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之际，《山海经》不仅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眼中的“小说”，而且逐渐成为市井集市上的通俗热销商品。这一转变既受到了明万历朝以来商业出版迅猛发展的影响，又与市井之徒的休闲娱乐息息相关。被书商们从书中提取出来的“山海怪物”与“海外臝虫”，越来越多地以图画的直观形式出版为《山海经图》、日用类书等通俗读物，充斥于市场。这种消费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山海经》接受群体构成的变化，以及不同阶层对《山海经》接受态度的区别。而且随着怪物异人的图像渐渐成为市场的必需品，《山海经》也就从古代经典转变成了象征“新奇”与“怪异”的文化符号。整个《山海经》成为“小说”的历史过程，便是一段文人士大夫笔下未曾记录过的大众文化史。
“小说”一词可以指那种琐屑、偏颇、缺乏根据的言论，如《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又可以指那种描写人物故事的文学体裁，如《红楼梦》、《狂人日记》等文学作品。而在明、清两代，《山海经》却从两种定义上都渐渐等同于“小说”了：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以《镜花缘》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也早就将《山海经》中的“黑齿国”、“聂耳国”等记载融入到了小说的情节之中。
不过有趣的是，恰恰是在被文化精英、乃至“钦定”的正统思想视为“小说”的明清之际，《山海经》的刊印、《山海经图》的绘制、以及对《山海经》的评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高峰。可以说《山海经》是在不断被质疑的同时，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反差又该如何解释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山海经》的“研究史”并不等同于《山海经》的“接受史”。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无时不刻不在改变着学者们对《山海经》的定位，但普罗大众的“好奇”之心却亘古不变。即便是逐渐被时代“正统”排斥到知识体系的边缘、成为不入流的“小说家”，但《山海经》反而能像“街谈巷语”一般被最广大的人群所接受。正是那无数没能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普通百姓，既不具备考据古代文献的知识，又没有一睹名山大川、海外方国的机会，却会对《山海经》中所描绘的珍禽异兽、远方异人心驰神往。所以说，《山海经》在明清之际成为“小说”的历史，是一段作为商品被消费、作为符号被抽象的历史，更是一段真正属于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而这一切的开端，还要从《山海经图》的刊印说起。
一、《山海经图》的重塑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山海经》虽然自先秦时期便有图画流传，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最古老的《山海经图》只是明朝的图画。
《山海经》（特别是《海经》）原本便与《山海经图》同根同源，书中不乏如“两手各操一鱼”（《海外南经》）、“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海内北经》）之类的记载，明显源于对一组静态图画的介绍。《山海经》的传承也离不开图画，郭璞有《山海经图赞》传世，陶渊明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梁朝画家张僧繇、北宋校理舒雅也曾先后为绘图。但是古图早已亡佚，只留下关于禹鼎之像、地图、壁画的猜测[ 历代注家和研究者对《山海经》古图的推测，可归纳为禹鼎说、地图说、壁画说和巫图说四种。详见马昌仪：《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张僧繇、舒雅等人所绘《山海经图》也早已不复可得，现存最古老的《山海经图》可能就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奢比尸、黑人、貘兽等18副图，这些图是否承袭自舒雅画作也不得而知[ 吴洪斌：《<山海经>插图再探——兼论与<尔雅>插图的比较》，《民族艺术》2019年第2期。]。直到晚明万历年间，文人墨客纷纷对《山海经图》进行重新的搜集、整理、绘制、刊印，才使得完整反映《山海经》结构及内容的《山海经图》得以传世。
晚明所刊《山海经图》又可分为胡文焕所辑图、蒋应镐所绘图、日用类书所刊图这三类。
胡文焕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将《新刻山海经图》作为《格致丛书》的一种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33图，绘有穷奇、人鱼、钟山神、比翼鸟等神怪、鸟兽及鱼虫；又刊有《新刻臝虫录》一书，在描绘高丽、日本、天竺等国人物的同时，将《山海经》中的君子国、羽民国、穿胸国、小人国、三首国等内容收录于此，同样也是收录在《格致丛书》中。《新刻山海经图》和《新刻臝虫录》都是每页载一图、记一物、并配有图说（如图1），其中所收录的“山海经图”源自于胡文焕对当时所见旧图的搜集整理和增补润色[ （明）胡文焕《新刻山海经图》序：“《山海经》乃晋郭璞所著，摘之为图，未详其人。若校集而增补之，重绘而剞劂之，则予也。”见于（明）胡文焕：《新刻山海经图》，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第1页。]，不但与《永乐大典》所存图像有相似之处[ 通过对奢比尸、黑人、貘兽等图的对比可知，胡文焕图与《永乐大典》图的构图及图说基本相近，只是在图画细节上有所润色。详见吴洪斌：《<山海经>插图再探——兼论与<尔雅>插图的比较》，《民族艺术》2019年第2期。]，更直接影响到之后明清时代多个《山海经》版本、乃至日本江户时代《怪奇鸟兽图卷》的图像创作[ 详见马昌仪：《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可以说，万历二十一年胡文焕所刊刻的《新刻山海经图》和《新刻臝虫录》不但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版”《山海经图》，更是整个《山海经》传播史上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式作品。
（图 1 《新刻山海经图》黑人）
（图 2《山海经（图绘全像）》夸父）
又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聚锦堂刊行的《山海经（图绘全像）》，由蒋应镐、武临父绘图（简称“蒋图”）。与《永乐大典》、《新刻山海经图》不同，蒋图采用合页连式、左右两页组成一图，全书74图分别对应《山海经》十八卷的内容，按顺序穿插其中；艺术风格上的差别更明显，不再是空白背景下的一图一物，而是将珍禽异兽、天地神祇与背景情节融为一体，如将《南次一经》所述鹿蜀、旋龟、鯥鱼、類置于山石、水流所构成的背景之中，将《海外北经》中“夸父与日逐走”的描述用颇具动感的构图表现出来等（见图2），充分体现了蒋应镐、武临父对《山海经》内容的理解把握、以及金陵派插图的艺术特色。可以说，蒋图充分反映了晚明时期画师们的匠心独运，是当时最具创新意义的《山海经图》。
明代万历年间还有一种《山海经图》，刊印最多、受众最广，却存世不多、不受重视，那便是以《三台万用正宗》、《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等为代表的晚明日用类书。这些书一般都以天文门、地理门、人纪门、外夷门、律法门、绘画门等为主体结构，对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进行全方位的介绍。而《山海经图》中的怪物异人，正被收录在这些日用类书的“外夷门”（或名“诸夷门”）之中。晚明日用类书外夷门的构图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一般题为“山海异物”，描绘《山经》中神灵、动物及其他怪异之像；下层多以“臝虫录”为名，记载高丽等海外邻国及《海经》异人之像（如图3、图4）。即便不同的日用类书“外夷门”在收录数量和个别构图上存在差异，不过与胡文焕所刊刻的《山海经图》、《臝虫录》相比较，二者的分类方式完全一致，所收录的对象也大体相同。但是日用类书的绘图更加粗疏、排版极为紧凑，对同一对象的描绘也会与胡文焕图存在一定差异。虽然从艺术价值上看，晚明日用类书所刊《山海经图》略逊于胡文焕图和蒋应镐图，但从图像的销量及传播范围上说，这些《山海经图》才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根据台湾学者吴蕙芳的统计，现存34种编纂、出版者可考的明代日用类书，本就已经远远多于现存明代带图《山海经》数量，而且因为这类民间书籍不被后世藏书家所重视（现多藏于日本、欧美），当时实际刊印数量是这个数字的数百、乃至数万倍。
（图3）
（图4）
二、《山海经图》与晚明商业出版
这三类《山海经图》作者不同、特点各异，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诞生无不彰显着晚明时期书客群体的活跃、书籍市场的繁荣。正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所提及的：“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帖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可见，江苏、浙江、福建是当时整个中国书籍出版的中心，南京、绍兴、建阳的各种刻本都是商人们所钟爱的商品。而现存明代最早的《山海经图》（胡文焕图）、明代最具创新的《山海经图》（蒋图）以及明代销量最大的《山海经图》（日用类书图）正分别对应着浙江、江苏、福建这三大书籍出版中心：胡文焕为浙江钱塘人，久居仁和（今浙江杭州），在杭州开设书坊“文会堂”、在南京也设有书坊“思莼馆”，收录《山海经图》的《格致丛书》便是他根据市场需求精心炮制的畅销商品。蒋应镐、武临父都是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刊印二人所绘《山海经图》的聚锦堂正是金陵（今江苏南京）知名的书坊，刻制万历二十五年刊本刻板的刻工李文孝也来自隶属于江苏的晋陵（今江苏常州）。至于晚明日用类书，现存34种之中只有2种刊刻于金陵，其余32种都出自福建建阳，像刊刻《三台万用正宗》的余象斗、刊刻《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的刘双松，都是建阳当地赫赫有名的书坊世家，长期经营科举参考书、通俗小说、日用类书这样迎合市场需求的大众读物。
明代《山海经图》的诞生地与晚明商业出版的中心地如此契合，这绝对不是机缘凑巧下偶然，而是大势所趋下的必然。明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臻于成熟，套印、彩印等技巧被大量推广，还出现了专门用于刻板的“匠体字”，刻工素质也得到提高，使得刻本完全取代了抄本在书籍市场的地位。与此同时，明代书籍不但被排除在关税征收范围之外，而且发展到嘉靖、万历年间，纸张、印刷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使得书籍售价也相应降低，每册图书的售价不足普通雇工月薪的十五分之一。在这些有利条件下，书籍的销售流通在明代大为改观。国子监、司礼监、都察院、钦天监及地方府县衙门都刊刻并出售有大量书籍，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都是书肆林立，私刻、坊刻之作更是成为了灯市、城隍庙等集市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可以说，晚明时期书籍的商业出版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正是因为晚明时期城市商业迅猛发展，书坊规模不断扩大、书坊经营日趋成熟，所以才会形成由画师、刻工、编辑、书贾等共同组成的职业出版群体，才会诞生胡文焕这样集藏书家、作者、编辑、出版商于一身的文人，才会有蒋应镐和武临父在书坊主人的鼓动和支持下潜行创作、勇敢创新，才会使得以日用类书为代表的通俗读物、特别是最易读易懂的“图画”源源不断地被刊印出来，也越来越受到书商的重视。
我们可以发现，濒临失落的《山海经图》之所以能够在明代得到传承、创新，都得益于晚明商业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从事创作、编校、刻印、流通的广大书客（兼指读书人和书商）群体。是他们使得《山海经图》不但成为了晚明时期的热销商品，而且在经历了历史的大浪淘沙后依然能呈现在我们眼前。而在这一结果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则更值得深思：《山海经图》为什么能够像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一样受到出版市场的青睐？在晚明商业出版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山海经》在读者心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
三、书商群体与《山海经》接受态度的差异
众所周知，《山海经》是以“地理志”的形式书写的，《水经注》、《隋书·经籍志》等作品都将此书视为对自然世界的客观描述。但是随着唐宋时期《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全国性地理作品不断涌现，《山海经》中关于昆仑、河源、山川道里的记载都被一一推翻，对其内容真实性的质疑也就随之不绝于耳：杜佑的《通典》称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诗书以后尚奇者所作”，朱熹则认为《山海经》是好事者根据《天问》所问而杜撰出的解释内容。明代学者的《山海经》研究明显继承了前代学者的质疑：《山海经释义》的作者王崇庆认为此书不足以治世、序伦，甚至不配被称为“经”；《山海经补注》的作者杨慎认为此书源于大禹所铸九鼎之图，又承认有后人加入了大量秦汉时期资料；王世贞认为《山海经》必定是经过周代文人的加工而成；胡应麟则怀疑此书是战国好奇之士根据《穆天子传》、《楚辞》、《庄子》等先秦古籍创作的。
回顾明代学者的《山海经》研究，对其作者的猜测、对其真实性的质疑、甚至对其怪异内容的不满无不跃然纸上。但这样一种接受态度是否能够代表明代所有的读者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有明一代，除了王崇庆《山海经释义》、杨慎《山海经补注》等《山海经》注本，《山海经》另有正统道藏本、吴宽抄本、成化国子监刊本、黄省曾刊本、吴琯本、朱笺本、毛氏刻本等多个版本，再加上前文所提及的胡文焕《新刻山海经图》、蒋应镐绘图本《山海经》 、以及各版本的日用类书，“山海经”的刊刻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作品大多没有留下评注，无数不知名的《山海经》读者未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见解或感受，但这些书籍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条诉说着历史的珍贵线索——即便文学大儒们将《山海经》排斥到了知识体系的边缘、儒家经典的对立面，但明代的书籍消费市场却始终将其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其实随着明代教育的不断普及，书籍的接受群体早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成为举人、进士的文化精英之外，越来越多默默无闻的读书人成为了晚明商业出版的参与者或推动者。明太祖开国之初便逐步完善了由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以及民间社学、义学、私塾等共同构成的教育体系，发展到晚明时期，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教育不断普及，各级官办学校在册的生员群体更是急剧膨胀。根据顾炎武《生员论》中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县生员不下三百人，总计超过五十万人，而其中真正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栋梁之才的只有数千分之一，大多数都不过是借“生员”的身份来逃避徭役、保全身家而已。也就是说，在有科名的文化精英之外，晚明社会形成了一个体量庞大的“读书人”群体，如果没有富裕的家庭背景，要想维持生活就要靠授徒讲学、四海经商、代人撰写字画、充当门客幕僚等手段补贴收入。而对于本就热衷藏书、熟悉购书者需求的“读书人”来说，在江、浙、闽等地日趋兴盛的刻书、售书事业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明代《山海经》的诞生背后，或多或少都隐藏着因仕途壅塞而成为书客和商人的无奈。例如校对并刊刻了十八卷郭璞注《山海经》的黄省曾，家道中落后又终身未仕，从正德年间开始便以编校、刊刻书籍维系生计，除了《山海经》，谢灵运、嵇康、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诗文集都是他刊刻出版的珍品。胡文焕多次乡试落第，一直靠经营书坊谋生，常常将自己搜罗来的藏书冠以“新刻”、“辑校”之名重新翻印牟利，收录《山海经》和《山海经图》的《格致丛书》便是他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偷梁换柱、鱼目混珠的杰作。余象斗所在的建阳余氏家族在晚明时期经营着三十多家书坊，他本人也是早早地放弃学业、成为了经营“双峰堂”和“三台馆”两间书坊的商人，而且还身兼作者和编辑。这些刊刻《山海经》或《山海经图》的书商，都共同构成了有别于文化精英的《山海经》接受群体。
王崇庆（正德三年举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杨慎（正德六年状元、嘉靖帝经筵讲官）、王世贞（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南京刑部尚书）、胡应麟（官宦之后、明代文坛“末五子”之一）等《山海经》评注者，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文化修养，无疑都处在整个《山海经》接受群体的顶端，他们都是以儒家之“经”为标准、对《山海经》内容进行比较或解读。相比之下，以黄省曾、胡文焕、余象斗等人为代表的书客群体则要豁达、潇洒得多。黄省曾在刊刻《山海经》之余，创作了《效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共计二十四首，其中有“缅彼八方外，国人安谓奇。拘拘海内客，井蛙局所知。瑰儒雅莫信，郭生宁不悲”（《五岳山人集·卷八》）之句，明显是对《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海外异人、珍禽异兽抱着一种开放的接受态度，反倒嘲笑那些质疑《山海经》真实性的人是“井底之蛙”，感叹当世的所谓“大儒”们实在是不得要领、枉费了郭璞的精心注释。胡文焕的商人气息则更为明显，他在刊刻《山海经》的同时将“山海经图”拆分为《新刻山海经图》和《新刻蠃虫录》出版，其实就是打着“山海经”的名号炮制出了三种（册）商品；而且即便是《新刻山海经图》所收录的133副图画，也并非完全名副其实——白泽、和尚鱼等23种不见于《山海经》的怪物也被收录其中；这种更易名目、浑水摸鱼的做法充分说明：胡文焕乐于打造“山海经”这个标志着怪异、新奇的招牌，更积极地引进更多“流行”的神异形象，从而招揽更多的读者。余象斗曾经吹嘘自己编撰、刊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是“凡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罗而包括之，诚简而备，精而当，可法而传也”，其实这正好反映出了广大书商们对《山海经》的接受态度，那就是并不在意《山海经》与儒家经典或地理图志的差异，对其中所记载的怪物异人多持肯定的态度，甚至渲染《山海经》的“博物多闻”。这种接受态度一方面源于这些不同于文化精英的下层文人在放弃仕途、不再执着于追寻“义理”之后，将自己的阅读兴趣转向了增广见闻、标新立异；另一方面则因为参与整个晚明商业出版的书客群体都要迎合“消费者”这个体量更为庞大、兴趣更加广泛的接受群体。
四、《山海经》接受群体的扩大与融合
正如许多学者曾指出过的，随着明代识字率的提升，除了那些有科举功名的文化精英和依旧以文维生的布衣生员，还有大量介于文人与文盲之间的“功能性识字人口”——包括商人、伶人、军官、雇工、江湖术士等横跨士农工商的广大群体，他们虽然不用熟读四书五经、但却必须得读懂浅显的文字以满足工作生活的需要，他们以获取知识、交际往来、休闲娱乐等为目的的图书消费是极为可观的。所以明代《山海经》最大的接受群体，便是灯市、城隍庙的书肆所能接触到的广大粗通文字的市民。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联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早已广受欢迎的小说、杂书在嘉靖、万历朝以后愈发丰富多彩，以人物绣像为代表的各种通俗图画穿插其间，使读者在享受感官愉悦的同时，更培养出了对图画、特别是新奇图画的追逐。所以拥有聪明头脑和丰富藏书的书商便开始炮制能够受到市场欢迎的图书，而受到“农工商贩”、“痴联女妇”的认可后又会有更多文人加入到通俗书籍的创作中去。于是乎“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描绘各种怪物与异人的《山海经图》、特别是那些价廉物美又无所不包的日用类书，就成为了“家畜而人有之”的“钞写绘画”。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秩序日趋崩坏、阶级分化严重，而随着生产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的空前繁荣，各大城市追逐奢靡享乐的风气更是愈演愈烈，又导致“方今法玩俗偷，民间一切习为闲逸。游惰之徒，半于郡邑。……今之末作，可谓繁伙矣。磨金利玉，多于耒耜之夫；藻绩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紃彩，多于机织之妇。”（《明神宗实录·卷四》）这些舍本逐末的商贾、雇工虽然被批评为“游惰之徒”，对《山海经》的接受也仅仅在于用其中的奇闻异事来娱乐身心、增广见闻，但恰恰是这些人扩大了《山海经》与《山海经图》的影响力。胡应麟对自己所接触的《山海经》就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述：“经载叔均方畊、讙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胡应麟判断《山海经》因图而作的依据，一是书中行文极似对图画的描述，二是当时种种坊间流传的《山海经》怪物图可证此书内容足以入画。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山海经》已经被大量市井流行的图书所取材，这些不甚可信的通俗读物已经高度融入当时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商品的《山海经》（特别是《山海经图》）也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古代文献，而是集“古老”、“未知”、“怪异”、“神奇”等多种元素于一身的消费品。
整个明代《山海经》的接受群体，随着商业出版的发达，渐渐呈现出由少数文化精英、各地书客、以及广大识字民众共同构成的金字塔型的架构。文化精英的注释评点，各地书客的出版牟利，广大民众的娱乐消遣，不但各取所需，而且形成了双向的交流互动。在胡文焕、余象斗等书商的推动下，《山海经》中的怪物异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甚至连精英文人的注释作品都在图画的包装下成为了反复刊刻的商品；而在街头巷尾消费着《山海经》中各种海内奇珍、海外奇闻的普罗大众，也使得王崇庆、胡应麟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对《山海经》产生关注，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对《山海经》文化地位的重塑过程中。而这种接受群体的结构与交流模式，不仅延续到清代，而且进一步影响着《山海经》的传播与接受，使其彻底沦为“小说”。
五、《山海经》在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化
明清易代，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与思想冲击之后，《山海经》重新回到了读书人的视野，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等都是《山海经》研究史上的佳作。这些作品往往从复古思想出发对《山海经》予以肯定，从《尚书·禹贡》中对大禹“ 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记载出发，坚持认为此书内容虽多怪异，但仍可以与郭璞、郦道元等古代名家所记录的地理、史实相印证，其作者非禹、益这样的神人莫属。可以说，在文人士大夫的层面，《山海经》似乎已经不再像以往（唐宋至明）那样饱受质疑了。
然而这些恢复《山海经》经典意义的尝试似乎并未扭转《山海经》在清朝的命运。即便是在旁征博引的《山海经广注》问世之后，清代真正被冠以“钦定”之名、代表思想“正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旧批评《山海经》：“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而与毕沅、郝懿行一样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的学者崔述也指出：“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蒐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一边是维护者对少见多怪者无端猜疑的感叹，另一边则是质疑者对好奇者的控诉。这种现象放到《山海经》研究史中看，似乎是贯穿整个清代的奇怪矛盾。但如果联系晚明以来《山海经》接受群体的变化我们便能发现，“天下四民”的娱乐休闲根本无视这些矛盾，还是将《山海经》彻彻底底改造成了传播异闻的小说、彰显奇怪的符号。
清代康雍乾盛世中的追求享乐并不亚于晚明的万历、天启年间，从苏州、扬州这样的商贸中心到枫泾、朱家角这样的乡镇，都充斥着戏馆、游船、青楼、酒肆、茶坊、浴堂、蟋蟀局等多样化的休闲娱乐空间，各种专门用于休闲购物的市场或街区也纷纷形成，满足着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出版中心重新恢复生机的同时，各省主要城市的出版业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诗词、戏曲之类通俗图书的出版与销售甚至深入到了乡间村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明市集中曾经流行的种种“山海经怪异”，又重新在清代的通俗出版物之中活跃起来。例如在苏州桃花坞著名出版商号“姑苏王君甫”在康熙年间刊印的《万国来朝》图（图5）中，不仅有西番、日本、老挝、天竺等邻国各持珍宝来到正阳门外等候朝见，《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小人国、穿心国、长人国也相继前来，足见明代通俗读物中的“海外臝虫”依旧在清代民众的世界观中延续。还有嘉庆年间问世的长篇小说《镜花缘》，全书前半部的主人公唐敖在海外游历所见识到的怪物异人，基本上都取材自《山海经》，其中第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慕仁风误入良臣府”、第十四回“谈寿夭道经聂耳 论穷通路出无肠”、第十九回“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等内容中所描绘的君子国、聂耳国、无肠国、黑齿国、小人国等，正出自《山海经》的《海外东经》、《海外北经》等篇目。
(图5)
纵观明清之际《山海经》的接受与消费，“日常生活”渐渐成为了最根本的依托，《山海经》不再只是文人墨客研究的古籍，而是更大范围地成为了普罗大众消费的文化符号。正如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曾经指出过的：“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缺乏了解和好奇心将消费者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明代《山海经图》中的种种怪物异人（如图1、图2），根本无法体现《山海经》所记叙的全部内容；日用类书和彩色年画中那些与“外夷”形象混杂一处的“山海经”（如图3、图4），应该算是混淆视听的异闻传说；《镜花缘》中的“山海经”只是供作者渲染、供读者想象的故事素材；而各种散落民间的精怪图样，更是脱离了《山海经》的民间俗信。但对于明清之际那些小说、图画的消费者们而言，人鱼是否真实存在、小人国究竟在哪里之类的问题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知晓了高丽、波斯的存在之后，那些作家、画家和书商们还能带给他们什么。《山海经》恰恰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在炎黄二帝、泰山黄河等古代“常识”之外，关于人鱼、夸父、羽民国、小人国等怪物异人的叙述共同描绘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外部世界”。明清之际的“山海经图”、日用类书、异闻小说、精怪图画等等不过是充分地挖掘并发挥了这一点，并且巧妙地营造出一种介于“真”和“假”、“了解”与“不了解”之间的“缺乏了解”，从而迎合了所有人的“好奇”。
在消费主义理论诞生之前，“消费”早就随着物品交换的开始而占据人类的历史，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文化发展的轨迹。明代《山海经图》的传世、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清代学者视《山海经》为“小说”的判断，这些信息看似没什么关联，却提示我们发现了那属于无数无名氏的社会文化史：怪物异人的图像给了识字不多的普罗大众以最直观的娱乐体验，商业出版的繁荣大大推动了图像与异闻的传播，于是成为热销商品的“山海经”也就不再是《山海经》，而是与“新奇”、“怪异”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原本关于《山海经》作者或其中所记地名、人名的考证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无名的“大多数”已经摆脱了所谓圣人或好事者、经典或杜撰的争论，将“山海经”作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接纳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虽然通俗读物往往随生随灭、难以流传，对于明代胡应麟所说的“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窥得全貌，但我们可以肯定：市井小民对于各种怪物图像的热衷，不能简单地用低俗或功利去概括；他们对“山海经”这一文化符号的塑造与传播，不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山海经》的所有受众（包括将其视为小说的四库馆臣与努力打造各种图像的书客群体），而且向我们彰显了大众文化的包容力与张力。总而言之，明清之际《山海经》的接受史与消费史就是《山海经》与“山海经”、经典与商品相互渗透的一段文化史；其特征不能简单归结为经典的世俗化，而应该是学者与平民、政治经济与民俗生活所共同参与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众文化发展史。
参考文献
[1]历代注家和研究者对《山海经》古图的推测，可归纳为禹鼎说、地图说、壁画说和巫图说四种。详见马昌仪：《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2]吴洪斌：《<山海经>插图再探——兼论与<尔雅>插图的比较》，《民族艺术》2019年第2期。
[3]（明）胡文焕《新刻山海经图》序：“《山海经》乃晋郭璞所著，摘之为图，未详其人。若校集而增补之，重绘而剞劂之，则予也。”见于（明）胡文焕：《新刻山海经图》，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第1页。
[4]通过对奢比尸、黑人、貘兽等图的对比可知，胡文焕图与《永乐大典》图的构图及图说基本相近，只是在图画细节上有所润色。详见吴洪斌：《<山海经>插图再探——兼论与<尔雅>插图的比较》，《民族艺术》2019年第2期。
[5] 详见马昌仪：《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6]《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朝万历二十七年余象斗双峰堂刊本，日本东京大学藏。
[7]诸本内容、版式之比较见鹿忆鹿：《明代日用类书诸夷门与山海经图》，陈器文主編：《新世纪神话研究之反思——第八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兴大学2009年，第280-286页。
[8]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湾：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51-53页。
[9]根据马昌仪统计，明代《山海经》图本尚存4种，除了之前提及的胡文焕《新刻山海经图》、蒋应镐《山海经（图绘全像）》，还有蒋一葵校刻《山海经释义》、日本刊本《山海经》。马昌仪：《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当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巨，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矣。”
[11]《明史·食货志五》：“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
[12][美]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凡燕中书肆，……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14]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下》：“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山海经》、《淮南子》）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许逊斩鲛蜃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
[15]王崇庆《山海经释义·序山海经释义》：“以之治世，则颇而不平；以之序伦，则幻而鲜实；以之垂永，则杂而寡要。恶在其为经也。”
[16]杨慎《<山海经>后序》：“《左传》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今则经存而图亡。后人因其义例而推广之，益以秦汉郡县地名。”
[17]王世贞《山海经跋》：“《山海经》为古文奇书……及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循鞈之类，不可枚举。岂禹本经不传，或简略非备，而周末文胜之士为之传会而増饰者耶？”
[18]胡应麟《四部正讹》：“《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刘歆谓夏后、伯翳撰，无论其事。即其文与《典》、《谟》、《禹贡》迥不类也。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19]张步天：《<山海经>古籍版本考察》，《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3年第3期。
[20]顾炎武《生员论》：“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21]详见李清宇：《五岳山人黄省曾年表稿》，《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4年第1期。
[22]（明）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第一卷，第1b页。
[23]详见郭孟良：《晚明商业出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
[24]例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蒋一葵在重刻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时便加入了《图像山海经》二卷。
[25]详见刘捷：《驯服怪异——<山海经>接受史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14-218页。
[26]详见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66-80页。
[27]原图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28][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文献引用格式】刘捷.成为小说:明清之际《山海经》的接受与消费[J].文化遗产,2020(05):117-125.
作者简介
刘捷，男，上海人，1986年生，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法学（民俗学）硕士、文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神话学、中国文化史、东亚思想史，代表作：《驯服怪异：〈山海经〉接受史研究》参与编写《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市民读本（青少年版）》，《海韵江南——古名镇》等著作。
来源：文学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