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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年（1140）间，岳飞北伐大军逼近开封，却日奉“十二道金牌”而被迫班师之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所谓“金牌”，即指创自北宋神宗时期的文书传递制度——金字牌递中附于文书之标志”金字牌”，因此牌为“木牌朱漆黄金字”。
金字牌从创设之日起，一直作为文书传递之最高速度等级，传送自御前发下之急速文字，并沿用到南宋。因其在两宋行政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关联岳飞班师之故事，故屡被学界论及。
1、金字牌递创设原因及背景一般说来，历代官文书传递，均会根据文书之性质而定其传递速度之快慢。普通公文依常程传递，速度一般较慢；重要而紧切之文书，如军期文字和赦书一类，则采用急递传送。其日行速度，或三百里，或四百里，或五百里不等，大概唐、宋、元、明诸朝即是如此，至清代又有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之文书传递。
但无论怎样，如宋代在急递之外又别设一种以特制信牌为标志之传递，其他各代殊未易见。其原因不能不令人思索。
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是所知将文书传递明确划分等级的朝代，而且相关制度在金字牌递设置之前即已确立。
其传递等级即如沈括在记及金字牌递时所云：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
沈括接着记曰：
“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
由此可知，在金字牌递创设之前，北宋之文书传递不仅形成了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而且马递、步递日行速度应慢于急脚递之四百里。
但无论如何，在神宗（1068—1085）熙宁以前，就已设有马递和急脚递，而且马递亦应具备日行五百里之传递能力，正与后来金字牌递速度相同，那么北宋朝廷为何还要专设金字牌递呢？且看有关金字牌递创置起始之记载。
金字牌递之雏形正是在熙宁时出现。
熙宁十年（1077）正月，神宗御批：
“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神宗降下御批，陡立新制，“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考御批所言“安南行营动静”及当时之形势，却是因为对交趾用兵之事。
神宗与王安石统一交趾之谋议当始于熙宁二年（1069）以后，但采取实际行动则从熙宁六年开始。
该年二月，用沈起知桂州，沈到任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餫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悉禁止之”。
结果交趾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冬分三路侵入宋境，“连陷钦、廉二州。廉土丁八十守城，皆驱令负担登舟，已而尽*之。又陷邕州”。
交趾迅猛之攻势和残酷之*戮使宋朝野震惊。宋廷于当年十二月便命知延州赵卨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入内押班李宪副之，并调“秦晋锐兵十万人，发军骑总九将军”，同时调用广西、广东、荆湖、河北等路兵员与物资。
欲将交趾军尽快驱逐出境。熙宁九年二月，宋廷又命郭逵代赵为正使，赵为副，将兵入广西。交趾见宋朝大军至，遂撤兵去。宋军海陆并进，并约占城、真腊两国合击交趾。同年冬，宋军挺进交趾境内，攻取广源州等地，进抵富良江。虽然颇有斩获，最终却使“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无法进兵，又兼交趾愿意遣使奉表，只好班师。总的说来，宋军之反击及神宗、王安石谋取交趾之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熙宁年间，为了满足广西军事需要，终于设置了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急脚递。而这一时间，正是设置安南行营，调集各路兵员和物资发往广西之时。
但是在急脚递设置仅仅一年后，即熙宁十年正月壬子，神宗即下达前揭关于金字牌雏形之御批：
“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
此时正是宋军陷于困境之时。
是急脚递设置不久其传递能力就下降了吗？答案应是否定的。
因为即便是后来正式之金字牌递文书亦是通过急脚递传递的，金字牌递只是一种在文书后别加长牌的特殊传递等级，并非在急脚递之外另设的一种传递系统。
那么，既然急脚递传递能力没有下降，而马递亦有可能执行更快速度之传递，为何还要另设一种快递等级呢？次年的神宗一条手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团。
大概是广西边事亦给地方军政官员造成了很大压力，一有情况，辄以急脚递向朝廷发送，致使难辨缓急，徒生紧张。因此，朝廷便需要一条可靠专达的信息渠道，以了解广西军前每日之动静，前揭“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正是这一需要之产物。
但这一举措却逐渐成为一种定制，至元丰六年（1083）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文书传递等级——金字牌递。
而金字牌递之正式确立，又是因为另一场开边扩土之战——伐夏之役。
元丰四年（1081）七月，神宗不顾孙固等大臣反对，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会陕西、河东五路之师，大举伐夏。
最初，诸路军皆有斩获，特别是王中正、种谔两路军，攻占了通往横山的军事要镇米脂、浮图、吴堡、义河四寨，李宪一路则开拓了兰州和熙河部分地区。但由于西夏军坚壁清野，绝其馈运，又加天气因素，宋军亦损挫甚重。更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导致会师灵州计划*，十一月，高遵裕、刘昌祚两路军在灵州城下遭受惨败。
元丰五年夏，神宗再议伐夏，于八月遣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率蕃汉十余军，八万余人，役夫荷粮者十六万，从延州出发。徐禧不听正确意见，在永乐筑城。西夏大军来争，徐禧又措置不当，结果又导致永乐城惨败。灵州、永乐之败，使宋军损失惨重。
以此形势，应全力应对兰州一方战事，避免多方生事，同时须保障朝廷与前方信息传递之快捷和准确。前揭九月下达给环庆、鄜延两路诏书之内容中：
“兼八月后，本路累以巡防探事为名，遣兵出界，各有斩获，并夺到孳畜。显是不依元降无辄出兵诏旨。虑西人以此为词，仰常诫约缘边城寨兵将等，遵守前诏，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应正是针对这一形势而发。
综上所述可知，金字牌递产生于熙丰时期变法图强、开边扩土之大背景下。表面上看，是讨交趾与伐西夏之军事需要，而实际上却是变法图强之政治理想下，皇权与相权关系合分、竞逐下之产物。
但这一传递等级并没有随神宗之驾崩而废除，而是被继承下来，作为依靠威权来保障速度，实现文书军政绩效之重要手段，一直延用到南宋。
2、金字牌递所传送之“御前文字”金字牌上既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字，则金字牌递传递之文书当以“御前文字”，或者说是自御前发下文字与回覆御前文字为主。那么，所谓“御前文字”都包括哪些种类文书？
检核北宋后期至整个南宋金字牌传递之记载，其传递之“御前文字”无外乎御笔手诏与御札、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三省枢密院札子等。
御笔手诏、御札、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究竟是何种文书，因何而称为“御前文字”？先看御笔手诏。
御笔手诏是皇帝直下文书，属于非常典文书，“御笔手诏”或“手诏”，有的应是皇帝亲笔书写，文字系散文，不套用四六句式。今存之“宋高宗绍兴七年赐岳飞手诏真迹”即是此类诏书。
御札是皇帝签发，用以布告或下达紧要命令之文书，其体严于诏书。
所谓尚书省札子，简称“省札”，乃“自尚书省施行事”文书，“以由拳山所造纸书押，给降下百司、监司、州军去处是也”。“省札”虽是自尚书省行下文书，但并非擅自拟定下达，而是“得旨合下去处”，文书内亦皆有“奉圣旨”之句。
枢密院札子即由枢密院行下文书，但亦非枢密院独自颁行，与省札一样，乃得旨行下。枢密院札子时，内均有“奉圣旨”之句。三省、枢密院札子则为三省、枢密院共同“奉圣旨”或“奉手诏”颁下之文书。
若从“奉圣旨”之角度看，无论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还是三省枢密院札子，都可以理解为来自“御前”之文字。但并非所有上述札子均须由御前金字牌发下，或者可以说，多数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应该都是由进奏院下发，因为“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本来就是进奏院之职能。
检核经由金字牌递发送之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其内容多为事涉紧急之军令、政令、奖谕及重要除命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臣僚奏议中反映出，御笔手诏、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及三省枢密院札子，用金字牌传递时，往往有御宝封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书传递之外，宋代尚有由皇帝赐出并代表皇帝权威提高身份及处理重要事务之金字牌和金字牌旗榜。
3、金字牌递文书传递状况金字牌递为宋代文书传递中最快者，一般由急脚递传送。南宋时，鉴于旧有递铺系统（因隶属于尚书省，称“省铺”或“省递”）遭受破坏，未得快速恢复，乃于军事前沿地区至行在所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与摆铺，“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尽管斥堠递传递速度规定为日行三百三十里，摆铺递为日行三百五十里。
为了保障金字牌递之传递速度，宋廷陆续出台相关奖惩条例。若能保持传递准时无违滞，铺兵和巡辖使臣都会受到一定奖励。如元丰七年即规定：
“诸递铺转送金字朱牌，无迟滞四次者转一资，或赐绢五匹，余每次绢一匹。”
对于造成文书传递违滞者，则予以惩罚，而且对金字牌递违滞者之惩罚更重于普通快递。如对于急脚递和马递：
“违不满时者，笞五十，一时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字牌递是凭借最高威权保障传递速度，从而最为迅捷地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线间之信息联络，以实现中央权力在地方及军事行动中最有效施行之文书传递等级，实行于北宋后期及南宋时期。
其制度保障是其他传递等级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一传递等级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线之间信息联络方面，应该是行之有效的，而且亦发挥出不可替代之作用，不然，不会一经创立，便在相当长时期内行之不改。
从其传递效果看，在设置初期应该是不错的，南宋时期，亦在一定阶段内相对保持良好之状态，特别是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送御前急件数量甚大，在军事行动中发挥出关键作用。
4、十二道金牌背后的故事以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速度计，从临安到洪州三日多便可到达；若依斥堠铺正常传递速度，亦仅需五天；即使以日行二百里之步递传送，亦只需八至九天，完全可以在岳飞发兵前递到。
但事实上，宋廷三月四日之公文，却迟至三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方递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岳飞接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牒”，已晚至四月二日。
而岳飞早在三月十七日已离开洪州，当接到枢密院札子时，早已离开袁州，而抵达荆湖路衡州地界。而从岳飞三月十七日离开洪州看，正月二十九日之省札到达洪州亦定是甚迟的。文书之误期，使宋廷战略意图完全*。
关于岳飞日奉十二道班师诏之说，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岳侯传》，其中载：
“时侯屯军于颍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令诸路军马并回师。”
并未言及“金牌”或“金字牌”。由此知岳飞所奉十二道班师诏即是十二道由金字牌递传下之班师诏书。
考岳飞绍兴十年七月所上《赴行在札子》中“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之言，知岳飞确实曾奉金字牌递御笔诏书而班师，只是收到“十二道”之多让人疑惑不解。
考宋人之记载，一日收到多道金字牌递文书并非绝无仅有，而朝廷一日发下多道金字牌更不稀见。如前揭李曾伯《辞免资政》，即有“照对臣闰六月二十一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内侍省皮匣御宝实封降下尚书省札子”之言。
由此可知，无论是岳飞一日收到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诏书，还是宋高宗一日发出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诏书，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无法否定其真实性。当然，宋高宗之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亦未必是同一日发下，亦不一定是每一时辰发出一道。
那么，宋高宗既要岳飞班师，以最高权威之御笔手诏，一道即可，为何需要发下十几道呢？因史载之缺乏，我们无法窥其具体动机，但可以推知高宗令岳飞班师决心之大是无以复加的。但即便如此，考虑岳飞有可能抗旨不遵，亦不至于发上十几道，其中必有隐情。
如果考虑此前朝廷与岳飞军前之金字牌递多有迟滞之事实，或可略作揣度，大概是宋高宗对当时邮传实在没有信心，为达到必令岳飞班师之目的，而担心邮传违滞，故不惜连发十几道金字牌，以防止万一。但这十几道金字牌，若是同一日发出，则不免太具戏剧性。
若如此，十几道金字牌虽未必是按纸上规定时日递达，却都未有太多违滞。假如能再耽误三至五日，岳家军打下开封，亦未可知。因当时金字牌递快慢无常，非同一日发出，而同一日到达，亦有其可能。
岳飞日奉“十二道金牌”之故事，正是发生于这一背景下。南宋时金字牌递及整个文书传递状况，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政治面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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