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冀望从存在困境中突围的努力终将徒劳（暗室逃亡）

一切人生问题，都是文化问题、文学问题、哲学问题。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中国作家钱钟书的《围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三部作品，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把它们并列在一起有点怪异。其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意象，那就是大孤独者们因为孤独而展开的关于孤独的——不一样述说，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不同价值诉求冀望对现实存在困境突围的理想主义神话文本。

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1862年)，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梭罗才华横溢，一生著有二十多部散文集，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

梭罗的著作都是根据他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写成。其思想深受爱默生影响，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梭罗病逝时年仅44岁。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求者而已。代表作《瓦尔登湖》。

梭罗除了被一些人尊称为第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外，还是一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生态主义哲学家。作为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瓦尔登湖》（又译为《湖滨散记》），成为超验主义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在美国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1845年7月4日梭罗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试验，他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不远的瓦尔登湖畔的次生林里，尝试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生活。他只带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自己搭建木屋，自食其力，开荒种地，在小木屋周围种豆、玉米和马铃薯，并用这些到附近村子里去换大米，过着非常简朴、原始的生活。他善于游泳，赛跑，溜冰，划船，更喜欢从早到晚长途步行。

为了摆脱现实的束缚，探究大自然的人格，他在这里观察、倾听、感受、沉思，并且梦想。瓦尔登湖不仅是他生活的栖息场所，也是他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乡。梭罗跋涉山林，漂泊大河，漫步海滩，驻足湖畔，边走边想，边想边写。瓦尔登湖是他在喧嚣的世界中寻得的一个幽雅僻静的去处。这个地方不仅给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给他提供了一种朴素淡泊的心境。

梭罗厕身瓦尔登湖，不是避世，不是隐居。他注重生活的自由，喜欢在大自然中过简朴生活，这是他对自由、对个人价值执着追求的表现。他并不在意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只是想生活得随便、简单、自在。

梭罗这样阐释自己：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

《瓦尔登湖》是梭罗在瓦登湖林中二年零二个月又二天的生活和思想纪录，自始至终贯穿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回归自然。《瓦尔登湖》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它向世人揭示了作者在回归自然的生活实验中所发现的人生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瓦尔登湖》由此被认为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

该书崇尚简朴生活，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内容丰厚，意义深远，语言生动。共由18篇散文组成，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终实现为止，表明了作者用它来挑战他个人的、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界限。但这种挑战不是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无限希望，而是伤后复原的无限力量。

梭罗对工业文明、喧嚣社会挤压人类、侵蚀人性心怀忧虑，他认为人类只有过简单淳朴的生活，才能享受到内心的轻松和愉悦。他主张人们放弃烦琐的日常生活方式，“简单，简单，再简单”，以提升生活的目标，使生活变的崇高。梭罗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梭罗在《日记》中说：“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感谢上帝，人们还无法飞翔，因而也就无法像糟蹋大地一样糟蹋天空，在天空那一端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从生态环境学的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梭罗远远走在了人们的前面。

梭罗认为，自然有着绝大且多样的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透视她的任何一面。

梭罗厕身瓦尔登湖，不是避世，不是隐居，纯粹是为了一种生存试验：即人们离开现实社会能不能活下去？或者人类的精神归宿到底应该在哪里？

《瓦尔登湖》面世后，梭罗和瓦尔登湖的魅力，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好奇。据报道，因为梭罗的崇拜者过多，瓦尔登湖人满为患，导致这里的自然生态和景观面临严重危机。由此形成的吊诡逻辑，似乎就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瓦尔登湖》，最终却成了把邪恶引向这片圣洁之地的罪魁祸首。

不仅如此，梭罗在瓦尔登隐居期间，因为一次野外用火，不慎引发森林火灾。该事件酝酿发酵的直接后果，对梭罗的理念主张，也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和否定，成为瓦尔登神话被解构的导火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其所著的《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就把人们心目中的环境主义先知梭罗，描绘为一个环境破坏者，原因就是梭罗的这次野炊烧毁了300英亩的森林！在他看来，人类是对自然有极大破坏力的物种。

由此，他认为如果人类热爱自然的话，最好的办法不是到自然中去，而是离自然越远越好。格莱泽甚至呼吁，如果你热爱自然的话，就远离瓦尔登湖，到拥挤的波士顿市中心去定居，住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比住在森林中更环保。

尽管格莱泽的主张揭示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现实生态保护问题的困境，但以一次意外事件，不能简单得出所谓的“融入自然就是在破坏自然”的结论。这应该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瓦尔登湖》作为一部超验主义的重要作品。其崇尚简单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起梭罗，我最先想到的，居然是一个“遁”字。遁者，基本字义有二，一是逃避、躲闪，如遁世、遁北；二是隐藏，消失，遁迹、遁隐。在我看来，梭罗开始这项试验本身，无论从现实社会背景，还是自身观点主张看，确有“遁世”的成分在里面。

遁世有两种：积极遁世与消极遁世。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也包括一些持有不同政见的文人*客的隐居山林，有的是为了逃避迫害，有的是因落魄失意，故而远离尘嚣，寄情山水。这些人多属于消极遁世一类。至于积极遁世，指的是自愿选择过一种清净淡泊、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比如当年隐居南阳的诸葛亮、辞官归隐的陶渊明，都属于典型的积极遁世者。

显然，梭罗的“遁世”，并非是置身世外一走了之的消极遁世，而是一种积极遁世。但他的积极遁世，又绝不同于诸葛亮、陶渊明的归隐式遁世，具有明确的“实验”性质。他是要以积极“遁”现实之世，通过生活和生存空间的转换，实现肉体和精神对现实世界的抽离，以达到寻找理想化的人类生存世界和理想方式。

梭罗是带着对现实生活的怀疑才来到林中投入这种实验生活的。梭罗积极“遁”现实之世，其行为本身，所表明的正是一种生存选择、一种人生态度，其目的，是对自身及当下人类现实生活形态的批判和否定，希冀通过对这种加速导致生命衰落的现实生活困境的突围，找到回归正确生活道路的新的方向。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验告诉人们，不要为繁杂纷乱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所迷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梭罗的实验型遁世，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式的遁世，就价值选择、道路取舍而言，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梭罗通过此举想要证明什么，而陶渊明选择的意义只是选择本身。

其实，类似梭罗这种“瓦尔登之遁”的理想主义突围神话并不新鲜。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这种离群索居的实验性遁世者大有人在。当下在横亘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的秦岭，重重山峦茂密植被遮蔽的褶皱里，就不乏隐居者的身影。

即使在帝都这样首屈一指的天上人间所在，憧憬归隐山林美梦者也不乏其人。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就有这么一对夫妻，主动抛弃繁华遁入山野，过上了诗意的中国式“瓦尔登”生活。我们不妨把这两个故事对照来看。

距离北京百公里之外，有个地方叫龙潭沟。在一处山顶的平坦处，有间由石头构筑的“城堡”，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夫妻俩和一个男孩。一家人的生活日用品，除了食盐是从山外买的，其余全部是自产。洗涤不用洗衣粉、肥皂，用草木灰、皂荚；刷牙不用牙膏，用盐水；筷子是用秸秆制的一次性筷子。吃饭就在屋外石磨边平台上。房子外面，自由放养着上百头山羊。牛栏中，养着十几头黄牛。散养的生猪，就趴在屋舍墙下酣然入睡，看家的小狗，叫声不时在山谷回荡。想想看，这是一幅何其美妙的人间自然共生图画！

这对夫妻曾经是中国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的教师，人人称羡的命运宠儿。丈夫王青松作为北大的学霸，是个男神级人物，北大国政系、法律系高材生，一毕业就留校任教；温婉贤淑的妻子同在北大教授英文。从小习武的王青松，还是一名气功师，仅北京一地，就有超过百万人听过他的讲座。

然而，他们平静的生活却被一次次不公平的对待突然改变。王青松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北大哲学系博士考试，却被学校通知不予录取；妻子也连续五年评不上讲师。未名湖畔的浊气，让两个清澈透明的灵魂越发感到无法呼吸。最终，他们选择抛弃一切，归隐山林，离开繁华的帝都，融入北京郊外一所隐蔽的大山深处。

他们用尽积蓄租下山里2500亩地，垒石筑屋过上了自然人的生活。开垦了40亩耕地，种上了玉米、高粱、小米、大豆，还有芹菜、白菜等各种蔬菜，还栽种了多种果树，饲养了鸡、猪、牛、骡马、山羊等多种家畜，牲畜粪便用来给土地施肥，骡马则用来耕地，实现牲畜饲养和农作物种植循环利用，构成了封闭式的完整生态链。

他们拒绝使用机动车运输，每个月的“进口”物资，都是男主人用扁担从镇上挑回，吃自家收获的粮食蔬菜，日常饮用水就山沟小溪里挑，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甚至连老婆生孩子都是丈夫亲自接生。山里不通电，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刚进山时晚上点蜡烛，后来用一种太阳能灯。没有暖气，冬天石屋内温度零下7度。但奇怪的是，即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一家人却从未得过病，哪怕是一次小感冒。

王青松是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五头镇河北村人，祖辈世代务农。多年深山老林的生活，把这位曾经风流倜傥的大学讲师“打回”祖辈的原型，两手老茧，皮肤粗糙，蓬头垢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深山里面很安静，他们很享受这种日子。在静谧的大自然中，他们身心轻松，没有工作压力和烦恼，生活恬静而美好，夫妇俩曾经在夏夜的某个晚上，在外面看了一整夜的流星雨。王青松不无自豪地说，整座大山都是我们的。

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教育成了最大的问题。虽然他们可以教孩子语文、数学、英语、国学……但还是担心离开社会太久教育会出现很多问题。

2011年，只是仅仅为了孩子，他们才不得已恢复了与世俗的联络。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想回到世俗社会里去。王青松认为，离人群越近，虚浮之气就越盛。当时的他还计划写一部《新桃花源记》。

梭罗瓦尔登湖之遁，与王青松夫妇逃离都市归隐山林，异曲而同工，本质上并无不同。虽然前者出于带有尝试和体验性质的主动，而后者表面看似乎是由于现实困境的被动使然。

梭罗之遁，最终成就了《瓦尔登湖》，至少为人类找到或开辟了新的心灵栖息地。王青松拟写《新桃花源记》（不知最终完成否），应该就是中国版的《瓦尔登湖》。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也未必能像《瓦尔登湖》一样闻名于世，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试图通过亲身体验证实现代桃花源真实存在，并把这种探索上升到形而上层面，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形态做出理性批判和否定，并给出突破现实生存困境的可行性，只要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突围，重返野地回归自然实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是可能的。

就总体趋向而言，人类生活的环境和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呈现为由简单到复杂、与野蛮到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式演进，伴随发展程度的不断提升，人类对自身生活的幸福度的感知也越来越强烈。今天，居住在繁华都市里的人们，肯定认为自己远比生活在非洲大陆那些原始部落茹毛饮血的人们要幸福得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梭罗对现代人生存质量以及现代文明的质疑，似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实验更倾向于肯定，人类早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形态和的生存方式，无论是外在的生态环境，还是内在的生命感受，就环境与人的关系而言，蛮荒时代比文明时代更幸福。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巨大反讽。

今天的人类，都被家庭、工作和各种物质需求所困，过着纵“欲”过度的生活，早已失去了生命原始的本真和鲜活，变得麻木不堪。几乎很少有人去关注在那些琐碎的个人利益和庸常活动之外的事物。人们的精神活动过于局限，只关心物质生活和感官享受。用梭罗的话来说，这样的生活不能称其为“真正的生活”。

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个典范。瓦尔登湖的神话代表了一种追求完美的原生态生活方式，表达了一个即使对今天的人们也仍具有很强吸引力的理想方式。这个典范在今天更具有生态学意义。瓦尔登湖不只是一个地理景点、一个自然场所，而是一个标本，一个象征。瓦尔登湖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自然邂逅的浪漫史，一片人们渴望融入的自然彼岸。

中国作家张炜在其《融入野地》的散文集中开篇写道，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它的最大愿望大概就是一生抓紧泥土。张炜的野地并非梭罗的瓦尔登，张炜的野地意象更多是指与自然、家园故土相关的有待开垦和发现创造的艺术与精神新领域新空间。

张炜一直在执着于自己的精神追寻：“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像一棵树那样抓牢一小片泥土，拒绝无根无定的生活，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他希望自己做一棵树，扎下根须，化为故地上的一个器官，生命性质得到转换。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一，是张炜穷毕生精力所要追究的“原来”和“真实”。

所谓“和谐为一”，就是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乃至等同，这当然不是说人与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都完全一样，就生命的表现形态来说，各种生命都是决不相同的，但就生命的“原初”形态来说则都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表现在对泥土的依赖。萌生于泥土，生长于泥土，最后又归依于泥土。任何生命都逃不脱这一宿命的轮回，因而任何生命在这一意义上都是同一的。

人是从哪里来的？人与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进化论——至少关于人的起源一直存有争议。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中国上古神话的女娃抟土造人说，乃至人来自于宇宙比如彗星与地球相撞产生最早的生命物质等等——其实，达尔文的理论也是一种推理猜测——人到底从哪里来，至少目前人类还不能给出一个绝对肯定的答案。

但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人与自然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性，自然好像巨大的子宫，人是其中孕育而成，通过生命之门降临到世间。所以，人与自然——如同人与子宫母体具有与生俱来的共体、共生关系，是自然子宫母体不可分割的单子。这或许可以解释人何以一回到自然之中，就感到自由舒畅的根本原因。

我们是大自然的居民，但我们离大自然是如此的遥远，就像是没有故乡、没有家园的游子，到处漂泊，因此也特别孤独。

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梭罗的瓦尔登湖、王青松的龙潭沟、张炜的野地——大自然——我们赖以生存的子宫母体，才是我们真正永久的家园。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隐士从来就没有在山林中绝迹。但是，真正能从现实中退步抽身逃离荒野重返自然生活形态的，毕竟只能是人类中的个例。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瓦尔登或龙潭沟之遁，更多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向往或渴望而已。

就一种理念的实验方式而言，梭罗的试验是成功的。同样，陶渊明的生存方式实践也是成功的。但无论是梭罗“瓦尔登式”的实验型遁世，还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实践型遁世，都不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因为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生命作为一种漂浮之物任随漫漫时空的飓风飘来荡去，除了被时代和千变万化的生活形态裹挟，或主动、或被动生存以外，并无其它选择。更多的，可能只寄望于“大隐隐于市”罢了。

李耽为此作了一偈，偈曰：大隐隐于市，心在瓦尔登。万物本同一，内外无二性。自然无丑美，所见即心境。物美非其美，本是己丰盈。人若失本真，花色亦无容。屎溺皆有道，道由一念生。心远地自偏，放下即轻松。人间有净土，原在自心中。

与梭罗的环境突围相对应，钱钟书通过《围城》为我们解析了另一种突围——也许是更为艰难的突围——隐匿在性关系背后的——婚姻困境及其突围企图。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出版。钱钟书在文学、国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均有造诣，有“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之誉。

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故事刻画了一组中国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典型群相。书中主要人物方鸿渐从欧洲归国后，期盼大展宏图，到最后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由于小说无情地讽刺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版的《儒林外史》。也有评论家认为其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小说中对现代知识分子悲剧成因的分析和讽刺批判，表面看指向的是时代局限和人性弱点，实质上揭示的是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有西方批评家就认为，《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中国批评家则认为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水土不服”。

《围城》以“围城”这个比喻营造的文学意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婚姻“围城”的困境。钱钟书夫人杨绛在电视连续剧《围城》片头上写道：“《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围城”的含义，作品在人物的对话中作了提示。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两性关系，作为人生最基本、最重要、最复杂的存在方式，也是孤独最基本、最重要、最常态的存在方式。夫妻作为两个对立的生命个体——无论是就男女两性的生物性，还是后天的社会性，都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一切方面。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种种冲突，即使在最和谐的两性关系中，也存在种种潜在的危机和导致个体孤独的种种因素。

这里事实上有一个定律，个体孤独指数，取决于两性关系和谐指数，两性关系越和谐，孤独指数越低，反之则越高。也就是说，个体孤独与性关系和谐成反比，和谐度越高，个体对孤独的感受越淡化，反之则越强烈。

人生最密切的关系，都与肌肤之亲有关。而其中又以性关系中的肌肤关系最为重要，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关系又是重中之重。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人生诸种关系中最近的、也是最亲的关系。在人的各类孤独中，性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围城之困”，也居于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最为强烈和持久，它甚至决定着人生成败、命运走向。

唐代著名女诗人李季兰（原名李冶）有一首题名为《八至》的诗，极写了夫妻关系中的孤独况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夫妻——看似如胶如漆须臾不可分离，其实并非如此，如同东西、清溪、日月一样，既近在眼前，又相距遥远；既浅如清溪，又深不可测；既皎如明月，又高不可攀——这恰恰是两性关系中心与心情态的形象写照。这样振聋发聩的人生感悟，必是饱受情爱煎熬的百般折磨和寂寞孤独的千般摧残后的泣血呼告，令人不忍卒读。

固然，“围城”作为颇具哲学意味的文学意象，所指陈的对象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多维度的。但我认为，构成钱钟书小说《围城》经典和不朽意义的，还是有关婚姻围城的主题意象，它深刻揭示了隐匿在风花雪月的爱情与婚姻的表象之下，个体在两性关系中的真实的存在困境——孤独甚至绝望。有人就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切中肯綮的真知灼见。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围城》其实就是透过个体婚姻中的存在状态与情感历程，剖析和透视普遍存在的群体婚姻状态与孤独困境。

就作品本身而言，“围城”之“围”，包括了很多层面——有爱情婚姻之“围”，思想性格之“围”，文化冲突之“围”，伦理道德之“围”等等。它们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构成了一张既看不见、又无力挣脱的网，故事中的人物受制于各种“围城”的捉弄和摆布，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只能和普通人一样选择逆来顺受，从一座“围城”走向下一座“围城”。

小说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

表面看，《围城》似乎是一部爱情小说，是写男女情事的，但如果把《围城》看作是用一群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故事，诠释一句西方成语，或仅仅局限于阐述爱情婚姻乃至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那就把这部名著简单化了，曲解了钱钟书的创作意图。

钱钟书也担心读者误解其意图，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以表现围城作品内涵的多向和复杂。显然，作者并非是想通过一群男女的情感纠葛直白地演绎一个围城理念，而是藉此透视和揭示更深刻的人生困境以及原因。

因此，《围城》显然并不是简单地演绎诠释这一主题，“围城”的意象具有多层意蕴。“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围城”无处不在，不在此处，就在彼处。人也无不处在围城之中，不在此处，就在彼处。大到家国，小到个人，举凡生活的各个领域，即使是孙悟空，跳出三界外，仍在五行中。因此，对于任何人而言，“围”是绝对的。

小说中也多次点明了“围城”的含义。它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钱钟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因此，与其把《围城》看作是一部纯文学作品，不如看作是通过文学阐发思想哲理的作品更为恰当。

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围城”的象征意义，绝不仅仅是婚姻形式，而是将“围城”之“围”从形下的物理层面，上升到形上的抽象层面，涵盖了社会、文化、人生各个范畴。

以此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与“围城”意象有关的各种困境。世间万事万物各有各的“围城”之困，个体、种族、历史、文化、社会，无不处在围困与突破的矛盾运动中，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作为和小说中的人物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钱钟书必然同样受制于文化“围城”带来的精神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孤独感和荒诞感。

作为一个深刻而睿智的人，钱钟书对人生、社会、世界，自有诸多独到的见解，对现实中的“围城”无不感同身受。而作为现实中的个体，他当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自身也同样在各种各样的“围城”包围之中。《围城》之围，不仅是他人的、社会的，也是作家自己的。这是我们阅读这部小说需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点。

钱钟书对现实中各种“围城”困扰，具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清醒和警惕。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将钱钟书列为首批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要到家中拍摄遭到拒绝。无奈中央电视台只能向全国观众据实相告。钱钟书80岁生日，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要给他祝寿，钱钟书一概坚辞不受。钱钟书晚年出任公职，以他的个性，想来恐怕也并非完全出于本意吧？

钱钟书和他的夫人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与当代政治的精神隔绝（外国学者如是评钱钟书和他的夫人）——如果这一解读准确的话，毫无疑问，理应看作是钱钟书对另一种“围城”的防范和“突破”——事实上，现实中有多少知识分子，自主不自主地深陷政治的“围城”而难以自拔，一生走不出功名利禄的藩篱。

钱钟书“鸡蛋——母鸡”论，广为人知。《围城》发表后，某国有位女士专门打来电话执意要见钱钟书。钱钟书无奈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言外之意无非是不想被打扰。按说人们该关注鸡蛋，见母鸡似可不必。但鸡蛋来自母鸡，没有母鸡就没有鸡蛋，有什么样的母鸡，才有什么样的鸡蛋。这样看来，只知鸡蛋不知母鸡，怕也有遗珠之憾。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母鸡不仅局限于自身，包括与他有关的一切，都可列入母鸡被关注的对象，比如名人故居。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梁溪区新街巷，建于1923年，称“钱绳武堂”。钱钟书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2002年重修对外开放。钱钟书故居纪念馆展示了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大师的生平经历、学术成就。2019年11月21 日是钱钟书诞辰109周年纪念日，到访故居参观者络绎不绝。据媒体披露，新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获奖后，其故居老宅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更有甚者，见啥拿啥当成名人文物，甚至连房前屋后菜地的蔬菜都一扫而空。由此可见，大凡名人，任他怎样甘于寂寞，自己身后终究要被频频“打扰”深受“围”困之累啊。

与梭罗的《瓦尔登湖》、王青松的《龙潭沟》、张炜的《融入野地》所展现的城里人生存的精神困境、钱钟书《围城》所展现的婚姻困境相比，中国当代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所描绘的文学意象宣泄出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另一种困境——语言交流困境。

刘震云，（1958年——）中国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87年后连续发表《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作品，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1991年发表“故乡”系列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到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中国文学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文学成就享誉世界。2018年刘震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一部长篇小说力作，2009年在《人民文学》推出。作品描述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被称为中国版《百年孤独》，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本书分上、下两部，讲述了一个“说得着”与“说不着”的故事。上部写“出延津”：孤独无助的吴摩西丢失了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下部写“回延津”：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回，时间跨度大概一百年，故事意味深长，充满了戏剧般的荒诞。主题归结起来似乎只有两点，一是孤独；二是因为孤独而产生的寻找。

刘震云最初是以短篇小说《塔铺》与中篇《新兵连》一举成名的，而在这两篇早期的小说里已经流露了刘震云小说创作主旨：对底层人（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关注。小说集《官场》，以鲁迅式的白描一针见血地写人，写官场中的人，写权力纠缠下的人。《单位》刻画了权力网络是如何决定并且支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方式。而《一地鸡毛》则可视为对生活本身就是一大堆琐碎所作的哲学观照。学者摩罗认为：“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单位》、《官场》等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是横，《故乡相处流传》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是纵，一横一纵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的苦难。”

刘震云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处于异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但他们尽一切所能使自己活下去,力求活得更好,即是在最卑微的生命中也闪耀着对于生的执着的光辉。这是刘震云的思考也是他的信念。他把这些化作了《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作品。有评论称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市井作家，这位中国最贫苦之地出身的农民之子的笔下，几乎都是乡土中国不堪回首的痛苦知觉，有深情骨血大书。那种对落后故乡、对底层中国人“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的悲悯、同情、申诉，是力透纸背的。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情节建构在孤独的个体寻找能“说得上话”的对话体——人之上。能互相说得上话的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家族血缘关系的亲人——在家族里，由于各种利害关系和生活矛盾的纠葛，亲人之间也会形同陌路，至亲者至疏。由此造成家族成员个体深深的孤独感，又无法在家族内部找到宣泄释放的渠道，就会眼睛向外寻找能与自己说得上“话”的人。而说得上“话”的人，也许是有共同兴趣爱好，也许是有不良嗜好甚至不乏有偷情通奸隐私者——这都不重要，重要在于彼此有“话”可说，能够互相袒露心扉。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人与世界存在三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在一些有宗教的国度里，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刘震云看来，人人社会，知心朋友难觅。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区别是，神的嘴是严的，而朋友是会变化的。无处吃饭可以乞讨，无处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话—— 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这便是刘震云的孤独观，也是真实的底层社会人际关系的实际情形。

刘震云的作品，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无法把握的*，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

刘震云文学话语中，最具这一主题意象的关键词，就是所谓“拧巴”。所谓“拧巴”，就是对孤独意象解构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拧巴”一词，字面释义是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但这种反其道而行之，并不是意志驱使的一种纯粹主动行为，而更多地表现为主体受外因比如社会、环境、他人、观念等等因素挤压、所迫，不得以而为之的被动行为。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糨巴”。所谓“糨巴”，就像一个烧焦的毡球一样，死死地粘连在一块，永远无法抒解。个体由于受外在因素的压制、约束、逼迫、困扰等等，呈现为一种多重矛盾缠绕、交织状态，使个体失去自由意志，就像一团乱麻，人的主体性被各种互相抵触、排斥的力相互作用搞得四分五裂，由此导致主体意识“失灵”或“瘫痪”。

《一句顶一万句》所演绎的就是“拧巴”个体试图从孤独封闭的困境中寻求突围的渴望。鉴此，无论刘震云作品向那一个方向展开，也不论其设计的人物与故事怎样的扑朔迷离，都离不开这一思想内核或主题意象。

活拧巴——糨巴了的人，活的不再是自己、活得不成其为活，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从犯罪学意义上分析，人的所有反常举动，都可以在生理和心理变异上找到真正的根源。

生命处在一种拧巴——糨巴状态，无法正确、正常打开，更不要说飞翔，他做出的最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敌意、侵略、报复和破坏。而无论是“拧巴”，还是“糨巴”，其实都与孤独有关。或者可以这样说，外在的“拧巴”使精神向内挤压造成孤独，孤独反过来又使这种内在“拧巴”变本加厉。

作为中国最穷的地方——河南省延津乡下的一个农民的后代，他的阶级、阶层胎记特别显著。从他的文字中，你能感觉到这种胎记，不仅渗透在他的基因、血液、他的精神内在、他的外在形象气质中，而且同样贯穿于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性格上。他的全部作品，共同构成了这种带有其特有出身胎记的刘震云现象、刘震云特色、刘震云语言、刘震云性格。文如其人。

现实中的刘震云，除了在北京写作，就是回老家河南延津。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他们村那些人，有剃头的，*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这些父老乡亲生活在细节里。痛苦于他们而言，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日常的孤单。这种孤独、孤单，用作家的话说，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

在刘震云眼里，这些最普通的乡下人对世界的看法，跟“社会”和“历史”完全不同，但他们不说。“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芸芸众生劳动大众中间。这些劳动大众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他试图通过作品为大众代言，着力反映身处沟通困境中的底层中国人的“孤独”。

书里有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叔叔养牛，牛死了，他一直不说话，第四天时，他拍邻居的窗户说：我走了。等到人们发现这个人不在了寻找时，拉开他家的门，发现人没了。找了半个月，所有的水井都打捞了，所有的歪脖树也看了——都没有。他是因为牛死了也死了吗？不是，后来才知道他到处流浪去了，因为活得不如意，他要去更陌生的地方。哈姆雷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但这个人生死不是问题，活着才是问题，如何活得像个人，像自己，更像自己才是问题。在作家看来，这些父老乡亲，他们虽然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份地位很低，但精神上却都在“高级”流浪和漂泊。

作家仅仅是在为那些深陷语言和心灵世界交流困境的普通人代言吗？当然不是。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刘震云是很独特的一个。刘震云的独特，当然不在于他被认为是与资本合作最成功的作家，也不在于他的作品每出版一部都会引起轰动，甚至也不在于他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当代作家第一阵营中更为突出显赫，而在于他的底层民间色彩。

刘震云出身社会底层。小时候家里很穷，整天吃高粱面。围绕在他自身、在那些亲人和农民乡亲面黄肌瘦头上，似乎就是一个“吃”字。在中国，与他有着同样出身经历的作家很多。莫言也是出身底层，对吃念念不忘，甚至当作家就是为了能天天吃上饺子。路遥、陈忠实也是底层出身，对吃有着异常痛苦的经历。饥饿能毁灭人，也能成就人。通常从小在饥饿中长大的人，大脑都异常聪明，生命本能在无数次对饥饿痛苦对抗中，也使得自我保护机制转化为智商。套用中国当代真正的哲学家王东岳先生的“递弱代偿”理论，生命自我演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递弱代偿”。

刘震云与高尔基、卢梭一样，都是在人生的行刑场中，草草抹去双手的血迹，流离逃难出来的幸存者，最终依靠自我奋斗实现自我救赎的不屈灵魂。他15岁就外出闯荡，干过很多种职业，经历于他是资源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不用特意去体验生活，更无需像那些平庸的小说家们做秀一般去描摹现实的文本，他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之中，生活于他就是原生态的素材、就是艺术的原型，甚至就是艺术本身。

刘震云小说意象具有同一性，或者说他的叙述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尽管故事从不同层面向不同方向展开，其实演绎的都是同一个意象，那就是环境与人的对应和人在这种对应中精神所受到的挤压。这个共同的意象用文字具象化表述，其实就是两个字——孤独。

刘震云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说：“世上有四种话是有力量的，朴实的、真实的、知心的、不同的。你总觉得有不同的话要说，所以开始了写作。”“当你在生活中找知心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另外的途径，就是写作，……书中的朋友与现实中的朋友最大的不同是：现实中的朋友是忙碌的，而书中的朋友永远有耐心，现实中的朋友往往不深刻，而书中的朋友很深刻，他说的话往往比作者高明，会惊煞作者。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愉快的事。

以此来看，作家不仅是在帮助他人寻找可以说上“话”的人，其实也包括作家自己。作品中的文学意象，折射的正是作家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困惑。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即使身份地位高的人，精神上同样都在流浪和漂泊，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人的一辈子都在寻找。你生下来要找奶，才能活下去，长大了要找爱人，找健康、找工作，找自己的知心朋友，最后就是找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人，和他说一句知心的话。

在刘震云的文学语境中，他母亲、外祖母和叔叔，对他影响最大，大就大在他们与他都是能“说得上话”的人，他在母校——北京大学演讲中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崇拜之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书读下来，能读到多少话？但不如一席话来得重要。一是说这席话如醍醐灌顶，二是说起码有十年白活了。对他而言，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能够说话的人，他就只能去书中找。在自己笔下创造的人物中去找。“这么多年我的写作让我意识到，写小说是认识朋友的过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是一位底层情结浓厚且同样孤独地寻找“能说上话”的人的作家。小说《生死疲劳》，通过驴、牛、猪、狗的六道轮回，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反映历史进程中的普通人的生活。莫言的笔下，描述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是怎样随着时代左摇右摆、起伏不定的，透视的也是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孤独漂泊。

刘震云的思想内核，就是对关于孤独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深刻解构。从最初对孤独表象的解构开始，层层开掘，深入孤独的肉体、骨骼、肌理、血脉、神经，他的笔则如同手术刀，在孤独的躯体上游走，锋刃所至，鲜血淋漓。他对孤独意象的解构，从生疏到娴熟，最终事实上把自己造就成一个高明的外科手术专家。这是把握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实质所在。

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人，其思想内核话语体系往往具有鲜明个性特征，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就是他全部知识系统的理念化，体现为他的独特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其实，无论是作家、诗人、思想家、艺术家，他们所外化为物质实在的精神成果，表面上看风格个个不同，其实质并不是风格上的区别，而是思想内核的不同。这是区分和把握精神创造者之间的最准确的方法。

无论是梭罗的《瓦尔登湖》、钱钟书的《围城》，还是张炜的《融入野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普遍意义上，其文学意象和思维建构所折射的，都是隐匿在人的现实存在困境背后的精神困境——孤独。

以往一般谈到孤独，很容易与抑郁和病态联系在一起。其实，孤独是人的存在的一般状态，也是最真实的状态，是人生基本的精神存在形态或形式。孤独如一只喜欢独处的玩偶，在人庸常的表象生活形态背后如影随形，构成全天候的心理状态的情绪背景，即使在睡眠状态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呈现的时间和程度因人不同而已。

一万个人有一万种孤独，而每种孤独又有其独特内涵。马尔萨斯的孤独，托尔斯泰的孤独，海明威的孤独，秦始皇的孤独，*的孤独，拿破仑的孤独，都是不一样的孤独。

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心与心的参商。现实中，人与人很近，心与心很远。每个灵魂从本质意义上说都是孤独的。人们看似无时不在群体中，但其实相互隔膜只能自说自话，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唯一的交流对象或朋友，其实本质上只有自己。终极意义上，陪伴孤独者走完一生的，只能是孤独者自己。

孤独是恐惧怪兽，吓死了不知多少人。但孤独也是强者之母，不知造就了多少英雄。孤独更是创造之神，不知成就了多少天才！所有伟大的灵魂，无一不是孤独之子。

孤独意象作为精神创造的主题范畴并不新鲜，但表现形式则永远新鲜。

毫无疑问，梭罗的不同凡响，正是孤独赐予的一种回报；钱钟书之“文化昆仑”，同样拜孤独之神所赐；刘震云作为孤独之子，其“拧巴”、“糨巴”的文学意象的形成，折射的正是作家本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拧巴”与“糨巴”。他的成功，在于不停地啜饮孤独的苦酒后，竟能饮出了其中的甘甜，并把这种甘甜物化为文学形象向世人“炫耀”，同样是了不起的。刘震云据此想告诉世人其中的真理，但外人不可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的小说更像是呓语，人们还没有看懂，或许就被吓跑了。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孤独之子们喋喋不休地诉说，揭示的是同样一个定律：从来孤独之子，都是自说自话，也只能自说自话。缘于孤独，终于孤独。诚如大孤独者李太白发出的千古一叹——“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美丽的瓦尔登湖还在，各种各样的围城还在，芬芳的野地还在，人间更不缺乏友情。但精神困境从来都是自我的，且无从改变的。所有期冀从精神樊笼中突围的努力，哪怕基于天才的奇思妙想，纵使得以暂时性成功，最终也不过是如同一次浪漫的郊游、一场暗室逃生术的预演、一场高谈阔论的交集而已，实质上都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精神游戏，并不能改变什么，更安放不了一颗颗孤独无依的心。

人类及每个个体生命精神困境是永恒不变的，所有突围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生于孤独，死于孤独，存在即孤独，孤独永恒。本质上，每个灵魂都是内心自我流浪的人间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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