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晓季
1966年7、8月份开始盛行抄家了，那时五大道上绝大多数人家都有被抄的可能，父母每天都提心吊胆。
刚进入秋季时，幸福里来了一群红卫兵，袖章上“红五四”标明是河东区五十四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挨家挨户都进，不是抄家是“查四旧”。
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查四旧”即一切与四旧有关的物品统统都要查封。
他们来到我家打开箱子就喊：“怎么又是臭资本家味儿？”原来他们闻到的是樟木箱子发出的味道。
母亲陪嫁的一摞樟木箱子。
铜包角的樟木箱子。
樟木是一种特殊的名贵木材，散发着浓郁的香气经年不衰，用它做家具具有独一无二的实用功能，它的天然气味可以防虫防蛀，驱霉防潮。我家的樟木箱子直到现在打开箱子一股樟木香气还能扑鼻而来。
这几个箱子装着的都是怕虫蛀的衣物，有父母的皮大衣、呢子大衣、西服、丝绸的旗袍和全家的毛衣毛裤等；有些是我们当下还能穿的毛衣毛裤，大部分是父母年轻时的“奇装异服”，还有他们结婚时的礼服也压在箱底。
父母的结婚照。
母亲叔伯姐妹旗袍照右二是母亲。
母亲相亲照片。
父母家中小照。
红卫兵不由分说把这几个箱子统统贴上封条不得打开。
进入深秋一天比一天凉了，父亲到河东五十四中，申请拿点过冬的衣服，他们不同意说那都是四旧的服装。
父亲壮着胆子说给孩子们拿点毛衣毛裤，别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冻坏了。
49年哥哥出生在幸福里。
父亲说得没错，最大的哥哥是49年在解放天津的炮声中出生的，我们都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长大的。
就这样他们同意了，派人到我家把几个箱子的封条全都撕下来。可是他们不等父母挑出衣服，居然连看也不看扭头就走了。
后来父母赶紧把那些“奇装异服”七扯咔嚓都拆散了，东一个前片、西一个后片，左一个里子、右一个袖子、好像一些破烂布片子，分散在不同包袱不同箱子里，躲过了后来抄家的一劫。
三姑下乡后因为我长得快个子又高，不好买到合适的衣服，每年回家都是买布到裁缝店定做，三姑让我去她家学习用缝纫机自己做衣服。
下乡后我的个子高大。
三姑家住在大理道58号（原号码），她在桃园村小学（解放初期叫六区三小）教书，那时身体多病在家休养，所以让我每天去她家练习扎缝纫。
姑夫阮同泽是六区三小的校长，他的爷爷阮寿岩是原金城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
姑夫为人正直、做事认真。我每天在他家学习，他对我的教育严格，他做人做事深深地影响着我，受益匪浅。
三姑一家。
三姑是工商大学家政系毕业的，她的缝纫技艺可是了不得。什么“纤、缭、锁、纳、引、滚、緝、繺、盘、坠、钉、绣”等等，无所不能。
她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一点含糊不得。练习跑直趟有一丁点歪，她毫不手软哧啦一下就拆开，重新再来直到合格为止。
姑夫也督促我初学技术就要从严要求。我当时心里总是不满三姑的苛刻的要求，后来还真要感谢他们认真严格的培养呢。
大娘我的大娘是天津文祥涌玻璃宋家的大家闺秀，能读书看报，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
大娘一家的照片。
她特会做菜，我们都爱吃她做的炖牛舌尾，度荒时期用猪油炒小虾皮和豆腐渣可香了。
她做缝纫、钩、织毛衣样样精通，织起毛衣来只见竹签子飞快地闪动，可以一宿织出一件棒线毛衣来。
幸福里的邻居谁有问题都来向她请教，她住在一楼，我一有问题就随时可以找她。
她叫我买布到长春道益民裁缝店让师傅裁剪，回家后把布片用报纸誊下样子，以便来年根据身体变化，在纸样上自己修改。
再以后就买了一本服装裁剪书，自学量体裁衣，这样一点点进步了，可以给家人做衣服了。
我学会了缝纫
母亲23岁照。
妈妈是个较新派的女性，小时对女红不感兴趣，不爱动针线。她圣功女中毕业考入南开大学，后因家境衰落大学肄业，在老马大夫医院工作了。
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奶奶和姥姥做，自从我学会了缝纫，家人的衣服就由我承包了。
姐姐妹妹的裙子是我做的。
父母在水上公园，妈妈很讲究穿衣。
1973年我在内蒙插队，劳动中摔伤了胳膊，由于不当的治疗导致伤势更严重，最后回津由骨科专家尚天裕做了双臂桡骨头切除术。
在治疗期间，与我一起插队的叔伯哥哥李厚聪，为我向五原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申请医疗补助，终于得到120元的补助。
用这120元买了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虽不再做衣服了，但直至今日都不舍得处理掉它。
1973年买了缝纫机。
我为家人做各式各样的服装，他们每人有每人的要求。
妹妹要样子新颖，总爱赶个小时髦。哥哥要高级别的制作，别看他平时不讲究穿衣，对新衣服要求可讲究了。做制服领普通级别的底领是隔五分扎一道线，一级标准要求三分；做男裤前门一般就是直的，一级标准就要出舌头的等等，给他做衣服都要按一级标准做。
大娘、三姑和哥哥、妹妹的求严、求精、求新锻炼了我的缝纫技术。
北戴河度假，我做的套裙。
我和姐姐在燕园，我做的连衣裙。
特殊的锻炼我缝纫技术的提高有一个飞跃过程，那是经历了一次特殊的锻炼。爸妈看见我的技术有所进步，就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他们打开樟木箱子，拿出压箱底散发着好闻的樟木味儿的衣服，还找出了没被爸爸学校抄走幸存下来的，已经被拆散了分散在各处的衣服片子。
有妈妈的白色呢子外套高高的灯笼袖，掐腰耸肩的，还有浅绿色大翻领的格呢外套，还有浅黄色西服外套等，款式都非常洋气。
那时这样子的衣服可不敢穿出去，绝对是奇装异服，他们的衣服都是解放前进口纯毛、纯丝绸料子，在小白楼由专做洋装的高级服装师制作的，今天拿出来要让我练手，我怎敢轻易动手，若做不起来可就糟践了。
爸妈鼓励我没关系再说有的大衣袖口、领口有些磨毛了，把它翻个新，拿里当面也挺好的。白色染成黑色，浅绿色染成深褐色，掐腰的把腰褬放开，灯笼袖的把肩放平，改改样子就可以给我们穿了。
这下我可开了眼界了，见识了这些高级服装的缝纫技艺。
记得爸爸的一件英国呢子大衣最讲究，驳头除了用两层棉布、两层麻布做衬底，还用马尾编织进去，这样的衬布挺括而不板硬，富有弹性而不瘫软，是一种软硬兼具的服装衬布，做工极其考究。
过去做件衣服得试穿很多次，一道工序完了试穿合适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我一边拆一边记下关键部位的制作顺序，经过反反复复观察研究，一次次试穿一次次改进，一件件新衣服恢复起来了，虽然不能与原作品相比，但它又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穿在我们身上别提有多高兴了。
左我、右姐姐的外套是用妈妈的外套改制的。
最重要的是我的缝纫技术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能够自行设计、拿起剪刀自己裁剪、制做各种服装。
这几年我给家人、同事、朋友做过不计其数各种衣服包括单、夹、皮、棉、纱，还学会了调皮子，做过三件皮猴。
我还跟三姑学会了抖丝绵，丝绵的接缝处是用手撵起一个个的小揪，而不像絮棉花那样要搭上茬。软缎丝绸棉袄叫软梢的最不好做，要刮糨子才行。
还能做单的、夹的、呢子的西服，还做了各种各样时兴的套装、夹克衫、连衣裙等等，就连我们结婚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我先生的西服外套是我做的。
66岁妈妈的衣裙——我的作品。
左一我的西服还不错吧。
做鞋不光学会做衣服我还学会了做鞋，那是在农村跟老乡学的。我曾经做过单鞋、棉鞋、五眼的、偏带的、松紧口的玩闹鞋，做得可带劲了。
记得第一双棉鞋是给爸爸做的，做好后总觉得不理想窝窝囊囊跟包子似的，可是爸爸还是穿到学校去逢人便说：“这是我闺女给我做的，可暖和了。”看得出来爸爸是打心眼里高兴。
穿一段时间都卷了边了，更不像样了，我不让他再穿了买双新的吧，在学生面前也体面些，他却一直穿到坏了都不舍得扔掉。
我突然长大了1968年我好像突然长大成人了。这一年爸爸关牛棚、妈妈626医疗队去了内蒙、姐姐下乡内蒙插队、哥哥在3527厂半工半读住校，家里只有16岁的我和14岁的妹妹。
我、妹妹68年合影十四岁的妹妹和十六岁的我。
是三姑教我如何过日子，怎样合理安排父母的工资。她让我把每月的煤、水、电、粮、油、菜的钱拿出来，分门别类地用曲别针别好，不许挪作他用，剩余存起来。
那时我学会了到重庆道菜市旁边的银行存钱。我和妹妹勤俭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
一年后妈妈回津，我极其兴奋的拿出一个存有120块钱的存折交给妈妈。妈妈手握存折，看着我俩瘦小的脸庞悲喜交加，悲的是不知这一年我们生活得多么艰苦，喜的是孩子长大了，懂得勤俭持家了。
哥哥乘机告状说：“他们只买5分钱的肉，一毛钱虾皮吃好几顿。”我赶忙安慰妈妈：“我们喜欢吃虾皮，没有苦着自己。”其实这一年爸妈才是最苦的了。
常言道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在逆境中成长的我，练就了生存的本领，度过了那个特殊年代。
虽然文革时家中损失不小，但我庆幸还能留下一些老衣服，庆幸通过这些衣服使我得到了锻炼，为以后的生活增添了光彩。
人老了就爱怀旧，但一定要常回忆那些美好的，忽略那些痛苦的，过去就过去了，过好当下要向前看，去寻找灿烂的阳光吧。
完
作者李晓季生于重庆道幸福里，幼儿园、小学、中学（1956年到1970年）十四年受教育均在常德道一条街上；1970年下乡内蒙五原县，1974年回津；1979年结婚婆家河北路润兴里，后搬至广东路原美国大院，2001年搬离五大道。在五大道生活了近五十年，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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