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2点，67岁的辽宁阜新农民齐长胜，揣着苞米饼子，赶了10多里地，要去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白天绕了一圈，矿坑外围全是警察。
这是阜新老矿区新邱的一处废弃矿坑，在最深处80米的坑底，将举办一场当地人从未见过的音乐节。齐长胜想趁夜黑溜进现场，他把这场“草莓音乐节”称之为“庆祝草莓丰收”的演出。对此，他不容置疑，“我就这儿的人，我还不知道吗？”
不光是齐长胜，在音乐节前一个月，不少当地人都以为这是采摘草莓的活动。直到他们在外上学、工作的孩子们，来打听这场在家乡举办的音乐节，老人们才弄明白——“草莓”是品牌，这是年轻人的音乐狂欢。
7月17日、18日，东北小城辽宁阜新一下子涌进了3万多个“小嘎达”——老百姓口中的年轻人。这些年来，这座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城市，从不曾迎来这么多年轻人。
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在北京工作的阜新人王雅文口中，“这是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城市”。但现在，情况似乎开始有了转变。
音乐节那两天，新邱区近2300名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站在辖区每一个街路口等待迎接年轻人们。尽管，街头挂着1100面刀旗，近500条横幅和300多个导引标识，他们不用导航也能前往现场。
7月17日晚，俯拍的阜新草莓音乐节现场，矿坑里挤满了人。摩登天空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定要有希望”
7月16日，共青团阜新市委组织了300多个志愿者，迎候在当地2个火车站和4个高速口。这些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在35岁，他们要等候的年轻人们——裤子上垂着流苏，鞋上带着刺，穿着露腰的吊带，有的还绑着脏辫，脸上印着颗草莓……
根据音乐节后台售票数据，这些观众85%不到26岁。小城的志愿者们一度以为这都是歌手明星，有人商量着要个签名。40岁的志愿者钱东强装镇定，“瞧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不能有点出息”。
从高铁站出来时，山西阳泉人张晗露对阜新小城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她的家乡也是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小时候常能见到火车拉煤从城区穿过。阜新小城不大，出租车起步价5元，从城区南边到北边，或是从东头到西头，用不上20分钟。花两三百块钱，就能在最豪华的宾馆住上一晚。
一路上都是画着箭头的路标。满城出租车车顶广告，循环滚动着“预祝2021阜新草莓音乐节成功举办”。这是小城近期最大的盛事，旅店前台工作人员问她，是不是去音乐节？“欢迎你来玩。”
离高铁站10分钟左右车程的商城，涌进一拨拨拉着行李箱的年轻人，餐馆排满了等位者。“我们都懵了”，一家只有4个服务员的餐饮店忙得团团转，经理和老板娘也赶来帮忙。
张晗露往更深处走，临街店铺是低矮的平房，有些外头还贴着瓷砖。这让她觉得回到了上个世纪，有一种“往老家矿区走的感觉”。广告牌上，同时写着细长的蒙语和汉语。走下坡道，才来到音乐节的场地——一处废弃的矿坑。主舞台右侧，在长着野草的峭壁上方，立着一栋没有窗户，赤裸露出红砖的烂尾楼。
9月5日，举办草莓音乐节的废弃矿坑，黑色的煤层在山体上留下痕迹，上方有一处烂尾楼。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7月17日、18日，三万张门票售罄。有人挥舞写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蓝旗；还有人牵着充气的懒人沙发跑，空气钻进沙发鼓鼓囊囊的；更多人高举着手，同时竖起拇指、食指和小指，跟着节拍摇动——这是音乐节通用的“我爱你”手势。
音乐节的晚上，痛仰乐队主唱高虎，张开双手，似乎是想拥抱观众：“我今天听说，这个城市很久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的面孔了，我希望每年都可以有这么几天，好吗？”人们向他挥着手，高声用“好”和尖叫回应。
壹〇叁乐队主唱段清瀚是辽宁铁岭人，他的乐队此前没去过任何音乐节，“东北音乐节太少了”。7月18日，段清瀚站在正对着太阳的分舞台上。哑着嗓子，扫一眼跟着节奏蹦跳的观众，又扫一眼矿坑，煤层在崖壁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吼出《鸟儿》的歌词：“我们一定要有希望”。
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他鼻子一酸，“这么多人来废弃的矿坑，够了。”以前矿坑里挖煤机器轰隆，如今弹唱摇滚，算是一个回响，“荷尔蒙就到那了”——第一首歌，他就弹折了吉他琴弦。
“大家好像都从外地回来了”，王雅文说。这场在家门口办的音乐节，把平日不怎么联系的人炸了出来。大伙儿在朋友圈评论，私聊发信息，“你也在音乐节啊？”一些没能入场的本地人，在附近的山头露营，整点小啤酒、小烧烤想感受音浪——但这可能是场泡影。赛道城工作人员说，矿坑构造收音效果好，外头几乎听不到声响。
“能站直溜的都没有”
从阜新市市区，往矿区走，沿路能见到被荒草覆盖的铁道线和铁门紧闭的煤矿单位。
而在煤矿兴盛时期，铁路曾昼夜不歇运送煤炭和矿上工人。截至1988年底，累计探明阜新煤田地质储量近20亿吨。1995年出版的《阜新矿务局志》矿区分布概况图上，自西向东，分布着清河门、艾友、王营、五龙等多处煤矿。
但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原阜新市委*王琼曾在《探索中国特色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之路——以辽宁省阜新市的转型实践为例》中写到，2000年矿区已报废主体矿井58对，2002年又有3大主体煤矿关闭*。阜新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孙战说，2016年起，当地去产能又政策性关闭了65家煤矿。
9月7日，阜新郊区一处废弃的竖井，围墙外堆着煤炭。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15岁就在王营子矿下井作业的张海国再清楚不过，阜新煤炭质量好，煤像石头那样硬，燃烧的时候，炉子盖都能被掀起来。矿工三班倒，每次下井干活都超过8小时。
那时坐闷罐下1000多米深的竖井，不到一分钟就到底了。张海国腰带里勒着包方便面，井下冬夏都闷热，拿凉水泡一个多点，往嘴里倒，“连解渴带解饿”。干完活上井，被烟瘾憋坏的矿工，要连着抽上两三根烟。舍不得用沐浴露，拿廉价的洗衣粉，搓上几遍澡，“不然晚上睡觉还有煤渣”。
直到1993年，张海国因工伤离开煤矿前，从未准点下过班。下井前领导训话，会强调一嘴，“你们下去好好干，多出点煤。”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所在的煤矿效益下滑，最长一次，18个月没有开支，张海国吃饭也得找爹妈要钱。到了1995年左右，煤矿上清退了年满45岁的工人，此前55岁才退休。
在上述文章中，原阜新市委*王琼提到了一组数据：由于煤炭资源逐渐减少等原因，2000年阜新全市下岗失业人员达15.6万人，其中下岗职工12.9万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6.7%；处在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城镇贫困居民达19.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5.6%。
张海国在北山社区54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不少居民是矿工或矿工家属。作为最早一批住户，他曾经常能同熟人打个招呼，“市场一天能卖上五六头猪”。而现在凑不齐打牌的人，他只能在电脑上斗地主。
如今，在北山社区，只有上了岁数的人在溜达。最热闹的转盘附近，几辆拉客的电动四轮车，迟迟等不到客人。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张海国说，“能站直溜的都没有”。
9月7日，矿工和矿工家属聚居的北山社区，街道空空荡荡。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他的儿子，在当地工厂干了三年后也跑到西安，现在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前不久，给张海国寄来了五大瓶沐浴露。
这不是特例，根据2019年阜新市档案馆（市史志办公室）编写的《阜新年鉴》，2018年阜新全市人口比上年减少11655人，全市人口出现负增长。当地出租车司机最直观的感受是，有时在这座小城跑近20分钟，还拉不到客人。
“摆脱恋煤情结”
早在多年前，阜新市就提出“摆脱恋煤情结”，培育新能源、绿色食品、高端制造和精细化工等接替产业。
2005年，曾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矿宣告*。次年，阜新首次提出工业遗产旅游概念。到了2009年初，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首家工业遗产旅游示范区。天气好时，能看到废弃矿坑里残煤自燃，零星冒出白烟，而远处的山头，架着一排用于新能源发电的风车。
9月7日，海州露天矿经过治理后的矿坑，残余的煤自燃冒出几缕白烟。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018年，新邱区引进赛道城项目。通过对废弃矿坑进行综合治理，建设赛道，发展现代文旅业。
赛道城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刘胜鹏，第一次来新邱区24平方公里的废弃矿坑群。汽车开过，黄烟漫天。如果下车，衣服上便全是土，得先在车里坐上十分钟，等黄土散去。黑黄相间的浮土，厚到能覆盖鞋面。道上甚至挡着两座50多米高的矸石山——新邱区曾为国家贡献1.4亿吨煤炭，这是因煤矿开采，遗留下的由煤矸石堆成的山体。
刘胜鹏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过赛事运营，“赛车在中国是一个小众的行业，票房没那么乐观”。但在阜新，50元一张的票，曾被场外黄牛炒到一两百元。单天入场七八千人，这甚至让维持秩序的警察惊讶，“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大型活动”。刘胜鹏事后分析，或许小城百姓看赛车比赛机会少，“是新颖的”。
他想，也许阜新这座小城，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2019年的一次招聘，给了他当头一棒，“想在阜新招点年轻人，特别难”。对外地人来说，阜新的吸引力不够强；好些在沈阳、北京工作的阜新人投简历，但回来的人并不多，“更想留在大城市”。刘胜鹏说，“要改观的话，一定要有特别吸引他们回来的理由”。
2019年末，在部门讨论2020年工作计划时，刘胜鹏提出举办音乐节的设想。除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被考虑其中。
刘胜鹏去过北京的音乐节，发现观众多是90后和00后，“阜新的年轻人，是不是最起码要回家乡来看音乐节？”
早先，草莓音乐节主办方并不看好阜新。“在东北举办音乐节，我们还是很谨慎的”，阜新草莓音乐节项目经理李双喜说，东北本土的年轻人会少些，此前长春和哈尔滨的票房并不理想。
但阜新草莓音乐节的票房，出乎他的意料——没有公布任何演出阵容的早鸟票，不到一分钟售罄。开放全票种时，第一天单日票房，是他从业12年来，除北京外最高的一场。阜新草莓音乐节的售票数据，也印证了刘胜鹏的判断，其中90后、00后占比97%。
“这场面多少年都没有了”
音乐节结束近两个月后，当时在场的阜新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孙战，仍连声说“震撼”。
音乐节主舞台对面的山上，是一行白色大字“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每个登台的歌手都能望到。过去，孙战在做的是废弃矿坑上恢复植被。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在产业发展上，我们的思维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9月5日，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山头上立着“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标语。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赛车比赛和音乐节，在保护、修复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式治理。“真是没敢想过”，孙战由此得到启发，“不能闭门造车，要跳出阜新来谋划阜新”。
对新邱区副区长王迪而言，这场音乐节是对当地政府空前的考验，但也将带来消费的增量和转型的希望，“音乐节来了是好事”。
根据阜新市有关部门的统计，音乐节门票收入达1100万元，共吸引省内外3.2万人次，带动当地住宿、餐饮、购物等行业收入总计4500万元。其中餐饮接待人数10万人次，住宿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中型以上宾馆、旅店入住率达90%。
“新经济新业态”这个词，新邱区副区长王迪过去常能在材料中看到，在报告中听到。但这六个字的意义真正在音乐节中展现出来了——“那天大家在现场，感受到了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经济活力，很多人很受教育”，他说。
这或许是个契机，让王迪觉得“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转型之路开始清晰——引入产业完成地质灾害的治理，完成治理后在废弃矿坑上植入更多的产业，“实现产业发展和地质灾害治理的双向良性互动。”
在这场大型活动中，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王迪意识到，阜新这座小城在有效供给和社会管理经验上的不足。音乐节前期摸底，算上最便宜20块钱一晚的旅店，阜新市5个县区，有效接待床位只有11814张。他在政府机关工作20多年，头脑中对3万多人也没有概念，“以前只是材料上的描述”。草莓音乐节对当地政府也是难得的机会，“把这些短板有效补齐”。
似乎所有人都开始满怀期望。2018年，赛道城刚开工建设，老矿工郑百里就拿起相机记录。过去那个一刮风，大道上就飘着黑灰色尘土的废弃矿坑。随着引入赛道城项目，“尘土飞扬的日子过去了，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音乐节那两天，他拍了照片，向外地的朋友吆喝，“欢迎你们上阜新来玩，我在新邱等着你们”。
7月18日，音乐节结束那晚，废弃矿坑循环响起广播：“请带走身边的垃圾，让我们爱护环境，明年阜新草莓再见。”21岁的段清瀚录了下来，“留个证据，它说明年来，就得来。”
新邱区副区长王迪，也收藏了一个视频——音乐节当晚，有人站在高处，矿坑里密密麻麻全是人，说了句“这场面多少年都没有了”。
这个视频让王迪和同事们感受到了转型振兴的希望，上市里开会腰杆也更直了。王迪说，东北是年轻人严重外流地区，通过草莓音乐节，他们实现了让年轻人回阜新消费。“尽管我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我们现在愿意干”。
他心里有笔账，60周岁以上人口占新邱区总人口的31%，这是个深度老龄化社会。“3万多个年轻人在音乐节期间涌入，不会改变新邱区人口结构，这些年轻人看完音乐节之后，是要走的”，王迪说，随着赛道城和当地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相信今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这安家落户，“那时候我们人口结构才有真正的改变”。
9月4日晚上八点半，新邱区工人文化宫前的广场，灯光熄灭——这离举办草莓音乐节的废弃矿坑，百米之遥。
萨克斯的声响，在黑暗中戛然而止。广场上空空荡荡，依稀能看到一人多高的标语：因地制宜，治废为宝，探索老矿区转型新路。
9月4日，夜幕降临，有人在新邱区工人文化宫广场吹奏乐器，一群人围着看。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那天凌晨，想溜进音乐节场地的老农民齐长胜，还是被执勤的警察拦下了。不过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地新闻老是提“转型”，“矿也黄了，把没用的矿坑利用上，办音乐节，这就是转型呗。”
（文中王雅文、张晗露、张海国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实习生杨润苗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