬的黑色披肩和两杯冲好的泰国咖啡,用软布保温套包住。

坐了7站地铁后,两人在回家途中下车,到省新华医院开药,回到家时已经下午3点50分。他们专门去一趟要消耗一上午的时间和体力,朱荣林不想浪费这次宝贵的进城机会。

因为离市区医院太远,渔儿和毛毛因为身体原因马上要搬离别墅了。

今年1月份的一天,渔儿晚上7点正准备漱口,突然感到头晕、心悸,本想睡下休息一会儿,又不由担心,“我们家毛毛不在,万一夜里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

毛毛今年69岁,身高1米81。年轻时在黑龙江鹤岗附近的建设兵团劳动时,玉米面贴饼子二两一个,他一顿吃八个。现在两天也吃不了那么多,体重却从132斤变成190斤。

渔儿发病时,他正在泰国旅行。当晚,120急救车把她送到附近瓶窑镇的医院,到了医院,渔儿不舒服的感觉减轻了许多,没有检查出详实的病因。她猜测是冬天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毛毛很后怕,“要不是有大姐她们打电话叫车,老周和玲玲陪着去医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人,晚上10点躺下,早上4点醒来。别墅的夜晚很早就安静下来,却没那么容易沉睡。

夜里1点半醒来,朱荣林依靠安眠药可以继续睡到4点半。早上8点多,他碰到刚起床的老蒋便调侃:“你现在睡那么多觉干吗?以后有的是时间睡,你丈母娘不是在养老院里天天睡觉吗?”

别墅里,大多数房间是两张单人床,起初是双人床的也让大姐换掉了。打呼噜、翻身、起夜、睡不着,这些上了年纪后一股脑冒出来的问题,一张床上很难共存。“如果有条件,最好是一人一间房。”

录节目那天是夏至,一年中天黑得最晚的一天。

三天前,老蒋刚从书店买回一本书:《天黑得很慢》。

作者周大新在讲述写作缘由时提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提着两袋洋葱站在四层楼的单元楼前面说,“这两个洋葱太重,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上去。”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晚年力气被剥夺后深深的无力感。

从书店回来天色已晚,老蒋家5岁多的小母狗“格格”正在院子里等邻居家的小公狗。

妻子外出不在,这只黑白相间的中华田园犬被他带到这里。吃饭时,它用鼻子轻轻推着老蒋屁股下面的木凳子腿。老蒋一站起来,它又一声不吭跟上他的拖鞋。

买书那天下午出门时,他看到“格格”在等那只棕毛狗,一直等到天黑。老蒋拍下这一幕,准备写进日记,“陌生的环境里,动物尚且有社交需求,人呢?”

从六十岁退休到八九十岁失去官能和智力,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在学习衰老的日子中,他也记录着这些时光,“也许哪天我也写一本书”。

对老蒋来说,狗是晚年重要的伙伴,如同《简·爱》里罗切斯特的猎狗派洛特,当他眼前一片漆黑时,狗依然在身边。

“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

从医院回到家时,一对老人已等在朱荣林的客厅里。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毛毛和渔儿要搬走的消息,赶来看房子希望入住。

老太太74岁,上楼梯时迈两步才能登上一级台阶。老伴78岁,耳朵不太灵光。王桂芬觉得年纪偏大,让他们登记姓名电话,本想等周末见完其他房客再决定,但禁不住他们的诚意,最终答应试住三个月。

她回来前,毛毛已打听清楚,这对夫妻自家有房,买菜做饭亲自动手,且住得离城里远,不需要经常看病。

“他们是真心诚意要来一起住的,不是没地方住来讨便宜,和我们当初是一样的。”出于无奈离开,他希望新来的人,可以把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他伸出两根食指拼成一个“人”字,又粗又圆的手指肚挤在一起,形成相互支撑的结构,“认识了大家,我是很高兴的。”

“以前都说养儿防老,但他们自己都养不过来。”他的儿子是丁克家庭,夫妻俩是驴友,在一家综艺节目的剧组工作。他对儿子的生活模式早已放弃了发言权,“人这辈子,没有多少年能自己做主,能为自己活,蛮好的哦。”

微信的收藏夹里,长长一列全是儿子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照片。“这是他和邓超,这个是江一燕”,他指着蔡少芬说,“这好像是香港的。”

每个月,儿子最多来家里一次,“就来吃顿饭,6点开饭,5点半才到,7点一过就走了,好像是完成任务。”

这里的房客大多和毛毛一样,是两夫妻加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孩子在1978年后出生。他们觉得是被子女“抛弃”的第一代,也是大规模住进养老院的第一代。

来到这里,是为养老院里最后的生活预习,预习着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

最舍不得毛毛和渔儿的,是菊儿。去年9月,菊儿下楼梯时右脚摔伤动不了,渔儿连续三个月给她擦身洗澡,每周一次。她一直喊渔儿丈夫的小名“毛毛”,临要搬走才知道,他叫叶季华。

菊儿的丈夫老周是11个人中话最少的。吃完饭离席时总是悄然无声,没人值班时默默跑去洗碗。若不是每天大门口至少两三个网购的快递盒子,他在这座房子里几乎没有存在感。

夜里睡不着时,他打开手边的投影仪,各种各样的电视剧投到天花板上,他躺在床上戴着蓝牙耳机,盯着天花板,度过失眠长夜。

他最想参加的生存实验是在太空舱里生活180天。孤独,他觉得可以过关,但身体恐怕承受不住。

“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离开是必然。”老周的话掷地有声,正如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小说《步履不停》中所书写的——

“我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但那也只是迟早。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但即便如此,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

下午6点,又到了晚饭时间。小张系着花围裙,一盘又一盘刚炒好的菜从厨房端上来,冒着热气。朱荣林缓步走到楼梯口大喊一声:“吃饭咯!”

“来咯!”木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A12-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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