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中曾说到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写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他说：“余又屡去其（吕思勉——引者注）沪上之寓所。抗战时开明书店曾邀余作国史长编，余介绍之于诚之师，得其允诺。已有分编成书。乃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一，62-63页）这段回忆，说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那时光华大学复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为了避免向日伪登记，光华大学停办，文学院改名文学社，理商学院改名为格致理商学院，以便让在校学生完成学业，至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才复校），租上海汉口路证券大楼的七八两层用作校舍，学校在八层撇出一间作为吕思勉的宿舍。民国时期的教授生活，今人常有过分美化的想象，读钱氏的回忆，则吕舍的简陋情状一览无遗。回忆中说的“国史长编”，乃是指吕先生的断代史系列。大约自中年以后，吕先生便决心以一己之力，撰写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六部断代史，此时《两晋南北朝史》已脱稿付印，开始撰写《隋唐五代史》。但吕氏撰断代史时用的是怎样的“材料卡片”？钱先生未曾细谈。
在吕先生留存的各类遗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撰史时使用的材料，它们被分门别类地包扎好，包裹纸上写有材料的门类：社会、政治、经济、妇女、生计、宗教、四裔、学术、文字等等，这里面部分是完稿或未完稿的读史札记，部分是史料的摘录或报刊杂志的剪报，其中有一包是撰写《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史料摘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吕先生撰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
吕先生的这一包史料摘录，写在裁成约17×12.7大小普普通通的草稿纸上，分成“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五小本，都是从正史上抄录的材料，其中“宋史”一百零四页，“辽史”四十五页，“金史”五十五页，“元史”七十一页，“明史”八十三页；总计三百五十八页（见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所摘录的材料都有自定的格式：如“安石上书：五七，5，上”，“五七”表示《宋史》第五十七卷，“5”表示第5页，“上”表示该页的正面；即“王安石上书”的记载，在《宋史》第五十七卷第5页的正面。其他如“雍熙伐辽：十三，1上—— 6下，8上”，“顺昌山=桃花源：四百五十八，6上”（《宋史》四百五十八卷《杜生传》云：顺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耶？”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吕先生认为，此段记载，可以与陶渊明所记之“桃花源”相印证，故在“顺昌山”与“桃花源”间，画了个“=”符号）、“高昌国，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振之：四百九十，4下”等等。所以，这一包“材料卡片”其实都是材料（在“正史”上）的页码摘录。
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材料卡片”分两类：一类是政治史，如“太祖传太宗事及赵普”“缓攻北汉及遂伐辽”“真宗时辽寇”“仁宗时之辽”“辽夏之衅”“真宗刘后”“郭后之废”等。吕氏的断代史上册是政治史，下册是文化史，这一类应该是写断代史上册所准备的材料摘录。（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另一类是专题史的材料，分类的题目有：宫室（器用）、宗族、风俗、封建（政体）、宗教、移民、医、阶级、财政、伦理、钱币、交通、兵、刑、经籍、礼乐、名讳、丧报、水利、史、纪年、美术、选举、地理、户口、妇女、度量衡、赋税（总）（田）、赋税（屋）（契）、赋税（山泽）、赋税（卝）（礬）、赋税（役）、赋税（盐）、赋税（茶）、赋税（酒）（醋）（榷货务）、赋税（商）、赋税（坊场）、赋税（杂）、社会、外交、葬埋、实业（农）（渔）（牧）（礦）、实业（工）、实业（商）、食、食（仓储）（漕运）、食（入中入边）（糴糶）、食（仓储）（漕运）（市糴）、服、历法、学术、职官、区划、四夷等等，这些都是写下册文化史的材料摘录。每一专题下，列出的材料页码，少则几条、几十条，多则上百条。每本材料，都附有“币价考”，如“宋史币价考”，共有七页，摘录《宋史》上的币价材料，自第一卷起，到最后第四百九十六卷为止，所记“币制”“币价”的材料有六百九十七条（每一个页码，即一条材料）（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
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看着这些“材料卡片”，可以想见吕先生治史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史书、摘录材料（页码），并加以分类、汇编：即一边读史书（材料），一边按照自己设计的史著结构，将史料分门别类地摘录、归类。这包“材料卡片”，大部分都是摘录材料所在的页码，少数是摘录起讫的句子。按页码去复核吕先生使用的“正史”，相应页码上“材料”都是用红笔圈点过的。还有一些“材料卡片”是直接将“正史”或其他史书上的段落剪贴下来，再加上分类的标题或首尾处写上自己的分析或评述。严耕望在《治史答问》中论述过吕氏断代史的特色，他说：吕氏的断代史“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这些“材料卡片”就是严氏所说的“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的最直观的反映。
材料的摘录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所以“材料卡片”上摘录的页码是不断有增补的，有许多“材料卡片”是随读随记、随记随考，已有读史札记的雏形，比如有一页题为《何不食肉糜》（写于1956年）这样写道：
《晋书·惠帝纪》：“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此语或疑其不实，然惠帝之蒙蔽则必不诬矣。《金史·世宗纪》：“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大定二十六年，第八卷，第六页上）此语与晋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可谓无独有偶。金人之于天祚未必造此语以诬之，则惠帝此语亦未必无也。人君所处之境，与恒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亦不可以恒理测度，有衡以寻常……而见为不近情者以论君主，则反为近于情实也。（见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大约吕先生读到《金史·世宗纪》上有“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的记载，便联想到《晋书·惠帝纪》上有“何不食肉糜”一事，随即写下了自己的分析和推论。确实，历代帝王，多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其所处之环境，既与常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怎可“以恒理测度”之？此所谓一语破的！而史家的通达与史识，也由此可见。
大致材料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可以撰写较完整而系统的读史札记了。吕先生的读史札记有一点与乾嘉前辈稍有不同，那就是他的许多读史札记是分专题成系统的，这在“材料卡片”中已有反映，而他写的史学论文，实在多是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如他的《匈奴文化索隐》一文，就由《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匈奴风俗》《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与中国同文》《五饵》《匈奴人口》等六篇札记组成；《汉人訾产杂论》是由《论古人日食之率及汉代訾产利率顾直》《论前汉赏赐》《论后汉三国禄赐及赐人民》《论汉世赠遗》《论汉世购赏》《论汉世丧葬之费》《论汉世臧盗振恤》，《论汉世卖爵赎罪》《论汉世榖帛之贾》《论汉世马贾》等十篇余札记组成。其他如《道教起源杂考》《秦汉移民论》等，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撰写的。
不仅是史学论文，吕先生的断代史著述，实在也是由系统的、专题性的札记建构而成。比如他的《秦汉史》下册第十七章第六节交通，全文一万余字，有二十个自然段，如果对它做一番“解构复原”，给每一段拟个小标题，就可得“札记”二十篇：（一）乘车为体制起见，（二）畜牛者多于马，民间驾车、官家运输多用牛，（三）宫中用辇，（四）民间多用驴，（五）国家奖励民间养马，（六）汉之马政，（七）汉道路之修治，（八）汉时边方之道，（九）汉时道旁植树，（十）前后汉驿法一大变，（十一）私家可置驿，（十二）邮驿，（十三）烽燧，（十四）汉时传舍，（十五）亭传之置，（十六）关梁，（十七）传信于郡国以符，（十八）水运与海运，（十九）汉世之造船，（二十）僻陋之地少舟船。又如第十九章“学校”一节，全文约一万四千余字，可按内容“解构”成札记二十篇：（一）古今政教之一大变（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破），（二）西汉之大学，（三）汉之三雍，（四）后汉之大学，（五）汉世多孤寒向学之士，（六）汉世入学者年龄，（七）汉时学校风潮，（八）汉时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选颇为重视，（九）汉世学业多得之在官，（十）学校当重教化，非重学业，（十一）汉世郡国之学，（十二）学校讲教化故最重者为礼，（十三）汉时庠序多讲教化而有名无实,（十四）汉时资助吏民之好学者，（十五）汉世良吏多能兴学于辟陋之地，（十六）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十七）汉世私家教授之盛，（十八）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十九）汉兴儒学之效，(二十)汉世之游谈之风等等。当然，就系统性而言，各章节也有程度的差异，有些详尽，有些简略。《秦汉史》共二十章，第一章为总论，不分节；上册有十一章七十九节；下册设八章四十七节；总共一百二十六节，也就是一百二十六个专题性、系统性的札记长编。以这种方法来“解构”读吕氏的《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等著述，都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专题或系统性的札记”的特征。
不论是这包“材料卡片”，还是其他的史料摘录和札记草稿，吕氏所用的纸张都不讲究，有些是剩余的考试纸，甚至还有旧时店家的广告纸。“材料卡片”中有十来页，是摘录在《中国史籍读法》草稿的反面，《中国史籍读法》是吕先生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班学生做演讲而写的最后一份讲义，完稿于1954年的6月，可见这几页“材料卡片”是摘录于1954年6月之后。然二年前，因《隋唐五代史》的出版受阻，吕先生给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去信，说“断代史”的撰写“截至五代止”（《王伯祥日记》第二十六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38页）。换言之，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决意不写了，何以为这两书而做的“材料卡片”却仍在继续呢？大约这种自幼养成的读史料、做摘录的习惯，已经成为吕氏不可或缺的日课，成为他的“生活的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标志”了（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原系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收入张保宁：《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2017年版，291页）。
王培军君写有《卡片学问》一文（下文简称“王文”），说“《围城》中李梅亭的卡片箱里，一只只都是小抽屉，拉开抽屉，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像图书馆的目录。……这些卡片照四角号码排列，分姓名、题目两种。”说“此必是借吕思勉事，以为‘恶谑’。”（王培军：《卡片学问》，见《文汇报》2013年10月24日）“王文”还引上文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那段回忆为佐证。这个推测也是有道理的。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与吕先生是至交，同在光华大学任教，钱先生或许拜访过吕先生，或许目睹过吕先生的写作情形。然后，翻遍吕氏的遗稿，未见有类似“李梅亭”式的卡片箱与卡片纸。不过，早年的钱锺书先生视吕氏的治史是“卡片学问”有可能是实情。1937年，钱锺书先生写过一篇《谈交友》，文中有对“卡片学问”多有嘲笑，他说：“时髦的学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几只抽屉，几百张白卡片，分门别类，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着头脑更去强记。但得抽屉充实，何妨心腹空虚。最初把抽屉来代替头脑，久而久之，习而俱化，头脑也有点木木然接近抽屉的质料了。我敢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木头或阿木林等谩骂，会变成学者们最尊敬的称谓，‘朴学’一个名词，将发生新鲜的意义。”（钱锺书：《谈交友》，见《文学杂志》1937年5月创刊号）钱氏的这一番言论，想必一定是专有所针、是有感而发，他岂会把治学用不用“材料卡片”与用不用“心”混为一谈？在《谈交友》一文刊出四十六年之后，即1983年吕氏的几部断代史以及《读书札记》等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再版，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将重印之父亲遗著，分送国内外学界同人或吕先生的好友，钱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是年4月，吕翼仁女士收到钱先生的致谢函（见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原信文末），其中写道：“犹忆曩先君，得瞻长德凤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这几句话，与其说是客套应酬，倒不妨说是钱先生的真情流露（见“王文”），抑或晚年的钱先生对“卡片学问”已改变了看法？
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
自西方的章节体传入并逐渐成为史学撰述的主流体裁之后，传统的撰史方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像吕先生那样老一辈的史学家，之所以还能恪守着这种传统的方式，自与他们青少年时所受的教学、训练有关，也与当时的学风有关。严耕望先生称今日通行的论文体裁为“常行体”（严耕望：《治史经验谈》，见《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3页）。与这种“常行体”相比，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论文著述，不仅有体裁上的差异，也有撰史程序上的不同。在这里，撰史的程序对史书的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札记”体的论文著述，既然由系统的札记所组成，那它的撰写程序，只能从读史书、写札记入手，等到札记有了一定的积累，论文或论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吕先生曾批评当年大学生做论文的方式，他说：“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之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时间，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吕思勉全集》第十二册，750页）李伯重先生曾写有《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一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文中以宋史研究论文为例，说据2005年的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这些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三期） 。如果我们把吕氏的史著称之为“札记”体，那么“常行体”应该是“札记”体的“升级版”；有了“札记”体的基础，再来撰写“常用体”的论文论著，就能保证著述的质量，也不易炮制“假冒伪劣”或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了。
附录
钱锺书信函原文：
翼仁女士著席：忽奉惠寄诚丈遗著，念旧相存，不遗在远，既感且憾。犹忆曩先君，得瞻长德凤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幸大家能保楹书，复使流布，俾炳烛余明，稍补平生未足之心，差以自慰耳。上月海外人来示家宾四《师友杂忆》一册中，有一章述与诚丈交谊，道及大家，殊有情文。亦寓目可惜未录副也。专此致谢，即颂近祉。 钱锺书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