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1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节，阡陌纵横，绿浪翻滚。偶尔的叫天子从草间直冲入云霄。山河秀丽，引无数英雄纵横驰骋。在这片北中国辽阔的平原上，此刻却行进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虽华服玉衣，却是疲惫不堪，一个个面露惊恐之色。有谁会想到，这支队伍的，却是大宋王朝的两个皇帝——当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还有数不尽的用大车装载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几代皇帝曾经梦想踏上的土地——燕云十六州。只是这次行军的性质却与他们祖先的梦想完全不一样。北宋初年的皇帝们梦想着作为征服者踏上这片土地，而他们，却成了异族的囚徒，这片土地也最终成为亡国之君的栖息地。这一年，北宋覆灭，南宋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在这兴亡之间，已距离一代明主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王朝，过去了整整167年。梦想是怎样失去的？曾经的豪情又是怎样沉沦的？一个经济文化异常繁荣的世界大国为什么会被百年的风雨侵蚀而轰然倒下？让我们倒转时光，从后周大将赵匡胤披上龙袍的时候开始去寻找答案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开封城的皇宫里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这时，从北方边陲的镇、定二州传来紧急军情，报告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惊慌失措，仓促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帅禁军前去抵御。一场澳朝换代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军出征，当晚驻扎于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赵匡胤、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封后周小皇帝柴宗训为郑王。
雄心勃勃的赵匡胤决心完成生命中辉煌的三部曲，以便让后人把自己的名字与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等伟大君主铭刻在一起。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后周地区；第二步，统一全国，主要是历史上的汉族聚居地区；三，夺回燕云（又称幽云）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万世基业。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赵匡胤特别注意严肃军纪。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抢掠的混乱局面，各级官员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职，社会形势比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经济上，赵匡胤继续推行后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励垦荒、减轻租税、兴修水利，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固统治的作用。军事上，陈桥兵变发生前夕，赵匡胤就命令大将韩令坤、慕容延钊等人分兵控制了黄河以北各路战略要地。接下来的半年，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先后平定了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接下来，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完成后周世宗统一中国的事业。
这个时候在宋的周边，北有劲敌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汉，东南有南唐、吴越，南方有荆南、南汉，西南有后蜀等地方割据政权。这样的形势，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卧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晋王赵光义走访宰相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等于直接面对契丹的威胁，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北汉这样的弹丸小柄，还能逃到哪去？听了赵普的分析，赵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个先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方略就这样确定了。
按照这个方略，赵匡胤从公元963年开始，用了13年的时间，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其中南唐是比较强大的一个，为求自保，长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公元974年，赵匡胤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
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辞不就，赵匡胤遂派大将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赵匡胤的未竟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 归附。979年初，他亲率大军北征北汉，并击败了契丹的援兵，北汉国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时期混乱争斗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百姓从频繁的战火中解脱出来，开始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赵匡胤兄弟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完成了赵匡胤的第二步宏愿，赵光义开始积极筹备对契丹的战争。契丹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就在统一契丹各部后，建立了政权。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立，改国号为辽。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常常向南侵扰五代的北部边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代后唐自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约为父子之国为条件引契丹为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长城以南一直到当时的国都开封，八百公里的辽阔平原，没有任何一个险关要地能够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
北宋刚刚建立时，总兵力不到20万人，以步兵为主；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军队总数为30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为此，赵匡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椿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作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赵匡胤本人亲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钱是攒了不少，英雄却已不在。直到北汉投降后，在统一战争中经历了洗礼的北宋军队总数达到了将近40万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积蓄也足以保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供应。赵光义于是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但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979年，赵光义以刚刚平定北汉的疲惫之师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攻幽州。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986年，一心想报仇雪恨的赵光义不顾粮草、军械缺乏等不利条件，再次盲目开战，结果又招致了失败。其中陈家谷一战，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被俘后壮烈殉国，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杨家将”故事。辽军在再次挫败宋军的进攻后，转而采取饱势。1004年，双方再战于澶州，宋真宗在占有优势的情势下决意议和。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状，宋每年给予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澶渊之盟”。
自此以后，宋辽关系趋于缓和。赵匡胤的后人们失去了“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和霸气，不但没能继承他的宏愿，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个无法驱赶的噩梦——极其无奈地接受了相继与辽、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权同床共枕的尴尬局面。这个噩梦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国策。直到100多年后，随着辽国的灭亡，这个噩梦醒了，整个大宋帝国却也到了脆弱得难以承受任何风吹雨打的地步。
对辽战争的软弱无力，似乎使北宋的统治者患上了对战争的某种恐惧症，刺激他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时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表明宋太宗对于内外之防，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新的判断。澶渊之盟的签订则标志着大宋皇帝放弃了太祖皇帝的万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积极扩张转为集中精力巩固国内的统治。
赵匡胤曾经在951年参与拥立后汉节度使郭威建立后周的政治活动，10年之后自己也被下属拥立，黄袍加身。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赵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赵普商议：“从唐朝以来五十多年，当皇帝的换了八个姓，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制定国运长久的方针，应当怎么做呢？”赵普回答道：“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现在要想解决它，也没什么别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镇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权，剥夺他们的兵权，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匡胤表示赞同。
这次谈话后不久，赵匡胤就导演了一出成为千古佳话的“杯酒释兵权”，用赎买的办法，把大将们统统请回了家。如何确保皇权的稳固，成为北宋封建政权的第一要略。
为了加强皇权，宋初统治者设置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把行政司法权、军权和财政权分离，相互牵制。在中央，中书省掌行政司法权，枢密院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政权，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宰相体制。地方设三级行政区划，第一级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在一路内分设了经略安抚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转运使司，分别负责军事、司法、赈灾专卖和财赋，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以达到分权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级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设通判等官职以牵制。北宋统治者还经常设置一些临时机构和临时职务，把各种常设职务和相关事务相分离，形成有职无权、职事分离的情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分权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潜伏着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而众多官员的相互推诿也使行政效率相应低下，甚至到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执行，以及下情不能顺利上达的地步。
在加强皇权的措施中，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把军事方面的分权、集权措施放在整个国策的最核心地位。在军事部署上，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
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对于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他说：“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 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中央禁军则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通常都是宦官），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对外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边也失去了可能。
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过：“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军队身上了。”不仅是军队，冗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出。以科举制为例，北宋有两大变化，一是举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经过吏部的考试选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职；二是扩大录取名额，甚至规定按考生总额十比一的比率加以录取，并成为定制。吃皇粮的官员队伍迅速壮大。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腰包却也瘪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没有同样巨大的收入支持，财政就会紧张。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自作聪明的赵匡胤却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梦般地幻想着富户占有大量土地其实是为国家守财，有人民起义或边患边境扰动，大地主们为了维护统治，会自发地向朝廷提供财物。事实证明，这种牺牲人民利益以巩固统治的片面做法与每一个统一王朝初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驰，换来的只能阶级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带来的繁重剥削压迫导致人民不断反抗，直接威胁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剧减使得赋税收入随之剧减，庞大的官俸、军费及皇室奢侈的排场难以维持的情况。增加税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使阶级关系更加恶化。旧有的统治手段迫切需要改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因此举触犯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制造各种谣言，对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离开朝廷担任外官，新政的各项法令也相继取消。
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变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新的变法改革活动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为参知政事，再次高举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北宋统治危机所进行的较全面的改革，试图全面改革，挽救统治危机，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为了给自己的变法制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同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斗争，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熙宁变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财务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了。
新法的实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撺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施加压力，迫使宋神宗两次把王安石罢相。
但是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断送于守旧派之手，毋宁说变法断送于王安石自己之手。诚然，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都是相当高明的。正如黄仁宇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但是王安石的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记了他的根本目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解决财政困难只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
但由于宋神宗在守旧派压力下的决心动摇，王安石亟须拿出成绩来显示变法的正确性，稳定改革派的军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了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落实程度，远远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能马上来钱的政策落实得坚决。王安石还高兴地吹嘘自己的新法一出，国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仅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为国家的垄断导致的市场萧条而*。变法十几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困难，但是阶级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用人不当也成为王安石变法被后人诟病的软肋。变法的顺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变法内容，又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急功近利的目标，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标准选拔人才，结果选拔出了一些利用变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甚至企图利用变法名义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从而给哲宗、徽宗两朝留下的另一个恶劣政治遗产——党争。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以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盘废除，把新党驱逐出朝廷。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以章 为首的新党，又开始了对守旧人士的残酷迫害。北宋的朝廷从此陷入党争的泥沼，不能自拔。从此，整个国家完全进入了失去理想主义、政治道德沦丧的时代，沐猴而冠的腐败分子高坐于庙堂之上，虎视眈眈的敌国陈兵于边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权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和能力。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统治者错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机会。哲宗朝起用的所谓新党，已经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样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正直廉洁的改革家。曾经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 、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最终都沦为声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颜无耻如邓绾者，还在人们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你爱骂就骂吧，反正我官当得舒服就行。官场上的伦理道德沦丧一至于此矣！没有操守的官场是一个烂掉的官场，亡国的迹象已经出现，挽救危亡的机会已经错失，总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与整个国家一起埋葬。于北宋而言，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绘画成就至今得到盛誉的宋徽宗赵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总结北宋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北宋实亡于宣和（1119—1126年，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据说宋神宗有一天在观看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时，对这位亡国之君的风度大为赞赏，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神宗曾经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并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只为是李煜转世托生，所以赵佶断送了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刚刚诞生不久的赵佶，显然还不具备犯断送江山这样“卓越”的能力，因为按照北宋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为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的赵佶，他离皇帝的宝座是相当的遥远！
当赵佶知道自己不能够以政治成名的时候，他便依着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艺术事业上来。假如没有以后的风云际会，他极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甚至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8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
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 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作品讲求意境，绘画技巧堪称登峰造极。据说，龙德宫建成后，赵佶召来各路名家作画。欣赏过其它作品后，赵佶无一句夸赞之辞，却偏偏对一位名气不大的年轻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别赐给他当时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绯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赵佶指出：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众人无不叹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见赵佶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正当赵佶认为自己将会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留名青史的时候，上苍却在1100年给了他一个转机——他年仅23岁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因为荒淫纵欲而在没有子嗣，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掉了。皇位由谁来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进行“朝议”来决定。
由于缺乏确切史料，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赵佶本人或者其下属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议”时向太后似乎认准了赵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寿之相，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而当时的宰相章 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但章 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其他大臣的反对。于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后来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后来被称为大奸臣的章 看得非常准确。
通常情况下，像宋徽宗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表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一般都会拥有风流浪漫的气质，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的因素。
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处事容易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当一个情绪化的艺术家长出了没有人可以约束的权力翅膀，这种错位导致的是一出悲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尽避百弊丛生，但毕竟还能苟延残喘，这种局面之所以急转直下，北宋迅疾覆灭，不能不说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艺术家两个角色上的错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艺术家身份，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终南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晋爵，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书法造诣很高，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下级官吏的扇子上，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阔绰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1100年，在新旧党争中蔡京被贬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经扶摇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了。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蔡京的艺术才华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书法，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索奇石，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 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向京都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宋徽宗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花石纲”迅速演变成全国*乱的大行动。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仅运送“花石纲”的运费要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时像这样的“御用之物”又为官吏们敲诈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机会。史*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20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宣和二年（1120年），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 ，因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晋爵，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
蔡京、王黼，与童贯、朱 、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他们好皇帝所好，在宫中开市。令宫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儿，逗乐取笑。王黼更是引诱徽宗微服出游，夜宿娼门。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墙出宫。宫垣高耸，徽宗一时下不来，呼王黼做垫脚石，笑着说：“王安石（一说司马光），背耸过来。”王黼接口:“神宗皇帝，脚伸下来。”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变法，大宋朝呈中兴之像，却遭徽宗君臣笑谑，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操纵朝政，公开出卖官爵，明码标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名额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的增加了三倍。李彦还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佃农，向政府交租。他们除了帮助宋徽宗敛财，还利用职权填满了自己的腰包。
朱 借在苏州主持应奉局之便，霸占民田达30万亩。蔡京霸占的更多，超过了50万亩。几个厚颜无耻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离亡国更近一步了。
正当北宋国内政局进一步恶化的时候，12世纪初，居住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崛起于辽国的内部。这时的辽国统治已极为腐败，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认为：金的崛起，削弱了辽的实力，给宋提供了一个“恢复燕云”的机会。宋徽宗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他不但没有选择更好的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反而于1120年与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宋出兵攻燕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
宋徽宗做着马上能够实现太祖都没能完成的伟大事业的迷梦，无奈宋朝军事的虚弱却让他大为丢脸。此时的宋军已是腐败不堪，在童贯的率领之下，连败于辽国的残兵败将之手。
最后，还是金兵攻下燕云数州，抢掠一空后还要北宋政府再交纳一笔“代役钱”才能赎回。
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败无能，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之后，兵不卸甲，马不停蹄，要继续灭宋。宋徽宗才驱一狼，又引一虎，急忙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逃往南方。赵桓即位，改元靖康，这就是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宋钦宗登基伊始，下令处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领袖李纲指挥军队，一时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宋钦宗见形势大好，认为祸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撺掇下，把李纲贬到外地。靖康元年（1126年）冬，当金兵再次兵临开封城下的时候，北宋虽有良将忠臣，但不能为所用。腐败的北宋统治者竟然听信市井无赖的吹嘘，在上演了一出7779个“神兵”守东京的闹剧后，东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个月后，金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北方去。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在统治了167年之后，宣告灭亡。
自从钱穆先生提出宋代“积贫积弱”之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多年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抛开南宋不谈，仅北宋经济就比很多朝代发达，财政收入更是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也在北宋，火药和火器在北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指南针在北宋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现，开封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富庶的朝代就这样被轻易地灭掉了，从此被扣上“积贫积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北宋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从赵匡胤以来就一直左右着北宋九帝的治国方略。为了分散大臣之权，集中皇帝之权，北宋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效率低下、流弊丛生的制度，给各种腐败堕落的行为提供了温床，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低下，决策失误，执行时相互推诿，行政效率低下，虽“富”而不“强”。这是北宋亡国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