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伟：长沙岁月与城市的诗意（三打哈棋牌）

文丨棋禅一味

同是生在长沙、长在长沙，如果说韩少功一辈子都在诉说关于“马桥”、关于土地与自然的故事，何立伟反过来，他所生活的城市——长沙，永远成了他的故事的主角。何立伟出生、成长、工作在长沙，除了中间短暂的去其它城市闯荡过几年，他一直跟长沙厮守在一起，长沙早已融进了他的日常生活、思想与情感中，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何立伟喜欢长沙，习惯了长沙，他笔下的长沙，也就既多姿多彩又十分的家常、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一种城市的日常生活的诗意。

一

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大型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通过一个人、一个作家去再现一座城市，比如刘心武之于北京，孙甘露之于上海，方方之于武汉，张贤亮之于银川。拍《长沙岁月》时，节目组找到了何立伟。这算找对人了。文学“湘军”中，长沙人不少，写长沙的作品也很多。但要论与长沙的亲密、日常、随性的程度，恐怕非何立伟莫属。

在我的回忆中，最多的是古城长沙的人与事。我想我会用一支笔来好好记录这些人与事，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记录它的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波澜。

在纪录片的开篇，何立伟如此说。他说：“我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城市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１９５４年出生在长沙的何立伟，他人生的所有记忆，似都与长沙有关。在浏正街念小学，在长沙一中念中学，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大学念大学，每一段，都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

长沙曾经有过许多古老的街巷，也有许多好听的街名，如“西园北里”“一步两搭桥”“平地一声雷”“水月林”“落星田”“赐闲湖”“定王台”“倒脱靴”等等。何立伟小时候经常去天心阁玩耍，因为他有一个姑妈就住在天心阁城楼下的谢家塘，姑妈做的红烧肉令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我们家住在藩后街，从藩后街到谢家塘，要经过东庆街、藩正街、柑子园、马王街、织机街、县正街、高正街，一路上可以见到现在长沙再也难见着了的补锅店、箍桶店、铁匠铺、染布坊还有炒货店和叮叮当当的白铁冷作坊。当然，最吸引我的是一路之上好几家摆满了小人书的租书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这样一类的连环画，我就是在这些小小租书店的木板矮凳上一分钱读一本那么读完的。读得我脑子里成天晃动着穿铠甲骑快马舞流星锤或挺丈八蛇矛的人影。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和厕所的墙上不时地画着我心目中的英雄豪杰。我到现在都不能设想，一个少年的心中不装满英雄豪杰，他的少年时代会有什么色彩和惊奇。

一个拥有这样的记忆的少年，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就会永远是亲切的，因为那些青石板的街面，留下过少年们的许多的欢歌同笑语。

１９６７年，何立伟收住无法无天的嬉乐玩闹，进入了长沙市一中。这是一所充满了历史气息的学校，１９１２年创办，是湖南第一所省立中学，当年*曾在此就读。而当过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著名音乐家谭盾，也曾在此留下他们学习的足迹。

不过，当年的何立伟，对母校的光荣校史可能并没有多少感触。父母下放到湘粤交界的宜章山区，一个人住校寄宿生活的寂寞，寂寞中的人与事，才是最让他念念不忘的：

星期天，寝室里的同学都各自回到郊外或是附近农村的家了，学校的食堂不开伙，我形单影只，无家可归，沿着清水塘的小街横横竖竖地走，吹着排遣内心孤单的口哨。那时我的中饭和晚饭就是在街头的一个小饭铺里对付的。是两毛钱一份的经济餐：一小碟黄瓜丁，一小碟辣椒炒肉，一小碗酸菜豆腐汤。但即使是这样的经济餐，对一个多少有些流浪感觉的少年来说已经是足够奢侈的享受了。何况那位掌勺的胖胖的大师傅，总是笑眯眯地给我多勺些菜，让我朦朦胧胧感受到了饭菜滋味以外的人生温暖情怀的滋味。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总是对胖胖的人怀有莫名的好感。

除了胖胖的大师傅，除了姑妈，最让何立伟怀念的，就是他外婆了。在何立伟的记忆里，外婆是长沙的街道妇女中做坛子菜的真正的高手。在他的味觉里，长白山下朝鲜族人的泡菜，嘉陵江畔四川人的泡菜，统统没有外婆做的坛子菜好吃。她做的剁辣椒，即使放上一年，拿出来吃还是脆的，既不变腐，亦不变酸。还有外婆酿的甜酒，特别的香，也特别的醇。在甜酒里放几枚红枣、几粒干桂圆或是干荔枝，炭火里熬上一小会，把搅碎的鸡蛋冲进去，然后分在碗里大家热滚滚地吃。“一种渊源有自而又香醇滚烫的亲情暖意，被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所分享，形成了长沙人冬夜里的一种暖融融的民俗风情”。而每回吃甜酒时吐了红枣骨头，外婆都要拾起来，扔到炭火里，满屋子便有了一种很奇怪的香味。

何立伟感叹：在长沙，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外婆呢？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因外婆而带来的有香味的日子和有香味的记忆呢？

拥有这样的飘香的记忆，日后，当他要用笔来重拾记忆，来书写这个城市，他的笔下，自然也就会充满了温情的诗意。

二

许多年后，何立伟站在天心古阁的城楼上，在摄像机镜头前，极目送远：

你会觉得长沙的景观真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山、水、洲、城。这样的概括我好像是听别人说起的。但我认同此说。这么些年来，我也算是跑了大半个中国了，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一座城市像长沙这样，绕着“城”的，有“山”，有“水”，而且还有“洲”。这样的自然格局昭示了我一种舒展、自由、随意的人文性格取向。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字，就附着在这样一种山水洲城的格局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是适得其所了。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难得的是那种心息相通、相得益彰的感觉。何立伟说到，十多年前，曾有一位年轻的摄影家，为了搜集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出一本名叫《我们这一代》的相册，从深圳跑来找他，在他家里，拍了大半卷胶片，但始终没找到感觉：

他对我说，他读过我的一些作品，总觉得我应当生活在古朴的小街小巷里，而不应当生活在现代鸽子笼一般的水泥楼房中。他让我带着他在长沙的旧街老巷里游走，最后，他在望麓园的一幢青砖黑瓦的旧院子门前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找到感觉了。他的感觉就是，某个人，应当和某种生活氛围融为一体。作为一个长沙的本土作家，他身上应当浸透长沙古铜色的生活底蕴和气味。他是这样理解了我，也是这样理解了长沙。他在长沙的某个地方看见了我，也在我身上某个地方看见了长沙。

而当何立伟日后用笔来书写长沙，我们也就既在他的笔下看到了长沙，也在长沙的背影里看到了何立伟。

１９８４年，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白色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立伟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他的外婆。外婆遭逢厄运，带着“白皙少年”到乡下来了。“白皙少年”是外婆带大的：“童年浪漫如月船，泊在了外婆的臂湾里。臂湾宁静又温暖”。外婆要乡下了，少年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天中午，外婆意外地不强迫他睡午觉，让他跟乡下的一个“黝黑”的少年到河边玩，“没断黑不要回来”。在河边，他们采马齿苋，划水。当他们划水到对岸：

在那边，白皙的少年看见了两只水鸟。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而且自由自在。

……

那鸟恩恩爱爱，在浅水里照自己影子。而且交喙，而且相互的摩擦着长长的颈子。便同这天同这水，同这汪汪一片静静的绿，浑然的简直如一画图了。

在这静美的图画中，却忽然传来了锣声，哐哐哐哐，“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从那绿汪汪里，雪白地滑起来，悠悠然远逝了。

一段不幸的岁月，却仅是个背景。让人难忘的是那一汪水、那白色鸟、那一白一黑两个少年……诗与现实，构成了一种映衬。何立伟说这是怀念他外婆的一部作品，其实也有着一份长沙的记忆。那水，首先使我们想到湘江。湘水长长，湘水亲亲，串起无数的岁月。何立伟在《长沙岁月》中说：

如果有人问“山水洲城”里什么与我的生命联系最为密切，我会告诉他：水。

关于这条河水，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我在许多文字里都写到她。在《白色鸟》、在《苍狗》、在《老何的女人》等作品里，都情不自禁地写到过她。我的文字就像是我的手，轻轻抚摸着我脑子里头的那条湘江河。我把她写得尽量地美，是因为她不只是流淌在我们城市的河床上，她还流淌在我的悠长的生命回忆里。只有回忆，才能把许多的事物沉淀净化，让它呈现出最精致最玲珑的轮廓来。

三

何立伟的散文集《亲爱的日子》，有一“作家简介”：

何立伟，生于１９５４年，长沙人，亦将终老长沙。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又还涂鸦文人漫画。性喜悠游，随意日常，将生命安顿在这这那那的兴趣中，自得其乐。出版小说、散文、漫画集二十余种，得各种奖励亦二十余种。心气甚高，才力甚薄，徒呼奈何。然既踏上文学这条路，无他，唯有走到黑。

我猜这是何立伟的夫子自道。他说自己“性喜悠游，随意日常，将生命安顿在这这那那的兴趣中，自得其乐”。所以他写诗、散文、小说，还画漫画。散文、小说的好不用说，他的漫画，寥寥几笔，极简单随意的样子，却很有情趣，特别是配以诙谐、别致的文字。这些“涂鸦”被称为“文人漫画”，极受读者喜爱。台湾、大陆的报纸，都有他的漫画专栏，后又结集出了不少本漫画集，《何立伟漫画与戏语》《失眠的星光》《情文情画》等。他不仅写写画画，还不时下“海”去看看外面的风景。１９８６年，曾到属于长沙的浏阳大围山乡挂职副乡长。１９９７年，则挂上了长沙友谊商业集团副总经理的头衔。这两次都算是官方安排的作家“体验生活”。而１９９３年，正是海南建省、开发热火朝天之时，在做生意的朋友的邀请下，去海南办广告公司，则应该是他自己的主动地选择了。他在名为《海南》的文章中，称他们做的售楼广告，在《海南日报》《海口晚报》刊出时，那邀请他们来朋友看了蛮高兴，说你们一出手，提升了海南房地产广告的文化水平。１９９８年，他又在上海，后到北京，办《环球企业家》杂志。一个财经杂志，被他们弄得风生水起，颇为风光了一阵子。

不过，何立伟做这一切，都带有玩票的性质。在海南、上海、北京，短暂栖息，但永远都不过是一个过客。生活在别处，归去来兮，让人念兹在兹的还是故乡。何立伟说：“一条鱼，不管能游多么远，最终会选择一口塘来栖身。我想，无论我的生活半径有多大，我的圆心始终仍是我的故土长沙。我相信，像我这样的长沙人，必定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长沙人的过于念旧，往往首先跟他们的口舌之欲有关。在何立伟看来，一个长沙人，在吃的口味上是极其顽固不化的。即使走遍天涯海角，到头来他还是会思念一小碟剁辣椒，思念几片臭豆腐干，思念肥肥的熏腊肉、金黄的火焙鱼……何立伟说到一件事：

２０００年，我在北京办一份刊物，每到星期天，一觉醒来，我就会按捺不住，邀了同是长沙人的同事开车出去寻湘菜馆，最大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米粉。不过汤一定要是骨头熬的，粉一定要是手工切的，而且一定一定，还要佐上一小碟亲爱的剁辣椒！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呵！

从这样的生活细节上考察，你不难看出长沙人的某种性格特征：朝好处说是坚守，朝坏处说是固执。

正是这种口味的顽固不化，使何立伟觉得，走遍天涯海角，都不如我的长沙。长沙的市井文化中，有一种最核心的元素叫“快乐”，吃点喝点，玩玩小麻将，打打三打哈，及时行乐，快乐大本营，死了都要“乐”……何立伟在其中如鱼得水，优哉游哉！

在何立伟的漫画中，有一幅，有一个人在地上翻筋斗，题字是：“翻个筋斗也好玩，做不成天上的孙悟空，做做地上的也无妨，反正自由快乐是一样的”

还有一幅名为《钓鱼归来》：“整个的周末，大太阳的天，哪怕只钓了一条小小的鲫鱼，也是钓了大大的快活呢！”

有了这样一种心态，生活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如果说在韩少功身上，更多的是心忧天下、铁肩担道义的一份担当，还有隐约闪现的一份出世的情怀。这两者都使他与世俗的长沙有些格格不入。在何立伟，长沙就是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何立伟曾说：“作为一位在长沙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土著’市民，我相信我的幸福感来自我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来自亲人、朋友和同事，来自左右逢源的生活细节，来自长沙本土的市井生活形态。我以为最重要的快乐源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

这是一种“粗壮”的幸福感，也是无处不在的快乐，他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的诗意。何立伟有一篇小文《蛋炒饭》，说长沙人好吃、会吃，市井人家，也就家家都做得来喷香的家常饭菜。而他自己不大会做饭菜，只一样手艺，就是蛋炒饭。可就是这极普通的蛋炒饭，也成了他的招牌：

有朋友来我家玩牌，堂客又不在家，我招待他们的只有蛋炒饭。我的蛋炒饭有独门秘籍，就是放腐乳汤，放切碎的香肠，然后葱花，然后胡椒粉，然后麻油酱油，再然后是一盆酸菜汤（当然放极多辣椒），一碟拌了麻油同味精的辣椒萝卜或紫芽姜。吃蛋炒饭，必要备后两者，那如同念佛人呢呢喃喃又配了木鱼，是恰到了妙处。

有段时间我家里常来牌客，我堂客便有意见，说我玩物丧志。我答道：你以为他们是来玩牌的哦，他们是来吃我的蛋炒饭的咧！

一碗蛋炒饭都让人如此恋恋、自得，长沙人的快乐、自满自足的德性，真是没办法的事情。长沙人的吃里面，还有最重要的一味，就是辣。这难免让长沙人的性格里，也带有了辣味。何立伟说，湖南人吃得辣便有辣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上海坐出租车，是从虹桥机场到漕宝路，司机嫌路途近，不满意，一路开车一路嘀嘀咕咕。上海话软语聒耳，他又听不懂，不耐烦之下，一拍膝盖道：哎，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你咕咕哝哝做什么？

还有一次，在长白山参加一个笔会，宴席上，在座的几个湖南作家都不能喝酒，一位安徽女作家对着其中一位湖南作家说：还一脸的胡子，简直性别待定。之后又嘟哝一句：还是湖南人。何立伟平时从不喝酒，一听，立马站了起来：放马过来，我们见个高低。那晚不知喝了多少酒，反正等女作家先倒下，他自己也瘫到桌下去了。

何立伟说：那晚吐得胆汁都要出来了。但以后碰到类似的事，他还是会挺身而出，不就拼将一醉嘛！

在何立伟看来，凡一地人，吃一地饭菜，便长一地性格，这是没得办法的。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在何立伟身上，我们确实时时刻刻看到的就是长沙的影子，反之亦然。何立伟坦言，长沙的许多地方，留下的不光是长沙的历史，也是他自己的历史，生命个体的历史。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丈楚”斋，何立伟解释：这个词几乎是突然蹦到我脑海里来的，我也说不甚明白，也许我是觉得湘楚之地，先贤毕集，文化深广，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以学为尺，要好好来丈量一把的吧！

而当他在长沙的山、水、洲、城中一步步丈量开去，他也就不断地发现了长沙风景、习俗和日常生活的诗意。何立伟说：“长沙四季不仅风景美，人情风俗也非常美：春之美，百花齐放，桃红柳绿，长沙人采蕨，做椿煎蛋；夏之美，大街小巷文艺演出到处是，长沙市民躺在竹铺上乘凉、讲故事；秋之美，上岳麓山看红叶、赏菊；冬之美，长沙雪景多漂亮，人们熏腊肉，讲究进补，等等。这些市井文化五彩缤纷，我们文艺工作者用诗、用文、用书法、用美术来展示长沙的美景、长沙人的生活形态，描画长沙的四季魅力，美的景色与美的文化相得益彰！”何立伟曾在岳麓山下读书，后来，这里也成了他经常流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