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部描写中年人不伦纯爱的小说《失乐园》横空出世，也把作者渡边淳一推上了舆论的风口。那时，鲜少会有人在公共场合说“我是渡边淳一的读者”，但实际上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渡边的作品，沉迷于他笔下刻画的男女之欢。随后，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也相继在日本上映，进一步引发热议，而直到现在，这部小说在已经出版了近30年后，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
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读渡边淳一？
这部小说的译者林少华表示，《失乐园》所失之乐乃是本真生命之乐，其主题未尝不是对本真生命的一种温情脉脉而又咄咄逼人的叩问与探寻，而这对于现代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作家梁永安表示，我们读渡边淳一就是要把作为人的男女复活出来，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都没有，谈其他的东西就非常虚化与机械。今天的人要拼命地得到，然后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人是最重要的，人是最有温度、最有社会情感的，最珍贵的。
在渡边淳一逝世九周年后，4月2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青岛出版社、建投书局与抖音，邀请林少华、梁永安，渡边淳一的女儿渡边直子，和主持人福豆姐姐一起，谈谈渡边淳一与他颇具争议的畅销作品《失乐园》，以及书中对于爱与性、婚姻与自由等课题的观察与探讨。
在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中
他们的群体性很强烈
在日本文化之中，有很多和自然之间的连接、释放，能体现出人的本性和自然性。
《失乐园》把故事背景拉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上世纪90年代，将内心疲惫的中年上班族和外表端庄的家庭主妇抛进主场，经由他们憧憬的“毁灭式”爱情，让众多在奔波忙碌中渐次麻木的现代人从内心深处获得共感。这部引发争议的小说与性有关，又与性无关，其中更多关注的其实是爱情的本质与生命的本真。那么及至当下，我们在阅读《失乐园》时，所看到的又是什么？
《失乐园》，[日]渡边淳一 著，林少华 译，青岛出版社，2018 年 1 月版。
作为日语文学译者，林少华尤以翻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为大众所熟悉。对于渡边淳一这位作家，林少华给出的评价是“这个作家不像村上春树那样容易界定”。大部分的读者了解《失乐园》是因为其中大尺度的性描写，“如果是现在，恐怕读者的抵触心理不至于那么强。”在林少华看来，这其实与日本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讲究“礼义廉耻”，日本文化也有这四个字，但发挥最好的是“礼”和“耻”。日本的耻感文化，和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有关，上下等级关系、左右平行关系、亲朋邻里关系都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关系网。但在男女关系方面却没那么精细。
《失乐园》（1997）剧照。
中国自古以来受到“男女授受不亲，发乎情止乎礼”的制约，再加上“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样的抒情导向，所以我们在性方面表现得比较中庸、含蓄甚至有些压抑。比如，《源氏物语》被称之为日本的《红楼梦》，在性描写上比《红楼梦》要详细的多，复杂得多。
随之而来的是林少华在翻译上的困扰。林少华说，日本的两性文化比较开放，在近现代文学作品里面，像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川端康成《睡美人》的描写甚至偏于“变态”，《挪威的森林》《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尺度也相当大。这意味着日本不光是男性，其实女性也比较开放。稻盛和夫有一个说法：“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无论你的婚姻幸与不幸；也无论你的枕边人忠与不忠；身为女人，你始终要明白：婚姻并不是你的全部，下半生拼的不是老公，而是你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优雅的余生。”
《挪威的森林》（2010）剧照。
回到日本的耻感文化，梁永安认为，日本文化里边有一条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给别人添麻烦，在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中，他们的群体性很强烈，“耻”有着很广泛的定义，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人和环境、群体、普通生活的规范都不一样。武士道中的耻感文化，拿生命维护忠诚或者某种价值，用痛苦的最大化表达自己应该坚守的职责。
梁永安说，中国也有耻感文化，这和西方的罪感文化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定居民族出现得比较早。从早期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近代工业社会，以及我们现在的现代后工业时代，人生尽管一直在变迁，但涉及到的文化是多向度的。
中国过去的中原文化形成的一套伦理，其中很多属于风俗、习俗的东西，变成了伦常。在变成伦常以后，耻感里面就会有大量的人化空间，人本身被作为一个人化的自然，过于伦理化、道德化了。而在日本文化之中，有很多和自然之间的连接、释放，能体现出人的本性和自然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艺术与文学就成为了一种调剂的载体。文学创作是复合体系，里面写生、写死、写不伦，都是浮夸体系里面的一种实体化表述，让我们在社会的硬碰撞里取得一种审美的释放。
2012年，渡边淳一在复旦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讲座结束后，梁永安向渡边淳一提过一个问题：“日本文学里面有很多历史小说，包括井上靖《杨贵妃传》《敦煌》……写得很好，跟中华文化有高密度的连接，你以后会不会写历史小说？”对于这一问题，渡边淳一的回答是：“写历史小说的人都是才华已经没有了，想象力已经没有了，然后借助历史写小说，我永远不会写历史小说。”但渡边淳一后来写了《天上红莲》，写得是平安时期，还是历史小说。梁永安说：“借助历史，他还是很有活力的、很有弹性的，有自己的审美张力在里面。这是我对他的追思，对他的敬意。”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渡边淳一？
就是要把作为人的男、女复活出来
现在的青年千万不要把爱情变成一件平庸化的事情。一辈子可能就这一个机会——爱情是你唯一可能获得的最大的自由。
与渡边淳一出版《失乐园》的1995年相比，现代社会看似更加自由，年轻人会不会更加容易找到自己的爱情呢？
面对这一问题，梁永安认为，“如今的年轻人是不是谈情说爱更容易了，还真是很难说，说不定难度更大了。”
为什么呢？我们处在一个时代转型期，处在城市化、社会中产化的过程中，不能像以前董永和七仙女，你挑水我浇园，也不能像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三转一响就可以了，有吃有穿就可以了，觉得生了孩子、结了婚没有问题。
新一代为什么困窘？主要是生活环境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对生活已经有了新的情感、新的理解，有了新的需求。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1796年写的，她21岁，原来叫《第三印象》。为什么13年以后再修改？21岁到34岁，她没有一个男人像达西，她找不到，她希望像达西一样，看起来傲慢，但是心里面喜欢看书，跟当时的社会有强大的排斥感。现在社会男女之间的期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的形成还没有跟上社会的期待。
《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渡边淳一？就是要把作为人的男、女复活出来。”梁永安说，这正如渡边淳一所说的那样，无论遇到多喜欢的人，先喜欢了再说，然后再打开生命，建设生命。连最基本的生命都没有，后面那些东西就是很虚化的、很机械的。梁永安认为，今天的人没有把这些东西调整好，要拼命地得到，然后才知道这个社会上人是最重要的，人是最有温度的，最有社会情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过渡的，一直还在走的过程，可能要三代人才能缓过劲来。
现在的青年千万不要把爱情变成一件平庸化的事情。一辈子可能就这一个机会——爱情是你唯一可能获得的最大的自由。你做别的任何事情都有很多依赖性条件，做不到庄子讲的“逍遥游”。办企业、办工作室要资金，要人力资源，只有爱情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去领悟。司汤达给自己写墓志铭，就是“活过、写过、爱过”，这个“过”是很关键的，只有“过”了，才有深度，才可以打开。人生在世，先好好面对真爱，去实现，这是当下重要的事情。
正在失乐园
不断擦去的两个人情感的痕迹
爱情这东西甚至可以经受生离死别，但是经受不了日常性柴米油盐造成的磨损。
回到《失乐园》这本书，从1995年出版，到曾经出现的“失乐园热”，再到今天，大家依然在讨论它。它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呢？
林少华提到，电影版《失乐园》有一个镜头给他感触很深，就是男主人公久木决定和凛子殉情之后，久木最后一次回到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爬上二楼，在已经积了灰尘的书房书桌前默默坐了很久，最后下楼跟妻子女儿告别，出门走了。出门走了几步，回头看，只见那扇门已经严严实实地关上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老婆倒也罢了，假设女儿追上喊一声爸爸，久木说不定会回心转意，他本来就是有点犹豫的。久木即使出轨以后，也还是把自己工资的一半汇到老婆的账户上，一个出轨的人也有他的温情，那是人性中最温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最后遭到漠视，这也是促使他走向最后决绝的原因。”林少华认为，之所以《失乐园》那么受欢迎，引起无数读者的共情共鸣、情感共振也好，不胜唏嘘也好，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至于其他原因，林少华说，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林真理子，曾经分析过《失乐园》能够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她说，“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一般是爱应该指向生，而不应该指向死。”但林真理子说：“指向死的爱也是完完全全的爱，渡边先生立足描写指向死的爱，并且作出了传世名作，渡边淳一先生想必是一位毫不含糊的，尤为热爱生命、热爱人生的人，能够在此基础上直率地肯定心间阴影和反世俗的作家，对于他放声讴歌的久木与凛子悲壮的恋爱始末，我一丝一毫也不觉得有什么，相反，反复置身于桃花源之中，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梁永安认为，现实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或者经济社会里，确实对人的生命或者情感有太大的掩埋性。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里，表现日本“二战”之后很大的特点就是家族的瓦解。爱情里边爱一个人，也包含着对家庭生活的一种肯定、一种理解，因为爱情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是一个家庭里面自然就会发生的血缘关系，它是两个陌生人之间产生了新起点，再不断往下发展。
《东京物语》（1953）剧照。
《失乐园》里面所写出来的人，在婚姻里面不断地消磨，梁永安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橡皮化”，指的是生活不断地擦去两个人情感的痕迹，但需要新开始，要生长，要两个人再打开、再创作的部分几乎没有，婚姻也因此变成了以存量为主。
“爱情这东西甚至可以经受生离死别，但是经受不了日常性柴米油盐造成的磨损。”对于林少华的这一观点，梁永安表示了认同，因为消磨人是细水长流，生活的本质也是细水长流，而这种细水长流非常消耗人。“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看到很多瞬间打开的生活，就像米兰·昆德拉写《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女主人公托里莎来到温泉小镇，看到打工酒吧里那个打开一本书的男人，他点了一杯咖啡，她说她六点下班，就在那一瞬间，双方感应到了，爱情就打开了。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1988）剧照。
马克思说：“你爱不爱一个人，第一眼很重要，第一眼没爱上，永远不会爱上。”那么问题来了，你敢不敢通过第一眼来决定呢？托罗斯基爱上安娜，就是因为火车里面那个羊角爱上的。据此，梁永安认为，生命的本质是非线性的，打断那个线性的力量就是第一眼决定性的瞬间。但中国文化更多讲的是一种稳定性，“我们缺少一种从瞬间把握爱的力量。”
对于《失乐园》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这一问题，渡边淳一的女儿渡边直子也以视频的形式进行了回答。
“人们都说《失乐园》是一部讲述婚外恋的作品，其实渡边淳一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想要描绘熊熊燃烧的男女之恋，结果就变成了婚外恋。’”渡边直子认为，这是因为，如果要描绘熊熊燃烧的恋爱，就需要某种“障碍”，一对夫妇相敬如宾的生活，是不能成为小说的。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虽然是婚外恋，却是一种纯粹的爱，而大家也正是被这一点所吸引，“正因为结了婚、有了孩子，不再需要考虑结婚、育儿的问题，所以才能撇开一切条件，发自本能地去爱——这也是能够产生纯爱的要素。”
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
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因为恐惧，所以这两个人选择了死亡。
《失乐园》的结局非常具有冲击性——“为了不熄灭燃烧的火焰，而选择了名为‘永恒’的死亡。”渡边直子认为，这一结局，也正是吸引读者之处。渡边直子直言，《失乐园》描写的是熊熊燃烧的男女之爱，是想要停留在顶峰的两人过于激烈的爱。故事中久木和凛子两个人都对婚姻有点失望，如果这两个人也开始共同生活的话，现在已达到顶峰的爱情就会走下坡路，“我觉得他们非常恐惧这一点。因为恐惧，所以这两个人选择了死亡。”
在渡边直子看来，虽然这个结局很自私，却会给人们带来冲击和思考的契机。渡边直子说，父亲之所以会创作《失乐园》，其根源在于他基于真实经历创作的另一部小说《魂断阿寒湖》。这本书讲述的是渡边淳一高中时代交往的自由奔放的天才少女画家自*的故事。少女认为，享受着赞誉与追捧的当下，已是自己人生的顶峰，如果今后成长为普通的大人，只会从顶峰坠落而已。于是她依次来到当时与自己交往的几位男性门前，在银白色的雪地上分别放上一枝红色的康乃馨，随后自*于阿寒湖畔。
“对于当时还是十八岁少年的父亲而言，其冲击力是超乎想象的。我认为这个事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渡边直子说，一方面，父亲认为少女的死是自私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怀着一种因自己做不到而产生的近乎于憧憬的感情，以及对于少女因死而流传为永世传说的感佩。因此，“死亡”常常在渡边淳一的作品中出现。
梁永安说，在拉康的结构主义哲学里面，女性情感价值溢出是理性和逻辑之外的，所以《失乐园》的结局里凛子的选择是很自然的，因为她要释放出自己生命里面最深的价值。而从男性视角来说，久木的选择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重新定义，也是一种期待——期待一种男性价值的转换，更加具有生命的本色，更加具有生命本身的价值。
林少华认为，这也涉及日本人的生死观。日本人对于“死”的看法和中国人不大一样，中国人说“十年生死两茫茫”，即使是那么出色的人也会感慨。至于我们“昨天把酒言欢，今天阴阳两隔”的表述，这是对于死亡的一种不同理解。日本人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就是“生死一如”，生与死的区隔像过去的一张窗户纸一样。日本的墓地、陵园和住宅小区一道之隔，或者房前屋后就是坟墓，他们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生死在一念之间。像《挪威的森林》里面，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2010）剧照。
漫长的人生中经历生不如死的时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次两次，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勇敢地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在选择死还是生上，日本人更倾向于前者，我们倾向于后者。林少华认为，久木的死，从“真爱”的角度，很叫人感动甚至欣赏，但从他个人的角度——即便作为这本书的译者——他并不是很认同。作为文学逻辑、艺术逻辑，他必须死了，不能再活着了，再活着就没有意思了，但作为生活的逻辑，林少华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吗？在此，林少华提出了疑问，进而表示，我们活着的人的生命，有20%属于父母，有20%属于伴侣和子女，还有不知属于什么的其他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林少华说，当一个人选择死的时候，就意味着放弃了责任、放弃了义务，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决定赴死很容易，可是我们背负的责任、义务如何处理？这是我始终想不太明白的一件事，我也无法提供结论。”
《失乐园》（1997）剧照。
撰稿／何安安
编辑／Lynn 王铭博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