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新舟机场停机坪（左上方远处疑为“斗牛城”遗址）
早年在参与《新舟镇志》编撰收集资料时，就听说新舟在历史上曾有座规模较大的“斗牛城”，其遗址就在今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金钟村联合村民组。笔者也曾多次听到过新舟地历史文化爱好者讲过此事，也曾多次到“斗牛城”遗址及周边开展过走访。当地老人言之凿凿，并热情带着我们到实地踏勘。但遗址及周边已经没有任何痕迹可寻了，核心区域已经作为机场驻军部队的军事管控区，外人不得进入了。笔者也查阅《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遵义县志》等相关地方志书，发现并无新舟“斗牛城”相关资料记载。“斗牛城”，是否真的在新舟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
《新舟镇志》在交代新舟地名成因时，特意交代“新舟集镇处于山间坝子之上，而这个坝子又形如舟，加之经常遭火灾，因此得名火烧舟，解放后才更名为新舟”。《新舟镇志》记述：从唐朝初年至明成化年间，新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官城。官城，初为唐三抚相公旧城，位于今新舟集镇以东约500米处，在今新舟村七一村民组境内。从东至西约500米，从南至北约800米。在明成化年间，为播州第24代宣慰使杨辉之子杨友的官庄。还详细记述了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发生在新舟坝子上那场杨爱与杨友的播州土司“嫡庶袭位”之争战，“死者万余，官城毁”，“昔日辉煌城廓，今成沃土良田。至今土中仍有瓦砾残片”，此段史实，在《遵义府志》中亦有详细的叙述。这说明，新舟“官城”在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是客观存在的。
唐三抚相公谓谁，无史料可考，疑为初唐时遵义地一较大部落首领，相传曾将蛮王（当地土著民族首领）围困于今绥阳县宽阔镇底坝村“蛮王洞”，直至最后将其剿灭。杨端入播后，再无唐三抚相公记录，疑应为杨氏土司所灭。但这已经足以说明，新舟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人口聚居，并已初建城郭。
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对隋唐杨端入播前播州旧治所在地作过推断，“疑在唐时绥阳县治附近”，新舟距绥阳不远，因此近代有许多学者怀疑新舟即为初唐时播州旧治。杨氏入主播州到杨实的儿子杨昭继位时，杨昭的两个弟弟杨先、杨蚁各拥强兵，杨昭居播州，杨先占白锦东遵义军号下州，杨蚁据白锦南近邑号扬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割据之势。播州的“白锦”，近代学者多认为是“白锦堡”，争议在今深溪或南白镇。不管是在今深溪还是南白镇，“近邑扬州”所在地都好推断，即今天的遵义城或远一点的团溪、尚稽一带。而白锦东的“下州”，据有限史料可推测出发展较早的旧治，就只有新舟一带。虽然杨蚁的扬州、杨先的下州后来先后被灭，播州终实现统一。但下州作为屯兵之城，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杨先是不可能在荒芜之地建城的。因此，新舟即为唐末宋初的“下州”，不是不可能的。况且，明成代年间被毁的杨友“官城”，规模如此之大，没有一定的年代打基础，是不可能具有如此大规模的。
杨端入播前，境内土著居民基本处于打渔捕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状态。杨氏入播后，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牛用于耕田的主要功能才得以真正体现。杨氏要发展，就必须要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流融合，最终实现思想的统一。而当地土著居民敬畏的牛，就成了最直接的交流融合载体。比一比当地的牛和外来的牛格斗本事，是从精神上征服当地土著居民最简单的方法。于是，斗牛之活动应运而生。既然要斗牛，就得有专门的斗牛场所，于是“斗牛城”便应运而生了。
现新舟集镇去郑场途经的那个坝子，叫接力坝，属新舟镇群乐村。据当地人讲，接力坝原来叫“接牛坝”，说斗牛比赛前，四面八方来斗牛城参加格斗比赛的牛，都在这个坝子上“办手续”，作交接。从接力坝到斗牛城遗址，约有3公里，要穿过现在的新舟集镇，可见当时斗牛城规模之大。同时，这样一个大型的比赛，必须要有一个传递号令的工具，古人却没有现代人广播、发令枪之类的工具，于是便用青铜铸一口大钟悬于发令台上，以敲钟为号令。于是才有“金钟”（村名，属新舟镇，斗牛城遗址所在村）的地名留存于世。
综上所述，新舟的斗牛城，大约应该兴起于杨端入播的唐乾符时期，兴盛于明成化时期。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杨爱杨友“嫡庶袭位”之战后，当地人口减少，外来人口始入，斗牛习俗渐退。平播战争之后，大量汉族人口迁入，当地土著居民渐次迁走或被“汉化”，当地斗牛习俗消失，斗牛城破败，渐变成了良田或民寨。
以上所述，是笔者在参照少量史料基础上的主观推测，纯属主观臆断，旨在为史学研究专家学者们提供研究思路参考，读者只当饭余茶后之闲谈，不必轻信。
“斗牛城”遗址上的民居（埃河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