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丘原创 《炼》——父亲的隐蔽战线生涯
图为九十年代的李文正
无形战场惊天动地，
人们的误解，忍辱负重，
他们名字无人知晓，
还原英雄本色，是我们不懈的追寻。
回归中共
1945 年春，由于父亲在情报工作中搞到了军队和物资，例如：崇明岛伪税警大队长（姓名忘记）愿意把他的队伍投诚到新四军去；张大同（解放前在香港）和伪军二、三团有联系，愿意把队伍拉到我们新四军去；伪中央实业银行总经理吴文中（现名刘景颢，解放后在旅大）愿意向我们新四军不断大量捐献棉纱线等。
父亲请求尼克莱把这些关系转给新四军，尼克莱不仅不给转，反而向父亲发脾气，说父亲不务正业，多管闲事，说这样做下去，不仅不能完成自己的情报工作任务，而且必然会遭到敌人的破坏，对苏联情报组织有极大危险性。尼克莱严厉地命令父亲，立即放弃这些非情报人员所应*工作。
当时父亲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按组织纪律说，父亲应该服从尼克莱的命令，放弃对中国革命有用的武装和物资。
按原则讲：作为一个中国革命工作者说：对中国革命有用的武装和物资，已经到手了，再把他扔掉，这是政治上的犯罪行为。再之，父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对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人家才答应为新四军效力的，当人家已经同意了父亲的主张后，父亲反而不做任何交代，就把人家抛弃不管了，这样出尔反尔，岂不成了政治骗子？这样也会给新四军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这时，离抗战胜利已为时不远，鉴于上述情况父亲便下决心脱离苏联情报组织，回归中共的领导。于是，父亲就瞒着苏联情报组织的尼克莱，在 1945 年3月，请沈孟先（上海总工会业余学校校长）做介绍人和带路人，把母亲陈蕙瑛带进解放区。
这里要插一句，据德田伯伯讲，母亲走时，先到德田家，化妆成一个农妇，德田将母亲送过最后一个日本兵岗亭，外边就是游击区，安全了。
母亲到了根据地，向组织请求准许父亲把关系转回中国共产党来，退出苏联情报组织，并把父亲搞到的武装和物资交给中共。
图为刘长胜
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接见了陈蕙瑛，答应华中局立即派人接父亲的关系，但要先暂缓一步，以免影响中苏两党关系。
1945 年8月，华中局派张执一同志到上海接上了父亲的关系。
1954 年在北京张执一和父亲战友重逢
1947年秋，中共上海局正式批准父亲断绝和苏联情报组织转回中国共产党来，退出苏联情报组织，并接受李正文搞到的武装和物资。
回到中共后，父亲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工作有：
父亲回到中共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掌握的全部物资和情报关系转给中共。并且，坚决地完成上海地下党交给的统战和策反工作。
1945 年秋到 1946年春，张执一派父亲搞地下党领导的经济工作，联系过顾柳磬家的党支部，还联系过伪上海市江海关的几个党员，其中有张华增，时间约两三个月。
1945 年10月，李正文到上海地下党办的《救国晚报》去搞翻译文稿工作。
1945年冬到1946年春，张执一派父亲参加地下党办的《新文化半月刊》的编辑工作。1945 年秋到 1946 年春，派父亲领导搞地下党的经济工作。1946 年夏，父亲的掩护职业是教授。1947年夏，被大夏大学反动当局解聘。1947年夏，父亲的掩护职业是在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书。1948 年夏，奉命转入地下，便辞掉了这两个掩护职业。
1945年秋到1948年夏，组织上还派父亲参加民主建国会，担任总会的副秘书主任，兼上海市民建会的理事，民建会的党员归父亲领导。
1946年到 1948年夏，派父亲参加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父亲参加了集体领导机构的干事会，父亲代表上海地下党，领导了这个上海大学教授的进步组织，并联系该会的党员和同情分子，通过他们实现了党的领导。张执一让父亲，首先把会员通讯录掌握起来，并由一位靠得住的青年同志做“大教联”的交通，以免“大教联”的名单落入敌特手中。当时的同情分子有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和江西省副省长潘震亚等，党员有刘泻等。
图为张志让
1948 年国民党特务准备向马寅初先生下毒手， 父亲奉命安排马寅初到中美图书公司总经理家中隐蔽。
图为1948年的马寅初先生
黄炎培先生在上海遭不明身份人员的威胁，经张执一研究同意，由在海关工作的地下党员保护起来，并帮助离开上海去香港。
图为黄炎培先生
上海交大教授郑太朴先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时，张执一要父亲通知他离开上海，并发放部分路费。
图为郑太朴烈士
1947年夏到1948年夏，在父亲的统战工作中，他还参加陈叔通（解放后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包达三（解放后任浙江省副省长）、盛丕华（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等人的双周聚餐会。当时父亲是代表上海地下党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的。
一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