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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陕西街，充满闲适、幽静的生活气息。不过，若时光倒转80年，这条街却热闹无比——抗战期间，众多机构内迁乐山，众多国立武汉大学的教师就居住在此。这条仅几百米的街上，住了十几个教授，还走出过两名院士。除了陕西街，师生们还在文庙、白塔街、三育学校（现为乐山师范学院所在地）等地，度过了8年的烽火岁月。
如今闲适、幽静的陕西街（杨琳 摄）
时光流转，武大西迁乐山的往事渐行渐远，但也在被文化传承者们钩沉、打捞。2017年，湖北作家张在军出版了《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一书，记录下了当年武大教师在此地生活的点点滴滴。2018年5月，《乐山师范学院校园文化建设2018-2020年行动方案》提出，要在校内建设一个“武大西迁历史文化带”，铭记这段历史。
诸多名家带动炽盛文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全国高校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在乐山复课，众多武大教师在陕西街学习生活，这里为中华文明守住一方文脉。
背倚老霄顶，面朝大渡河的陕西街，“烟火气”十足：道路两旁眼花缭乱的饭店敞开大门迎客，菜农纷纷将新鲜的蔬菜一排一排摆在地上，老年人坐在活动室里悠闲地玩着棋牌……
陕西街得名于清朝，彼时，乐山这个水陆交通重镇吸引了大批秦晋商人，在此街建秦晋会馆，其中又以陕西人影响力大，久之，这街也就被乐山人唤作陕西街了。
1938年1月，武汉抗战情势危急，武汉大学派人到四川各处视察。根据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原校长王星拱的文章显示，当时乐山因无专科以上学校、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公私建筑多等原因，被认为适合迁校。
当年的武汉大学校门牌坊——棂星门
1938年2月，武汉大学决定西迁乐山。3月，600多名教职员工分批乘船溯江而上，两千多公里，一路栉风沐雨，在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均遭到日军轰炸，迁校物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4月29日，师生就正式在乐山复课，此时距决定迁校仅两个月。之所以复课如此迅速，是因为在2月武大的校务会议后，经济系教授杨端六与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便立即到乐山勘定城内外的文庙、龙神祠、三清宫、李公祠、三育学校等作为校舍，做了充分准备。同时，乐山人民对颠沛流离的武大人鼎力相助，修文庙，葺神祠……在当时的环境中，乐山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工学院大教室，亦名梅庄。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学校本部、文学院、法学院、图书馆等设在文庙，工学院及实习工厂设在三育学校，理学院设在李公祠，至于师生宿舍，就分散在城内外各个地方，陕西街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处。 著名才女、作家苏雪林，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有“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之誉，抗战之初，她把自己攒下的两根金条捐给国家。她当时便任教于武大，租住了陕西街49号一所名为“让庐”的中式楼房，一住就是8年。在这里，她潜心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与她比邻而居的，还有众多的武汉大学教师，包括经济学家杨端六一家、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登恪以及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杨弘远等人，一时间，陕西街上文风炽盛。
武大教授的老街生活
在如今的陕西街，若问起当年武大教授在此居住的旧址，几乎无人知晓。不过，湖北作家张在军的《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里，让人们得以管窥武大教授们在这条街上的日常。
从陕西街步行至文庙武大本部，只需要十来分钟。在“让庐”，住着苏雪林、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以及经济系韦从序教授一家。
位于文庙大成殿左边的崇文阁，为当年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旧址。
在乐山，教职员生活艰苦，薪水打了七折，还得自己租房，甚至有的还要养一大家子人。1940年，物价因战争飞涨，苏雪林无法接受房租大幅上涨，于是搬离了“让庐”，住在陕西街一处小山坡上的屋子里。在新家，她不忘苦中作乐，在屋子周围空地上，种起了蚕豆、莴笋、苋菜、萝卜、番茄……从前的荒地经苏雪林之手摇身一变成了长势喜人的菜园。此外，苏雪林还在家里做起了泥水匠、瓦木匠的工作，除了上课，苏雪林把兴趣投入到了“体力活”中。
虽居陋室，苏雪林依然笔耕不辍，仅在1941年，苏雪林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散文集《屠龙集》，一本是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此外，她还潜心研究屈赋。
两年后，苏雪林又搬回“让庐”，但生活依然艰苦，经常和臭虫“开战”。教授们平日里喝水也是个问题，虽然门口就有一口井，但也得出钱向老百姓买水。
武大教授的生活日常在乐山时期武大化学系学生、著名漫画家方成的漫画《教授日记》里大致勾勒出来：清早被孩子吵醒、趁早买菜、上课、快跑回家、生火煮饭、带孩子、偶尔找人谈谈天……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也还算闲适。
但这份宁静在1939年被降落在乐山的炮火打破了。8月19日，日机第一次轰炸乐山，炸死武大师生员工15人，炸伤20多人，学校图书馆资料1000余册被炸毁。“乐山经历了‘8·19大轰炸’，房屋受损严重，几乎没有一间像样的好房子。”任志文说。
杨端六、袁昌英一家的院子就在“8·19大轰炸”中被夷为平地，一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2年，空袭少了，他们一家才搬回城里，住进陕西街的“让庐”，与苏雪林成为邻居。
但并非所有教授都能挨过这8年。住在陕西街22号大院的工学院教授郭霖就在其中。在张在军眼中，郭霖是一个“抗战未捷身先死”的英雄。1937年，郭霖拿出三分之一的积蓄支援抗日，“为满足抗战的需求，还设计压机、活性炭炉，由武大工厂较快地制造出钢盔、防毒面具等供前方抗日战士使用。”张在军写道，“他还为学生开战时课，如舰艇知识、航空工程等，提高大家的有关知识，以积极应对。”但正是因为长期劳累，生活清苦，郭霖积劳成疾，患上了黄疸肝炎和肝硬化病，1942年在乐山病逝。
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
如今，陕西街尽头，曾经“让庐”的旧址，一幢幢电梯公寓拔地而起。历史虽已远去，但抗战时武大师生不忘民族危难、坚守读书人风骨，肩负起潜心学术、抗日救国历史使命的精神，却传承与发扬至今。
张在军对陕西街的兴趣，来源于他读了杨端六之女杨静远所著的《让庐日记》和苏雪林的《浮生九四》。“一开始我没想过要写书，只是对让庐有点好奇。”张在军根据书中文字描述以及照片，找到了位于陕西街尽头的“让庐”的位置。当他右转时，发现了附近有一口井，一个老伯告诉他，那是一口很老的井，为了安全，前两年将其盖住，除此之外，老伯也不知道更多了。“附近的居民也没人知道曾经这里居住过武大的教授。”也已完全找不到武大教授当年向老百姓买水的那口井了。
武汉大学学生在工学院留影
张在军初次造访陕西街时，“让庐”先前的门牌“陕西街49号”已变成“陕西街163号”，但2010年底，当张在军再次去到陕西街时，那里已经被列入棚户区改造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