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玛丽安·麦克纳 著
出版：中信出版·鹦鹉螺
污染的代价（六）
沙门氏菌可以藏匿在鸡肉产品中的证据，让福斯特农场不得不采取行动。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投资7 500 万美元改善了鸡舍的环境，20 并升级了肉品加工流水线和微生物检测流程。2014 年年底，福斯特农场做出保证，在他们检测的肉品样本中，沙门氏菌检出率不超过5%。21 疫情暴发之后，农业部也出台了新规，要求鸡肉产品中的沙门氏菌检出率不得高于15%。福斯特农场将沙门氏菌检出率降至农业部的限定标准之下，这一努力让他们从疫情的源头华丽变身为业界典范。
但是，沙门氏菌仍未得到与致病性大肠杆菌同等的“零容忍”对待， 农业部没有将其检出率限定为0。这意味着，政府依然让消费者暴露在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之下。
到2014 年8 月，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有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了。几个政府部门都认定疫情结束了，但患者的状况并不乐观。后遗症折磨了席勒好几个月。“感染沙门氏菌之前，我几乎没进过医院，除了有一次我把自己割伤了，去缝过一次针。”2016 年2 月，席勒向我讲述道，“但从那次感染起，我都成医院的老熟人了。”在预后恢复过程中，席勒成了“次生疫情”患者中的一员，也就是因为食源性疾病而受到终生影响的人。
次生疫情是隐形的，在美国很难侦测。美国的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面向的是“真正”染病的患者。跟踪这些人在预后是否还有 症状出现， 需要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保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联系。不管是联邦政府的疾病监测系统还是地方政府存档的居民健康档案，在设计时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医疗体系是单一支付的， 患者的诊疗记录会流向集中管理的档案库，这样医疗机构就有条件发现以前在同一次疫情中染病的患者多年之后又显现出相似症状的现象。
2008 年瑞典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个现象：感染过沙门氏菌、弯曲菌和另一种食源性病原微生物—耶尔森菌的患者，比未感染过的正常人罹患主动脉瘤、溃疡性结肠炎或反应性关节炎（某些特定部位感染引起的关节炎，并非由年龄增长或使用过度所致）的概率更高。2010 年， 澳大利亚西部的科学家发现，患过食源性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因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住院治疗的概率，比出生在同一地区、未患过食源性疾病的同龄人高50%。23 2005 年，沙门氏菌感染疫情在西班牙暴发，24 5 年之后患者中有2/3 的人出现了肌肉和关节方面的问题，发病概率是生活在同一地区但未感染过沙门氏菌的居民的将近三倍。
这些研究都是回顾性的，给人们留下了质疑其结论的余地。这些研究中的患者，从他们患上食源性疾病到研究人员找到他们，其间也许出现过别的什么问题。但加拿大的另一项研究将这种关联性呈现得无懈可击，研究人员在疫情暴发的第一时间就锁定了患者，并在随后的多年时间里一直对其进行跟踪观察。
这项研究源于一座小镇的一次疫情。2000 年5 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沃克顿市的一个农业小镇上，几场大雨把奶牛养殖场里的牛粪冲进了地下含水层，居民的饮用水源因此被弯曲菌和大肠杆菌O157:H7 菌株污染了，后者就是引发玩偶匣快餐店疫情的那种能分泌毒素的大肠杆菌。将近半数的居民（2300 多人）被感染，出现发热和腹泻症状。2002 年， 安大略省政府要求研究人员追踪患者的预后生活情况。25 2010 年，他们发表了研究报告。结果表明，在这次疫情中发生弯曲菌或大肠杆菌急性感染的患者，患高血压的概率比一般人高33%，患心脏病或脑卒中的概率比一般人高210%，患肾脏疾病并有可能需要接受透析治疗或肾移植的概率比一般人高340%。
席勒的亲身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感染治好后，他的右膝患上了关节炎，而且他经常感到浑身乏力，消化系统也遭到了损害。感染沙门氏菌三个月后，他又患了憩室炎（粪便堵塞了他大肠壁上的薄弱点，导致了炎症）。2014 年12 月，感染沙门氏菌一年多后，席勒做手术切除了一段肠道。2015 年，因为瘢痕组织把他的肠子粘在了一起，他又经历了5 次痛苦的肠梗阻发作。“每次我去看急诊，就得住个三五天院。”席勒说。
2016 年1 月，席勒突发腹痛，就诊时医生发现他结肠上的一个薄弱点已经破裂，正在将粪便泄漏到腹腔中，于是紧急给他做了手术。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腹部的刀口被缝了21 针，医生还在他的腹壁上装了一个结肠造瘘袋，用于将粪便导出体外。
手术康复后，席勒聘请了一名律师比尔·马勒。在为食源性疾病的受害者进行辩护方面，马勒在美国算是首屈一指，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为玩偶匣快餐店疫情的受害儿童做辩护。马勒帮席勒赢得了福斯特农场的一纸和解协议，虽然赔偿金不高，但足够支付席勒的医疗费和误工费了。然而，那场病把他的生活搅了个天翻地覆，这是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感染沙门氏菌后，我的生活就只剩下一连串的问题了。”席勒告诉我， “这让我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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