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的《崩盘》和《停摆》都是针对最近十年历史和当下时势的畅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可能没有展现他作为近代史专家的看家本领。他在最新的访谈中不无懊恼地承认，关注时局令他有点丧失方向感。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图兹作为专业史学家的最佳发挥，又不想一开始就探入过于专门的领域，2014年出版的《滔天洪水》会是个非常不错的切入点。
本书主要讲述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艰苦努力。在当中我们会发现，是人类理想和能力的限度而不是单纯的邪恶与愚蠢铸造了历史的诸多不幸。背负历史责任、承受清理混乱的人们尽其所能，既为灾难埋下种子，也为未来奠定希望。
《滔天洪水》，亚当·图兹著，陈涛、史天宇译，理想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21年5月。
1916：水深火热
《滔天洪水》的叙事起于1916年底。彼时，欧洲已经承受两年多残酷的浩劫。所有参战方都精疲力竭，战线却和1914年圣诞节没什么区别。在西线，英法试图打破僵局的索姆河战役徒劳无功。德国试图将法国人力消耗殆尽的凡尔登绞肉机也没达成战略目的。在东线，伏罗希洛夫将军发动的闪电攻势一度将奥匈帝国推入崩溃的边缘，却无力巩固难得的战果。英国的阿斯奎斯内阁倒台，善于煽动的改革派自由党人劳合·乔治继任首相。他誓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却对公众隐瞒英国的钱袋子已经见底的事实。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想冒着撕裂国内政治的风险得罪军方和政治右翼，公开追求谈判下的和平。他也不能指望同样没有决断力的威廉皇帝能在政治压力下给予其毫无保留的支持。
大战陷入了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僵局，看不到明显的出路。打破僵局所需的新动力会从内外两个方面制造政治与社会的断层线，激烈改变参战国的国际国内局势。这些变化，正如人们当时就感受到的，通常不可逆转。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大战：1914到1918年的世界》中指出，参战各国如若想在不改变战前体制的前提下结束战争，1916年底是最后的机会。
从内部方面来看，旷日持久的大战是对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构造之坚韧程度进行的大考。越是在现代制度建设上走得远的国家，越能更好地适应这一残酷的新竞争。没有通过考验的国家，就会面临崩溃。
强有力的国家会更有效率的将资源集中到维持战争努力的方面，并反过来增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掌控。在英国严苛的封锁下德国经历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以至于1916年的冬天以“芜菁之冬”的名字流传历史。然而德国却没有丧失战争意志与能力，在1917年打垮罗马尼亚后迅速改善了物质状况。反倒是理论上足以养活整个协约国的俄罗斯帝国，由于计划协调与运输能力落后，首都彼得格勒陷入无法克服的短缺，成为诱发起义的导火索。
相对更为成熟的制度也可以将剧烈的变化纳入体制，扩张自己的统治基础与合法性。劳合·乔治第一次把工党政治家带入英国内阁。德意志帝国的《爱国辅助役法》不得不寻求社会民主党的赞助或默许。奥匈帝国的卡尔皇帝重开自1914年就暂停的议会，试图为自己的统治制造新的凝聚力与合法性，无论是继续战争还是寻求和平，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3年多的战争和军方的胡作妄为已经肢解了多瑙河帝国脆弱的多民族共存社会。新开的帝国议会成为捷克民族主义者声音的放大器，暴露了帝国内部的裂痕和卡尔皇帝的无力。沙皇俄国更加缺乏包容性的政治过程。在短暂的爱国团结和胜利的前景幻灭后，镇压手段几乎是当局唯一倚靠的工具。这一法宝的效用自有其极限：1917年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的妇女上街抗议买不到面包。局势迅速演变为暴乱和兵变。沙皇尼古拉在国家杜马、军队、社会力量的胁迫下退位，统治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
亚当·图兹（Adam Tooz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为 20 世纪和当代经济史，并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代表作《毁灭的代价》获沃尔夫森历史图书奖和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滔天洪水》获《金融时报》《新政治家》2014 年度好书、2015 年度《洛杉矶时报》历史类图书奖，《崩盘》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2018 年度好书、《纽约时报》2018 年度关注好书等荣誉。
另辟水源？没有胜者的“十四点原则”
美国的作为与不作为，本来是外部条件，但在此刻，却成为了更为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最终战争走向何种结局，以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力量为轴心都将是战后新秩序的根本特征。因此《滔天洪水》把威尔逊及其继任者放在聚光灯下就是个十分自然的选择了。
1916年，成功连任的威尔逊对参战各国发出和平照会。美国总统最初提出的主张并不是后世所铭记的“十四点”，而是所谓“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英法对意大利和俄罗斯所许诺的瓜分战败者殖民地的密约此时还没有暴露。但说威尔逊天真到对协约国的战争宣传照单全收，同样不是现实。协约国固然可以说自己的战斗站在文明和正义一边，可他们阵营中不也有沙皇俄国这个怪物吗？
华尔街或许一直在为协约国的战争融资提供担保和手段，这是他们能从美国善意中立中所能获得的最大限度的好处。但是要夺取全面的胜利，这些支持是不够的。到1916年底为止，协约国的物质优势还无法压倒中央同盟在战术和组织上的高水平与大胆创新。威尔逊在1916年末所提出的和平倡议，固然为交战国达成谈判的和平提供最后的机会，但对追求完全胜利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假如中央同盟真的响应威尔逊的号召，并提出相对合理的谈判诉求，停战的压力就会完全落到协约国一方。
让英法*大松一口气的是，这次机会没有被德国和奥地利抓住。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主张有限战争的议员并没有站在贝特曼首相背后，皇帝还是同样优柔寡断。若德国把自己能接受的停战安排公开化，必然会出卖奥地利的利益，从而损害和这个唯一可靠盟友之间的关系。德国军方顽固地相信美国早就站在英法一边，中立不过是幌子。换言之他们从没认真考虑过威尔逊想要真心促成和谈。这反过来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让德国轻算了贸然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与挑衅美国的战略后果，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政治误判。
图兹力图证明，威尔逊和其继任者盘旋在乱局之上的态度不是所谓孤立主义，反倒是以美国领导力塑造世界秩序的一套独特看法。他曾经要极力避免美国明确加入战争某一方的局面。这一判断不仅出于其“理想主义”也出自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在内心深处，威尔逊不相信欧战是一场“正邪之争”，而是需要尽快结束的无意义苦难。欧洲毁灭性的大战是旧世界的道路无法继续的证据，也是让美国正式登上世界领导地位的绝佳时机。在威尔逊眼中，欧洲文明的“内战”和美国内战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如果胜利一方基于自己所坚信的道德优越，对战败方施加道德的判决与政治的强制，那么战败方的怨恨将阻碍必要的和解。
也许是出于这个考虑，即便德国于1917年2月开展无限制潜艇战之后，美国也没有立刻下场宣战。直到同年4月德国外相齐默曼一封极不明智的电报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愤怒，威尔逊才最终放弃中立，把美国的全部力量投入协约国一方。这个决定并没有产生立即终结战争的效果。俄国灾难性的崩溃和德军异乎寻常的顽强让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激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列宁的和平决议为战争的道德色彩蒙上了不详的阴影。威尔逊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适应最新的局势发展。原来那套“道德等价”、“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说辞已经过时了。美国总统现在和英法用同一个声音谴责“德国军国主义”发起战争的责任，并将协约国的战争事业打扮为创建一个“对民主安全”的世界。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十四点”提出的背景和他试图解决的问题。
图兹提请读者注意，原始版本的“十四点”演讲并不包含“民族自决”或“民主政治”的字眼。在本质上，它体现的是威尔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十四点”的大部分内容是他追求公海开放、贸易自由、结束秘密外交的旧有主张。其重点仍然是终结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血腥内战，缔造长久的团结与和解。在殖民地人民之权利、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治下各民族之前途等问题上，演讲的措辞明显充斥了故意的模糊和父爱主义。威尔逊信服埃德蒙·伯克式的政治智慧。他相信，基于强力而非传统的社会改造，不会将外来的制度和文化健康移植到一个社会。“民族自决”的口号实际上是劳合乔治与布尔什维克叫响的。威尔逊接受了它，从此这个更为激进的诠释就和他和他的十四点捆绑在一起。只有更仔细地考察威尔逊立场随着局势变动而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梳理其决策背后近乎融贯的方法和哲学。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
釜水波澜：胜败与平衡
《滔天洪水》描绘的这样一幅美国政治的画面更多现实、更少天真。它为我们厘清战后秩序纷乱的头绪提供了一条主要线索。抓住这条主线，也就看到了战后国际秩序之矛盾的核心。理解了威尔逊主义中“现实政治”的这一面，我们才能意识美国从1917年参战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为止的对外政策，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有着激进的断裂。
不管是威尔逊还是其后三届共和党政府，美国战略的核心都是美国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道德模范”作为工具来塑造外部秩序，进而实现帝国主义强权之间“公平”之下的“团结”。美国需要保持在自主选择的时间点、以自己的方式和程度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多边合作的正式同盟结构会限制这一自由，把美国宝贵的资源和道德权威投入到沉重和无益的义务中，满足个别国家（主要是法国）的战略野心而不是美国要推进的利益与事业。从根本上讲，这是英国传统上“离岸平衡”战略思维更具野心的应用。它是一种和世界打交道和施加影响的方式，不是闭关自守的堡垒思维。至于这种战略的成效和失败，则是需要另外考察的问题。
协约国在1918年可以最终获胜，离不开英法美三国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深度协调与合作。胡佛在欧洲引以为傲的救济工作，离开盟国在战争时建立的物资分配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到1918年美国有100多万军队奋战在欧洲战场上。随着英国开始广泛使用护航舰队，美国的运力也补充进来。德国人靠无限制潜艇战切断协约国补给线的幻想也落空了。德国在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的第三代总参谋部的勉力支撑下又坚持战斗了一年半。他们指望东部战线俄国的崩溃可以让他们在西线有更多可供调动的兵力和资源。在1918年最后的攻势中，德军的突击队已经可以看到巴黎市郊。随后协约国军队开始反攻，德军士气终于崩溃，鲁登道夫钢铁般的决意也于事无补。战争最后阶段的进程说明英美法同盟在其全力运转时的威力是压倒性的。
这种深度整合的合作模式对美国来说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威尔逊对此从没有感到开心和从容。因此他在战争结束后思考如何解体这一联盟结构并不比他思考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来的更少费心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联盟这个设想本身，就是协约国战时同盟进一步发展为永久建制这一选项的替代品。它的松散结构和异乎寻常的开放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刻意设计。在这样的行动空间中，威尔逊设想，他可以最大范围内发挥美国影响力，同时避免明确的同盟义务。威尔逊与国会就是否批准盟约的斗争可以拆解为两者对合同义务的不同阐释：共和党国会在盟约文本中看到的是美国必须承担的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反过来，正是在盟约大而无当的言辞背后，威尔逊看到的是可以回旋推脱的余地。行政分支（总统）和立法分支（国会）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所谓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对决，而更多是技术上的分歧。
英法对美国想要抽身而出的冲动充满焦虑，这再自然不过。是美国全力的援助使得他们赢得这场费尽心力的消耗战。美国债权人持有的大量权益就是胜利之代价的直观体现。如此之大的透支永久改变了国际力量的结构。英国和法国都从战前的净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变成负债国。大英帝国陷入从爱尔兰到印度横跨三大洲的层出不穷的危机。德国在战争期间蓄意的破坏行径让法国北部的工业重镇变成一片废墟。巴黎本来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现在和后者一道让位给纽约。华尔街、美国国会、还有年轻的美联储如今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不管美国人是否承认，他们已经成了新的世界权力中心。这意味着美国的不在场正如其在场一样会制造深重的后果。英国和法国将会是这些后果——欧洲权力的真空——最直接的承受者。对战败者来说，威尔逊的平衡思维提供了机会。德国右翼和军方散布谣言，宣称是议会中的破坏分子在背后捅刀子才让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无法继续作战。事实正好反过来：如果不是主流社会民主党在德皇倒台的混乱中稳住了局面，宣布成立民主政府；德国将难以避免俄国在布列斯特遭受的耻辱失败。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将面临协约国全面的军事占领，甚至遭受和二战后类似的被肢解的命运。
扬扬止沸：秩序的重建
想要理解凡尔赛秩序的本质，就必须同时理解欧洲协约国、美国、德国面临的战略局面与各自的期待。英法渴望维系战时同盟，他们在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强国的合作中看到自由主义国际的无限潜力。这同时也是他们稳定自身岌岌可危的帝国秩序唯一能依仗的出路。美国人相信新秩序值得为之付出努力，但并不打算失去他们奉为至宝的行动自由来分担别人的责任。如同后来历史揭示的，这种态度重创朋友更甚于伤害敌人。德国从威尔逊华而不实的言辞中汲取了过多虚妄的期待，这让他们相信自己在凡尔赛会场中遭受了奇耻大辱。实际上，德国是新国际秩序构想的第一批受益者，德国精英中的有识之士很快会发现并利用这一全新的可能性。
梅纳德·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制造的神话符合德国人的受害者心态，刚一出版就在德国获得热烈的认可。在当代的历史研究中凯恩斯的具体判断早就受到诸多质疑。按照图兹的说法，《凡尔赛条约》确实是既宽大又残忍，只不过宽大的对象是德国，而残忍的对象是英法。德国没有被占领，威廉皇帝没有上绞刑架。克列孟梭没有认真考虑过把莱茵兰从德国分割出来的方案，他充分认识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不是虚构，而是应该尊重的现实。上西里西亚被新生的波兰共和国分走了一部分，这对自视甚高的德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打击。但这个方案不管怎么说是国际联盟本着尽可能公正和实用的原则设计的。和二战后德国失去毫无争议的东普鲁士领土，几百万德国裔人被迫离散故土的结果比起来，凡尔赛体系算是充分考虑到了各个族群的利益：两战之间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在宪法中加入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条款，这与国际联盟的努力密不可分。德国人与其说是遭受到实际的委屈，还不如说正是因为战后体制把他们和波兰人放在了平等地位上大呼受伤。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中所谓关于德国“罪责”的条款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强加给他们的道德审判。实际上，19世纪的国际法中从不排斥和约中规定战败方的赔偿责任。德国人道德等价的主张，不过是利用了威尔逊主义的辞藻和德国未遭占领的幸运，来逃避自身彻底战败的现实罢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反对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著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合约的经济结果》等。
凯恩斯真正意图攻击的对象是徘徊在阴影中的美国。普恩加莱总统占领鲁尔的举动从外表上看有耀武扬威的嫌疑，条约施加给德国的赔款义务也不能不说是沉重的。这全都是美国试图从欧洲大陆撤回直接干预的后果。如果美国给予明确的安全保证，或者对联盟间的贷款有更加宽大的安排，法国人并不排斥给予德国温和的待遇。在这一切都缺位的前提下，连凯恩斯都承认，指望英法对德国单方面宽大“极不公正。” 20年代初期，各国经济为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不得不采取严苛的财政纪律和通货紧缩，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战争改变了国家对公民承担义务的性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国民有理由要求政府负担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开销。威尔逊和他的共和党继任者并不希望战后的局面制造出足以挑战美国地位的联盟，也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法国在东欧的“军事野心”的担保者与一团糟的财政状况的拯救者。法国必须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从华尔街借款来避免国债违约。占领鲁尔与要求赔款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凯恩斯只敢曲折隐晦地提到解决问题真正的责任落在美国头上，而不敢直接开罪美国总统，这件事本身就充满象征意味：英国精英认识到，美国的合作是任何可行的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对美国总统言辞激烈显然是没什么好处的。为了敦促美国对同盟间债务做出更加积极的安排，英国财政部甚至考虑过单方面废止其他盟国对英国的债务，来“逼迫”美国进入债务谈判。劳合·乔治试图在瑞士洛桑会议上牵头达成包括了德国、苏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结果遭到近乎耻辱的失败：比起响应英国首相的倡议，德国和苏联两位国际秩序中的法外者选择走到一起，签署了提携彼此合作的《拉帕洛条约》。
这样一种对秩序的需求和供给严重失调的局面必然充满矛盾和紧张。但却未必不符合美国所设想的利益。美国警惕一切战胜国之间、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集体行动结成同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排斥所有各方都参与的多边机制。在一对一的谈判中，美国才能将其优势地位发挥到极致。缺乏国际联盟更加实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为担保，英美法共同支撑的金本位制度，几乎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力量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美国以其手中巨额的债务和信用作为筹码，最大程度的择机干预欧洲和世界局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压力行之有效。道威斯计划实际上终止了《凡尔赛条约》为德国设置的枷锁，法国在英国（工党政府！）的胁迫下接受了美国牵头下达成的新安排。英法本来设想的是通过盟国间债务与赔款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来走出战后的困境，但实际落实的安排则是美国银行直接贷款给德国而不是法国。美国国务院再次表演了赤裸的政治平衡术。这种退居幕后、居间调停的外交风格定义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十年，只有在1930年大萧条爆发这样的极端情况下，胡佛才出手宣布“延债宣言”，暂停所有战争相关债务的支付义务。即便如此，这一举措也并不是美国和盟国对等磋商后的结果，而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宽宏大量”罢了。
考虑到国际联盟体制的松散和缺乏实质力量，各国所面临的困难，以及美国机会主义的参与方式，战后秩序的成就是惊人的。道威斯计划之后，美国资本大量流入德国和欧洲，催生长达数年的景气上升。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议开启了十年的“海军假日”时代，既缓和了主要大国与新兴的日本之间潜在的矛盾，也把军备竞赛的资源转移到了战后亟需的重建事业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非战公约》）第一次将战争排除出一般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让国际法体系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狂人墨索里尼上台后没有挑战金本位的现行体制，他在地缘政治上的初次冒险也在国际联盟的警告下无果而终。最能体现战后体系精髓的莫过于魏玛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施特雷斯曼的转变。这位战时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在战后经历深刻反思后成为新国际秩序最坚定的拥护者与魏玛共和国的基石。这不是因为他突然变成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冷静的政治现实让他意识到，在美国塑造的这个战后体系内部追求德国的民族利益，是唯一理性和实际的做法。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与幻想除了带来毁灭和混乱，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留下来。马克斯·韦伯对战争终结的评论同样可套用在施特雷斯曼身上，这位最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说：“如果我们秉性诚实，就会承认，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要统治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古代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要统治世界一样。”（摘自明克勒（《大战》）
像施特雷斯曼和韦伯这样理性冷静的魏玛政治家顶住政治压力和暗*的威胁，让新生的共和国渡过一次次军事政变、左翼暴动和经济危机。他们的努力体现的是战后德国的国内秩序与国际体系已经密不可分这一现实。作为战后体系内部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德国才能在1930年前后在杨格计划的助推下彻底摆脱战败的经济阴影。可悲的是，在大萧条传导到欧洲这个巨大的“滔天洪水”面前，魏玛共和国本身的寿命也所剩无几。
《崩盘》，亚当·图兹著，伍秋玉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6月。
洪水滔天：毁灭的教训
按照图兹的说法，对一件事物最大的肯定来自于其敌人的畏惧和重视。战后新秩序的挑战者们——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与斯大林的苏联——从未小瞧这一秩序的力量。不管是纳粹德国的军备重建计划还是斯大林的头两个五年计划，都把重工业发展和国防支出提高了前所未见的程度。一战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要打破美国和英法所构造出的这座国际秩序的堡垒，旧中央同盟国与旧沙皇俄国的国家机器不足以完成任务。他们的预判惊人得正确——实际上，这正是图兹第一部获得广泛赞誉的历史专著《毁灭的报偿》（The Wages of Destruction）所探讨的主题。
在秩序的守护者一边，美国人对行动自由的执着最终反过来打击到了自身。在全球资本、政治、信息围绕美国吞吐的，愈发紧密联系的网络中，尽力维持一种置身事外的表象会制造可怕的失衡。它让美国这个秩序最大和最后的支柱在面对危机时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和制度上的工具。发生在曼哈顿的股灾不会留在华尔街，在华盛顿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关税法案》）会重创全球的贸易体系。人们对全球化时代“交互外部性”的理解将伴随着惨痛的现实体验。英国因英镑无法继续承压而宣布脱离金本位，战后秩序的第一道重大裂痕出现了。胡佛总统的干预来的太晚、太迟，已经不足以抵挡洪水的脚步。离岸平衡（offshore-balancing）和间接干预是早期工业化时代大英帝国的治理术，对一战后的世界危机则是完全不敷用的工具。威尔逊的保守进步主义没有赶上时代本身的进程，地狱之门终将打开。
这种揭示让《滔天洪水》显露出其底色：它是一本罗斯福时代“新政国家”的前传，是关于面对激进的现实，人们必须诉诸更激进的现实主义的劝诫。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国家最终会探索出全新的霸权艺术，重塑其对内对外的自我想象。比威尔逊的进步主义国家更加强势的总统行政权，比国际联盟更有野心的国际制度网络，将在大萧条和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考虑到图兹不时自我标榜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滔天洪水》故事的教训结束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
最后，本书原版出版于特朗普上台与英国“脱欧”之前，但2016年以来美国内外政策中若干令人担忧的倾向充斥着过去那段历史的回响。只要随时警惕借古鉴今固有的时代错位风险，关心当下国际问题的读者，同样不妨从中批判性汲取教益与洞见。
撰文｜黄非
编辑｜李夏恩、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