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22日，蒋介石最信赖的心腹爱将，第十八军军长陈诚在江西驻地给未婚妻谭祥写信：“今天是我俩订婚的七周月纪念，国仇友恨，岂堪回首。择生兄（邓演达）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
陈诚，字辞修
然而，1950年代逐渐流传一种说法，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卖友求荣，致使邓演达被捕遇害（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真相究竟如何？本文拟运用台北“国史馆”新近公布的“蒋中正总统文物”、“陈诚副总统文物”，再结合其他档案史料，澄清邓演达被捕遇害前后的若干谣言。
邓演达组党，一心争取陈诚参加“反蒋”邓演达，字择生，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参加过广州庚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等。北伐军兴，担任政治部主任要职，占领武汉之后，更是红极一时，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武汉行营主任等大小职务竟然多达20余个。
邓演达，字择生
1927年7月，汪精卫“分共”，邓演达辞去所有本兼各职，秘密出走莫斯科。直到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
陈诚和邓演达的个人关系非同一般。1923年春，邓演达升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是他麾下连长；在广东肇庆，李济深、邓演达联合介绍陈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坊间一直盛传陈诚与邓演达及“临委会”高层有过相当接触，还从第十八军的公积金中拿出一部分赞助活动。
邓演达、李济深介绍陈诚加入中国国民党
据时任第十八军军部少校副官邱行湘回忆，陈诚赴日观操之前，他送陈到上海，同住在法租界爱咸斯路上的寓所内，当时曾看到“临委会”负责军运的黄琪翔等人与陈诚过从甚密，谈话多保持秘密状态。“临委会”主要干事之一朱蕴山晚年甚至透露：“当时的陈诚曾经秘密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事属机密往往扑朔迷离，陈诚强调他和邓演达“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但又不讳言“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总之耐人寻味。“临委会”争取陈诚反蒋，邓演达介绍庄明远、丘新民、陈烈、曹金轮、胡一等人到第十八军工作，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31年六、七月间，反蒋的各方面力量蠢蠢欲动，冯玉祥谋求恢复实力，两次派其亲信联络“临委会”商谈政治、军事问题。另一方面，邓演达一手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发展很快，会员人数和受到影响的黄埔学生达5000余人。6月22日，邓演达写信给黄琪翔，明确告知第十八军所属的“11师又14师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决定加快起兵倒蒋的步伐，亲自带领几名得力的干部，去江西争取陈诚攻占南昌。
1930年代的蒋介石
“临委会”组织部干事罗任一证实，当时确有一些部队愿意参与，比如第十九路军、新编第二师、新编第二十师等，甚至第十一师也有部分听命行动。那么陈诚本人是否知晓邓演达的“倒蒋”计划？或者事先有过一些承诺？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再来看罗任一怎么说，邓演达打算当面与陈诚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邓演达估计陈诚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也不至于忘恩负义，“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
由此可见，这是一次前途难测，并无十足把握的冒险行动。临行前三天，邓演达与朱蕴山话别：“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第十八军军旗
邓演达被捕，陈诚即时电请“宽大办理”如果邓演达能够顺利成行，陈诚势必面临艰难抉择。不过事与愿违，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而被租界巡捕拿获。19日，邓演达即被“引渡”到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旋即押解南京。
消息传到江西，陈诚心急如焚，立即恳请蒋介石：“闻择生被捕，與渠私谊，钧座素所深知，敢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蒋介石爽快答应：“择生事，准从宽大办理，特复。” 陈诚高兴地写信给未婚妻谭祥：“邓择生兄系我的好朋友，亦总座（蒋介石）所素知。此次闻择生兄被捕，心甚不安。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
陈诚写信给未婚妻谭祥表达忧伤之情
然而没过多久，陈诚在报纸上看到“中央常会决议严惩邓演达”，心情顿时跌到谷底，“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此心痛苦不可言宣。决步立三兄（严重）之后，对于总座之恩，只有图报于来生也。” 言下之意，保不住邓演达活命，我就效法老上级严重，辞职不干。
9月15日，蒋介石致电陈诚：“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查获其证据中（邓致黄函），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一语。望详查速复。”应该说，蒋介石是很讲政治的，“望切实注意”云云可谓给足陈诚与邓演达划清界限的空间，明显不想把陈诚完全推向对立面。
“临委会”负责策反军队的负责人黄琪翔
陈诚回复不亢不卑：“职军官兵信仰钧座，坚切不移，已非一日，任何反动分子莫能摇惑，请释崇注。所谓第三党理论既未成熟，组织尤不健全，殊不能有所作为，惟本党治之精神，自应限制彼辈之轨外行动。现择生既已逮禁，所谓人亡政息，余众嚣嚣，当无作用。似应宽大怀柔，不必株连穷究，免致铤而走险。”
笔者以为，陈诚还是有骨气的，丝毫没有逃避的意思，既不否认“临委会”介绍诸人服务军中，也不打算实行政治“清洗”。“读蒋先生电中，有邓致黄函云‘己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做大规模进行’一语，深感择生之幼稚”。陈诚日记证明，邓演达有些过于乐观，之前针对第十八军展开一系列军运工作，在实际成效评估方面可能出现了较大偏差。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神州为之鼎沸。12月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通电下野。大约在一个多月之前，狱友收到了邓演达用红色铅笔写下的一张字条：“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后通信将不可能。”
青年求学时期的陈诚
邓演达就义，陈诚几乎与蒋介石闹翻正如邓演达所预料的，一起被捕的同志们从此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只字片语。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的大哥邓演存四处打探消息，宋庆龄闻讯找到蒋介石，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一面。蒋介石眼看无法掩饰，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宋庆龄怒气冲天，当场掀翻茶几，蒋介石只得上楼躲避。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邓演达呢？朱蕴山断言：“蒋介石之所以要在下野之前决心*害邓演达，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或许，在邓演达“服软”的前提下，蒋介石有可能“宽大办理”。偏偏邓演达立场坚决：“决不！他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
位于南京中山陵景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邓演达墓
另据台北“国史馆”新近公布的“国民政府档案”，当时想要除掉邓演达的大有其人。8月24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致电南京，“请迅将邓犯明正典刑”；9月14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主张“恳迅予显戮以谢国人”；10月6日，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提出“兹经在沪捕获应请尽法处治”。这些人都是两湖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对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记忆犹新，对邓演达的“联共”政策怀恨在心，意图除之而后快。
陈诚在江西“围剿”前线不明真相，以为邓演达被判死刑，尚未执行，决心通过辞职迫使蒋介石网开一面：“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江西匪乱犹炽，自宁都陷后，益形猖獗，请饬朱主任（培德）速莅江右主持。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
陈诚与谭 祥
这一次，蒋介石不再客气，反问陈诚：“革命可否为私情而忘公义？今既证实其（邓演达）有叛党乱国之罪证，如不能诛伏之，纪律不张，何以革命？”
12月20日，陈诚依然以为邓演达尚在人间，为保挚友一条生路，他近乎哀求地电呈蒋介石：“择生事，蒙以不可为私情而忘公义切责，敢不凛遵。惟职之出此，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万祈俯赐采纳，贷择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令陈诚失望的是，蒋介石立场毫不动摇：“望弟勤奋自持，公忠体国，勿念私也。”
陈诚手书＂国仇友恨＂
毫无疑问，陈诚营救邓演达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真诚的，他虽为蒋介石的宠将，但绝不做蒋介石“亦步亦趋的影子”。12月22日，陈诚确认邓演达已经惨遭枪决，想到对外不能抗日，挚友又为革命丢掉性命，悲愤手书四个大字：“国仇友恨”。未婚妻谭祥好言相劝，陈诚冷静思考，“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调整心绪后，决心继续追随蒋介石。
不过话又说回来，陈诚重情重义，对于“临委会”介绍过来的人员，态度始终如一，尤其是庄明远，抗战后期官至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中将司长。1948年10月，陈诚因胃病从上海移居台北阳明山静养，打算接庄明远一同去台湾。庄以“有病正在治疗之中不便乘机”为由，委婉拒绝，后来参加了开国大典，担任新中国交通部供应局副局长。1957年11月，邓演达遗骨迁葬南京灵谷寺东面新墓地，庄明远以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名义出席了公祭典礼仪式。
通过梳理、解读第一手档案文献，所谓陈诚出卖邓演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参考文献1、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搜索关键词“邓演达”）。
2、台北“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搜索关键词“邓演达”）。
3、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回忆邓演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4、曾宪李 万云编：《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6、《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
7、《陈诚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