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了一条微头条，简单说了一下著名的敌后武工队的组建经过，说到冀中九分区的敌工干部徐英到路西汇报工作，以及徐英带路带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等五十余人重返冀中。
在徐英的回忆录《记忆中的战争岁月》一书中，找到了对当时情况的具体记录，现摘录到此，以飨读者。另《跟老红军学打仗》一文也是徐英的回忆文章，当时没找到徐英的相关介绍。现已找到。魏江涛
作者：徐英
作者介绍：徐英同志，原名胥鹤龄字子年。1912年11月13日生于河北省文安县。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8年7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河北省游击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冀中九分区敌工股股长、敌工科科长、敌工部副部长和冀中十地委敌工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中十地委敌工部长、宣传部长地委委员、常委、副*。建国前夕，任河北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建国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驻摩洛哥使馆和驻巴基斯坦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国际问题研究所秘书长。1982年12月27日离休。
过平汉铁路到晋察冀军区去
1942年，日寇对冀中地区以五万余兵力，进行了“五一”’大扫荡，当时冀中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日寇不断地进行扫荡、剔抉、清剿，*、烧、淫、掠，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人们形容当时的情景是“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一片悲惨的景象。日寇为了加强对冀中人民的统治，防止我军活动，在冀中区修建的据点、炮楼如林，公路、壕沟如网；在各区村、镇设大乡、保甲，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并实行什么“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冬，正当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极端残酷的时候，转移到冀西山区的冀中第九分区领导，来电通知我到冀西汇报冀中平原坚持对敌斗争情况，并参加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召集的工作会议和整风学习。要我到冀西汇报当时冀中的敌我斗争情况，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当时由冀中到冀西的一路上惊险情况很多，不能将情况写成文字，只能考虑个腹稿。
晋察冀军区干部
当时就听说，各分区到冀西去的人，谈冀中当时对敌斗争情况，众说纷纭。有的说，冀中对敌斗争太残酷了，不能坚持了!我考虑，当时冀中对敌斗争，是比以前更残酷了，但能坚持。当时应看到，敌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后，敌我双方都有明显的变化，而且是有利于我方的变化。
首先看敌人方面，妄图集中优势兵力，以最残酷的手段，全面摧毁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达到其“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以便建立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统治我华北地区的日本老军官、老士兵，陆续调到太平洋战场上去了，换来的多是些老弱残兵，以维持其对华北的统治。这些日军，没有战斗经验，力量日渐削弱，战斗情绪也低落了。而伪军见日军事力量日渐削弱，正如我曾接触过的敌工关系就说，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嘴张得太大了，手伸得太长了。因此伪军中、下层见日军日渐削弱，就想自找出路，设法同我方拉关系，我敌工工作积极争取瓦解敌伪军，形势对我有利。我广大人民群众，经受日寇的残酷迫害，抗日决心更大了，跟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才是出路，坚决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正像*说的“战争教育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真正出现了“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好局面。
我到冀西去，就本着这种认识，结合实际，汇报当时冀中敌我斗争情况。到冀西去，不能我一个人去，得组织几个人一起去。这时党中央为了加强敌工工作，决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设敌工部，仍兼部队敌工科、股长，区委设敌工委员。当时根据上级党指示，冀中九地委敌工部，由地委委员陈鹏同志任敌工部长，李泽民和我任副部长。我们这次到冀西去，经地委讨论决定，由我带当时在一起活动的敌工干事雷斌、杜占奎和警卫员吴大中，由我们四人一起到冀西去。当时到冀西去，由于敌人封锁严密，过平汉路就是个大问题。
关于由冀中到冀西、由冀西回到冀中，1981年12月研究整理当年冀中抗日斗争史时，我写了一篇回忆录，标题是“过铁路”，刊载于《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3期，现抄录如下：
过铁路
徐英
1942年冬，正当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极端残酷的时候，转到冀西山区的九分区领导，来电通知我到冀西汇报冀中敌人“五一”大扫荡后的敌我斗争情况，并参加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召集的工作会议和整风学习。由冀中到冀西，或由冀西回冀中，首先遇到的困难问题，就是过平汉铁路。由于敌人采取封锁、分割的囚笼政策，在平汉铁路两侧挖了深沟，路上筑起碉堡，昼夜巡逻、盘查、封锁，控制严密。我武装工作人员来往过路，会遇到许多艰险。为了完成革命任务，无论遇到多少艰险，也得设法通过。我们冀中九地委敌工部四人，于1942年冬过铁路到了冀西。我汇报了工作，参加了会议和整风学习，还参与组织了九分区敌后武工队。
1943年春，又由冀西回到冀中。往返两次过铁路，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惊险场面。现在写一写当时的情景，也可反映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一些片断情况。
(一)由冀中到冀西
通过平汉铁路到冀西去，在九分区范围内，就是保定到望都县一段。在冀中“五一”扫荡后，敌人对冀中与冀西进行分割、封锁，在平汉铁路两侧挖了两道封锁沟，深约10公尺，宽也有10公尺左右；在铁路上，每隔二三里就建有炮楼，炮楼之间相互联系密切，白天路口设有关卡，盘查行人；夜间有敌伪军巡逻，有步行的，有乘装甲车的(也称轧道车)，封锁极为严密。到冀西山边，还有一道深沟封锁，我武装人员过路是极其困难的。
日军九五式铁路公路两用坦克，军博有藏品
当时少数人过铁路，一般有三个办法：
(一)以合法身份过路。这必须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掩护，如工人、农民、学生或其他什么人，还得带有什么“良民证”，或其他敌伪证件，最好有伪人员的关系做掩护，但不能带武器，因为要受敌伪关卡检查。
(二)强渡封锁沟。这得在夜间，我军到封锁沟边，在没有敌人巡逻的情况下，有人先用绳索系入封锁沟底下，再爬上来，系着粗绳，然后将其他人一个个地系下去，拉上来。这样过路，至少得有十人以上在一起行动。
(三)在保定市南关外五里铺桥底下通过。该桥上面是平汉铁路，是个旱桥，当时桥两端相隔不到一里，建有两个炮楼看守，为防止有人钻桥过往，桥底下拉上了铁丝网。但该桥在保定市区边沿，两侧没有挖封锁沟，由于总有人在此处通过，将铁丝网拉了个洞，可以每次钻过一个人。从桥下通过，必须是夜间，在没有敌人巡逻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因为当时铁路两侧都是相隔二三十里，才有我工作人员住宿的地方，中间需要有个秘密交通联络站休息，准备好了，才能过路。
再就是化装冒充敌人过路，这个办法，必须十分熟悉敌人内部情况，并且过路的人要有条件化装成敌人，抓好时机，才能通过。这个办法风险大，时间更无法保证。
我们是四个人，我和警卫员吴大中、敌工干事雷斌、杜占奎，一起过铁路。“五一”大扫荡中，在保定附近地区活动的分区敌工干事，王森牺牲，赵洪勋被俘。到冀西去，只好用第三个办法。于是决定钻保定南关五里铺桥过铁路。虽然有很多困难和危险，总是还具备一些条件。其他办法，条件更不具备了。从这路线到冀西目的地，顺利的情况下也得四天。第一天到靠近过路地方的有堡垒户的村沈家坯；第二天到保定附近一个秘密交通站樊庄；第三天钻桥过路。这些都得夜间行动；第四天就可以白天行动到目的地了。这次过路，没有主动袭击敌人的任务，能安全通过，就是胜利。
1942年冬天的一天，我们每人带短枪两支，手榴弹两枚。穿的棉衣，必须是浅色的，不能是黑色的，这样夜间行动目标小。准备好后，就由敌工部机关所在地臧庄村出发了。先到了沈家坯村，住在堡垒户家，这家有北房三间，西房两间是牛棚，牛槽底下挖了个洞，南面是篱笆大门，家里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照顾我们。我们是夜间到的，住在牛棚里间。第二天拂晓，那个男子轻声叫醒我们：“起来快钻洞，外面有敌人。”他把洞口盖好，到院里把篱笆大门打开，见院外街上坐着两排日军，约百余人，他对日军军官说：“请屋里休息。”这个男子把大门打开，又表现出很坦然的样子，敌人没有丝毫怀疑，向他摆了摆手，不一会儿就走了。由于这个男子的机智安排，我们有惊无险，安全地过了这一关。
下一站就是保定附近樊庄，是我们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我们从沈家坯到樊庄，是夜间行动。预先约定，在路上遇到敌情，互相失掉联系时如果离樊庄近了，设法到小杨家集合，为了减少目标，距离拉长些，走一段路就集合一次，辨明方向，观察周围动静，约定集合点，然后再走。正行走间，看到前面黑糊糊的村庄，又集合了一次，认定前面就是樊庄。正在准备直奔樊庄时，忽听有行军声，仔细观察，是伪治安军夜间巡逻，约三四百人。我们四人迅速伏在野地里。待伪军过去后，我们四人失掉了联系。他三人到樊庄小杨家，熟悉些，陆续都到了。我没去过杨家，一个人行动，真有些焦虑，只好先摸到樊庄。到了村南边，天已近半夜，看有一户人家，篱笆门未关死，屋内有灯光，我悄悄地进屋看看，只有两个青年妇女，一个姑娘护理一个少妇，看到我突然出现，非常害怕。我看这两位妇女不像是坏人，便对她们说明，我是八路军，你们不要害怕，也别嚷，我要到杨家去。这两人看我也不会是坏人，就告诉我小杨家住的地方。我找到了小杨家，四人才会合了。在小杨家屋子里隐避了一天，我们连院也没有去。小杨的妈妈和小弟为我们在外面巡逻，打听敌情，并到我夜间遇见的两个妇女家进行了安慰、解释。
第三天晚上，过保定南关五里铺桥。我们四人拉开队形，保持一定联系，顺着河沟，直奔桥洞，随时观察周围的动静。午夜到了桥边，见到桥洞铁丝网封锁着，桥周围也没有动静，扒了个口子，一次一个人勉强钻了过去。当晚又过了山边封锁沟，次日到达冀西目的地。这次算胜利地过了铁路。
(二)由冀西回到冀中
1943年春，我在冀西完成了工作和学习任务，奉命返回冀中。这次回冀中，是同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政治部主任王奇才带分区警卫排、电台和医务人员共约五十人，敌后武工队也同我们一起行动。这次过铁路，我们四人还有带路的任务。
第一天出发到山边贾各庄，这个村在根据地边缘，出山、进山都得经过这村，在该村休息了一下，做了些准备，并确定在过路以前分区警卫排和武工队一起行动，武工队在前，派尖兵和我们四人中的小雷、小杜一起带路前进。过路以后，警卫排和武工队分开活动。
一天夜晚，这支共百人的部队，才过了山边封锁沟，就遇到敌人巡逻，打了个遭遇战，敌人不多，打了一下就跑了。（根据武工队的战报，遭遇的是满城警备队的伪军，魏江涛注）
引路的小雷腿部负伤，不能行走，派小杜负责安排小雷到路西安全地点治疗，伤好了再返回冀中，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封锁沟边，正赶上敌人的轧道车过来，看到日本兵在车上探头张望。等敌人过去后，才用绳索一个个系下去，又拉上来，就这样过了平汉铁路，回到了冀中平原。
轧道车上的鬼子兵
过路后，武工队即单独活动。魏司令员、王主任带警卫排等人员一起活动，我和吴大中也随这个部队，还有带路的任务。当时我感到带路任务责任重大，这批人员先期返回冀中，是为了加强军事领导，恢复地区的。在当时情况下，尤其是司令部人员一旦同敌人交火，我方就可能受损失，必须在路上找群众基础好的村庄，隐蔽活动，必须更加谨慎小心从事。从过了铁路到目的地，路上找了三个可靠的村庄为落脚点。
第一个落脚点是贾村。这个村属望都县，按建制属七分区，和九分区清苑县的大李各庄相距三四里，该村“五一”扫荡前是游击根据地，扫荡后成了敌占区。由于这个村原来九分区的人经常去住也熟悉。我们在该村住了一天，晚上就转移了
第二个落脚点是清苑县的河北王庄。该村在张保公路东，距田各庄据点8里，距张登据点15里，靠近唐河西岸，“五一”扫荡前是游击区。唐河对岸的清凉城村，原系游击根据地，“五一”扫荡后，建了伪军据点，距河北王庄仅1里，该村也是敌占区了。夜间到河北王庄后，就得更加隐蔽，住了两个院，封锁消息。河对岸清凉城村，“五一”扫荡前是分区敌工部的联络点，我就在该村住过多次。为了侦察该地区的情况，我和吴大中于当夜秘密到了清凉城堡垒户——村党支部*李汉章家，谈了当时的敌情和“五一”扫荡后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到清凉城村驻伪军一个小队，30多人，白天经常三五人到村内活动，一般不到外村，有时组织扫荡，才到周围村庄去，这些日子只有我零星工作人员秘密活动，不见我大部队来。我们在河北王庄隐蔽住了一天，未遇到敌情。
第三站到了清苑县的苑家桥村，该村在高保公路北侧，距公路上的炮楼仅1里多地，一直是敌占区，但该村是我敌工人员的秘密联络点，村里有我敌工人员，同时村联络员经常来往，炮楼伪军内也有我敌工关系，消息较灵通。经过预先联系，夜间秘密到了该村路北一家住下，一直做着战斗准备。
白天上午，该村突然来了四个武装警察，说是查户口，看来不像是直接奔我们来的，不过村内来了伪军，情况就更紧张。村联络员找我们商定对策，确定两个办法：
一是，如果伪警察坚持查户口，就引他们在村西头查一查(因为村公所在村西头，我部队住的靠村东头)，尽快打发他们走，如果一定要查我军住的地方，我们就只好将伪警察抓住扣起来，到晚上我们出发前再处理。这样有风险，也会给村里惹麻烦。万一动了枪，有了枪声，或跑掉一个，会引更多的敌人，仗就打大了，村里麻烦更大。
二是由村联络员去应付他们，说不定这些人是到村里找“外快”的，花几个钱，弄点烟酒，请 他们吃喝一顿，应付过去了事。如果他们吃这一套，最好留他们吃饭，晚些回据点，这样问题更少些。
于是决定用第二个办法，由联络员对伪警察用烟酒饭菜勤招待。果然，这些伪警察就是找吃喝来了。他们足吃、足喝、足拿、乱扯了一会儿，也没有查户口，到了过午，醉醺醺地溜回据点了
最后一站，到了臧庄。该村当时是我九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在这里同九地委吴立人、王凤斋、陈鹏等同志会合了。从此，九地委领导更加强了，在冀西休整的主力部队也陆续回来了。主力团、地区队、县、区游击队还有敌后武工队，相互协同作战，配合敌工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据点、拿炮楼，开展政治攻势。到1943年底冀中九分区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了很大的恢复，局面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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