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土地并不总是丰饶的，盐碱地曾被称为土地的“绝症”，黄淮海大片农田一度因盐碱化“几成废壤”，农民辛苦耕耘颗粒无收。北京四百多公里外的曲周，就是有名的“老碱窝”。从河北曲周开始，土壤专家安家盐碱地，轰轰烈烈的改土治碱拉开帷幕，最终让不毛之地变成今天的米粮川。根据曲周经验，黄淮海平原盐碱综合治理启动，南粮北运由此成为历史。1993年，“黄淮海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被誉为农业领域的“两弹一星”。
实际上，曲周只是一个缩影，甚至黄淮海都只算局部，中国是盐碱地大国，从西北、东北、华北到滨海，盐碱荒地和影响耕地的盐碱地总面积超5亿亩，为了化废壤为良田，多少学者与农人付出毕生心血，这场向荒地要粮食的过程，注定是一代代人的接力跑。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种下智慧与坚忍，用汗水与深情灌溉，而土地，终不吝惜回馈。
曲周经过治理后的盐碱地，焕发出新的面貌，资料图。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长报道】
“你猜猜看，王庄当年治碱前，一亩棉花能产多少斤？”
面对曲周王庄王怀义老人的提问，不等新京报记者回答，这位老支书举起右手，食指弯成一个勾：“一亩收9斤。”王怀义说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曲周县为代表的黄淮海平原5000多万亩盐碱地给当地农业造成的深重灾害。农业大县曲周，盐碱地面积曾高达28万亩，在张庄，麦收那时都不必用镰刀，用手揪麦穗就行，一年的收成只够逢年过节包几顿饺子。
1973年，农大青年教师奔赴曲周开始调研，第二年土壤治理全面启动。1987年，曲周全县盐碱地面积下降近七成，粮食亩产732斤，棉花亩产111斤。如今，这里的粮食亩产上千斤早已司空见惯。为什么后来以曲周经验为参考的“黄淮海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研究”能和“两弹一星”并列获奖？对农人来说，改土治碱就是开天辟地。
定格时光的老相框
王怀义所在的曲周县王庄村，是当年改土治碱的示范村之一。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工程涉及全国20个省市、3.8亿人口，成功改造治理低产耕地4.7亿亩。因为这场战役的成功，中国开启了三江平原、黄土高原、北方旱区、南方红黄壤四个地区的中低产田治理，对扭转我国缺粮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刻，红火的治碱历史定格，在王怀义家的老相框里，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王怀义老人讲述当年治碱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王怀义老人家的陈设还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子。堂屋的墙上挂着三个相框，里面的相片大多是黑白的。其中一个相框里，正中放着一张大幅的彩色照片，是王怀义已逝父母的合影。老父亲头上裹着白毛巾，母亲坐得端端正正，背景是自家的影壁墙，一对典型的北方勤劳农民的形象。
和父母相片放在一起的是一张黑白相片，上面的两个人却是典型的欧洲人模样，其中一位背着135相机，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王怀义告诉记者，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外国土壤专家来村里考察时拍的，那个时候，王庄的变化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
1975年，担任村党支部*的王怀义看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其他村庄治碱有了成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的盐碱地居然有了整齐壮实的麦浪，连忙诚心诚意跑到设在曲周实验站请石元春、辛德惠等专家帮村民治碱。自那时起，实验站的师生就成了村里的座上宾。
不请也不行，村里一半土地无法耕种或极度低产，乡亲们年年吃救济粮，至今仍有村民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大片地名字叫“飞机场”，不是真能起落飞机，而是那里寸草不生。
学者初见“老碱窝” 没有麦浪满目苍凉
1973年，*总理提出：科学会战，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一定要把盐碱地治理成米粮川。“老碱窝”曲周是科学会战的试点之一，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受命在曲周建站进行“旱涝碱咸综合治理研究”。
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石元春和曲周的结缘则非常偶然，他那时正好因病离开延安甘泉县清泉沟农场，6月1日突然就接到了农大副校长沈其益的电话。这位后来的两院院士在回忆录里，把自己接到电话奔赴曲周的日子命名为“七三六一”。
很快，石元春、辛德惠、林培等教师就到了邯郸。那一年，石元春42岁。到达邯郸的第3天，一行人坐车从邯郸出发，经过当时就是粮食高产县的永年县，两个小时后，进入曲周县地界。
上世纪70年代，曲周的盐碱地旧貌。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多年后，石元春描述自己当时看到的曲周，是这样写的：“沟渠纵横无序，田块七零八落，不多的几块麦田里，散落着一些早衰的麦株。麦田里片片白花花盐霜，像天上浮云，时淡时浓，飘忽不定……这里没有麦浪，只有满目的苍凉。”
从地理位置上看，曲周西面靠近太行山脉，东边连着华北平原，这里也曾是粮食主产区。但由于地势相对低洼，西部太行山区风化的山石碎屑分解形成盐离子，随水流向西，到达平原地区。这些盐汇聚在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方。当水位提升，含盐地下水会随着土壤毛管水上升至地表，水分蒸发，盐分留在地表，久而久之，形成盐碱土。
另外，随着过度灌溉，缺乏相应排水设施的地方，最终导致整个黄淮海平原爆发“盐灾”。据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北、河南、山东的盐碱地面积从2800万亩猛增到4800万亩。
石元春院士回忆，“我们进村的头一两年，农民一天三顿吃的是‘三红’，就是‘吃红高粱面窝窝头，就红辣椒，手里捧着一大碗红薯面汤，面汤清亮得可以当镜子照。”他还提及了一个细节，“由于吃不饱肚子，当地征兵任务总完不成，不是青年人不愿意当兵，而是身体合格的太少。”
当年，包括石元春在内的几位农大教师，在广泛调研基础上，1973年11月8日，就拿出了曲周试验区旱涝碱咸综合治理工程报告——《邯郸地区曲周县旱涝碱综合治理样方规划草案说明书》。
在这份被称作《说明书》的方案里，土壤学者明确了治理原则：调节与控制水，建立一个“要水有水，水多能排”的系统，按照综合治理要求，“将潜水位控制在返盐的临界深度以下、土体脱盐到非盐化程度、陪肥土壤和淡化潜水。”
“治不好碱，我们不走啦！”
当时，第一块试验区被称为“400亩地”，是位于张庄的一块重度盐碱地。然而，在村民眼里，这里是“淋小盐”的好地方。当听说要改建成耕地，村民们非但不乐意，还以不进场施工表达反对。以前的治理屡屡失败，乡亲们担心这次又是没多久就无功而返，反倒更影响他们的生计。
上世纪70年代，石元春等农大教师在田间分析苗青。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在了解村民真实想法后，石元春代表各位农大老师掷地有声：“治不好碱，我们不走啦！”很快，施工大军才进入“400亩地”，放下顾虑的乡亲们“指哪儿打哪儿”，农田土方、沟渠施工迅速完成，最关键的一步——冬灌和盐碱地冲洗压盐开始了。
在《战役记》里，“冲洗”土地的场景是这样的，“一声令下，马达轰鸣起来，沟水渠水滚滚流入到刚刚平整过的田间。低处开始上水啦！水快要漫上高处，‘水漫金山’啦……水层越来越厚，达到设计要求即刻停水，开始让水有充分时间入渗淋盐，落干两天后再上二水，达到非盐化要求，以备明春播种。”
终于，1974年夏天，张庄人第一次看到了久违的麦浪，镰刀也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一年，张庄大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商品粮11万斤。张庄改土治碱的成功，迅速震动了包括王庄在内的各个村庄。
发放的化肥被村民当“砖头碎面”
把老师们请到田间地头后，王庄的耕地很快也开始发生变化。
“原来寸草不长，盐土可大，现在一平整，一浇水，长出来好庄稼，”王怀义指着当年人工挖掘的一处深沟告诉记者，“社员们看到地里长东西了，热情一下就起来了，从1976年开始，在全村范围内整治土地，哪个生产队都没意见了。这条沟就是当年用来排盐水的。”
到了该给小麦进行水肥管理的阶段，农大老师们向村民发放了磷肥。这种灰蓝色粉末在社员看来，就是盖房用的砖头磨成的粉面。
“老师居然糊弄人，整点砖头面子让俺上到地里，这个顶啥事儿，”王怀义对当年的场景记得非常清楚，有村民不相信“砖面儿”对小麦生长有好处，一位村民更是直接给偷偷埋在地边上了。
等到小麦拔节后，再一看，其中一片小麦长势格外好，这位村民连忙说了实话，那片小麦的旁边埋着“砖面”呢。打那时起，村民都认识到“砖面”是个好东西。
随着整治土地的面积增大，农大的老师们又指导村民开始种草。
这次村民再也没任何怀疑了，尽管也不太懂老师们说的“地里有机质太差”是个啥意思，反正老师让种啥种啥。于是，在王庄，冬天压盐，春天种草，大家自觉按照这样的节奏修复土地。“那草能长两米多高，叫田菁，用拖拉机直接翻耕进土里，这个叫‘压绿肥’。”就这样一步一步，村民眼瞅着小麦长势旺盛，地里甚至可以种两季了，小麦玉米轮替耕作，收成喜人。
五级水渠 养出高产耕地
为了彻底根治盐碱地，按照农大老师的规划，王庄村当时修建了五级渠道——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沟。
和五级渠道配套的是，每200亩一眼浅井，每500亩一眼深井。站在地头，王怀义告诉记者，当年社员修渠的热情特别高，“眼看就能吃饱肚子了，干活能不带劲嘛。”
“这样一来，地里盐多的时候，从深井抽水灌地，排进浅井。等于把地洗一遍，实现了盐多能排，天旱能浇的模式，这个办法叫‘抽咸补淡’。”
“一直到现在，这个模式还在用。”王怀义老人说，“原来王村能种的地是1500亩，整治后全村能长庄稼的土地面积增加到2660亩。”
自打土地治理好以后，王庄也不再吃返销粮，开始向国家交粮。
1980年交粮16万斤，1981年交粮26万斤，1982年交粮36万斤，“王庄每年都是十几万斤的增长，除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大家都很开心。”
上世纪80年代，经过治理的张庄粮棉大丰收。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丰收的不仅是粮食，还有经济作物，除了土壤治理，老师们还带来了种植技术。“你猜猜看，王庄当年治碱前，一亩棉花能产多少斤？”面对老人的提问，不等记者回答，老人举起右手，食指弯成了一个勾，“一亩收9斤。”
老人说，“那时能结三两个棉桃就已经不错了，还都是稀稀拉拉，这儿一棵，那儿一棵，长不出来。后来农大老师教我们搞地膜覆盖……”
1981年，王怀义作为示范村代表，第一次参加由国家农业部门组织的全国高等院校校长经验交流会。“我去了邯郸，又带着大学校长来王庄参观。”看着500亩棉花地，王庄的农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职业荣誉感，“地膜上面，一棵苗也不缺，长得特别好。一亩打了300多斤，好的地方达到亩产350斤”，“村民通过种粮，解决了温饱，而通过种棉花，增加了经济收入。”
对农大师生的辛苦与付出，乡亲们都记在心里。第一批进曲周改土治碱的辛德惠院士，26年扎根曲周积劳成疾，1999年猝然离世。乡亲们为他在农大立了座铜像，在曲周立了座墓碑，这么多年了，总有曲周百姓自发到墓碑前坐坐，带上点地里产的瓜果，给碑拭拭土，陪辛老师说说话。而辛德惠生前在日记中自勉的“无私无畏，忘我无我，利他利国”，也一直在激励着农大师生在曲周奉献青春。
辛德惠院士在曲周实验站内的改土治碱石碑前，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粮食产量上不去了 学生娃进村支招
粮食丰产了几年之后，问题又来了。“1992年到2009年，我发现每年水肥用的都不少，小麦产量却停在八九百斤，玉米一千多斤，上不去了。”王怀义告诉记者，他自己是非农户口，在村里没有耕地，他种的，是父母和自己老伴的口粮田。
为此，王怀义跑去找农大老师，此时曲周实验站也正在经历转型。获得当地政府无偿支持的300亩土地，用于建立高产高效现代农业实验。而更多贴近三农的服务形式出现了——科技小院，一种曲周实验站的延伸形式直接扎进村民中间。
王庄科技小院。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因为村里没有闲着的宅院，王庄第一个科技小院就直接办在了王怀义家。
黄志坚，广东佛山人。2011年正月开始住进王庄搞农作物的高产高效创建。和村民日常交流时，黄志坚总遇到一个问题。一次集体培训过程中，村民听了一阵他的佛山味普通话后，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我说的这个就是普通话啊……”
打那以后，黄志坚跟村民都是“单聊”，连比划带说，沟通效率好得多。黄志坚还把应季的科普知识写成稿子，由王怀义老人当播音员，用标准的曲周口音广播给村民听，村民很喜欢这种方式，坐在家里就学了。
不过，在种植上，过于照搬书本的做法差点让黄志坚“闯祸”。
黄志坚查看小麦生长情况。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按照小麦管理理论，春季延迟浇水时间，会让冬前的小麦分蘖更强壮。当小麦返青期过后，进入起身中期时，曲周县农业局技术站负责人看到他管理的试验田，马上着急了，“怎么还不管理？苗太弱了，得赶快浇水施肥！”一番话推翻了黄志坚从书本上记下来的“拔节期管理”法子，马上安排浇水。等麦苗排队喝上水，已经是3天之后了。有惊无险，小麦收割后，最终的产量让黄志坚悬着的心踏实下来。
在村民心目中，这些农大的学生娃威信都很高，每个人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本事。就连外村人也会慕名找他们支招。每到实习结束后，村民都会舍不得他们走，也会盼着下一批学生进村。
是的，总会有下一批学生进村的。从1973年至今，农大师生在曲周已经扎根46年，从当年的小麦、玉米、棉花，到后来的西瓜、葡萄、蔬菜，从改造盐碱地，到如今的绿色农业，师生与农人们一直在忙碌着。曲周实验站先后走出了3位院士、70多位教授、300多位博士硕士，而他们的科研论文，首先都是“写”在了大地上。
【亲历者说】
师传的法宝就是走进现场拿到第一手数据
李保国（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李保国（左一）带领学生取土样，测土壤物理性状。受访者供图
我大学读到三年级，准备考研究生了，才有机会见到石元春院士。
1983年，我去山东寿光做调查。当时，寿光的蔬菜产业还在规划阶段。临去前石老师问我，“你去寿光，打算怎么做？”我简单说了一下，石老师直接告诉我，一定要挖50个土壤剖面。
土壤剖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坑。2米长、1米宽，1到2米深。让土壤暴露出来，观察土质结构、看植物根系发育等，一共有二三十项指标。挖土壤剖面是基本功，这是石老师对跟他做学生的要求，就是做什么事，一定要打好基础。按照石老师的要求，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得了优。
成为石老师的研究生后，我的课题转向曲周。临行前，问石老师有什么要求，石老师告诉我，去了以后，每个村都一定要跑一跑，看看河，看看沟，看看不同地块的地下水。我是听话的学生，后来在曲周住了大概一年，曲周的每一村，我确实都走到了。当时去村里，就是骑个自行车，没有像样的路，遇到沟坎就扛起车，过去了接着骑，可以说，那里所有地下水的第一手资料我都拿到了。
石老师做研究做得特别细，总是深入实地观察，做好记录。他自己所有的笔记、手绘资料现在都留着呢。所以，我的体会是，做什么事，都要严谨细致，尤其是我们做土壤学研究的，不走进田间地头，对土壤学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与正确的认识。还有直到今天，我都保留着这样的思考习惯，就是考虑一个问题，可能最开始是从小的问题入手，之后却要从大的宏观层面重新审视它，这也是石老师要求的。
他常问我们，这些课题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理论和实际能不能联系起来？研究成果是否可以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研究成果能否解决农民的问题？能不能帮助农民实现粮食增产增收？这样的成果，才是有意义的。
【这片土地 我想对你说……】
新京报：七十年来中国三农的最大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李保国：可以从耕地资源谈一点看法。七十年来，耕地作为中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农业资源环境的基本条件，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资源拓展到70-90年代中低产改良，再到本世纪的耕地保育和质量提升，和耕地相关的科技工作者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是越来越艰巨，责任也越来越重大，如今的任务，已经是不但要保证粮食安全，而且要保证生态环境安全。
新京报：对这片土地，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李保国：我们一定要精心呵护好每一寸土地！使她不要在利用中发生土壤侵蚀、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盐渍化或酸化、土壤污染或土地退化。我们一定要敬畏和尊重大地的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到可持续利用。
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