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流岁月到惨淡人生
1857年，刘大鹏出生。他8岁入私塾，15岁结婚，20岁首次参加县里的科考，却失败而归。今人或许很难想象当时的读书人从出生就背负的精神使命：像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一样成就儒家文人的典范。清朝已经立国二百年，末世的景象尚未出现，尽管在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乱象，但刘大鹏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国运和个人的命运保有相当的乐观，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不能跻身为国效命的事业里，不能成为儒家圣贤榜单上的一员。
但现实的惨淡焦灼着他的心，正如旱灾对乡民的折磨一样，是无法避免却又必须直面的。刘大鹏看到了平民在天灾人祸面前的脆弱，也看到了自己实现儒家理想的困难，这个目标是难以一蹴而就的。
直到1891年，刘大鹏赶考五次，却次次失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历史上那些“少年天才”。为了能考取功名，刘大鹏苦练八股文写作，对儒家经典早已能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圣贤教诲既是他摆脱现实困顿的敲门砖，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三观与人格。就在这一年，刘大鹏去山西太谷县一个富人家里坐馆，这是谋生的办法，也能让刘大鹏感到自己平生所学的“稍许能派上用场”。
一面是封侯拜相的功名诱惑，一面是清苦辛劳的教书匠生活；一面是受到天子宠幸、受到同侪艳羡的、进而名垂青史的伟业，一面是长达十年的私塾先生身份，刘大鹏在理想与现实里纠葛、梦境和生存间的挤压间备感疲劳。刘大鹏的生命轨迹，和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一样，从开蒙到苦读再到名落孙山，最终只能靠教书混日子。
记录历史与反思自我
曾国藩曾是刘大鹏的偶像。其实，其他读书人何尝不是呢？
但是，刘大鹏终究不是曾国藩。在能力、命运和机遇等各方面，刘大鹏始终无法与曾国藩相比，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念头一直在他心中徘徊。从刘大鹏开始写日记，他就在有意识地向曾国藩看齐。
曾国藩日记在后世成为读书人修身齐家的经典，刘大鹏的日记却只能成为对历史细节的注脚，但这不等于其言其行没有意义。有时候，“失败者何以失败”比“成功者何以成功”更值得常人思考，更何况，人生命运不能用简单的成败来判定。
据沈艾娣所言，“曾国藩曾告诫诸弟在日常处事中要敬畏严肃，日省，早起，每读一书则读毕，每日读史书十页，记日记，写下每日所得，每月作诗和策论以保持文学能力，不多言，不发怒，戒精疲力尽，早饭后习书法，夜里不外出。为保存日记，刘大鹏也在日记里写下一些具体的规则：汝必用正楷书写；记录所有己身、己心和言语之恶；汝需终身写日记而不能间断。”
曾国藩对刘大鹏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被看成一种“影响的焦虑”，刘大鹏渴望像偶像一样建国立业，在“穷则独善其身”的方面，他对曾国藩的模仿和学习几乎是一板一眼、毫不走样。
这种渴望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功利的意味。《梦醒子》一书里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当然，这也不单是刘大鹏的问题，“修齐治平”本身就带有个人逆袭、跻身精英群体的现实意味，所谓“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论，始终让人神往，也让人时常以功利行为追逐现实的目标。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之类的思想一直在纠缠着刘大鹏。他一直等着像曾国藩戡乱一样的机会。
1895年，刘大鹏进京赶考。这一年他38岁，首次离开山西。他心目中期待已久的逆袭时刻终于到来了。此前的一年，刘大鹏通过第六次参加省试，终于考中了，成为国家精英的希望变得清晰起来，他开始自觉扮演成一个“准精英”的角色，家国情怀也变得愈发强烈。也正是在这一年，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惨败，国家的耻辱让读书人感到了压力，也让刘大鹏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使命感猛涨。
但是，近乎不惑之年的刘大鹏看不透晚清落后的本质，对西方思想和现代科技一无所知的他，更不会认为拯救国家的失败要从思想的改易上寻找思路。相反，在刘大鹏1895年的京城之旅，让他对京城和仕途开始有了偏见，开始从自己的知识结构里寻求慰藉个人失败的借口。
这种偏见来自失望。刘大鹏在京城考试失败了，不过，他发现京城文化和精英群体的状态与自己想象的不同，便愈加固执己见。从他的日记（后来被整理为《退想斋日记》）里可看出，刘大鹏尽管关心时事，对甲午战败后的国运有独到思考，但仍看不懂悲剧的根源。与此同时，他对北京城市生活的“奢侈和放荡”十分不满，甚至对“男女游客杂处，互不避免”非常震惊，以至于记录下“观其风气，失于浮华，一举一动，莫非争个虚体面”。他将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精英群体的“开放”，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从他的成长经历和知识结构来看，这样的结论是足以逻辑自洽的。
被历史抛弃的“上进者”
如果不是时代的跌宕，刘大鹏大概不会存在多重身份，也不会因此纠结和迷茫。《梦醒子》以写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和老农这六个身份去解读刘大鹏，但刘大鹏的本色和初心应当还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
在刘大鹏的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其带来的人生模式根深蒂固，没人去质疑它的合理性，哪怕是改朝换代，他们也不认为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会有丝毫的改变。遗憾的是，刘大鹏遭遇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上的大断裂也割裂了他和现实生活、理想世界的自然关联。
1905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废旧学、兴新学的风潮不仅震撼着主流知识界，也迅速波及到刘大鹏这样的身居乡间的老儒生。一夜梦碎的感觉像长蛇一样缠绕着他的身体，其实，早在进京赶考前，刘大鹏就有了梦醒一般的顿悟。据记载，他曾做过一个特别的梦，这是“一个导致他态度转变的梦”，此后他就以梦醒子为笔名：
“癸巳冬至月，梦醒子于延庆节前一日，夜梦一人，形容甚古，眉分八采，目有重瞳，耳大准隆，口方须紫，面肥色润，身体魁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年可六十余，不知何许人也。”
刘大鹏开始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幻梦，用沈艾娣的话说，刘大鹏同时也“明白了尘世功名的虚妄，然而儒家道德秩序却是建立在道德和权力的联结之上。当他把自己称作梦醒子时，刘大鹏说的正是自己同政治权力的疏离，但是他也指出了儒家道德秩序的脆弱和复杂”。
身处清末民初的刘大鹏，越发感觉自己和主流历史的格格不入。民国后的知识分子开始崇尚西学为主流思潮，刘大鹏不仅没能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如今，连这个梦想都被所谓“历史进步”的名义狠狠砸碎在地上。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刘大鹏甚至不能像前朝遗老一样选择安身立命的文化姿态，因为“今朝”和之前的历史不只是权力上的更替，更是文化上的大断裂。刘大鹏从文化上选择成为一名隐士，但陶渊明式的隐逸也无法给他带来安慰，隐逸后入世，乃至“终南捷径式的权变”在此时也彻底无效了。
刘大鹏晚年的经历，更像是被历史的车轮带动向前的“被迫之行”。因为他的寿命漫长，就足够看遍风云变幻，却没法融入任何一个看起来美丽的世界。刘大鹏晚年曾经营过小煤窑，开始接触现代工业在山西萌芽后的变化，还帮助乡民兴修地方水利。他也因阎锡山政府搜刮山西民财而上述中央政府，企图用儒家的办法来为民请命。
这些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垂暮者的悲情呼号。但刘大鹏以及自诩为“梦醒子”，既然看透了也就没什么可抱怨、可憎恨的。他深知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弃儿，但也无力改变什么，只好认命。这种无奈放在很多人那里，必定以负面情绪体现，但从刘大鹏晚年记叙来看，他似乎比早年更少了一些纠结和迷茫，难道是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刘大鹏留下了《醒梦庐文集》、《卧虎山房诗集》、《从心所欲妄咏》、《琢玉闻吟》、《潜园琐记》等著述，还有共42卷的《晋祠志》和200册的《退想斋日记》。从数量上看，称之为地方文化学者不足为过，他提供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也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或许，历史上曾有许多刘大鹏一样的被“进步历史”淘汰的老儒生，但最后坚持写作、思考的人也只是少部分。
刘大鹏在去世后半个多世纪又被人们惦记起来，甚至当成“重要历史人物”来纪念，这是否也是一种幸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