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梁嫣佳 实习生 冯锐 音频 季成
【好儿女志在四方——访上海几位在边疆工作的知识青年及其家长】
人民日报 197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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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人：陈福娟
在曹杨新村，我们访问了上海棉纺二十二厂退休工人陈文俊同志。陈师傅今年六十四岁了，是曹杨一村退休工人委员会副主任。他积极支持子女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工厂、街道的同志们都很敬佩他。
陈师傅指着写字台上压在玻璃板下的一张张照片说：“这是我的大儿子和他的孩子，他早就被招女婿离开了我们。这是女儿一家。她叫陈福娟，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志愿到新疆去。当时我想，有党的培养、关怀，到哪儿都一样，我支持她去边疆。现在，她在新疆阿克苏农垦三团当小学教师，在那儿成了家。她的爱人原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参军转业后，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是二儿子陈震华，一九六八年分配到安徽省休宁县的一家工厂工作，已经在那儿结了婚，成了家。这是三儿陈震刚，一九六八年到江西农村插队，后来被调到乐安县某矿工作。我和老伴也经常鼓励他听党的话，安心在那儿工作。他今年春节回家探亲，到处跑书店买书，说是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好好钻研技术。他是二月六日回去的。我和老伴劝他再住几天，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加紧工作，我怎么能耽误时间？这是我的小儿子陈震德，是七二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想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后来，根据国家需要，也分配到安徽省一家工厂去了。现在，他在那儿也很安心。”
一张珍贵的全家福。父亲陈文俊和母亲赵巧英（中者），大姐陈福娟（后排右一）长子陈民鑫（后排左三）二子陈震华（前排右一）三子陈震刚（后排左三）四子陈震德（前排左一坐者）陈福娟 供图
陈文俊同志把他的子女一个个介绍完了，他的爱人赵巧英出去买菜回家来了。赵巧英同志原是曹杨一村托儿所的保育员，两年前也退休了。陈师傅接着说：“她的身体不好，我们当然希望有个儿女在身边。按照党的政策，是可以调一个回来的。但是，个人的需要是小道理，国家的需要才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赵巧英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老两口说，说实话，谁个父母不希望子女都在身边？可是，咱们国家那么大，到处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海人口又那么多，应该出去一些年青人支援内地、边疆搞建设。如果所有的父母都把儿女留在身边，那能行吗？我们身边没留子女，是有些困难，但是，有党组织的照顾，这些困难也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陈福娟珍藏的有自家报道的《人民日报》复印件。 冯锐 图
陈福娟：在边疆奉献青春年华，我无愧祖国
1964年援疆知识青年，新疆阿克苏农一师三团新星幼儿园退休职工
1979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对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的家长陈文俊的采访报道。这篇报道的版面被复印下来，珍藏在陈文俊儿女家中。在陈家四子陈震德的家中，除去已经去世的老大，当年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四位姐弟一起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
报道中陈文俊的女儿陈福娟读起了当年的文章，谈及与父母的往事，姐弟几人感慨良多。冯锐 图
大姐陈福娟从包中拿出一沓黑白相片，其中一幅全家福引人注意。陈家子弟风华正茂，大姐陈福娟与爱人站在右后侧。父亲陈文俊和母亲赵巧英抱着孙子端坐在中间的位置，而正后方则是三子陈震刚，长子陈民鑫与他的妻子和孙子一家。嬉皮笑脸坐在父母两侧的是二子陈震华和四子陈震德。陈福娟讲述了她作为知青支边的经历。1962年，正值青春的陈福娟于曹杨二中初中毕业，受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连锁反应，高中升学名额有限，陈福娟与她的同学们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离开了学校后，曹杨街道组织这批毕业生开会、学习，在街道做一些杂事。在此期间，陈福娟还积极申请，加入了共青团。
当时的新疆因扩大耕地急需劳动力，上海市劳动局在1963年提出了3年内动员11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赴新疆的计划。自此，以“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为口号，上海市每年向兵团输送数万青年学生参加新疆的生产建设活动。“广阔天地，大有所为”，随着这一号召的发起，1964年全中国上下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高潮。“其实当时去支援边疆的想法也没有非常强烈。街道组织我们去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要疏散一些人员，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都没有东西吃，那时候我们都是吃卷心菜的叶子，绿叶子的时候就开始吃了。”陈福娟回忆说。从曹杨新村出发，踏入时代的洪流，在群众的热潮和锣鼓的欢送中，1964年，18岁的陈福娟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前往新疆阿克苏。
当年，陈福娟（左）与小姐妹一起在新疆的合影。 陈福娟 供图
当然，支援边疆这一决定显然也深受父亲的影响。黑白照片中，父亲陈文俊被子女环绕，表情严肃沉稳。父亲陈文俊是嘉定人，十几岁便在工厂做学徒，因为表现好、思想上进，很早就入了党，后来在工厂的党委办公室工作。被评为劳模后，成为了1952年最早一批入住曹杨新村居民。“当时的国棉二十二厂很大，党委办公室主任名气很响的。我到厂里找过父亲，只要说他的名字大家都认识，”谈到父亲，三弟陈震刚非常骄傲，“我们父亲讲话很慢，但是很有威严。他在家里经常要求我们努力工作、思想上进，现在我们家基本都是党员。”
和大姐一样，受父亲的鼓励，二弟陈震华在毕业后分配前往安徽工厂工作，三弟陈震刚则被分配到了外地农村插队落户。但考虑到父母年纪大，陈震刚想留在上海照顾父母，当时他颇有思想情绪。“我爸后来跟我谈说，你去吧，你不去我工作也不好做，所以我就去江西六安插队落户，”陈震刚补充道。
当陈福娟来到祖国边疆准备大展身手时，她面对的是359旅幢幢绿色军营、偷西瓜的劳改犯、阿克苏荒凉无际的戈壁滩、日复一日的挑筐打梗和定量配发的馍；当陈震刚背着脸盆被褥来到梦想的广阔之地时，他面对的是山林泥地、漏雨的祠堂、红薯和山区村民。后来经过知青招工，陈震刚上调到当地矿山做汽车修理工，在当地成家。二弟陈震华则在安徽省休宁县工厂工作，1976年四弟陈震德也没有留下，最后一批支援到了安徽，后来到上海冶炼厂工作。陈福娟则被调入新疆当地机关和学校工作，直到1996年按政策回沪。
陈家兄弟几人在曹杨新村红桥上的留影。 陈福娟 供图
陈震刚还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这个事情上我埋了34年，我一直没有讲，他们也不知道。我爸1987年得了肺癌。我听到以后从江西马上回来，跟我二哥把他送到了上海第二肺科医院。住院了以后医生说有一个大的瘤，马上动手术开刀去掉就行了。我爸那时候年纪轻，条件也可以。这时候我爸就开始思想斗争了。医生跟我讲，你爸昨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晚上没睡觉，最后跟医生讲我不动手术放弃治疗，”陈震刚谈到，“我父亲有这样的思想。他说，我身边没有子女，我这一刀下来从前面开到后面，还要抽掉两根肋骨，家里面没人照顾，五个子女都在外面。老大参军，老二新疆、老三安徽、我江西、小弟也在安徽。我妈身体不好，所以说我不能连累了我的老伴，也不要影响我子女在外面不安心的工作，影响工作回来陪我，放弃了治疗，没做，出院了。这件事情我很感到内疚，所以我一直埋藏在心里，我对不起我父亲！”
提到父亲去世，陈福娟回忆到，“当时父亲生病我请事假从新疆回来，临回新疆时我给我妈塞了600块钱。我说这些钱你就给爸爸看病，中间没有报销的时候去看病，配药的时候你就把它用上，就当灵活用。我说我也只有这点能力，我也没尽到女儿的责任。后来我爸去世了我也没回来，因为刚刚回新疆半个月他就去世了，我也不能再回。我在新疆，真的哭了三天。我知道我爸爸是最喜欢我的，因为就我一个女儿。”返回新疆漫长的火车、得知父亲去世后无言的戈壁滩，难以想象，当时的陈福娟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包括陈福娟在内，他们从来没有埋怨父亲把他们送的太远。父亲陈文俊也从未期盼有朝一日儿女能够回到上海。陈文俊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怀着工人先锋的骄傲感，在一线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他们也把这些工人精神播撒在边疆三线，传承给了下一代。
陈福娟与先生在新疆阿克苏的家。 陈福娟 供图
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陈震刚面临着工作难、住房难等问题。受知青家属返城限制，陈震刚的爱人只能留在江西当地，一直到爱人退休才得以在上海重新团聚。陈福娟回到上海后在居委工作，自行筹钱购买了住房。四弟陈震德则经历了下岗潮，做过保安、开过出租车，后来在一家日企开车一直到退休。
陈震刚返沪后，只能和家人挤在一起。据陈震华介绍，姐弟们还在外地工作时休假回曹杨新村探亲，20平方的曹杨一村家中最多挤了15个人。陈震刚谈到，到后来女儿十八九岁，实在没办法再窝在一起了，于是和四弟一人出了三万块钱，在曹杨买了13平方的房子。“我们从外地回来都没钱，我从江西回来积蓄只有两三千块钱，三万块钱也是借的。后来是因为子女比较争气，给我们买了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退休后，对比一些同龄人，陈震刚神色略显黯淡，“如果我不插队落户，我现在也像他们一样有车有房，我们又不会歪门邪道。思想观念上讲我们说社会主义好，工人阶级应该是模范，但是从现在的社会现象上来讲，我们很悲落。但是曹杨开始改造了，我们都很支持，感到很欣喜。”
跟着国家政策走，“我们无愧于国家，” 陈福娟兄弟姊妹几人感慨，“经济上也许我们跟其他人没什么可比，但我们最幸运的是，我们几个人的团结一心，几十年来从没有因为任何利益问题红过脸，我想，这是父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工人、教师，知识青年家庭传承父亲的工人精神在边疆三线生根发芽，怀着思念或急迫的心情终返工人新村。饥饿、思念，这些真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青春故事已然变成回忆，到现在变得沉沉浮浮的也只剩下各自的心情。最终，一切不知名的情感都将随着机器轰鸣扬起的尘土慢慢升腾然后逐渐散去。陈家姐弟在四弟陈震德临时借住的家中接受采访，房子虽然不大，但阳台加装透明顶棚，厅堂里照进来的阳光通透、坦荡。
陈家姐弟几人一起接受采访，谈及当年，感慨良多。 冯锐 图
【后记】
旧闻新读——旧闻指的是当年的媒体对当事人和事的采撷。当我们在操作曹杨新村这个专题时，那些散落在纸片中的人物，慢慢浮现出来。一般，他/她们的形象夹杂在那些热情洋溢的词藻之中，或刚性的政策条例里，又或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作为个体的他/她们，被密密的文字所挤压、所吞没，间或，突然跃出纸面之上——一个社会主义新人被抛向时代浪尖，大肆报道并传诵一时。
他/她们在时代洪流之中沉沉浮浮，有人成为幸运儿，有人沉寂下去，今日，我们将他/她们从字里行间中“托举”出来，由他/她们自己来朗读这时代之音，这里面有青春、有热血、有理想、有奉献，有爱有恨，有荣耀与困境的纠缠。
责任编辑：高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