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要参与越南战争？这是一个困扰美国史学界的经典问题。由于越战对美国内政外交、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美国学者对越战的研究兴趣是不言而喻的。1994年美国历史学家盖里·赫斯（Gary Hess）的文章《无尽的辩论：历史学家与越战》（The Unending Debate: Historians and the Vietnam War）曾经总结过1970-1990年代的越战研究，认为学界出现了“正统派”和“修正派”的分野。正统派秉承美国人对越战的反思传统，认为美国忽视越南独特的政治外交卷入了一场愚蠢的反共战争；修正派从军事指挥、战略思想与战争的合法性等角度，试图找到美国获胜的可能性。
然而，无论正统派还是修正派，研究大都聚焦于1960年代美国的参战决策过程或是战争中的某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缺少一部旨在完整说明越战起源的国际史作品。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2012年的新著《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应运而生。
《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社科文献出版社
这部著作超越了以往正统或修正的一般论争，没有再拘泥于美国参战那些年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种种政策分析和评价（尽管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交档案的不断公开，这种传统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和延伸的巨大空间），而是将关注点移到之前从二战到1950年代末的印度支那冲突，讲述了一段法国的殖民战争如何演变为美国主导的冷战国际史，证明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深入参与到法国的“黄昏战争”中，而美国对越政策的“延续性”，则导致了后来1960年代的那场更为血腥的冲突。也就是说，越南战争是发生在“另一场殖民战争的余烬中”，美国人“做着跟法国人不同的梦，走的却是同样的路”。
这本书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它继承越战研究传统的同时，又契合了这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趋势：更加关注东西方对抗的全球性扩展，特别是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南方”存在的各种复杂争斗。越南恰好是这样一个将美欧苏中都裹挟其中的“众神竞技场”，它宛如一口巨大坩埚，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分化、意识形态的对抗、地缘政治的竞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这些冷战相关议题，都可以从中一窥究竟。书中使用了美、英、法、苏、中、越多国档案与文献，特别是对那些未经开发的回忆录的精心挖掘，为读者提供了相对平衡而全面的视角，带领其深入思考法越战争及其影响，展露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冲突的基础，最大限度减少了一些著作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段化影响。例如，第五部分“某种形式的和平”所包含的三章，精彩展现了两大阵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国际外交折冲，作者不仅描绘了美、英、法各自谈判政策的形成与演化，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有对越、中、苏之间协调矛盾的过程，虽然后者相比前者略显单薄，但对一部以法、美政策为主的著作来说，依然难能可贵。因为正是这些矛盾的发展，导致后来美苏各自阵营的分化与改组。
这本书也触及了比冷战更为宏大的议题——去殖民化，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作者所说，去殖民化是“二十世纪最微妙的政治和历史难题”。其微妙和困难之处就在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殖民地的抵抗力量不仅要处理宗主国的压力，更面临着冷战赋予的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有时这种选择的代价无比沉重。
从书中所写的越南个案来说，胡志明领导下的越盟志在打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秩序，实现越南独立。一方面，二战中的法国虽受重创却不愿放弃印支，要继续履行“教化使命”来恢复法兰西帝国的荣光。另一方面，二战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确信欧洲殖民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深感憎恶，希望通过建立联合国托管机制逐步实现殖民地的独立。这在胡志明看来是实现越南独立的重大机遇，美国似乎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强大盟友，他也曾幻想自由女神拥抱越南的美好场景。
然而，情势的发展却因为冷战的出现而逆转，美国由战后初期的中立态度（这本身就是对法国收复印度支那的默许）倒向法国、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不过是两三年的事情。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中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安排为越盟送来了急需的物质、外交援助。越南的革命者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道路上，除了要经受现代战争的残酷碾压，还必须坚定地站在冷战前沿、走社会主义道路，受到同盟内部结构的制约。正如书中所述，“中国和苏联的外交承认不管有多必要，他（胡志明）已经丧失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并且大大增加了美国干预的风险”。后来，胡志明担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胡志明
该书的第三个价值是前述两点的引申，即引发读者对东亚冷战特殊性的思考。这种特殊性作者虽未言明，但通过引入美国、法国、英国、苏联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非亚洲国家的视角，读者不难发现东亚冷战的一些特点。英国，甚至是在1946年发表铁幕演说的丘吉尔，从始至终对“多米诺骨牌”相关说辞嗤之以鼻，在1954年春法越双方鏖兵奠边府时，英联邦国家集体拒绝参加美国对越的“联合军事行动”，使之流产；法国则是从最大程度获得美国援助的角度出发，鼓吹意识形态对抗，并非为美国充当反共先锋；苏联不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印度支那缺乏热情，并一度认为胡志明的越盟是铁托性质的民族主义集团。无一例外，列强对抗的中心在欧洲而非东亚。只有美国人不能接受竹幕在印度支那降下，对越盟非除之而后快不可。
与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界限分明的对抗不同，亚洲的冷战给诸如印度、印尼、缅甸等一系列新兴国家相对宽松的空间，他们被殖民的历史构成了共同的身份认同，这些本身拥有多样性文化的国家汇聚在一起成为1960、1970年代国际舞台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作者指出，由于美国对亚洲多样性缺乏理解，坚持非黑即白的世界观，这种“天真”正是其危险所在。
说《战争的余烬》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历史读物，不单单是因为其包含上述对冷战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也是因为此书在叙事结构与风格、史论结合等方面优点明显。
此书叙事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19年巴黎和会到1965年越战升级，涵盖了近五十年的历史。1949-1954年是作者着重论述的部分。由于作者文学化的叙事风格和对历史人物的细致刻画，赋予了这部学术著作以小说般的可读性。
序幕由一个名叫阮爱国的越南青年在巴黎活动的经历展开。作者寥寥数笔，讲述了他在1919-1939年的早期革命经历，及其对法国、美国、苏俄等国际诸强的认识。在求索越南革命发展道路的途中，阮爱国成长为今后越南革命的领导者——胡志明。接下来，正文的二十七章按照印支地区冲突的历史，被分成详略得当的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1940-1945年法越冲突的起源。1940年被德国打垮之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出现松动。日军于1945年发动“三月政变”，军事占领越南，之后，胡志明抓住日本投降的机会于9月2日宣布越南独立。法国不惜以武力回复其在越南的权威，但此时越盟已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法越冲突一触即发。
第二部分的焦点是1940年代后半期的殖民战争，越盟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法越谈判无果而终。面对与法国悬殊的军事差距，越盟不得不放弃城市退到越北丛林中进行游击。法国的境遇其实与越盟类似，二战后匮乏的国力不足以完全消灭印度支那的抵抗力量。双方都迫切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改善自身处境。此时美国虽然对印支冲突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但此时业已形成的反共思想框架成为后来二十年的政策驱动力。
第三部分的标题“当东方遇上西方”恰当地概括了涵盖1949-1953年的历史。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为越盟获得了可靠的盟友；另一方面，美国的“不干涉”政策在亚洲新的地缘政治现实面前*，开始为法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法越冲突在冷战背景下真正走向国际化。战场上，越盟的军队在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取得1950年边界战役的胜利，但在红河三角洲的三次战役中伤亡惨重，越方不得不转战法军实力薄弱的西北一带，意图打开通往老挝的道路，从越南中部狭窄的蜂腰处切断法军的南北联系，进而对红河三角洲进行迂回包抄。1953年底法越双方在奠边府要塞形成对峙，似乎越南的未来都被收束到越南西北部的这个小小谷地，决战一触即发。
奠边府战役的法军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无疑是全书的重心，作者用将近三百页的篇幅描述了1953、1954两年的法越战争形势与外交折冲。作者细致而不失精彩地描述了奠边府的法越双方军事行动，而围绕英国外长艾登、法国外长比多、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等一系列风云人物展开叙述的外交游说更加引人入胜。为解奠边府之围，法国寄希望于美国可以直接派遣空军轰炸越军阵地，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加大对法援助期望法军守住阵地，另一方面试图说服英国一道进行军事干预。但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大为光火的是英国非但对联合行动不感兴趣，反而积极说服美国进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结果有关各方最终走上了日内瓦的谈判桌。谈判开始的二十天并不顺利，法越双方在停战方案和政治解决问题上争执不下。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声称要在一个月内结束印支战争，越方也受到中苏方面的压力，双方相互妥协达成日内瓦和平协议。第六部分主要记叙了日内瓦协议之后越南形势的演变：法国撤军后，美国致力于在越南保留一个非共产主义的立足点，大力支持吴庭艳的腐败政权。南北越不但没能实现“政治解决”，南越政权对共产党力量镇压导致了后来更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接过了法国人的火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处理着法国曾经面对的种种问题。
《战争的余烬》将研究时域拉长并前置、突出描述美国政策的连续性是其最为重要的创新。作者指出，这一做法能避免只“专注于偶然事件的危险：它会令我们无视美国在越南事物中的连续性，以及早期政策在我们理解这场美国战争的至关重要性就被忽略了”。通读全书，这种感觉会更加明显。此外，令这本书别具一格的是作者对反事实推理的运用。作者试图运用这种技巧来说明，“法国-印度支那战争和它的余波其实是个偶然事件，其中不断出现不同的政治选择”。由于我们研究的历史是已经知道了结果的事件，有时不免带有“后见之明”，认为历史的结果不可避免，但那些历史人物是在一个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决策的，存在选择，存在偶然。反事实推理就是作者为读者搭建的连接历史人物的桥梁：假如罗斯福在去世前，将其反殖民主义的个人偏好转化成一项阻止法国强制收回印度支那的政策，会不会力挽狂澜改写历史？如果1954年初的武元甲屈服于中国顾问团的压力，过早的发动对奠边府的攻击，日内瓦会议还会那样结束吗？为什么美国可以接受跟朝鲜的共产党敌人进行谈判，而法国在印度支那做同样的事情反倒不行？既然美国可以持续多年援助铁托，为什么就非得除掉胡志明不可呢？类似反事实推理的大量运用无疑会使读者产生代入感，激发读者的思考。
虽然这本书的主要受众是美国读者，但对中国读者同样有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中越关系发展的更完整、客观的视角。“援越抗法”、“日内瓦会议”、“援越抗美”、“胡志明”，这些名词几乎是任何一个稍有历史背景的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其不仅包含大多数中国人对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与新中国外交昂扬风采的集体记忆，更反映出那部分“同志加兄弟”的越南观生根发芽的历史土壤。与这种越南观形成反差的是，中国人对后来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充满惊诧的疑惑甚至愤懑。这本书不能也不会提供上述问题的完整答案，但至少可以揭示出中越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竟然产生于如此久远的岁月里。读罢此书，相信读者会对中越关系的早期发展形成更为客观、准确的认识，会更好地理解和体谅我们身边的邻居。
书中所描述的美国外交，实际上也是中国外交的反面教材。作者借肯尼迪时期的一位白宫幕僚之口表达了他对美国政治的批判：“简单地说，这（越南）就是我们继承的东西，理所当然，无可争议。”并评论道：“保持延续性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这就是华盛顿的风格。”保持政策延续性并非全然是一件坏事，毕竟让一个大国改变观念、调整政策往往是很困难的，但对问题缺乏充分讨论，则会从根本上令外交政策走向僵化。特别是对亚洲的小国社会文化的忽视，导致美国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处理与一些国家关系时不免会遇到历史包袱，如何根据新形势处理好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进而避免大国外交忽视小国多样性的通病，这正是本书能够带给中国外交的启示。由此，《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中译本的出版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