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自己的“玉时代”么？

近日，由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全国22家博物馆举办的“根·魂——中华文明物语”展正在长沙与市民见面，本次展览在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精心遴选出30件（套）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标杆性的文物作为物证，简单明了地勾勒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其中来自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玉琮王，尤其吸引眼球，这枚玉琮出土于浙江省余姚市反山墓中，是距今4500年的良渚文化产物。同时作为长江流域的湖南，在这一时期有无如此美玉？湖南有自己的“玉时代”么？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钱烨

“玉琮王”出土的年代，湖南人在干什么？

长久以来发源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被当作中华礼器文化的起源而纳入考古领域的探讨之中，这与该地不断出土数量众多的玉器是息息相关的。

良渚文化距今约4500多年，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南到钱塘江，北达江苏省中部地区。1936年被首次发现于良渚，1959年被证实命名。良渚文化与马家滨文化一脉相承，代表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以磨光黑陶和精美玉器为主要特征，尤其是大量的玉器。

君子以佩玉为美，这是周代礼制时代时兴起的佩玉文化。而提到礼器，人们可能最先想到青铜器，而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已经逐渐将这种礼器之美推到了顶峰。它们的材质是玉。所代表的文化含义也不仅仅是宗教，还有对礼制规范的要求。（这一点深深影响了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礼制文化）

良渚文化出土了40多种玉器，以玉琮最为知名。这种外方内圆的玉器，沿着长江溯游而上，甚至传播到成都的金沙文化遗址中。湖南安乡曾出土一件仿制的玉琮，虽然形体粗糙，但仍是对良渚文化玉器的仿制，可见良渚玉文化影响之远。

这一次，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玉琮王”，出土于杭州反山墓中（该墓出土了1200件玉器），是所有良渚玉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解释华夏文化起源的代表展品，它有足够的分量。

这件玉琮通高8.9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通体白色，有规整的线条纹与神秘的兽面神人形象浮雕。该浮雕可能是良渚文化中的一个家族徽志，代表着神权，而外方内圆的形体以及规整的细条纹代表着礼的约束。

玉琮所代表的准确含义，在500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给出准确的解释，但从出土地点广泛来看，它又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在同时代有大量的玉器出土么？湖南有自己的“玉时代”么？

玉器少是因为缺乏资源

对比史前新石器各个时代，与良渚文化对应的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湖南境内两种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都集中在洞庭湖西部的澧阳平原，这里孕育着，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是中华文明起源中心之一的长江中游邦国群。以城头山的历史最早，逐渐向殷商时期长江中游的重要邦国——盘龙城转移。

与良渚文化那些精美的玉器相比，屈家岭文化时期，坐落于澧阳平原上的城头山、鸡叫城等著名的遗址地区并未发现大量的玉器。从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历年挖掘报告中，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头山只发现了5件玉器。

这一时期如此缺少美玉，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亚峰看来，可能与本地缺乏玉石资源有关。作为陪葬品，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头山，多使用黑陶。这些黑陶被制作得非常薄，明显不是作为生活用品而烧制的，它们存在的合理解释是作为祭祀时的礼器，或墓葬的陪葬品。

赵亚峰认为良渚文化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应该是古代开凿玉石资源十分方便的地区之一。若非此，反山墓中也不会一下子就出土1200多件玉器。中国古人并不会刻意区别玉石的材质种类，他们将肌理细腻、色泽丰富、质地坚硬的石头都叫玉。

产于良渚文化遗址附近的玉石以闪石玉为主，赵亚峰说，这些玉其实在使用之初是十分漂亮的，泛着透明的青色，只是在经过几千年的埋葬之后，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色或黄白色，俗称“鸡骨白”、“南瓜黄”。

同时期的湖南澧阳平原上并未发现大的玉石矿脉。这也解释了，城头山人以黑陶为祭祀品，而很少使用玉的原因。

孙家岗前后出土100多件玉器，“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

直到1000年后，新崛起的石家河文化，才改变湖南少玉的现象。2018年12月，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举行的“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赵辉就孙家岗出土的史前玉器感慨说，“孙家岗的玉器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来自于哪里）目前的情况还不明朗”。

位于洞庭湖西部，澧阳平原上的孙家岗新石器遗址，距今已有3800—4200年历史，是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境内的代表性遗址。该历史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经消失，黄河流域进入了夏的治理时期。

与此前挖掘的城头山遗址不同的是，孙家岗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陪葬玉器。这些玉器从何而来，依然是个谜。

与长江下游著名的良渚玉器比较起来，孙家岗出土的玉器可能大部分是用作装饰品，参与挖掘的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亚峰猜测说。这些玉的材质也是透闪石，因长期埋葬而白化，灰白色不透明，常见黄沁。整体形状多呈片状，少量柱状，初步观察有片切割、线割、圆雕、减地、阴刻、缕孔等琢玉工艺。器形与纹饰见有虎、蛙、蝉、鹰、龟等动物形象，另外还有笄、坠、凿、环和冠状器等。

与良渚文化中宗教或者礼制气息浓厚的玉器相比，孙家岗的玉器显得小而精美，玉的雕刻技艺更胜一筹。赵亚峰说，孙家岗玉器多以减地阳纹雕刻出玉器细小的纹路，如玉蝉、玉蛙。而一份出土的玉虎，大小只有1厘米，但仍然雕刻得惟妙惟肖，可见石家河文化孙家岗时期当地的手工艺人已经掌握了很先进的玉器打磨、雕刻技术。

虽然并无证据，这些玉器是在本地生产的，但是如此数量的玉器，也并未发现其他输入地。它如果不是来源于湖北的石家河，那就可能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关系。

龙凤玉佩是孙家岗玉器中的代表

在孙家岗前后出土的100多件玉器中，以早期出土的龙凤玉佩最为知名。这两枚玉佩出土于1991年挖掘的33座新石器墓葬中的14号墓。这些墓葬紧密地排列在农田里，以14号出土的玉器最多，除了龙凤玉佩，还包括璜、璧、笄、坠饰等。墓底中部还有11件绳纹、方格纹、蓝纹陶罐。

这两枚玉佩可以说是孙家岗出土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两件。而又以凤形玉佩最为知名。这件玉佩长11.6、宽6.2厘米。属于片状透雕，玉材可能为高岭玉，受沁呈乳白色。喙长而尖细，额后有披羽，头戴复杂的羽状冠饰，颈曲长，展翅，尾翎长而飘卷。羽冠和尾翎边缘有牙。生动的线条与精湛的镂雕，让后人在端看这枚玉佩时都不免为之惊叹。

凤是长江以南楚人的崇拜物，与北方龙图腾的崇拜相得益彰，此次孙家岗龙凤玉佩的出土，也向后人揭示了4000多年前，生活在洞庭湖西部澧阳平原上的湖南先人在精神崇拜上标新立异。

关于这两枚玉佩的用途，很多考古学家猜测是作为头饰的笄首，可能与该墓中出土的笄或竹木类的笄配套使用。

其实在孙家岗33座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笄。使用这些玉笄的人，在当时的孙家岗文化中应该处于社会的上游人群。而能够佩戴龙凤玉佩这种精美玉器的墓主人，想必也是这里的管理者。

赵亚峰认为，与良渚玉那种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的玉器相比，出土于湖南孙家岗的玉器似乎相形见绌，即使具有自然崇拜色彩的龙凤玉佩，也很难与整套的，形似三代时期礼器规格的良渚玉相媲美。不过湖南史前玉文化还是有自己的特色。

虽然被掩埋数千年，玉器的影响还在

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为何要制作玉器呢？要知道，抛光打磨一枚质地坚硬的玉器需要很久的时间。在新石器时代，劳动力异常珍贵的时期，种植农作物或者打猎，解决粮食问题可能要比浪费在打磨这些不实用的玉器上要现实得多。是什么造成这种浪费？

在缺乏必要工具的前提下，要将玉器打磨成理想的形状是十分耗费时间的。即使在铁器出现之后，铁的硬度也难以雕刻玉石。如早期良渚文化时期大量的玉石都是经过工匠们夜以继日的打磨形成的，湖南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也同样出自这些早期玉石匠人之手。他们能够利用到的打磨工具，可能只有借助自然界中比玉石还要坚硬的矿物耐心地研磨、切割玉石，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在实验室内，按照古代人的原始的打磨方法，将一块八开纸大小不到3.8厘米厚的玉料大体加工成长方形，要一个人不间断地研磨一个月之久。可以试想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那件“玉琮王”要经过多么久的研磨时光才能加工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虽然，湖南同时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并未出土如此分量的玉器。但是孙家岗出土的100多件玉器中，也不乏精美之玉，如上述的龙凤玉佩、玉蝉、玉虎首等。这些玉器在当时的加工条件下，大概都要经过三个步骤来完成。

先从玉石原料中切割下所需的玉材并去掉上面的粗糙部分；将玉材进一步切割成所要设计的形状；然后再精心研磨、雕刻、抛光，直到一件精美的玉器出现在面前。

如此复杂而又消耗人力的加工行为，为何还会促使良渚乃至石家河文化中的先民使用玉器呢？这些浪费在玉器上的人力，只有一个合适的解释就是权力的象征。无论是赋予玉器的神权还是人权，在有一定财富积累的新石器时代，掌握了更多物产的家族很有可能通过玉器来表达族群对于世界关系的理解。

这些理解力依然存留在良渚、石家河时期的玉器中，乃至对一个对那个时代毫不知情的现代人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