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底，我在海峡岸边交卸了第38军军长的职务，改任第56装甲军军长，它正在德国内地成立军部。对我而言，总算是满足了一个心愿，因为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我一直很想指挥一支机械化部队。
当然以军长的地位，事先是无权过问对俄战役的一切问题的。我个人是到1941年5月才接到作战命令，也不过是指示我这个军属于哪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已。
所以对1941年对俄作战的一切实际指导，我不能象对西线战役那样的加以评论，因为西线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曾经受到我个人的影响。
不过，我想有两个因素可以加以探讨：
第一是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如果别人都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对俄国的资源和红军的战斗素质估计过低。因此，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线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第二个因素是在最高阶层——即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未能获得战略上的统一。这种批评对全盘作战计划和1941年战役的执行都同样适用。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以政治和经济考虑为基础。其内容为：1.占领列宁格勒(他认为这个城市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利用这个手段，他认为还可以与芬兰人携手支配波罗的海。2.占领乌克兰原料地区，顿涅茨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和高加索油田。他希望占领这些地区即可使俄国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反之，陆军总部却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然后才能征服和守卫这些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区，他们认为只有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遭遇到俄军主力，因为这个城市是俄国权力的焦点，那是这个政府不敢冒险丢弃的。这又有三个原因：1.比起1812年的情形，莫斯科现在已经真的变成了俄国的政治中心。2.如果在莫斯科以东和环绕该城的军备生产地区丧失了，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损失。3.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莫斯科恰好处在俄国欧洲部分交通网的中心。该城如果丧失，那么俄军的防线就会裂为两段，而俄国统帅部也不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作战了。
从战略上来说，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分歧似乎就是：1.希特勒希望在两翼寻求决战。(照当时双方兵力的对比和战场的辽阔程度来判断，德国的力量似乎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决战)。2.陆军总部却想在中央寻求决战。
德军对作战的指导，最后就是以这种基本的战略分歧来作为基础的。虽然希特勒同意陆军总部建议的兵力分布，把两个集团军群配置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的北面，而只把一个集团军群配置在它南面，可是在整个战役中，对战略目标的问题始终争论不决，其必然结果就是，不仅希特勒无法达到他的目标，那是过于遥远了，而且也使陆军总部的目标发生了混乱和动摇。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命令中所规定的“一般意图”全文如下：“用果敢的作战，包括装甲先锋的深入突破在内，毁灭位于俄罗斯西部的俄军主力，并阻止其有战斗价值的部队退入俄国腹地。”从根本上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战略公式，甚至是战术公式。应该感谢德军优秀的参谋业务和战斗部队的英勇善战，所以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而且差一点就使俄国军队濒于失败的边缘。但是这种公式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作战计划，它的准备与执行都要求高层的意见应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兵力比例和攻击距离的遥远，似乎应假设要分两次战役才能毁灭俄国军事力量。
不过以我这个军长的身份而言，当然对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与意图不够资格过问。因此，我在当时自然没有怀疑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存在着这样重大的战略分歧。可是不久甚至于在我这个阶层也开始感觉到这种分歧。
第56军属于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预定从东普鲁士进攻。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布元帅)的任务为从东普鲁士前进以毁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敌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普纳上将)则奉命挺进到迪纳斯克(Dvinsk) [ 校对者注：陶格夫匹尔斯 ] 对岸直达德维纳河(Dvina)上以占领一切渡河点，并继续向奥波切卡方向前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右面的是第16集团军，司令为布施上将，应通过科夫诺(Kovno) [ 校对者注：考纳斯 ] 前进；在它左面是第18集团军，司令为库茨勒将军，向里加方向前进。
6月16日，我到达第56装甲军集结地区。霍普纳上将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已经下达命令：
第56装甲军(第8装甲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0步兵师)应从梅梅尔河以北和蒂尔斯特以东的森林地区向东突破以达通向科夫诺东北迪纳斯克的大路。在其左面，第41装甲军，军长莱因哈特将军，下辖第1和第6两个装甲师，第3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69步兵师，应向贾科勃斯塔特的德维纳河渡口前进。党卫军“骷髅”师也属于这个集群，一开始跟在后面前进，然后再跟在进展最快的一个装甲军后面前进。
要想切断在德维纳河前方的所有敌军并赶上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期限，那么完整地夺占德维纳河的桥梁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条大河是个可怕的障碍物。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也就是一场赛跑，看哪个军先到德维纳河。第56装甲军注定了要做优胜者，因为根据情报显示，我们面临的抵抗将比第41装甲军轻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比我们军多一个装甲师。
我曾建议由我们军担任主力，以便找到敌人的最薄弱环节。但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并不支持这个意见。在我尚未开始叙述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首先应说明一个事实，这足以说明军人的标准与政治领导之间的不同。
在攻击展开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最高统帅部命令，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主要内容就是对俘获的俄国政工人员一律就地枪决以示反共精神。
我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谓的“政委”，其身份的确很特殊。他们不能算是军人，但又不像牧师，军医和战地新闻记者可以获得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反之，他们是一种疯狂的斗士，如果从传统的战争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战斗活动几乎可说是非法的。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监视俄国军人，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把残酷带入战争中，这与军人行为的传统态度完全不合。使战斗方法和俘虏待遇完全违反海牙公约的规定都应该归咎于这些“政委”。
不管对政委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应采取哪种看法，可是要将俘虏就地枪决还是违反了军人传统。如果执行这类命令不仅有损军人荣誉，而且更会打击士气。所以我责无旁贷，向上级报告说在我指挥之下的任何人都不会执行这个命令。我的部下大都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行动都完全一致。我的上级也赞成我的态度。不久，要求撤销这个命令的努力也终于生效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命令只会促使俄军的政委们用一切最野蛮的手段迫使其部队拼命打到底。
6月21日13时，我们奉命于次日凌晨3时开始攻击。骰子已经掷下。
因为在梅梅尔河以北森林地区分配给我军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只能先让第8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向敌军边界阵地实行突击。这时第3摩托化步兵师还留在河南岸。
最初我们在边界附近地区只遭遇到轻微抵抗。但不久就被有良好准备的碉堡网所阻，直到正午，第8装甲师在梅梅尔河以北才突破了敌人的要塞，克服了这一关。
在第一天，俄国军队已经露出真面目。我们前进不久就发现以前被敌军切断的一个德军巡逻队，所有人员都被*死，尸体也已被分解。我和我的副官惯于在敌人尚未肃清的地区中来往，看了这种残酷的景象，都认为碰到了这种对手，最好是不要被他们所俘虏。以后，我们常常碰到俄军举手投降，可是等德国步兵走近之后，他们会马上抓起武器射击。还有俄国的伤兵也会装死，等我们部队走过之后，就从背后放枪。
照我们获得的一般印象，前线敌军部队似乎并未感受到突然袭击的压力，可是俄国的指挥体系至少不能说是反应敏锐，所以他们虽然有强大的预备队，却始终没有以任何协调的方式投入战斗。
关于俄国部队的部署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曾引起很多辩论。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俄国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数量，以及在比亚威斯托克和腊瓦两个地区附近所集中的强大装甲兵力，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附和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俄国迟早会采取攻势。不过反过来说，俄国在1941年6月22日的兵力展开，又不能说俄国是准备立即采取任何以侵略为意图的行动。
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象的应该是，俄国部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为了占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俄国早已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无疑在1941年6月22日，俄国部队还是散布在这些纵深地区中，所以只可能用于防御性任务。不过一旦德国的政治或军事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这种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转变的。不需任何延误，俄国部队就可以马上转向进攻。所以虽然直到6月22日为止他们在形式上还是采取守势，但俄国的部署对于第三帝国而言却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只要一出现有利机会——军事的或政治的——俄国就可能会直接向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在1941年夏季，斯大林是可能宁愿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的。但是如果国际情况的发展迟早变得使俄国当局认为可以向德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时，那么这种临时性的防御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转变为攻击性质。也就是我所说的足以应付任何情况。
图6 第56装甲军向俄国境内的长驱直入
现在再回到我们第56装甲军方面。
如果这个军要想达成完整占领德维纳河渡口的任务，必须集中全力于两件事上。第一天，它必须突入敌境达五十英里以攻占在埃罗戈拉的杜比萨河的渡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我对杜比萨河地区颇有认识。这是一个深陡的峡谷，任何坦克都无法爬上那样陡的斜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铁路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建好一座木桥。如果敌人现在来得及把埃罗戈拉的大型公路桥炸断，那么本军就会无法前进，而敌人也就有时间在该河对岸陡坡上建立防御阵地，那无论如何都将是难以突破的。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用突袭方式攻占迪纳斯克的桥梁的可能。埃罗戈拉的渡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必不可或缺的跳板。
军部的要求虽然似乎很过份，但是勃兰登堡将军的第8装甲师还是完成任务——我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该师在一起。在突破敌方的边界阵地和压倒其后方的一切抵抗之后，终于在6月22日黄昏时分用一支搜索兵力攻占了埃罗戈拉渡口。第290步兵师也用打破纪录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前进。正午，第3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始渡过梅梅尔河并指向埃罗戈拉以南的渡口。
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要想在迪纳斯克获得成功，第二个条件是本军应不顾其两侧的部队能否齐头并进，都必须勇往直前冲到该地为止。我们能否完整地攻占那些宝贵的桥梁，就要看敌人是否将遭受到完全的突然袭击而定。自然我们也深知这个行动不免要冒相当的危险。
一切不出我们所料，本军运气不错，遭遇到的是敌军防区中较弱的一段。敌军虽然一再反击，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我军还是很快击破了敌军的抵抗。当我们左面的第41装甲军在沙夫利附近被敌军坚强阵地所阻，而在我们右边，第16集团军的左翼还正在争夺科夫诺的时候，到6月24日，第56装甲军实际上已经在维尔科米尔地区到达了迪纳斯克公路，已经深入敌境达105英里远，不仅超过了两侧的德军部队，更把边界地区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现在只要再前进80英里，就可以到达迪纳斯克诸桥。但是我们能否维持这样的速度呢？敌人必然会用其精锐的预备队向我们反攻。而且他们至少可以暂时填补我们后方的空隙来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但是尽管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由于谨慎的缘故而让幸运之神溜走。虽然第290步兵师自然赶不上本军的其他部队，不过由于有这个师跟在后面，却使我们获得了相当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它也更加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否则那些敌军就可能攻击我们的后方。此时，军部正率领两个机械化师向迪纳斯克的目标猛进——第8装甲师走上了公路，第3摩托化师则沿着公路以南比较困难的小路前进。这两个师一路击退了敌军用来反攻的预备队。在这些战斗中，有些颇为激烈。敌军损失了70辆坦克(约相当于我们全部坦克兵力的一半)和许多火炮。在这个阶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收容俘虏。
6月26日清晨，第8装甲师已经到达迪纳斯克城外，上午8时我在该师师部接获报告，得知我们的冲锋已经夺取了两座大桥。在该城内和德维纳河对岸，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大公路桥已经完整无损的落到我们手中。奉命炸桥的哨兵在距离桥头几码远的地方被击倒了。铁路桥也只受到轻微的炸伤，可以照常使用。第二天，第3摩托化步兵师又用突袭方式攻克了该河游的另一个渡口。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在进攻尚未开始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可能，我们预计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迪纳斯克。我回答说如果4天之内达不到目标，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完整的攻占这些渡口。现在从零时算起，我们的确在4天又5小时之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照直线计算，我们已经一口气冲入敌境达200英里。我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原因是上下一心，都不惜冒最大的危险，直向目标冲进。当我们驱车越过那些大桥进入迪纳斯克城时，的确感觉到不胜荣幸，尽管敌人在撤出该城时已经将城市的大部分都焚毁了。尤其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太高，所以更加感到满足。
当然仅就德维纳河北岸而言，我军的地位也不能算是太安全的。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的左翼都还在我们后方，分别相隔60英里和100英里的距离。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夹着几个俄国军，现在都正向德维纳河撤退。我们一方面要严防敌人在北岸全力攻击我们，另一方面又要监视南岸，以对抗从南面逼近的敌军。我们的处境极为危险。不过我们对目前这种孤立的情形却并不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情形决不会无限期拖下去，相反，使我们最焦虑的却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倒底是列宁格勒还是转向莫斯科呢？6月27日，装甲集团军司令坐了一架轻型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看我们，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我们应该合理假设，作为一个装甲集团军司令，对未来目标总应该有一点概念，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我们的热情却被下达的命令所打消——那是要我们拓宽迪纳斯克周围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畅通。我们必须等候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左翼的前进，他们奉命在贾柯布斯塔德渡河。
虽然这的确是最“安全”的参谋学院的答案，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新思想。照我们看来，当我军突然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现时，一定会使敌军发生相当的混乱。他们很明显是想倾全力把我们赶过河去，并且到处搜罗兵力来参加攻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有机会用优势兵力有系统地对抗我们。如果我们笔直向普斯科夫挺进——当然同时仍应确保德维纳河渡口的安全——而同时，装甲集团军又用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通过迪纳斯克前进，于是最可能的就是，敌人还是会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向我们发动零星的反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无法打一次正式的会战。至于那些留在德维纳河以南的敌军残余兵力，就可以留交后续的步兵部队加以扫荡。
不用说当一个单独的装甲军——甚至整个装甲集团军——冒险深入俄国腹地时，当然是越深入就越危险。相反，一支在敌后作战的坦克部队，其安全程度大致依赖于持续运动的能力。一旦它停止不动，马上就会从四面八方受到敌军预备队的攻击。
图7 第56装甲军攻占迪纳斯克后北方集团军群7月26日的情况
但是最高统帅部不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这并不怪他们。就目前而言，列宁格勒的目标似乎正离我们远去，却让我们在迪纳斯克干等着。一切都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现在到处抽调援兵——不仅从普斯科夫，甚至还从明斯克和莫斯科。不久我们就被迫击退他们在北岸的攻击，有几处阵地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反击过程中，第3师收回了一些暂时放弃的地域，我们部队发现有3个军官和30个士兵的遗体留在一个*包扎站中，那本来都是留在那里的负伤人员，但却遭到屠*。
在以后几天，俄国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的桥梁。他们以疯狂的勇气，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进行低空攻击，但却被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曾经有一天他们就损失了64架飞机。
最后在7月2日，我们又能够再次运动了，此时党卫军骷髅师已加入本军作为第三支机动部队，而第41装甲军也已在贾科勃斯塔特渡过了德维纳河。对于继续前进的任务，第4装甲集团军所分配的是尔热希扎-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轴线。所以现在总算是认定列宁格勒为目标了！
虽然如此，从本军用突袭手段冲到迪纳斯克时算起，已经浪费了6天时间。敌人已经有时间来恢复震惊，本来当德军突然在德维纳河北岸出现时，他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了。
本来象第56装甲军对迪纳斯克进行的这种坦克深入突击，必然会在敌人的交通地区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敌人的指挥体系，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协调一切对抗措施。可是现在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决定巩固德维纳河阵地，就使这些优势开始动摇——尽管集团军总部的动机很好，但是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是否还有那样的好运呢？这似乎值得怀疑。很明显，唯一机会就是这个装甲集团军应该以一个整体行动。不过，它却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敌人的抵抗并不足以阻止其前进。
不过在开始时，这个装甲集团军却是很平均地从迪纳斯克-贾科勃斯塔特一线向普斯科夫方向前进。第56装甲军沿着迪纳斯克-尔热希扎和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大路之东前进，而第41装甲军则在其左方。敌军的抵抗已经比在战役最初几天更为顽强而有秩序，但是仍然一再被我军击败。
装甲集团军现已接近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俄国边界构筑，从普斯科夫以西的普斯科夫湖的最南端起到大卢基为止。在这个阶段，集团军司令部又把主要道路分配给第41装甲军，由它继续向奥斯特罗伊前进。而第56装甲军则转向东面对大卢基和奥波切卡前进，这个意图是我们应该突破斯大林防线，并从东面迂回假设以普斯科夫为基地的俄国强大装甲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确实存在，而第56装甲军又能迅速执行这个行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不过照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按照所命令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军必须要越过斯大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所以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主张两个军都应维持原有的前进轴线直扑奥斯特罗伊，结果还是毫无效果。我应该很遗憾地说，我们对那个沼泽地的忧虑不幸言中了。第8装甲师到达了越过沼泽地的木质栈桥，但是它早已被一个俄国摩托化师的车辆所阻塞。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道路清理出来并修好已被炸毁的桥梁。等该师最后从沼泽地中钻出来时，又遇到了强烈抵抗，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第3摩托化师只找到一个狭窄的栈道，这是他们的车辆所无法通过的。所以只好又撤回来，奉命跟在第41装甲军后面向奥斯特罗伊前进。
当党卫军“骷髅师”向大卢基前进时，它遇到的地面较好，虽然包括了一道坚强的混凝土要塞线在内。现在该师就显出其内在弱点，由于军官和士官缺乏认真训练和适当的经验，所以这也注定了无可避免。单就纪律与外表而论，这个师毫无疑问可以使人获得良好印象。我甚至有理由称赞他们非常良好的行军纪律——这对摩托化部队的有效运动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个师在攻击时非常勇猛，在防御时也十分坚定。以后我曾经好几次指挥过它，认为它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党卫军师。当时它的师长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不久就负伤死去。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10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编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兵员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给读者一个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联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炮火，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要时老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无异于把指挥交给了幕僚。在许多情形中，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却决不正常。
当然最后的关键还是指挥业务应有合理组织，对于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应不惜任何代价使其维持连续性。
军部的后勤部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是军长和他的作战部门为了使他们与机械化师经常保持接触，其战术司令部每天必须推进一次甚至两次。所以这个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要把人员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讲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来寻找安居之所。在法国作战时我们住的都是城堡别墅。可是东线的小型木屋却丝毫不能吸引人，尤其是里面充满了臭虫。所以我们的战术司令部经常在帐篷里，另外加上一些通讯指挥车辆。我自己总是与我的副官共用一个睡袋睡在一个小帐篷中。在这次长驱直入的行动里，我睡过不到三次床铺。唯一不肯睡在帐篷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军事助手，他宁愿睡在自己的车子里。不幸的是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门外面，所以经过一夜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会无法脱下。
我们通常在主要前进轴线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们的小帐篷，如有可能，总是靠着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饭之前匆匆下水洗个澡，或是在从前线上回来时洗去满身的尘土。
参谋长自然总是留在指挥部应付工作和电话，而我在白天——常常还包括一部分夜晚——经常在路上跑动。通常我总是在接获了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和发出必要的命令之后，就趁一大早出发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中午我又回到指挥所中停留一下，然后又去视察另一个师。等到我再回到指挥所时，它可能已经换了新位置。这时天色已黑，而我们也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总是应该感谢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远见，他会预备一只烤鸡和一瓶好酒来特别的款待我一次。
当然，这种有弹性的指挥方法只是因为有了无线电之后才有可能性。我总是带着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一同行动，我的通讯官科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员，他以后成了一位少校参谋。他使我与军部之间从不失去联络，对于前线情况可以经常获得报告，并且我在前线所作的决定也可以立即传达回去。更应补充说明一句，当我在战后入监期间，科勒更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朋友，曾多次帮助我妻子。
除了我的驾驶员纳格尔和舒曼以外，经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他是最好的骑兵军官，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是我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他最喜欢陪同我一起去进行搜索行动。我当军长时，这种机会较多，几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线。以后当我升任集团军司令后，就不能那样天天往前线跑，于是他就变得很不高兴。这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常态，我总是设法使他有领导战斗的机会。在克里木，他曾两次率领搜索中队，发挥出极大的机智与勇敢。当我们在列宁格勒前线时，我派他到一个师去服役，但是中途因为飞机失事牺牲。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在再回到第56装甲军方面。到7月9日，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的企图——派我这个军从东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敌军——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泽地，另一就是敌军的猛烈抵抗。现在已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军部和第8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奥斯特罗伊进发，第3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尽管如此，自从离开迪纳斯克以来，依照7月10日所获得的情报，本军也已经击溃了敌方的四、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这些兵力远比我们自己要强大得多。除了我们已经收容了好几千名俘虏以外，自从离开德国国境以来，我们的战利品一共有60架飞机，316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内)，205辆坦克和600辆卡车。不过敌人虽已被迫向东退却，但却并未遭到毁灭——不久这个事实就变得很明显了。
现在这个装甲集团军已经集中在奥斯特罗伊周围，我们军部希望能迅速向列宁格勒前进：我们自己通过卢加，而第41装甲军则通过普斯科夫。照我们看来，这样可以使我们获得最好的机会，不仅能迅速攻占该城，而且还能切断面对第18集团军的敌军，不让他们经过里窝尼亚退入爱沙尼亚。在东方侧面保护这个作战的责任则应由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前进的第16集团军来担负。
不过装甲集团军司令部所决定的办法却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根据最高级当局的命令。
第41装甲军奉命沿着大路，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第56装甲军又再度被拉向东方，奉命通过波科霍夫-诺夫哥罗德进向丘多沃，以求尽量提早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这个任务固然也很重要，但却又再次使这两个军分开得太远，结果使每个军都缺乏必要的打击力量。尤其是在这一面遍布森林和沼泽的地形，事实上很不适宜大型装甲部队的行动。
更令人遗憾的就是党卫军骷髅师又不由第56军指挥了，它在大卢基奥波切卡地区的任务改由第290步兵师接替。这个党卫军师现在留在奥斯特罗伊以南担任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于是又像离开德国边界时的部署一样，集团军主力再次放在左翼的第41装甲军方面。至于第56装甲军则奉命只用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东往丘多沃进行大迂回运动，而且由于党卫军师不再在其右面成梯次跟随前进，所以南翼也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如果再考虑到敌军虽已被击败，但却并未被歼灭，就可以明白这种危险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坚信本军将继续从运动速度中去寻找安全保障。
第3摩托化师在奥斯特罗伊归还本军，它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已于7月10日攻克了波科霍夫，现在奉命沿着一条次要道路向北前进。第8装甲师奉命通过佐尔基什前进以夺占姆沙加河流入伊尔门湖处的重要渡口。
经过一连串战斗，其中多数都很激烈，本军在以后几天之内仍能继续前进。除了7月14日清晨敌军曾在斯赫伦河北岸攻击本军指挥部以外——很显然是敌方的搜索兵力——敌军就未曾威胁过我们南翼的开放侧面。同一天在我的坚持之下，第8装甲师在击败了有炮兵和坦克装备的敌人，攻克佐尔基什之后，挺进到姆沙加河地区，不过却发现桥梁早已被炸毁了。
此时，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把它的前进主力向卢加公路的西面移动。它已经把第41装甲军的三支机械化部队都向北调动以阻止第18集团军前方的敌军从普斯科夫湖以北通过纳尔瓦撤退。该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269师)还留在到卢加的公路上。所以第56装甲军在向丘多沃的大迂回运动中，现在就更感孤立。所以我们立即向集团军司令部提出要求，指出如果我们这个军还想达到原定目标的话，就必须立即获得党卫军骷髅师和第16集团军第1军的密切支援，他们都与我们相当接近。
不过这个要求尚未获得答复，第56装甲军却已开始遭遇困难。7月15日清晨，我们在佐尔基什以西和斯赫伦河岸边的军部指挥所中接到了几个极不愉快的报告。敌人已经向第8装甲师的侧翼(现在一直延伸到姆沙加河)发动了强大攻击，同时又从南面越过斯赫伦河进攻。这就是说位于佐尔基什与姆沙加河之间的第8装甲师战斗部队的主力与该师的后方支队(军部也在一起)之间的联络将被切断。不仅如此，敌人还在我们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其强大兵力正从南面向我们的补给线进攻。同时，已经向北面前进得更远的第3摩托化师，也发现自己正受到敌方优势兵力的攻击，那是从乌托戈什的北面和东北面发动的。
很明显，敌人的意图是想包围孤立中的第56装甲军。因为党卫军“骷髅师”未能沿我们后方右侧面作梯次跟进，所以才使敌人可以集中位于我们南方的兵力，越过斯赫伦河向我们进攻，同时，由于第41装甲军已经离开卢加公路，结果在那一面强大的敌军也腾出手来，他们现在正向我们北方侧翼进攻。
我们此时的处境实在很不乐观，我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一次所冒的危险是否太大。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掉以轻心，所以对南侧的敌人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呢？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又是否还有机会完成任务呢？照现有事实看来，我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经过佐尔基什把第8装甲师撤回以避免受到包围。第3摩托化师也应该摆脱战斗以使本军恢复行动自由。以后几天，敌人都在倾全力执行包围作战，除步兵师之外又加上两个装甲师，并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支援。第8装甲师终于还是从佐尔基什向西突围并实行*，尽管一度曾经暂时依赖空中补给。第3摩托化师在摆脱敌人之前，一共击退了17次连续的攻击。同时，当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又把党卫军师再度拨交我们指挥之后，就能肃清本军补给线上的残敌了。
图8 第56装甲军在佐尔基什附近被围
到7月18日，这个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本军现在在德诺附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正面，大致面对着东面和东北面。由于第16集团军的第一军现在已经冲向德诺附近，所以我们原来在南翼的威胁也已解除。
我们俘获了一架联络飞机，有伏罗希洛夫元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也使我们更感到放心。我于1931年在莫斯科与伏洛希罗夫元帅有一面之缘，他现在正指挥着面对我们的这个方面军。这封信的内容不仅证实了俄国陆军的相当部分都已被歼灭，而且特别提到了在佐尔基什附近的战况。
当被包围时，我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就只有飞机和无线电。可是等我们的交通线恢复之后，官样命令又马上如雪片一般飞来。其中有件事值得一提，那是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令。因为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对本军的被围曾经举行了一个过早的庆祝节目，并报告说已经俘获了某种有关我方多管火箭发射筒的机密资料。俄军对这种新兵器明显感到厌恶，因为它们可以发射燃烧弹，面对着我们的俄军早已用明码无线电向我们提出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就会用毒气来报复——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因为俄军自己的化学战防御工具是不完备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俘获这些资料后，自然要大吹大擂一番。现在最高统帅部就要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机密文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很明显那不是从战斗部队手中夺去的，而是当俄军切断我们补给线时从某个运输纵队缴获的。当装甲部队在我方正面深远前方作战时，这类事情必然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对最高统帅的查询据实呈报，并补充说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今后我们深入敌纵深以不超过60英里为原则。
7月19日，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告诉我们，现在已计划派第56装甲军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已经集结在卢加公路上的第269步兵师已拨交给我们指挥。我们所主张的集团军全部兵力应集中在一起的建议，还是未被采纳——我们主张宁可跟着第41军从纳尔瓦以东前进(那里有四条可用的道路直达列宁格勒)，而不愿沿着卢加轴线前进，因为那必须通过森林浓密地区。
此外，我们必须首先与第1军配合向东攻入姆沙加河地区，那是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很显然最高统帅部还是不想放弃大迂回运动的计划，甚至还准备绕到伊尔门湖以东去。就目前而言，我们与第1军不得不又卷入新的战斗中。敌人也终于被赶到姆沙加河对岸去了。
7月26日，陆军总部第一副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来我军视察。我把当前情况讲给他听，告诉他我们这个装甲军是如何在一个最不适宜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中把实力逐渐消耗掉了。我也请他注意到分散这个装甲集团军兵力的不利。我军的3个机械化师已损失6,000人之多，而部队和装备也都已经用到了最大限度，尽管第8装甲师在休息几天之后还是设法使能用的坦克数量从80辆增加到了150辆。
我告诉保卢斯，最好的办法是把整个装甲集团军从几乎毫无希望迅速前进的地区中撤出来，而转用到莫斯科方面去。反之，如果进攻列宁格勒和穿越丘多沃执行大迂回运动的计划一定非保留不可，那么就必须使用步兵直到肃清森林地区之后，我们这个军必须保留起来以便对列宁格勒作最后突击，否则等这些机械化师到达列宁格勒时就会丧失战斗力。我又指出，无论如何这样的作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想迅速占领列宁格勒城和海岸线，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应该集中装甲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在纳尔瓦以东地区并且向该城进攻。
保卢斯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事实的变化却与这种想法大相径庭。当第16集团军，包括第1军和刚到达的另一个军，已经接替了伊尔门湖以西姆沙加地区的防务之后，第56装甲军就应该从通过卢加的道路改向列宁格勒进攻。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总共只分配到3个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第269步兵师和新到的党卫军警卫师。
这种办法进一步分散了装甲集团军的机械化兵力。党卫军骷髅师仍留在伊尔门湖边，由第16集团军指挥。而第8装甲师则由集团军司令部收回作为预备队，它暂时被用来肃清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这个任务不仅太浪费，而且也极不适当。这个军现在只有一个机械化师(第3摩托化师)在卢加地区，而第41装甲军在纳尔瓦以东的战斗中却用了3个师。古德里安上将对装甲兵的使用曾拟定了一条格言，就是“不准分散，只准集中”。而我们的情形恰好与这种理论相反。我们一切要求保留这3个机械化师的努力都完全失败了。经验早已证明，当兵力日益缺乏时，只有极少数指挥官还能设法维持整齐的战斗队形并避免分散他们的部队。
如果要我对卢加附近的战斗加以详细叙述，也许需要太多篇幅。的确那是非常艰苦的战斗。几个星期以前，敌人在这个地区还只有相当微弱的兵力，现在却已经增加到一个完整的军，下辖3个师，并有强大炮兵和装甲部队支援。尤其卢加附近本是俄军的一个训练地区，所以敌人对周围的情形非常熟悉，此外，他们也有足够时间构筑适当的工事。
当这些战斗仍在进行时，我军又分配了新任务。最后，它终于奉命与在北面的第41装甲军汇合起来向列宁格勒进攻。可是即使到现在，还是只有军部和第3摩托化师能够调动，而第8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仍然继续执行其现有任务。
8月15日，我在卢加的任务移交给第50军，该军军长为林德曼将军，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朋友。接着我们开始向北移动。我们的新指挥所设在纳尔瓦西南约25英里远的楚德湖畔。道路是那样糟糕，我们花了8小时才走过125英里的距离。当我们到达楚德湖之后，那天夜间又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我们停止第3摩托化师的前进——它是跟着我们走的——并于明日清晨再转回去，改向在德诺的第16集团军报到。我们，连同第3摩托化师和党卫军骷髅师是刚从伊尔门湖地区抽回的，现在又马上要重新加入那一方面。对这样的调动，当然不会有人表示满意。也许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的军需处长克莱因斯密特少校，虽然这个消息要使他的补给运输安排转上一个180度的大圈子，可是他却依然兴高采烈，毫无怨言。
所以在8月16日，我们又沿着那条坏路再回德诺去。这一次的距离为160英里，一共走了13个小时。侥幸的是第3摩托化师还没有向北走多远，所以很容易将它调过头来，不过部队的感想如何却是我们不愿想像的。这种改变的最后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我们的总兵力不适当以及在列宁格勒、普斯科夫和伊尔门湖之间是完全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
当我们到达第16集团军司令部时获得的情况大致如下：第10军本来在伊尔门湖以南集团军群右翼作战，现在受到远为优势的敌军(俄国第38集团军，包括8个师和骑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节节败退。它正在伊尔门湖以南，正面向南进行困难的防御战，而敌人明显想从西面实行迂回。第56装甲军的任务就是紧急援救该军。我们这个军应采取的行动——可能的话应尽量不引起敌人注意——就是让它的两个机械化师进入德诺以东的敌军西侧，当敌军忙于攻击第10军时，就可以出其不意席卷他的正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任务，而党卫军师又归我们指挥也很使人感到愉快，唯一遗憾的却是第8装甲师未能参加这次作战。
到8月18日，这两个师秘密进入敌人西侧的伪装集结地区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当本军于次日清晨发动攻击时，敌人遭到了完全的突袭。我们从侧面席卷敌人正面的计划完全成功了，在以后的战斗中，第10军也转守为攻，与我们联合起来围剿溃败中的俄国第38集团军。到8月22日，我们已经到达斯塔拉雅-鲁萨的东南，虽然在沙质地面上几乎完全没有道路，但两个摩托化师的步兵还是继续徒步作战。在这几天，单是第56装甲军就已俘获12,000名俘虏，坦克141辆，火炮246门，以及许多自动武器和摩托化车辆。在战利品中有两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是一门崭新的德国88毫米高射炮，那是1941年才制造的。另一个是俄国的多管火箭炮，这是第一次落入德军手中。我特别希望把这件战利品送往后方，却发现车胎已经被人拆走了。调查之后发现这是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所*好事，他发现这些车胎非常适合用在我们自己的指挥车上。当他奉命归还原物时，表现十分幽默。
图9 第56装甲军向俄第38集团军侧翼的突击
当战斗部队用尽精力之后，于是就可以享受一次短假，于是又有撤回第56装甲军用在其他方面的议论，结果是第16集团军还是在伊尔门湖以南继续东进。不过到8月底，夏天的第一场大雨开始把所有路面都变成了泥沼，于是两个机械化师都暂时不能动弹。同时，敌人也在调集新的兵力来代替已被击败的第38集团军，沿着柯尔门-伊尔门一线，又有新的集团军番号出现——第27、第34和第11，三个集团军群。于是又有新战斗发生，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不拟详述。
第56装甲军在强渡波拉河之后，一直挺进到杰米扬斯克附近为止。除了敌军的抵抗已经日益顽强以外，沿着泥泞数尺深的道路前进，也使人员与装备都感到吃不消。在这个阶段，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各师方面，但即使是我那辆坚固的指挥车，也时常还是要用牵引车拉动才能继续行走。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在目标上的分歧。前者为列宁格勒，而后者则为莫斯科，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告诉我说他的意图是一直向东推进到瓦尔代高地为止，以便以后可以向加里宁-莫斯科轴线前进。可是北方集团军群总部却不同意。9月初，第57装甲军从中央集团军群地区加入北方集团军群作战。9月12日，我们又奉到指示，说不久就要向南移动，改归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群指挥。甚至一位军长对这样的调动也感到莫测高深，不过我却得出了一个总结论，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之间对战略目标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无论如何，在这几个星期，第16集团军(连同第56装甲军在内)所进行的战斗却可说是非常成功。到9月16日，德军统帅部就能够宣称俄国的第11、第27和第34这三个集团军的主力都已经完全被击溃。有9个师被认为已经毁灭，另外还有9个师也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惨重损失。
不过我们对这样的成就却还是缺少真正的满足感。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仗究竟是为什么而打。不管怎样，像我们在迪纳斯克进行的神速前进已经不会再有了。
我当第56装甲军军长的时间现在已经不多了，9月12日的夜间，帐篷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与一两位参谋正在打桥牌以消磨时间并等候黄昏情况报告。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的朋友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要与我讲话。通常这时来电话总不是好事，可是这次布施却把一个命令宣读给我听。
“步兵二级上将曼施坦因应立即前往南方集团军群总部报到，并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率领一个集团军独当一面了，任何军人都可以了解我此时的愉快和骄傲的心情。对我而言，这好像就是我戎马生涯的顶点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向所辖各师道别——可惜只能用电话——接着又向军部人员致谢。我对第56军所属的全体官兵深致谢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军部和各师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对于新职务和较大的任务，我当然感到很愉快。但是我却深知在军人生活中，最满意的阶段也许从此不会再有。这3个月中，我与战斗部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患难也共享成功的愉悦。今后，由于地位的关系，也许就不能再和部队如此亲密接近了。
在战役最初阶段，第56装甲军的长驱直入，真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的梦想。这种生活经验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了。离开我的军部僚属，也使我内心感到悲伤。尤其是我那有经验的参谋长埃尔维菲尔特上校，他是一个冷静超群的好顾问，其他人员也同样非常杰出。
当我于9月13日正式向我的老友布施上将告别时，我携同到新职位的部属就只有我的副官和两个驾驶兵。他们现在都已经作古。
假使我现在企图叙述第11集团军和其罗马尼亚战友在克里米亚所作的战斗，那么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想要纪念我那些在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伙伴们。同时，我也愿意为那些戎马余生的伙伴们，把整个的战局情况再讲述一遍，因为在当时他们对全局只有不完全的了解。
这些人员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的阶段中，曾经有过伟大的表现，面对着数量优势的对手，曾经累战累胜。在攻击和追击中，他们的进取精神无与伦比。当情况似乎毫无希望时，他们也还是能够挺身而斗，毫不动摇。他们常常不能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被迫向他们要求达成那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和他们为什么要转战许多地区和战线。可是他们却能把忍耐力发挥到最高限度，来执行这些要求，并且绝对信任其领导者。
除那些直接参战的人员以外，第11集团军在克里米亚的战役还有其值得注意之处，因为这是少数例证中之一个，一个集团军能在一个隔离的战场中独立作战，一切都由其自主，可以不受最高统帅部的干涉。这个战役经过了10个月的苦战，包括着攻势和守势的战斗，具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机动战、势如破竹的追击战、在敌人所控制的海中登陆、游击战、和对于坚强要塞的攻击等都在内。
最后，这个战役也非常有趣，因为在黑海半岛上，至今还可以找到希腊人、哥特人、热那亚人、和鞑靼人的遗迹。在1854-1856的战争中，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历史的焦点，在当时曾经大出风头的地名，现在又再度露面。
不过就作战方面来说，1854-1856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与1941-1942的战役是无法比较的。在前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享有海军优势和它所含有的一切利益；而在1941-1942年的克里米亚战役中，控制着黑海的都是俄国人。我们的第11集团军不仅要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而且还要对抗俄国制海权所带来的一切不利条件。
我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
1941年9月17日，我达到了尼古拉耶夫(Nikolayev)的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管其指挥权。该地为设在布格河口上的俄国海军基地。
我的前任舒伯特上将(Col. Gen. Rilter V. Schobert)在前一天已经安葬在该城之中。在他视察前线时，他的座机误落在俄军所布的雷区中，他和他的驾驶员都同时被炸致命。德国陆军损失了一位人格完整、经验丰富的前线战将。他的部队愿意跟着他走向任何地方。
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最优秀的，以后他们也就组织了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核心。在两年半的艰苦战争中，这许多优秀军官所给予我的帮助，是值得我永远记忆的。我们之间相处得极为融洽。当我于1944年被解除兵权时，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愿意与我同去而不想再继续干下去。
我的新职是很奇怪的，不仅只是我的指挥权由一个军扩大到了一个集团军而已。直到我到了尼古拉耶夫之后，才知道除了第11集团军以外，我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东线的这一部分，其实际的指挥体系很不易于安排。轴心盟军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负责，一共指挥着罗马尼亚第3和第4两个集团军，和德国的第11集团军。但同时他又受伦德斯特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总部的节制。而第11集团军司令部在安东奈斯库元帅与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就构成了一个连络站，并且就作战事务上对他提供意见。
不过当我到达的时候，实际情况又完全改变了。安东奈斯库所直接指挥的，仅限于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该部奉命进攻敖德赛。至于第3集团军则由第11集团军指挥。并直接接受南方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要一个集团军司令部除了其本集团军以外，还要同时控制另一个独立成一个单位的集团军，这已经是很够窘迫了，而当这另一个集团军又是同盟国的部队，则其困难当然就更会加倍了。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的，不仅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其组织、训练和领导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这本是盟军所惯有的情形——而且他们的战斗素质也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同盟军的作战，被迫不得不作较严密的控制，这对于我们自己的兵力通常是不适用的，并且从良好关系的维持上来说，也似乎是不适当的。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能与罗马尼亚的司令部和战斗单位合作无间，而并未发生任何真正的磨擦，主要的是因为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杜米特利斯库将军(Gen. Dumitrescu)所具有的忠忱。他以后升为上将。对于所有的罗军部队，直到师级为止，我们都派有德军联络组，他们的机智和坚定对于这种合作也是大有贡献的。
不过在这一方面，更值得一提的却还是安东奈斯库元帅本人。不管从政治家的角度对他有怎样的批评，安东奈斯库却要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良好的军人，而尤其是我们的最忠实盟友。一旦他决定使其本国与德国共命运之后，他就竭其全力动员罗马尼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潜力供我们使用。假使说事实上并未能完全如他所理想的那样好，其原因应在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内在环境中去寻找。无论如何，他对于他的盟友是始终忠诚的，我对于他的合作只有感谢而无任何批评。
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陆军，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多的弱点。虽然通常都是农民出身的罗马尼亚军人在物质要求上都非常低，而且也都能勇敢战斗；但是由于平均教育水准太低，所以要训练他们成为有思考能力、能够独立作战的战士，通常会很感困难，更不要说想使他们成为够标准的士官了。其中有些日尔曼少数民族虽能符合必要的标准，但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偏见却使他们难于获得晋升的机会。结果促使日尔曼祖籍的罗马尼亚军人，都设法想转入德军服役，当后者奉命不准收容他们时，又投入德国党卫军。
就罗马尼亚部队的内在安定性而言，其最大的弱点即为缺乏一个如我们所了解的士官团。恐怕今天的德国人也许都已经忘记了，在过去我们优良的正规士官团所负的责任是何等巨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罗马尼亚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中，有相当的比例不够水准。在多数的情况下，罗马尼亚的官兵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而这在德国陆军中被视为是当然。管理他们的人完全缺乏那种“普鲁士”式的传统。因为他们并无战争的经验，所以罗马尼亚的战斗训练完全不合近代战争的要求。这又引起了不必要的损失，并且也注定了会影响士气。其军事领袖自从1918年以来，就一直受到法国人的影响，所以其思想跳不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兵器与装备一部分已经陈旧，同时也不适当。对于反坦克单位尤其是如此，所以当他们遭遇到俄坦克攻击时，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守住其阵地。德军在这一方面能否给予他们比较有效的援助，对于许多其他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先决条件。
关于罗马尼亚部队在东线战场上的使用，还有一个最后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对俄国人具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在困难的情况，这却很容易产生恐惧现象。任何对俄国的战争中，若是牵涉到东南欧民族，则这就是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就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论，其斯拉夫种族意识更足以增强其内在的不安。
出对于罗马尼亚部队的战斗效率作任何研判时，还有一个的因素也是不可以完全忽视的。当我们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时，罗马尼亚早已达到了其基本战争目标，即比萨拉比亚的收复。即令所谓“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地区，即夹在聂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虽然希特勒已经劝说他们接受，但却并不在其真正愿望之内。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要他们向俄国境内深入，而他们又一向都那样害怕俄国，对于多数罗马尼亚人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观念。
尽管有上述的一切缺点和保留，但是罗马尼亚部队还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尤其是，他们经常愿意接受德国人的军事领导，而不像其他的同盟国，总是把面子问题摆在实际需要的前面。毫无疑问，安东奈斯库的军人心灵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当时我的顾问人员所告诉我的结论就是，一旦受到任何实质的损失，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就会丧失其攻击能力，而且只有以德军为骨干增强之后，才能适合于防御。
我所指挥的这个地区构成了东线战场正面的最南侧翼。概括来说，它包括克里米亚和查波罗齐(Zaporoxhye)以南的第聂伯河湾部分。它与正在第聂伯河以北前进的南方集团军群主力并无直接的接触，专就第11集团军的作战自由而论，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当我在俄罗斯北部的森林地区中，感觉到一个装甲军的运用非常困难之后，现在却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草原之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天然障碍物，尽管它也不能提供任何的掩蔽。那是一个理想的坦克之国，但不幸得很，第11集团军却并无坦克。
地形方面的唯一变化就只有小河，它们的河床在夏季中会完全干渴，形成深陡的峡谷，通常叫作”Balkas”。虽然如此，大草原的如此单调景色却也使它们具有一种奇异的风光。每个人都可能会一度为这种无限性的风景所迷惑，你可能仅仅凭着罗盘的定向，驾着车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途地形一点起伏都没有，而且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家。遥远的地平好像是一座远山一样，也许在它的后面就是天堂，可是行行重行行，天堂却永远达不到。只有电报线的电线杆打破这种永恒的寂寞。可是在日落时，这个草原却变得光辉夺目，气象万千。在罗格斯克(Nogaisk)大草原的东部，绕着美利托波尔(Metitopol)的东北面，我们遇到一些德国名称的村落。它们位置在肥沃的果园中，其建筑良好的石质房屋足以表示其过去的繁荣。居民还说着纯粹的德国话，但是几乎全是老人、妇女与小孩子，男人已经全都被俄国当局发配了。
最高统帅部交给第11集团军的任务必然要使它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一方面，在南方集团军群右翼前进，其意图为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敌军。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的主力应沿着亚速海(The Sea of Axov)的北岸，大致向罗斯托夫(Rostov)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军同时也应攻占克里米亚——对于这个任务应给予特殊的优先。其理由之一为假想该半岛的攻占能对于土耳其的态度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理由为敌人设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能够构成巨大的威胁，而后者对于德国却具有极重要的关系。在克里米亚被攻下了之后，第11集团军的山地部队就应越过刻赤(Kerch)海峡，指向高加索，以便增强越过罗斯托夫的攻势。
所以在那个时候，最高统帅部对于1941年战役仍然保有极大的目标。不过不久就显示出分配给第11集团军的双重任务是不合于现实的。
9月初，第11集团军已经在比里斯拉弗尔(Berislavl)强渡了下第聂伯河——这是第22步兵师的杰作。虽然如此，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表明，这个集团军的双重任务必然将使其前进轴线发生分裂。
当我接受指挥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如下述：
两个军——沙尔穆兹(V. Salmuth)将军所指挥的第30军，下辖第72和第22两个步兵师，以及“元首卫队”师。库比勒将军(Gen. Kubler)所指挥的第49山地军，下辖第170步兵师，和第1及第4两个山地师——已经继续东进，追击在第聂伯河遭到惨败的敌军，快要接近从美利托波尔到查波罗齐以南的第聂伯河一线。
另外一个军——由汉生(Hansen)将军所指挥的第54军——已经分别向克里米亚的门户，皮里柯普(Perekop)地峡。第51步兵师，已经从希腊调来，一部分由在敖德赛前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另一部分则正在参加黑海岸上的扫荡战。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下辖一个山地军(第1，第2和第4山地旅和一个骑兵军(第5，第6和第8骑兵旅)，仍留在第聂伯河以西，它准备在那里休息一下。其原因可能为避免越过该河前进，因为越过布格河早已超过了罗马尼亚的政治目标。
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朝东向罗斯托夫追击敌人，另一方面攻占克里米亚，并继续通过刻赤进向高加索，第11集团军现在应决定是同时执行两种任务呢，还是它照先后次序来执行呢？这个决定本是最高统帅部的责任，现在就留交一个集团军去负责。
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使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任务。要想攻占克里米亚，需要远比第54军更为强大的兵力。后者现在正面对着皮里柯普。虽然我方情报所证实的，敌军可能只有3个师的兵力曾经由第聂伯河逃入这个地岬，但是在克里米亚本身，俄军有多大的兵力却搞不清楚，尤其是席伐斯扎普。不久之后，即证明敌人在地岬本身的战斗中，所能用的不是3个师而是6个师的兵力。以后防御敖德赛的俄军也从海上调来增援。
不过从地理情况上看来，甚至3个师的敌军若能作顽强的防御，则也可能阻止第54军进入克里米亚，或至少能使其在通过地峡之战中受到相当的损失。
克里米亚与大陆之间，是被一个所谓“懒海”(Iazy Sea即Zivash海)分隔着，这是一种泥泞的沼泽，步兵几乎不能通过，又因为它太浅，所以对突击船只也是一种绝对的障碍。克里米亚只有两个门户，在西面为皮里柯普地峡，在东面为格尼齐斯克(Genichesk)以西的一个陆地颈部。后者是如此的狭窄，只能容纳一条栈桥和一条火车轨道，中间又都夹着长段的桥梁。所以对于攻击的目标而言，那根本是无用的。
即令皮里柯普地岬也只有不到五英里的宽度，攻击必须是纯粹正面性的，并且要经过全无掩蔽的地面，因为两侧都接近海水，所以侧面的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它也早已装备着坚强的*防御工事，地岬的中部横贯着一道“鞑靼壕沟”(Tartars' Ditch)，这是一个古代的工事，深度达五十英尺。
一旦突破了皮里柯普地岬之后，在依雄(Ishun)以南又还有另外一个瓶颈地带，许多咸水湖使实际的突击正面会减到只有两英里的宽度。
由于地面上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而敌人又拥有空中优势，所以我们预计将会有一番苦战。即使我们在皮里柯普已经突破成功了，这个军是否还有余力再在依雄作第二次战斗，似乎大有疑问，无论如何，两三个师的兵力是决不足以征服全部的克里米亚，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
所以为了迅速占领克里米亚起见，这个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现在正在向东追击的集团军中，抽回强大的兵力来。所剩余的兵力，当敌人在继续撤退时，还可以够追击用，不过假使他停下来构成一条新正面，或再增调生力军，则对于如此遥远的目标罗斯托夫而言，就未免太单薄了。
假使认为向罗斯托夫的前进是至为重要的，则克里米亚就目前而论，就应该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用来攻占这个半岛所需要的兵力能否提供，却很难断言。此外，在一个享有制海权的敌人手中，克里米亚对于东线的深入侧面足以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其空中基地也还是可以继续威胁罗马尼亚油田。
假使企图用两个军向罗斯托夫实行追击，而同时又留下一个军去企图攻占克里米亚，则唯一的结果即为两个目标都同样不能有效的达到。
第11集团军如决定把优先给予克里米亚方面，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不愿意用不充足的兵力达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们把集团军中所能动用的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都完全拨给第54军，此外又命令第50步兵师从后方位置上前进，至迟也要能够赶上第二阶段的战斗，即依雄地岬之战。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突破之后能够迅速征服克里米亚起见，又必须还要加上第二个军的兵力——即使在通过依雄湖沼地带的战斗中，实际上是不需要他们的。我们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德国的山地军。最高统帅部在其训令中，已经指定它以后应该通过刻赤，向高加索前进。就目前而论，这个部队是最好用在克里米亚南部的山地中，比在大草原地带中更为合适。
此外，我们又决定一旦突入这个半岛本身之后，就应该用摩托化部队的奇袭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因为这个目标，所以当第五十四军趋前突击时，“元首卫队”党卫军师就应集结在它的后方。
这样的部署自然将会使本集团军的东方正面受到了相当的减弱。为了补充那一方面的兵力，除了从在克里米亚北面担负海岸防御任务的第22步兵师中抽调以外，就只有动用罗马尼亚的第3集团军。尽管有上述的种种障碍，我还是和杜米特里斯将军作了一次私人性的谈话，要求他的集团军应迅速渡过第聂伯河。
显然，第11集团军所采取的措施相当冒险，因为在其东面的敌人可能会停止退却，而再度发动主动反攻。不过假使我们想要避免企图用不适当的兵力攻击克里米亚，则这却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两面的战斗：在皮里柯普的突破与亚速海上的战斗
由于补给上的困难，使第54军对皮里柯普地岬的攻击准备一直拖到9月24日才完成。而当我军还正照上述一线进行*时，本集团军东面情况从9月21日起，已经开始有改变的迹象。
敌军已经进入了正面线从美利托波尔以西沿展到第聂伯河湾为止的既设阵地，结果使我军的追击必须停止。虽然如此，本集团军还是继续抽回德国的山地军，并命令留下来的德军单位，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所属各单位混合编组，以求使冒险的程度减到最低。在这个正面南部地区中的罗马尼亚骑兵军被并入了德国第30军，而在北区中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加入了德国第170步兵师，以增强罗马尼亚的山地部队。
到了9月24日，第54军已经可以进攻皮里柯普地岬了。尽量给予了最大量的炮兵支援。但是第45和第73两个步兵师却还是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他们要在骄阳照耀之下，越过盐质的草原，既无水源也无掩蔽。敌军已经把这个地岬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体系，纵深约达10英里。他们准备在每一条堑壕、每一个据点都作寸土必争的苦战。
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敌人的强烈反击之后，这个军在9月26日占领了皮里柯普，并越过了“鞑靼壕沟”。再经过了3天的苦战，它就通过了敌军防区的其余部分，在攻占了坚强据点阿尔门扬斯克(Armyansk)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比较开阔的地区。敌军退到了依雄湖之间的地区，除了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死伤以外，我们还俘获了10,000名俘虏，112辆坦克和135门火炮。
图10 亚速海会战和皮里柯普的突破
但是这个难得的胜利果实——对于克里米亚的最后突破——却还是未能立即以摘到。虽然敌军的损失惨重，但这个军此时所面对着的敌军总数却已经增到6个师之多了。由于双方相对实力相差太远，而且我军也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想一口气直扑依雄瓶颈部分，对于我军而言实在是过度的要求。
第11集团军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个时候，就把援兵(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师)投入。可是这个计划却早已为敌军所破坏。很明显，他已经预测到了我们有迅速征服克里米亚的意图，所以也就在亚速海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正面，增加了新的生力军。
9月26日，敌人用两个新的集团军。第18和第9，一共包括12个新到的和最近已经休息过了的师，向本集团军的东面正面发动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第三十军方面，并未获得任何的成功，虽然这里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却击溃了其第4山地旅，并在正面撕开了一个10英里宽的缺口。这个旅已经丧失了其炮兵的大部分，似乎是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程度。其他的两个罗马尼亚山地旅也同时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选择余地，只好命令本已向皮里柯普调动的山地军，再向后转以稳定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位。同时，第11集团军被夺去了其唯一可用的快速部队，“元首卫队”党卫军师。我们奉统帅部的命令，把该师控制不用，并且不久即将其移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以便参加向罗斯托夫的进攻。所以我们也就无法使用该师来扩张在这个地岬上的成功，它已经奉命调回东面正面。
为了能够接近两方的正面起见，本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门，于9月21日在罗格斯克大草原中的阿斯卡尼亚罗伐(Askania Nova)设立了一个战术性指挥所，那本是一个德国人的故居。
那本是一个典型的农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集体农场。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残破不堪，俄国撤退时也把一切农具都毁坏了，并且把石油倒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上面，纵火焚烧。这样烧了几个星期之久，我们也无法将其扑灭。
由于前线上的情况日趋严重，所以9月29日，我们又率领少数的幕僚，移到比较接近危险地点的后方某点上。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这总是一个便利的措施，它至少可以预防下级单位的司令部过早地向后移动，对部队造成恶劣的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许多罗马尼亚的司令部人员都有过早移动其位置的趋势，所以尤其适用。
同一天，山地军和党卫军师向敌军的南面侧面发动了一个突击，在那里他们虽然突破了罗马尼亚的第3集团军，但却并未能对于其初步的成功作适当的扩张。当这里的情况稳定之后，在第30军的北面侧翼上又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有一个罗马尼亚的骑兵旅已经溃退了。我只好亲自去作强力的干涉，阻止它仓惶逃走。然后再把党卫军师调过头来阻止敌人的突破。
在我们东面的情况虽然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张，但却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黄金机会。因为想挫折我们对于克里米亚的意图，敌人曾经一再发动攻击，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都牵制在正面，而更无预备队保护第聂伯河在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波托夫斯克(Dniepropetrovsk)的渡口，于是克莱斯特上将的第1装甲集团军也就可以从那里突破其北侧面。在几天以前，我就曾经要求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命令该集团军参加作战，于10月1日，颁发了适当的命令——当第11集团军用力牵制着正在攻击中的敌人时，装甲集团军就从北方不断施加压力。现在敌人开始退让了。10月1日，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开始转入攻势。以后几天，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合作下，我们在波尔·托克马克-马里乌波尔-比尔德杨斯克(Bol. Tokmak-Mariupol Befdyansk)地区中，包围和歼灭了大量的敌军。德军一共俘虏了65,000千人，坦克125辆，和火炮500门以上。
克里米亚的征服
在亚速海会战之后，德军南翼的战斗序列也开始改编。最高统帅部现在似乎已经认清任何一个集团军，都无法同时向两个方面作战。所以现在向罗斯托夫的前进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负责，第11集团军奉令把第49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党卫军师移交给它。
第11集团军现在就使用其所剩下来的两个军，专门担负征服克里米亚的任务。其中，第30军下辖第22、第72和第170个步兵师；第54军下辖第46、第73和第53三个步兵师。后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仍留在敖德赛的城外。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现在又交还给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仅担负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不过在我与元帅直接谈判之后，他同意把一个罗马尼亚的山地军拨交给我指挥，下辖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山地旅，随同一路进入克里米亚担负掩护东部海岸线的任务。
图11 克里米亚的征服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单纯化，就只是攻占克里米亚而已，不过最高统帅部却变得十分的不耐烦，希望有一个军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越过刻赤海峡趋向库班(Kuban)半岛。
从这种要求上，即可以看出来希特勒对于敌人的实力是估计得如何低。第11集团军被迫感觉到，必须指出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完全肃清克里米亚。敌人毫无疑问会为这个半岛而苦战到底，甚至宁可放弃敖德赛，而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
实际上只要俄军在克里米亚还保留着一个立足点，则把第11集团军的一部分(现在一共只有两个军)通过刻赤送往库班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我们乘这个机会要求再增加一个军(3个师)，主要可能是由于要满足希特勒的上述要求，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又获得第42军，第132和第24两个步兵师。以后由于俄军在克里米亚作困兽之斗，所以这些增援是更证明是绝不可少的。
依雄地岬的争夺
不过眼前的问题却还是继续打开克里米亚的门户，并通过依雄地区。也许人们会说，这不过是另一次攻击作战而已。不过这10天的苦战，却不仅只是一种正常的攻势行动，而是一个光辉的例证，足以表现德国军人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牺牲。
我们几乎缺乏一切的优势，那通常被认为在攻击要塞阵地时必要的先决条件。享有数量优势的是俄国的守军，而不是德国的攻击军。第11集团军一共只有6个师，而所面对着的俄军为8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自从10月16日起，俄军又已经撤出了敖德赛——直到此时为止，它是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累攻不克的目标——并把守军从海上送往克里米亚增援。虽然德国空军宣称已经炸沉了32,000吨的船只，可是从敖德赛撤出的船只大部分还是能够在塞瓦斯托波尔或半岛西岸的各港口中登陆，当我们攻势开始不久之后，这个俄国集团军的第一个师即已经在战场上出现了。
德军的炮兵毫无疑问比敌军的优秀，对于攻击中的步兵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敌方装有装甲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米亚的西北岸和“懒海”的南岸参加作战，而德国的火炮最初却无法击毁它们。此外俄军有充足的装甲兵力可以用供反攻用，而第11集团军却一辆坦克都没有。
尤其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用战术的机动，来减轻部队的沉重担负。在那种情况下，对敌人根本就无奇袭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坐在有良好构筑的*工事中，等候德军的攻击发展。正像在皮里托普的情形一样，一面是海，一面是“懒海”，对于敌人不仅无侧击的可能，甚至连纵射也不可能。相反的，必须沿着三条狭窄的地带(中间为湖沼所分隔着)，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这个地岬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像平底锅一样，上面无足够的植物供攻击者掩护。上面的天空也在俄国空军控制之中，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对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目标，都不断加以俯冲攻击。不仅是前线步兵和*炮兵必须挖掘工事，甚至连在战斗地区后方的某一车辆和马匹都得挖掘工事，以应付敌机的攻击。情形坏到了如此的程度，高射炮都不敢发射，否则就有被立即炸毁的可能。直到攻势的最后阶段，在穆德尔(Molders为第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著名空战英雄)和他的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之后，空中的敌人才算是肃清了——甚至也只限于白天里，在夜间连穆德尔也爱莫能助。
在这种战斗条件之下，而且又面对着一个寸土必争的敌人，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要求势必高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其损失也非常的可观。在这整个阶段中，我经常在路上跑，以便亲自看看战事是怎样进行的，对于苦战中的战斗单位能否提供何种帮助。
对于战斗力的退减情形，使我都感到惊慌。担负这个艰难任务的各师在皮里柯普和亚速的战斗中都已损失惨重，所以他们能否攻占这些狭窄的走廊，和即令在突破之后，面对着实力日益增加的敌人，是否还有余力能赢得整个的克里米亚，似乎都不免使人感到大有疑问。
到了10月25日，部队似乎就已成强弩之末了。有一个素质特优的师，其师长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是筋疲力尽了。在这样的斗争中，迟早总会达到这样一点，战斗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剃刀边缘上一样。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够坚强的意志，能把物质的忍耐力发展到其最高极限，终于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一切的牺牲结果都会是白费，所以是否应要求作最后的最大努力，这也是指挥官内心中所最难于决定的问题。不过若非部队深具信心，并决心不放弃战斗，则指挥者的意志也还是毫无用处。
结果，部队的不屈精神终于还是克服了敌人死守的决心。再经过了一天的苦战，10月27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10月28日是10天苦战的结束，俄军的防御完全崩溃。第11集团军可以开始追击了。
追击
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证，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和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却还不顾一切的向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令人回忆到1796年，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在意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了11月16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第11集团军的6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的两个集团军(共计为12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的绝大部分。敌军的最初实力约为20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10万人以上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700门和坦克160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兵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为适当单位的主因，是由于敌人享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m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us)，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月间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纸上的战争”(Paper war)。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4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假使这个人在4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假使4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米亚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任务愈能提早完成，则敌人用来组织其防御的时间也愈少，而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也更能减少敌人从海上增援的机会。依照我们的计算，必要的部队运动和弹药的储积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就定这一天为攻势发动的最后期限。可是到了这时，俄国的冬天却赶上了我们。因为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其影响也就更为强烈。在克里米亚境内，雨季来临了，不久便使一切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陆上早已为严冬所苦，在第聂伯河以南一共只有5个可用的火车头，却已经弄坏了4个。结果第11集团军每天所能获得的补给减到了只有一两列车。第聂伯河虽已冻冰，但却仍不能通车，而又无不受冰冻影响的桥梁之存在。
所以对于攻击的准备一再拖延下去。11月27日的最后期限早已过去，直到12月17日，才开始作初步的轰击。最后经过了3个星期的延迟——以后证明这是至关重要的——第30和第54两个军才能分别向南北两地区发动攻击。但在此以前，第11集团军即已经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10月17日，在罗斯托夫的附近战况逆转，使集团军群总部命令我们把第73和第170两个步兵师送往增援。尽管我们提出了警告，说这样将使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变为不可能，结果我们还是只被允许保留第170师，它正沿着海岸运动，以加入第30军为目标，似乎也不可能准时赶到罗斯托夫。所以这个让步并不能改变——事实上，由于第73师的调动，使我们在北区的攻击中缺乏了必要的预备队，于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再下决心，看是否应该进攻。结果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在这里不可能对于攻击的过程作详细的叙述。第一个任务，就是用从东面的奇袭，驱逐敌军离开其在卡恰(Kacha)与贝尔贝克(Belbek)之间的前进地区，同时也要攻占其在贝尔贝克谷地和沿着其南部高地上的据点。接着就应通过贝尔贝克以南的要塞前斜坡进攻，直到席费尔拉亚湾(Severnaya Bay)为止。这个战斗成败的关键就落在英勇的第22步兵师，和它的杰出指挥官吴尔夫中将(Lt-Gen. Wolff)的身上。该师肃清了在卡恰与贝尔贝克之间的前进地区，与第132步兵师一同攻占了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高地，并冲入后者南面的要塞地区的本部。但是这个攻击的矛头却益趋狭窄，因为奉命从东面向席费尔拉亚湾进攻的第50和第24步兵师，在困难的山地中(几乎到处都是无穿越的丛林)并未获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敌人拼命的死守，激烈的碉堡争夺战正在不断消耗我军的实力，而严寒的天气也使他们感到吃不消。尽管如此，在12月底的最后几天中——这场战斗在圣诞节那一天都不曾停止——矛头的尖端已经接近斯大林堡(Fort Stalin)，若是攻下这个要塞，至少可以使我们的炮兵得以控制席费尔拉亚湾。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生力军。向海湾的进攻本是注定要成功的，但自从把第73师调走之后，这也就是我们所最感到缺乏的。
此时，俄军已经先后在刻赤和在费多西亚(Feodosia)登陆。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威胁，因为整个集团军的兵力，除了一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旅以外，已经全部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周围。非常明显，我们应用最快速度从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抽调兵力将其投在受威胁的地点上。若是略有延迟就可能造成致命的错误。但是此时似乎只要再推进一步即可获得席费尔拉亚湾的控制权，那么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良好的机会呢？
此外，若是在北面地区中获得一个胜利，再撤回正在交战中的兵力也就比较容易。所以第11集团军决定再冒一次险，暂缓撤退部队。最初只有第30军奉令停止攻击，和第170师奉派往刻赤半岛。同时，在获得了第54军军长和其所属各位师长的同意后，决定在北区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以达到席费尔拉亚湾为目标。
像往常一样，部队竭尽了全力。第22师的前卫，第16步兵团，在卓尔提兹(Col. V. Choltitz)上校指挥之下，实际上已经透入斯大林堡的外围。到了此时，所有的精力都已经用尽了。12月20日，攻击师的师长们报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攻击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用电话向集团军群总部提出了紧急要求，并说服了希特勒也承认这个行动是必要的，于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击。尤其是，它被勉强的下令，把北方的正面撤退到贝尔贝克河谷的北面高地上。但是若不如此，则必要的兵力就不能够抽出——而且事实上这个狭窄的矛头部分也决难以久留。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决定——但事实上却并不能阻止它——因为这与他严禁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是完全冲突的，但他却不知道主将对于已作这样多牺牲的部队是负有责任的。
就这样，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第一次企图终于失败。
斯大林攻势
俄军在刻赤半岛上的登陆，恰好是第11集团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北方正面的战斗进入最紧急阶段的时候，不久就发现这不仅是敌人的一个牵制行动。俄国的无线电广播宣称这是一个全面的攻势，以收复克里米亚为目的，由斯大林个人计划和指挥的，它要把第11集团军从地图上扫去才算结束。不久从敌方所用的兵力上看来，可以认清这种威胁并非空言。从其兵力消耗的猛烈程度上看来，可以体会到背后有斯大林的野蛮意志存在。
12月26日，在渡过了刻赤海峡之后，敌人开始在该城的两侧用两个师的兵力登陆。接着在半岛的北岸也作了较小型的登陆。第42军仅靠第46步兵师一个师的兵力来防守该半岛，其地位当然岌岌可危，于是该军军长斯颇尼克将军(Gen. Count Sponeck)，要求撤出该半岛，希望能在巴尔巴赫(Parpach)将其封锁住。第11集团军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假使敌人能够在刻赤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结果就是克里米亚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那么当塞瓦斯托波尔仍未攻克之前，对于整个集团军而言，就会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命令第42军，应趁敌人登陆后尚未恢复平衡之际就立即向他们发动打击，将他们赶下海去。同时，为了使整个46师可以自由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又派罗马尼亚第4和第8两个山地旅——前者在齐门费罗普附近，后者在防守克里米亚的东海岸——到费多西亚去，以防敌军可能在这个要点上登陆。同时又命令尚留在克里米亚境内的第73师的唯一的一个团，第213加强步兵团，从格尼齐克前往费多西亚。
到了12月28日，第46步兵师实际上已经肃清了在刻赤南北两方的敌人滩头阵地，只有在北岸仍有少许敌军在苦战之中。尽管如此，斯颇尼克伯爵又再度要求撤出刻赤半岛。这当然受到我们的严厉禁止，因为我们仍然深信若是放弃了刻赤半岛，则将会造成使这个集团军用现有的兵力无法应付的情况。
此时，12月28日，第54军已经开始出发作其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次攻击了。
可是敌人在此时也正在要作一次新的打击。12月29日的清晨，我们听说他们已经在强大海军兵力掩护之下，在费多西亚作了一次夜间登陆。我方在那里的微弱兵力(一个工兵营，一些反坦克单位和海岸炮兵)未能阻止这次登陆——罗马尼亚部队直到次晨才开始到达。我们与位置在半岛中部某地的第42军军部之间的电话连络中断了，但是在上午10时，我们接获无线电得知斯颇尼克伯爵因为看到敌军已在费多西亚登陆，遂命令该军立即撤出半岛。虽然我们立即发出了一个制止的命令，可是第42军的电台却始终不曾收到这个命令。当然我们也充分的了解该军的焦燥心理，害怕在费多西亚的敌人会切断他们的退路，不过我们却仍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立即撤退不可。
在制止撤出刻赤半岛的同时，第11集团军又命令罗马尼亚的山地军利用上述的那两个旅，再加上一个正在运动中的罗马尼亚摩托化团，把已在费多西亚登陆的敌军全部赶下海去。虽然我们对于这些罗马尼亚部队的攻击能力不存幻想，但是敌人目前在费多西亚的兵力还非常有限，假使我们真正具有攻击的决心，似乎可以趁他们正处在不利地位时加以歼灭。我们觉得最坏的情况下，罗马尼亚部队也应能把敌军控制在狭窄的滩头地区，等待德军的到达。
刻赤半岛上的情况发展
不过即使是这个希望也终于还是落空了。罗马尼亚山地军不但不曾向费多西亚作彻底的攻击，实际上却被少数几辆俄国坦克将他们一直逐退到了斯塔里克林(Stary Krim)以东的某一点上。
在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第46步兵师终于达到了巴尔巴克狭窄颈部。不过在强行军的途中，他们却把其火炮的大部分都丢弃在盖着冰的道路上，而且当部队到达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从其在刻赤北面所控制的小型滩头阵地，敌人能够立即开始追击，由于海峡上已经结冰，所以其增援可以迅速达到。假使俄国指挥官知道充分发挥其优势，对第46师和罗马尼亚部队都拼命穷追，则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就都会危在旦夕了。可是很侥幸，他却不知道把握着这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他不曾认清这个好机会，不然就是不敢冒险。
所以在第46师、第214步兵团(刚刚赶到)和罗马尼亚部队同心协力下，终于建立了一道防线——虽然是极为单薄的——夹在亚莱(Yaila)山地与“懒海”之间。为了增强罗马尼亚部队和确保其重兵器，所有一切能抽调的德军官兵，包括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都奉命配属在罗马尼亚单位内。
到了1月15日，第30军和第42军已经准备就绪，要在费多西亚前线上发动一个反击。决定冒险进攻时的心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共可用的兵力只有3个半已经减弱的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旅，而所面对的敌人此时的兵力却已经增到了8个师加一个旅。此外，敌人还有少数的坦克可供使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空军的支援也只是聊胜于无，因为忍劣的天气阻止它在最后几天向费多西亚作任何的出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感谢部队的英勇，这次攻击成功了，到1月18日，费多西亚又落入了我们手中。除了死亡了6,700人，敌人还有10,000人被俘，火炮177门和坦克85辆被缴获。现在才发现空军在费多西亚港口还是良好的完成任务，尽管飞行条件恶劣，但仍能击沉一些运输船只。
我们在费多西亚的成功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应立即加以扩张，把俄军完全逐出刻赤半岛。虽然这是非常理想的，可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虑之后，第11集团军认为用现有的资源，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尤其是原已答应给我们的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轰炸机大队——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现在又已经由集团军群总部收回了。
所以第11集团军决心放弃任何迅速扩张胜利的机会，只想把敌人逐回到巴尔巴克瓶颈一线，那是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可以有效封锁刻赤半岛。这个决定并不带有任何懦怯的意味，因为我们认清了部队已经竭尽全力，现在若再作过度的要求，则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挫折。
斯大林攻势(续)
虽然费多西亚的收复和刻赤半岛的封锁，已经暂时消除了致命的危险，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尤其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敌人在东线上正在到处想弥补其在前一个夏季中的失败，并且恢复其主动权。他为什么在克里米亚会有所例外呢？在这里因为他享有制海权，所以更有良好的成功希望。这里的成功对于整个东线都足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治方面，可以影响土耳其的态度，而在经济方面，又可以恢复一个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空中基地，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应该考虑到的，因为俄国的宣传已经把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与斯大林的名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所以更是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
的确如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敌人正在向刻赤增援。因为他占有封冻了的海峡，所以可以抵补费多西亚港口的损失。空中照像不断显示，敌军已经在其黑海港口和高加索北部地区的飞机场中集中兵力，而早在1月29日，情报的研判估计在巴尔巴赫一线上的敌军，一共有9个师，2个步兵旅群和2个独立坦克旅以上。塞瓦斯托波尔方面也开始活跃起来，尤其炮兵。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外弛内张情况之后，敌人终于在2月27日发动大攻势。在巴尔巴赫与塞瓦斯托波尔两线上，激烈战斗一直不停，直到3月3日为止。接着双方都因为疲惫而暂时停息一下。在巴尔巴赫方面，我们利用沼泽地带，终于阻止了敌军在北区中的突破，不过战线现在虽然是连续不断的，但在其北段却已经向西后退了很远的距离。
3月13日，敌人又开始发动了另一次巨型攻击，其所用的兵力多到8个步兵师和2个独立装甲旅。虽然我们在头三天之内，击毁了坦克136辆，但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危机。下述的事实即足以证明战斗的激烈：第46师的各团，这一次是首当其冲，在三天之内，他们分别击退了10次到22次的攻击。
3月18日，第42军报告它已经不再能抵挡任何主要的攻击了。新组成的第22装甲师此时恰好赶到前线，这是陆军总部刚刚拨给第11集团军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中，我们决定用它来发动一次反击，我们的目标为夺回原先设在巴尔巴赫地岬真正颈部的主阵线，并切断在北面突出地区中的两三个师的敌军。我带了极少数的僚属，把指挥所设在感受威胁地区的紧接后方，以便监督第42军军部对于这个反击的准备工作。
这个攻击于3月20日开始发动，两侧由第46师和第170师担负支援，但结果却失败了。这个新编的装甲师在晨雾之中，一直冲入了一个俄军的集结地区之中。很明显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新编的单位没有经过训练，就把它投入了一个主要的会战之中。尽管只用来对付一个相当有限的目标，这次攻击还是失败了。但这同一支部队经过了其战时条件的训练之后，在几个星期后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标准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除了冒险把它投入战斗中又还有什么办法呢？至少它也足以使敌人大吃一惊，并阻止了他在这个紧要关头上，准备发动另一次的大攻击。等到这次攻击在3月26日实现时，却又被第42军所击退。这一次敌军只使用了4个师的兵力，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或者是因为第一次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坦克，所以宁愿限制其目标。
此时，当第22装甲师抽出了战线去休息和整备时，第28轻型师的前卫单位却又已经达到战线的后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对付敌方的任何新攻击了。(注：这个新的轻型师与过去的不同，它不再是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折中体，而是一种在组织与装备上比较接近山地师的单位。它们以后被改名为“追击师”。)
这次攻击为敌人为了想收复克里米亚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时间为4月9日，使用的兵力为6个到8个步兵师，支援的坦克共160辆。到了4月11日就被击退了，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到了此时，敌人在这个战场上的攻势能力也就开始变成了强弩之末了。
那些英勇的师，在亲眼看着这次防御性战斗成功之后，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现在却已经可以松懈了，尽管仍然不能退出战线。可是在另一方面，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经过了这整个冬季中的空前考验之后，现在却马上又要开始准备进行次一个任务——发动一个攻势把敌人完全逐出克里米亚。
刻赤半岛的收复
在最后的防御战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来到了克里米亚，与我一同去视察罗马尼亚的部队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他的军人风度使他造成了一种优良的印象，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似乎更非常怕他。我尤其感谢他允许再增拨两个师的兵力给我，因为除了早已到达的两师德军(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型师)以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所正在计划中的攻势，再也不能增加任何的兵力了。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克里米亚的攻势，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预定要在最高统帅部所计划的东线总攻势之前发动，并作为后者的序曲。第11集团军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先毁灭在刻赤半岛上的敌军。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可能预测肃清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将要花多久的时间。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因为刻赤方面的敌人比较易于获得增援，将继续构成对第11集团军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方面的敌人，应使其没有时间来恢复其攻击失败后的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将暂时搁起，直到在刻赤半岛中的俄军全部被肃清时为止。
不过从双方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实力对比上来加以判断，则对于这两大艰巨任务，似乎并无可以乐观的理由。敌人在克里米亚一共有3个集团军，最近并成立了一个克里米亚方面军总司令部，以作统一的指挥。该总部的位置可能在刻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仍继续由其“海岸集团军”(Coast Army)负责防御。在2月间所证实的兵力为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两个海军旅，和1个徒步骑兵师。在我们的刻赤攻势中，我们留下来监视这些兵力的部队在该要塞的北面和东面，只有第54军和新到的罗马尼亚第19师。后者调换了德军第50师，以便可以转用在刻赤方面去。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面的兵力就只有第72步兵师。罗马尼亚山地军只指挥一个第4山地旅，负责防御整个克里米亚的南岸，以防海上的奇袭。所以第11集团军是已经把其他方面的兵力抽调一空，以便可以用最大可能的兵力来发动对刻赤的攻势。
在刻赤的正面，敌人还有第44和第51两个集团军。在1942年4月底，他们一共有1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两个骑兵师和4个独立装甲旅——一共有26个单位。
图12 刻赤的再征服
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所使用的兵力只有5个德国的步兵师(包括从塞瓦斯托波尔所调来的第50师在内)和第22装甲师。此外还可以加上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7军，下辖其第19师，第8骑兵旅和第10师——后者将从西岸调来。罗马尼亚的军队在攻势任务中的用处极为有限。在这个代字为“鸨”(Bustard)的作战中，双方兵力在数量上的对比比以前各次攻势还要更为悬殊。
同时也更应记着，这个通过巴尔巴赫地岬的攻击，在最初阶段中又必须为纯粹正面性的，因为两侧都是海水，根本无迂回的可能。此外敌人的防御部署又有相当的纵深。在这种环境中，面对着至少为二对一的优势敌军，我们如何可以达到毁灭其两个集团军的目标呢？
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这两个集团军正面压迫，甚或是一个单独的突破，都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标。即使已经丧失了其在巴尔巴赫的阵地，敌人还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构其正面，而我方的作战也必然会发生顿挫。愈往东走，则刻赤半岛的正面也就愈形放宽，于是敌人的数量优势也就愈能表现出来。对于在巴尔巴赫宽度仅达11英里的地岬，我们6个师的德国兵力可以都用在攻击中，而俄军却不能把其所有的兵力都用上去。但是当我们向东进展之后，正面扩宽到25英里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突破敌军的巴尔巴赫正面线和深入敌后而已，并且还要在第一次突破的过程中，同时击毁其主力，或至少为其部队中的实质部分。
在这一方面，敌人自己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在南部地区中，即夹在黑海与柯依-阿山(Koy-Assan)之间，敌人还留在其原有的巴尔巴赫防线上，并据守着极坚强的阵地。反之，在其北部地区中，敌方的战线却凸出成为一个宽广的弧线，向西直到基特(Kiet)为止，自从他们击溃了罗马尼亚第18师之后，就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动。
敌人的指挥官似乎是判断我们将会尝试切断这个突出地，所以他们对于兵力的分布也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依照我们的情报。敌军把其兵力的三分之二(包括第一线和预备队都在内)都集中在北面地区之内和其后方。反之在南区中，第一线只有3个师，另加预备队两三个师而已。很可能因为以前第22装甲师的攻击目标是企图切断在柯依-阿山以西地区的敌军防线，所以才使俄军作了这样的部署。
当第11集团军拟定其“鸨”作战的突击计划时，作为基础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意图是并不立即对向西突出的地区作决定性的突击，而首先沿着黑海海岸，向南部地区透入。换言之，就是打击在敌人所最意料不到的地方。
这个任务由第30军担负，它现在指挥着第28轻型师，第132和第50两个步兵师和第22装甲师。虽然第170步兵师在最初阶段中为了欺骗敌人仍留在中部地区，但以后也要跟着向南进攻。这个计划是第30军应用多到3个师的兵力，突破巴尔巴赫阵地，并向东方肃清深的反坦克沟，帮助第22装甲师越过这种障碍物。等后者越过之后，于是全军向北旋转，冲入集中在北区内的敌军侧面和后方。接着在第42军及罗马尼亚第7军合作下，围歼在半岛北岸的敌军。
保护第30军的东侧面，对抗敌军从刻赤方面所作的攻击的责任交给一个机动单位去担负，它叫作克罗地克旅群(Brigade Group Groddek)，那是由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摩托化单位所混合组成。它的任务就是应迅速向刻赤前进，以攻为守，同时也可以阻止敌军在后方的单位任何溜走的企图。
为了便利这种困难的突破工作，第11集团军也准备作一次敌后登陆战，这可能还是过去没有前例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从费多西亚出发，在拂晓时投掷在巴尔巴赫阵地的后方。
这个军所作的决定性攻击不仅有强大炮兵的支援，而且还加上整个的第8航空军。第八航空军，同时也包括着强大的高射单位，从其组织上看来，要算是用来支援陆军行动的最强大和最适宜的空军部队。其指挥官，李赫多芬伯爵(Baron V. Richthofen)，也的确是我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最杰出空军将领之一。他对于他所指挥的单位常作极严格的要求，但他自己总是亲自去监督他们所应作的重要攻击。此外，在前线上也经常可以遇见他，因为他总是去访问最前线单位，以衡量对于地面作战给予空中支援的可能性。我们之间一向都处得很好，起先是在第11集团军方面，以后又在南方集团军群总部中。我永远记得李赫多芬和他的航空军所有的成就，并深表敬佩和感谢之情。
在巴尔巴赫正面的其余部分，第42军和罗马尼亚第7军奉命实行佯攻以牵制敌军。一旦在南面的突破完成，他们就同时加入主力的攻击。
这个作战的成功要靠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应有能力使敌人始终相信我们的决定性攻击会来自北方，一直等到他发觉时就会太迟了，已经无法脱离陷阱和把预备队投入南面地区。第二为第30军——尤其是第22装甲师——向北进攻的速度。
第一个要求利用广泛的欺敌手段，终于已经达到了。除了无线电的欺骗以外，我们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也作了虚假的炮兵准备，并在同一地区中把部队调来调去。显然，这些手段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敌方预备队的主力始终留在其北翼的后方，等到想调动时就已经来不及了。
当攻势刚刚正要开始之前，我们却失去了那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在前一个冬天的困难日子当中，他给予我以无价的帮助，而在“鸨”作战的准备中，他也负责领导的任务。当我们刚刚可以获得主动之时，我们却要分手了，这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过吴勒尔却已经升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所以我当然无法再留他。
吴勒尔的后任为夏尔兹将军(Gen. Schalz)，他也证明是一个优良的顾问和朋友。在1943年冬季战役的最艰苦阶段中，以及我们在营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中，他对于我的帮助都是无法估计的。除了具有伟大的个人勇气以外，他也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并对于战斗部队的饥寒和需要特别关心。当他充任一个军的参谋长时，就早已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赢得了武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以后，他在南方集团军群中任军长时，也表现出来其伟大的能力。
5月8日，第11集团军开始发动“鸨”作战。第30军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物，并透入了敌军的最前进阵地，而水上的远征，由于获得了奇袭的效力，也使我军右翼沿着海岸前进时，得到了相当的助力。尽管如此，战况却并不轻松。在堑壕那一面所获得的地面还太狭窄，不足以供装甲师运用，而第42军的后续攻击也只获得了极困难的进展。虽然如此，我们却已经与10个师的敌军发生了接触，并击碎了其南翼，可是其预备队仍无从北翼调动的迹象。
直到5月9日，第22装甲师方有使用的可能性，而且当他转向北面之前，还得击退一次强大的坦克攻击。接着，下了雨并且整夜不停，使5月10日的上午空军无法作密切的支援，坦克无法立即前进长驱直入。虽然下午天气晴朗了，但24小时的延迟对于这种时间至上的作战实在是极大的损失。不过可以使人感到欣慰的却是在大雨开始降落之前，格罗地克旅群早已向东迅速挺进了。这个事实打消了敌人在后方再建立正面的一切企图。很明显，这个向敌方交通地区深处所作的果敢挺进，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不幸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格罗地克上校，在作战中受到了重伤，不久以后就光荣殉国了。
从5月11日起，作战的进行就一直都很顺利。第22装甲师一直达到了北面的海岸上，一路切断了8个师的敌军。于是集团军部可以下令开始追击了。所有各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的在内，都倾全力来执行这个命令。5月16日，刻赤为第170师和第213团所攻陷。甚至到此时，激烈的战斗仍继续不停，因为在东海岸上还留着许多敌军的残部需要加以肃清。
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我就早已把指挥所移到了前线的后面。现在我就整日忙于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对于一个军人而言，这种舍命穷追将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在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一路都可以碰着长列的俘虏。我与李赫多芬将军在刻赤附近的一个小山上会晤，所看见的景色叹为观止之。在我们的下面，白光照耀着的是刻赤海峡——这是梦想了许久的目标。在前面的滩头上，挤满了俄军的各种车辆，敌方的鱼雷快艇，曾经一再企图救出俄军的人员，但每次都为我们的炮火所逐回。为了不让我们的步兵再作任何进一步的牺牲，并迫使正在海岸上作困兽之斗的敌军提早投降起见，我们集中炮兵的火力向这些最后的抵抗圈猛轰。
到了5月18日，刻赤半岛的战斗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少数的敌军在政委的疯狂压迫之下，在刻赤附近的岩穴中继续顽抗达数星期之久。依照报来的统计，我们一共俘获了战俘约17万人，火炮1133门，坦克258辆。
5个德国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加上两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已经完全歼灭了两个俄国集团军的全部实力，共为26个单位。只有极少数的残余敌军曾经越过刻赤海峡，逃回塔曼(Taman)半岛。这是一个真正的歼灭战，获得了光荣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