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三光】
南北案发：风水轮流转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应天府（南京）如期闭幕。52人被成功录取，其中第一名（会元）为宋琮，江西泰和人士。三月，其中的51人如期参加殿试并顺利通过考核，由皇上钦赐功名并排定名次。
一甲共3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陈䢿，福建闽县人士；第二名（榜眼）尹昌隆，江西泰和人士；第三名（探花）刘仕谔，浙江山阴人士；二甲共13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共35人，赐同进士出身。
金榜放出，诰示天下，金陵的街头再次热闹了起来。但是，围观放榜的人们很快发现了蹊跷之处，榜上得中进士者，全部出自江南，竟无一人是北人。众人议论纷纷之际，有人一口咬定会试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众多落榜的北方考生本就愤愤不平，对这一观点更加深信不疑。顷刻间，群情激愤的学子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行至礼部衙门前抗议请愿，高喊“三吾等南人私其乡！”要求官府严查舞弊事件。一时间民意沸腾，局势几近失控。
电视剧《朱元璋》中，将南北榜案的时间演义为洪武朝初年
明朝自创制以来，便将户籍制视为国之根本，官民所行公事皆因户籍而定，人们会关注新科进士的籍贯所在，也是情理之中。可当榜进士的出身籍贯竟如此集中，自行科举以来未曾见闻，以至北方学子大规模抗议。
在世人眼中，江南是才子辈出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年）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开科六次，各科进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进士620人，占总数的71%。以此看来，似乎“南人尽占皇榜”的现象，也是可以预见到的。但若追溯前朝，状况却是完全相反的。
隋唐创制科举时，北方籍进士明显多于南方。“刘蜕破天荒”的典故，即反映了当时南方进士的贫乏。及至北宋初期，“崇北贬男”的政治倾向更有过之。
根据宋代笔记型小说《道山清话》的描述，宋太祖曾亲笔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并镌刻于宰相办公的政事堂门前。北宋名相寇准，曾多次公开贬低南方考生的进路，并且引以为荣。然而有趣的是，这一切的转机也恰恰始自北宋。
太祖之后，宋廷的地域观念有所转变，南方籍官员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宋真宗年间，任命江西新余人王钦若为宰相。从此，南方籍官员加入了宋代的宰相行列，并且在数量上逐渐反超北方籍宰相。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而这六人也全无北人。至于科场上的南方籍进士数量，更是早已反超北方，科举重心南移已成既定事实。终宋一代，南北地域差异彻底反转。
如今，落榜的北方举子指责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可榜上湖南籍进士仅有一人，足见“私其乡”之说太过牵强。但满腔激愤的学子们顾不得许多，依然坚持上疏请愿。事态随之迅速扩大，果然惊动了皇上。
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䢿亦与焉。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由侍读张信、侍讲戴彛、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萧楫九人，以及新晋及第的一甲进士陈䢿、尹昌隆、刘仕谔，共十二人组成了临时调查小组，每人各阅十卷。试图从落卷中，筛选出文理合格者。
事已至此，刘三吾、白信蹈等考官，彻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刘三吾：躺着必然中枪
刘三吾画像
刘三吾是个大器晚成之人。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两位兄长均效忠于元廷。长兄刘存吾，率军死守宁国，抵御长枪军，后力战而亡。仲兄刘长吾，以学官身份代替逃跑的官长组织城防，抵御红巾军达一年之久，终因弹尽粮绝牺牲于长宁州。自己的六位至亲先后死于元末镇压红巾军的战争中，亲人离世的悲痛与动荡不安的社会，迫使刘三吾只能隐居自保。在家乡幽居的十余年岁月中，江山易主，风云变幻，自己只能写作诗文以哭吊前朝并慨叹世间沧桑。
洪武朝中期，因“胡惟庸案”、“空印案”等大案牵扯甚广，导致朝中官员锐减，亟需大量官员补充。洪武十八年（1385年），73岁的刘三吾被举荐入朝，从此开启了自己十余年的仕明历程。
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
——《明史》卷一三七·列传第二五
刘三吾的官品堪称楷模，他不仅才学过人，官至翰林学士，《明史》亦对其有极高评价。自己的女婿因贪污犯法被捕，他不徇私情，自责管教不力并主动请辞；因言获罪的言官在行刑前曾向刘三吾大呼，恳请他为自己青史留名。这些事迹足见刘三吾的坦诚与正直。
朱元璋对这位“坦坦翁”亦是信任有加，不止一次在臣属面前夸赞他的忠贞与耿直，并赏赐以珍奇文玩。敕令修著《孟子节文》的工程，即是由刘三吾主持。朱元璋御制《大诰》及《洪范注》均有刘三吾作序，明初文坛名宿不少，而享有此等殊荣者仅三吾一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对立储之事颇为犹豫，刘三吾带头坚持道：“皇孙世嫡承统，礼也。”使朱元璋下定决心立皇孙朱允炆为储君，刘三吾的坚持也深得赞许。
电视剧《朱元璋》中，将主要涉事官员演义为李善长、宋濂
然而，已然84岁的坦坦翁，理应荣归故里，颐享天伦之乐，现在却背上了“科场舞弊”的嫌疑。刘三吾的清廉正直，朝中谁人不知？况且“胡蓝党案”等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谁人敢在科考大事上顶风作案呢？另一方面，刘三吾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也十分自信。在接受调查询问时，他一再表示，从开考前的锁院回避，至阅卷时的糊名誊录，自己始终严格遵守工作条例，不曾有半点疏漏。
而且，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考定制以来，各级考务人员各司其职且相互监督，权责分明，想要从中徇私舞弊几乎是不可能的。刘三吾再三强调，自己作为会试主考官，“仅以文章定名次”，至于考生信息及籍贯所在，根本无从得知。
张信等人的调查结果出炉后，证明刘三吾确实经得起考验。根据调查小组进呈的落卷来看，大多文采不佳，其中更有犯名讳者，实在有失水准。调查小组认为，刘白二人录取的52名举子虽尽为南人，但确实文采出众，普遍强于落榜的北方举子，录取结果公正可信，此事不应为舞弊案。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刘三吾定会长舒一口气。他坚信自己的忠正定会感动圣上，自己的耿直定能还自己清白。然而，八十余岁的坦坦翁可能忘记了一个问题。当今圣上十分青睐忠正耿直之人，确实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圣上自己也会同样的忠正耿直。
朱元璋：屠刀背后的真实用意
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已然是个老人。结发之妻与三个儿子的接连离世，使这位皇帝的晚年更加帝心难测。如今科场案闹得沸沸扬扬，使很多人隐隐感觉到，“蓝玉案”之后又一大风波就要开始了......
晚年朱元璋
调查结果已经出炉，可请愿学子们更为不满，他们进一步提出“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指责调查小组与刘三吾串通一气，故意挑选低劣的落卷进呈御前。
事态随之再一次扩大，而这次，调查人员也成为了嫌疑对象。
面对一再恶化的局面，震怒之下的朱元璋选择了自己的一贯作风。但是，遭殃的并不是直言贾祸的北方学子。
是年五月，涉事的副主考官白信蹈与调查小组张信等人，以徇私舞弊之罪，“俱磔*之”（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责令流放戍边；新科状元陈䢿、探花刘仕谔，因调查报告批语含糊，责令发配戍边，次年被召回复职，旋即又以其他罪名处死；涉事人员中，仅有新科榜眼尹昌隆以及调查小组中的戴彛，逃过了此劫。事后，朱元璋又“谓三吾信蹈蓝党，余皆胡党”，将此事定性为党案。
六月，朱元璋再度开科并亲自主持殿试，共录取进士61人，其全部为北方人。一甲第一名为韩克忠，山东武城人士；第二名王恕，山东长清人士；第三名焦胜，山西乐平人士。韩克忠成为了洪武朝最后一位状元，也是第一位北方籍状元。而之前录取的“南榜”进士，“俱不刻《登科录》”。至此，持续了数月的“南北榜案”方才告终。因为两榜录取时间分别在三月（春季）和六月（夏季），故又称为“春夏二榜”。
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大抵帖服。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明史》的编纂者认为，此为科场舞弊案无疑。但后世学者大多认为，这是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
在“南北榜案”后的刘三吾，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被流放戍边，这与宣判死刑基本无异。然而，坦坦翁却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坚强的赞歌。他不仅活着走到流放地，还等到几年后被建文帝大赦召回，最后得以善终。刘三吾被赦免，可视为朝廷对其的一种补偿，足见此案并非真正的舞弊案。
那么，“南北榜案”的真实原因又是为何呢？
从经济角度分析，隋唐时期，中原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在黄河流域，此时的科举重心也完全在北方。但唐末五代以来，北方地区的战祸连年，导致人口流失，水利系统荒废，土地荒芜，民生凋敝，进而导致北方社会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降低。与此相对的却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江南地区兵祸较少，人口逐增，农业发达，生活富足导致文化的繁荣发展。长此以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科场上便体现的十分明显。此次尽取南方举子，虽是偶然，但其背后隐藏着必然。
明代的《凤洲杂编》有过评述，朱元璋顾虑“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刘三吾“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祸”。《廿二史劄记》记载“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这种社会现象也多被后人解读为“故元之思”。如若北方士人因登科渺茫而对明廷彻底心灰意冷，则有倒向北元势力的可能。
另一事件似乎也成为了佐证，就在南北榜案发的前两个月，陕西沔县的书吏高福兴以白莲教为号召，组织农民群众揭竿而起，数月之后才被镇压。综上所述，这一观点认为，北方地区的政治离心力太大，若不加以重视，则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所以朱元璋为了笼络北方士人，而制造了这起冤案。
但是，南北榜案发时已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明军接连的北伐下，北元势力的威胁已大不如前。再者，践行多年的各种民生政策和教化工作也颇有成效，较之三十年前已是今非昔比。此时还强调北人有“故元之思”，已不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
而且“文人多不仕”被单纯解读为“故元之思”，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案发初期的北方举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接连贸然指责舞弊，足见其入仕之心切，心系哪端不言自明。从长远角度看，北方社会的问题并非迫在眉睫。朱元璋的处理办法，也许有笼络北方士人的考虑，但不应为其根本目的。
明初，为了遏制官场腐败现象，便制定了南北易官制，即“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洪武四年吏部拔选时，“南北更调，已定为常例”。而后制定的《大明律》中，更是确立了“流官注拟，并须回避本贯”的原则。在这种制度原则下，政治平衡便成为了优先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北方士子前后多次抗议请愿，特别是在调查结果出炉后，面对真凭实据，却进一步指责调查小组与刘三吾串通，将攻击范围再度扩大。其态势已十分明显，这科场上的“南北榜”，即是朝堂上的“南北党”。
一贯政治嗅觉敏锐的朱元璋，不可能毫无察觉。臣子结党营私，是他最忌惮的一种行为。建国初期的“淮西党”以及“胡党”“蓝党”，均被铲除殆尽。而南北榜案的发生，已证明朝中潜在的“南党”文官集团势力过大，已招致其他人的强烈不满。若将此等局面留给自己尚未成熟的孙子（朱允炆），恐怕大权旁落，甚至江山难保。所以朱元璋认为，自己必须举起屠刀，严厉打压当权派系，为后世之君扫除接班障碍。
其实，在南北地域的问题上，朱元璋与刘三吾曾经有过一次交锋。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谨身殿，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因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八
从这段对话不难看出，朱元璋的观点恐怕更为高明，而刘三吾则不免为派系所限制，无意间显露了傲慢与偏见。后人多为刘三吾喊冤，但换个角度看，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答案。
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其实不在乎南人还是北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成为天下人的皇帝，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科举就是他的一项工具。洪武六年（1373年），他曾因取士效果不理想，而废停了科举十年之久。对朱元璋而言，一切制度的根本意义皆是服务于皇权，而制度公平的问题，并不是他关注的首要核心。若说春榜尽取南人是不公平，夏榜尽取北人则更是不公平。
朱元璋的处理方式，看似是矫枉过正，实则是出于维护皇帝权威的考虑。当北方举子指责舞弊时，虽然政府和制度的公信力受到挑战，事态还在可控范围内。如果调查小组的工作“到位”，就可以将大事化小。但张信等官员坚持原判，就是“罔顾圣意”，置皇帝颜面于不顾了。
虽说，刘三吾、张信等人确是耿直，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就是文官集团在“冒犯天威”，怀有“不臣之心”的体现。建国初期的淮西勋贵以及武将集团，皆因党案遭到清洗。如今，刚刚成型的文官集团又来“挑战”朱元璋的绝对权威，自然会成为大明新的“内在敌人”。表面看来，朱元璋*掉了一批南方人，是笼络了北方人。实际上，他却是敲打了所有人。
经此一案，朱元璋再次*得人头滚滚，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恩威难测，并再一次践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但是，其后的科考结果证明，大开*戒换来的效果十分有限。屠刀可以惩戒犯罪，却无法创造出公平的制度。如何一劳永逸的解决科考名额分配问题，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留给朱元璋的子孙了。
南北榜后分南北
南北榜案后的第二年，朱元璋驾崩于南京紫禁城内。此后的建文朝仅开科一次，录取进士共106人，其中南方籍89人，占总数的83%；永乐朝开科八次，各科进士共1819人，其中南方籍1519人，占总数的83%，录取状况较之洪武朝变化不大。洪熙元年（1425年），杨士奇率先提出了改革方案。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请其外出‘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为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
杨士奇主张，将会试考生按籍贯分为“南卷区”与“北卷区”并分开阅卷，确保最终录取名额比例为“南六十，北四十”，此即为“南北分卷制”。这一提案虽受到高度赞许，但当年洪熙帝便猝死于宫中，此事只能再做搁置。
宣德二年（1427年），杨士奇提出更进一步的改革方案，“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为中数”。即将“南北分卷”细化为“南北中分卷”，南北中三区分别占55%、35%、10%的会试录取名额。南卷区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 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区为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区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与滁徐和三州。从此，完整意义上的会试分卷制度得以确立，有明一代基本上沿用这一分配比例。
杨士奇提出的“南北分卷制”被朝廷采纳，但这一理念并非是其首创
明代宗景泰帝继位后，于景泰元年（1450年）下令科举取士一遵永乐年间成例，取士不分南北，废停了会试分卷制度。为此，朝中出现了激烈辩论，直至景泰四年（1453年）又恢复了分卷制度。此后历朝，分卷制仅经过几次细微调整，直至清初才迎来一次较大改动。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地域，以均衡各方政治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对乡试、会试的地区划分做了更为细密的处理。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后的中卷区屡分屡并，更改十分频繁。
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各省录取人数多少不均，边远省份或有遗漏，废除了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即按各省实际情况与应试人数，钦定会试名额。会试名额不预先设定数额，但每届录取量上下浮动不大。至此，分省取中的制度彻底定型，直至晚清废除科举后，其依然影响着后世。
两种“公平”的争论
由于南北榜案的关系，明代才得以确立会试的分卷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理念并非明代首创，在宋代已有先例，为此还引发了一场经典的辩论。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宋英宗，主张改革科举。
司马光指出，现行凭文取士之法弊窦甚多。如今“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而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这是极其不合理且不正常的现象。因为考官均出自“两制三馆”（两制，即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三馆，唐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宋为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他们对于文章的取向好恶比较固定，这使得在汴京的举子拥有巨大优势。而广大外府考生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只能千里迢迢来到京师游学。
“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这样既助长了“奔竞之风”，更有可能滋生各种非法勾当。若长此以往，“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司马光进一步提出“逐路取士”的改革方案，即以各路为单位，每十人取一人，不满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则不取。
以后世看来，司马光“十人取一”的改革方案，未免有些简单粗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对科举体制下的隐患，确是分析的透彻。不过，作为山西人的司马光提出这种观点，其实也有派系立场的考虑在内。在党争激烈的北宋朝廷，从来不缺乏反对派。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立刻上书提出了反对意见。
欧阳修（左）司马光（右）二人围绕着录取政策的辩论，堪称精彩绝伦
欧阳修尖锐地指出，“盖言事之人（指司马光），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但是科考并非仅有进士一科，且明经科的北方考生相对更有优势。将科举诸科一概而论，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今东南各州已是“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而西北各州“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况且东南各州的举子皆是百里挑一，普遍文辞优质，确实强于北方举子。
若“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只会加剧破坏公平；若旧法一改，则“今开封府寄应之弊”（为了参加科举而在京游学的问题），必将扩散全国，奔竞之风更甚；“议者又谓西北近虏”，故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应当以科举来稳定西北边州的民心。但是“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
欧阳修进一步表示，太祖定“糊名誊录”之法，就是为了保证公平竞争。若改以出身籍贯定名额，则完全破坏了科考公平的原则。“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
这场辩论的时间旷日持久，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且参与者甚众。由于双方各自有理有据，是非难以定夺，宋英宗最终决定仍依旧法，一切以呈文定去留。
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于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公之说为是。
——《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
抛开双方的派系立场，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观点实际都在维护公平。区别在于，欧阳修主张“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简单平等主义，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司马光则主张“机会面前，人人有份”的区域公平，带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引用美国学者罗尔斯的理论，两者分别体现了“机会的形式平等”与“公平机会的平等”，皆具有一定的程序正当性。
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
但现实的问题是，可供分配的资源是有限的，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结果。如果，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内，出现了固定的受益人群，那么其参与程度将会逐渐降低，受认可程度也将大打折扣，最终必然会完全脱离群众。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与其创立初衷相违背的，科举制即面临着这一问题。
南宋朝廷始终偏居一隅，与其长期坚持凭文取士的原则恐怕不无关系。而明清两朝坚持推行分卷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直至清末朝廷废除科举时，还能遭遇朝野的激烈反对，侧面证明了改革后的科举制是受到普遍认可的。
不过，世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自明代践行分卷制起，局限性也随之显现。明嘉靖年间礼部曾下规定，严厉处罚一切冒籍考生，可见这一现象已十分普遍。
至于会试举人报籍印卷，亦有假托族属改附籍贯，朦胧开具，以南作北，国法罔存，士风大坏。乞于明年会试，严加核究，但系先年冒籍，尝经恩赦者，许其首正，其他籍贯不明，妄报中卷、北卷者, 本部指名参退。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一
由于较发达地区的竞争激烈，录取名额紧张，继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考试移民。他们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用尽各种手段向名额宽松的地区移民。在强大的户籍制度与严厉的惩罚措施面前，依然有很多的家庭选择铤而走险，留下了无数令人心酸的故事。
清末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曾经就是一位“考试移民”，为此他曾受尽了敲诈勒索与刁难
清末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本为江苏海门县籍。自幼聪慧，被父亲寄予厚望。但因“冷籍”出身，而录取希望渺茫。在其父与老师的安排下，张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之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并顺利通过考试获得秀才头衔。此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屡次以冒籍之事相要挟。几年下来，张謇家被勒索一空，原本殷实的家境变得困顿不堪。历经劫难之后，才摆脱了官司纠缠。在投身科考的几十年生涯中，张謇历经人间冷暖，阅尽世态炎凉。41岁时终于高中状元，但个中辛酸苦楚又有谁能得知呢？
余音至今
距今600余年前的南北榜案已成为了历史，但它却揭示出了一道千古难题。时至今日，因考试录取政策而产生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许多人。
在美国白宫官网上反对SCA5法案的请愿页面
2001年，三位来自山东省的高考考生，因不满当时的录取政策，状告教育部，此事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高考改革方案。
2012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爱德华·埃尔南德斯，向加州参议院提交议案，倡议取消加州209号提案中对于公立大学的招生限制内容，即允许大学招生时根据种族、性别、肤色、族裔或民族血统等情况，制定合理的保留名额。此提案名为“加州参议院第5号宪法修正案”，遂简称为“SCA5提案”。此事引发了美国各界群体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加州的美籍华人群体表示强烈反对。辩论旷日持久，这一提案目前仍是被搁置状态。
现实的种种案例一再告诫我们，在探索公平的道路上，不存在完美的终点。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平波缓进中逐步的接近公平。
参考资料：
1.龙超欢《刘三吾研究》
2.杭建伟《明初南北榜案性质浅探》
3.闫成《明朝南北榜案新探》
4.谢海涛《科举录取名额分配制度发展形成的历史》
5.黄文《明初“南北榜”述论》
6.王元林 梁姗姗《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
7.王凯旋《明代分卷制述论》
8.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
9.刘诚龙《北宋南北榜之争——古人的地域歧视》
10.李济贤《唐宋以来战乱对北方社会的不利影响——明初“南北榜“历史原因试探》
11.郭晔旻《“南北榜“案的真实意图——突破江南印记，做全天下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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