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体现了现代人瞭望现实时内心的各种问题。”
文丨朱丽琨
编辑丨钱杨
在一百年前是青岛德意志帝国邮局的地方，译者姜乙和一些读者聚集在这里讨论一位百年前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讨论在这栋全木质结构的塔楼里进行着，听众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他们坐在高耸的尖顶形成的空间之下，穿着 T 恤衫、牛仔裤，染多彩的头发，投入地聆听。黑塞生于 1877 年，但这次讨论的主题却是 “我们的同时代人”。
“他永远能找到他的读者，读者也永远能在他 100 年前写的书里找到我们当代的生活。” 姜乙说。
黑塞的生活和内心都充满冲突。他经历过三次大的心理危机。“他十几岁就不想活。一战之后他又不想活。50 岁的时候，也就是一战和二战之间他还是不想活。”
他少年时对抗父权、教育、传统信仰。他渴望亲密和理解，有过三段婚姻，却也担心家庭生活侵蚀精神的独立性。他反对战争，却不愿高呼反战的 “主义”，结果是遭到两方阵营的抨击。黑塞在两次世界大战分割开的新旧欧洲文明中，不停回望熟悉的古典时代，带着质疑投身现代生活。
“技术在不断革新，我们的生活方式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但人本身从来没有变过，人性没有像技术一样得到进化，我们的善恶从来没有改变。” 姜乙说，“所以一代一代人总能从黑塞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灵魂的影子。”
多年前姜乙曾去印度旅行，途中读到德语版《悉达多》。她在恒河边多次看到的苦行僧和悉达多一样，放弃原本的生活去修行。在一个精油商人家中，在那座圆形建筑一层的正中，她看见一头牛，周身洁白如雪。阳光穿过透明的玻璃屋顶照在它身上，极其神圣。
所见所闻让她对印度着了迷，因此后来有机会翻译《悉达多》时，她就答应了。那次旅行中获得的身临其境的体验，了解到的修行者的往生观，对精神和肉体的看法等等，对她的翻译有不少帮助。
“译者对作家的情感比较复杂，某种程度上，翻译一本书的过程是跟作家进行的一场非同寻常的交流的过程。这种丰富的感受很难用几个词来形容。”
她在业余时间用一年多翻译完这部五万多字的书，大量的时间用来一遍遍诵读、统稿。姜乙的译本上市将近七年，加印 48 次。喜欢这个版本的读者认为姜乙呈现了一个最好的译本，“如歌如诗”“流光溢彩”。姜乙并非德语专业出身，她本科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的歌剧演唱专业，后留学德国。也许是因为她有声乐专业的学习背景，也许因为自己的时间里她也写诗，她翻译的语言尤其流畅、富有音乐性。
“文字上，我比较在意整体的统一性。” 她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的完整性以及情感和节奏的持续和连贯。就像唱歌，换气且一气呵成。” 她体会到《悉达多》语言的音乐性，认为翻译也如同歌唱，节奏在变化，气息从不间断，这才能让读者有 “阅读的快意”。她有时直译，有时意译，有时断句，有时保持长句的张力和紧张度。
“黑塞的语言简洁而富有暗示性，一方面是基于他对语言节奏的音乐规律的了解，一方面是他巧妙地击中了句子中聚集在一个词或两个词之间的震动处的精灵。黑塞的语言接近于音乐的本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作曲家受到启发，将黑塞的诗谱成歌。有些诗歌甚至被不同的作曲家配乐十几次。”
姜乙对宗教主题有敬畏感，在探索黑塞语言风格的同时也查了很多的佛教资料。她注重语言。她总在斟酌哪些字词更准确。黑塞把少年悉达多比作 “隼（Falke）”，她研究 “鹰” 与 “隼” 的区别，前者有一部分凌厉的气质，后者才更贴切地形容轻盈、迅捷且年轻聪明的状态。她将其翻译为 “鹰隼” 而不是 “雄鹰” 或 “猛禽”。
一些读者说姜乙美化了黑塞的语言，她回应说：“怎么可能呢，我也没有义务美化它，作为译者，美也不是我的追求。”
《悉达多》，[德] 赫尔曼·黑塞 著，姜乙 译，果麦文化 2017 年 1 月版。
当被澎湃新闻的记者问及，有十几位译者先后翻译过黑塞的作品，她翻译时是否受其影响，是否存在过所谓 “影响的焦虑” 时，姜乙的回答很简单：“翻译对我来说是件个人的事。类似于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搭积木，一个人做数独。我还相对是个新手，还对翻译充满好奇和冲动，还没有幸成为 ‘翻译界’ 的一员，至少我自己认为我没什么资格，所以对这种 ‘焦虑’ 不是特别熟悉。坦白说，我没有这种焦虑。”
“在世界范围的流行方面，黑塞是德语作家中的例外。” 姜乙说，德语本身迂回曲折，思辨性强。德语的特征反映在德语文学中，就是重视精神性，轻视情节展开，对一些读者来说缺乏吸引力，不能像英美文学那样流行，但另一方面，它又深深地吸引着一部分读者。
黑塞的语言是例外的，充满了隐喻，非常简练，综合了东方的神秘和德语文学自身的庄严，“一种直接、有力和表现力的结合”。《悉达多》写的是印度，但他从未到过印度，在这样一本小说里融合了老子的《道德经》、印度教、佛教等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这让他也拥有了大量来自东方的读者。
赫尔曼·黑塞博物馆内，Freigut 摄，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黑塞的例外还不止于此。一百年来，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发行了一亿两千五百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作品被翻译次数在德国作家中仅次于格林兄弟和马克思。他不但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确认，还持续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黑塞热” 在欧美和日本已经持续数十年。“他作品中的动机和主题引起反传统文化的年轻读者的强烈共鸣：避世，远东的精神性，反叛庸众和呼唤个性。当然，这种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建立在对其作品广泛的解读上，尽管这些解读并非完全符合作者的意图，却反映了时代的基调和气氛。”
1960 年代后期，黑塞成为美国年轻人的文学偶像。嬉皮士们把他的长篇小说《荒原狼》推崇为反主流文化的圣经。“狼潮” 传回德国，这部小说成了德国青年人必读的书。
姜乙接受采访说，黑塞作为德语作家在美国独一无二的成功故事，是典型的时代现象，这也将黑塞坚定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中。不过德国评论界评价，黑塞是个有点守旧的小说家，是位 19 世纪的内向性诗人，一个不错的青年读物作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在美国被反越战人士和拒绝服兵役者吹捧，不过是 “嗜酒成性的美国人的奇想”。
文学评论家的黑塞不是读者的黑塞，在文学世界，事情常常如此。评论界的轻视无法影响迄今世界各地读者喜爱黑塞。
黑塞一生中写了 40 多部作品、5 卷书评。他还惊人地写了超过 4 万封信，其中大部分在回复陌生的读者。
一位日本青年给黑塞写信：“我越是读它们（黑塞的作品），越发现自己在这些书中。现在我相信最了解我的人在瑞士，他总在注视着我。” 这青年的心声不是例外。每个敏感善思的年轻人都可以在黑塞作品中找到自己。
翻译完成之后，姜乙旅行至瑞士蒙塔尼奥拉，到访黑塞住了四十三年的瑞士居所，走他散步的路线，看着他的画作、眼镜、雪茄盒。她对作家留下的痕迹感到亲切。
坐在黑塞博物馆内的银幕前，作家近在咫尺，他穿着西装，身影消瘦，步态蹒跚，挎着篮子，在他房前的花园里照看植物。步入晚年的黑塞越来越痴迷于当一个好园丁——这在他看来近乎神圣。他在花园烧土筛灰，火焰在他眼中是 “万物重新转化为一体” 的隐喻。
“在蒙塔尼奥拉，我度过了悲欣交集的难忘的一天。” 姜乙在《德米安》译后记中写道。黑塞近在咫尺，在银幕上平静地微笑着看着一百年后的年轻人。
“鸟奋争出壳。蛋就是世界。谁若要诞生，就必须毁掉世界。”
姜乙：黑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不是 “生来自由” 的，而是附着于一种特定的、属于原初自我的存在之中，他的行为就是要赋予这种存在一种具体形象。比如我们生下来附着着一个蛋壳，人要冲破这个壳。冲破之后，我们立即受到来自教育和权力的压迫，人就成为了一个永恒的反叛者。在这个反叛的过程中，他需要不停地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反思和审视自己，最后走上一条整合自己的道路。一个人他整合了自己，他就回到了源头，找到真正的自我，甚至达到超越自己的状态。
黑塞教导我们如何建立一种真实可靠、无法被意识形态学家剥夺的与源头的联系，那就是：忠于自己。
黑塞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他以后成为一名牧师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传承他家里的衣钵。在他家人看来这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黑塞认为他是一切强权和一切控制的受害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反叛者。黑塞的抗议和反叛不是源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世界观，而是对其他世界观的不信任，他针对的是所有的规章，针对的是所有被宣称有约束力的、迫使人们不得不偏离自身发展道路的 “真理”。在这个意义上，他永远血气方刚，永远是年轻人，年轻人的朋友，反叛者的朋友。他一生都在反抗来自父母、来自教育、来自整个社会生活、来自政治的各种各样的束缚。
不是说他的父母是不慈爱的，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非常暴躁。他从家里给他安排的这条道路里跑出来了……后来他成为一名书店的学徒，开始写诗，也读了好多书。他说他在 16 岁到 20 岁之间读完了世界上一半的文学作品。
黑塞是一个能感受到 “世界之苦”（Weltschmerz）的人。但这个词要翻译成 “人间痛苦” 又太单一了。“苦” 不仅是痛苦，也有怜悯、悲悯、疼惜和同情的意思。
他终于在文学中找到了他精神的出口。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多思的人。他所走的这条路，注定他很可能成为一位跨越时代的作家，因为他的眼睛永远是向内的。他愿意透过表象世界，不仅去观察别人的内心，也望向自己的内心。所以他作品里的人都是他灵魂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灵魂的影子。
“我可以直接向您要一把左轮手枪……我本该在 6 月就死了的。” 少年黑塞给父亲写信。他叫父亲 “尊敬的先生”，称自己是父母活着的孤儿，就为了让父亲感到羞愤。
赫尔曼从出生就在对抗父母。4 岁时，他母亲就为不能好好教养他而惊恐。他在更小的时候把一枚铁钉塞进嘴里，不顾劝阻：“我不在乎！如果我死了被埋进坟墓，我会带几本画册下去。”
黑塞小时候真诚地、有点害怕地问母亲：“难道我歌唱得像海妖一样美妙，却和它们一样邪恶吗？” 他观察月亮和云彩，写出押韵的词句，即兴弹奏风琴和画钢笔画也远超他的年龄该有的水平。
他在 14 岁时决心，“要么成为诗人，要么什么也不是。” 但虔诚的基督教徒父母逼着他考入神学院，认为他该成为一个牧师。
15 岁的黑塞在少儿精神病院写下那封索要左轮手枪、自称孤儿的信。在被送进来之前，他带着一卷席勒的书逃学，而后自*未遂，被父母视为神的罪人。
六年后，黑塞出版第一本诗集，把它当作生日礼物寄给母亲。母亲回信问：在你的诗里，上帝在哪？第二封信是更直接的指责：“向神祈祷，别如此不检点！” 黑塞愤怒地烧了所有母亲的信。几年后的母亲葬礼，他拒绝出席。
青年黑塞在书店当学徒，这份工作让他从家庭独立出来。但他质疑工作的意义，觉得一个人 “总会从少年时各种狂乱的热望进入一个组织严密、僵化的世界里，而且会屡屡失望”。他在自己的小房间挂上尼采、肖邦的肖像，用文学和音乐代替宗教教义自我教育。
“鸟奋争出壳。蛋就是世界。谁若要诞生，就必须毁掉世界。” 黑塞后来在《德米安》中写道。
黑塞作品中不乏通过反叛踏上自我探索之旅的主人公，最知名的一位是悉达多。悉达多放弃婆罗门的贵族身份，离家流浪。他遇到佛陀但不完全认可佛陀的教义，继续上路寻找。
黑塞写下这个婆罗门之子的故事，但其实他没去过印度。1911 年黑塞计划开始 “印度之旅”，可仅仅到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他不堪湿热的天气和蚊虫叮咬，还得了胃病和肾病，只好返程。
黑塞的祖父曾在印度当传教士，他的母亲也出生在印度。黑塞小时候总在祖父的书房，凝视一具玻璃柜里的舞神湿婆雕塑。那个摆满来自东方的物件的房间，成为黑塞童年的魔术剧场。
“我努力去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性虔诚形式的共同之处，超越一切民族差别之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作家自述。
黑塞从基督教出发，在印度佛教和中国的老庄哲学中吸收养分，希望找到一种超越宗教、国别，统合善恶美丑的力量，借此治愈他当时经历的精神危机。
1914 年一战爆发，黑塞撰文反对无意义的*戮，呼吁知识分子不要盲目赞美战争。“我很愿意是爱国者，但首先是 ‘人’，倘若两者不能兼得，那么我永远选择 ‘人’。” 他被身处战争狂热氛围中的朋友疏远，被民族主义者谩骂，被视为叛国。
战争让他穷困潦倒。他用积蓄投资的政府债券已经一文不值，《悉达多》带来的收入也几乎被通货膨胀抵消了。他搬到瑞士山村蒙塔尼奥拉，把德国挣的钱兑换成法郎后，还不如瑞士清洁工收入的一半。
他在战争中筹集小说、散文、教科书和词典等书籍，运到法国的德国战俘营。他热情地做这项关于人的工作，但收入微薄，还无暇撰稿挣钱。
他有时在房前的树林里捡几颗栗子当一顿饭吃。冬天，他的钱也不够让屋子完全暖和起来，他只能忍受着阴冷和风湿痛。
在一战达到高潮的三年里，黑塞筹集超过 50 万本书，让 10 万名德国战俘能读到母语写成的作品。《德米安》《悉达多》也抚慰了在战争中心灵受创的欧洲年轻人。他们像书中主人公那样，内心的价值标准被现实生活动摇，甚至更残酷：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在战壕中经历现实和精神秩序的崩塌。
悉达多的故事算得上圆满，但那尾声里的宁静没有降临到黑塞的世界里。他的精神危机没有停。
“如果不是在悬崖边缘行走，感受到无底深渊，那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
姜乙：《德米安》《悉达多》和《荒原狼》里都能看到荣格的心理学的影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作，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很少有作家会用心理学里的东西直接来创造他的人物。
他把悉达多和乔达摩给分开（成为两个角色）了，我们知道佛陀叫这个名字（乔达摩·悉达多），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以为他是写了一个佛陀的传记。但是他就这样巧妙地用上荣格的分裂的概念。他是非常有创造性，在写作上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在《荒原狼》里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几个概念：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阴影还有自性。所谓的自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是统一、组织和秩序的原型。也是黑塞一生都在不懈地去寻找和实现的东西，让我们的自性绽放出它和谐稳定的光彩，而不是受到教育、受到父母、受到一切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我们应该去找寻那个原来的自己。这就是黑塞一生通过他的文学所做的工作。
技术在不断革新，我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变化，但人本身从来没有变过，人性没有像技术一样得到进化，我们的善恶从来没有改变。今天的人不会比过去的人好。在某种情况和条件下，人同样会展现出我们身上的善或我们身上的恶，这就是我们 “人”。黑塞始终就在写这个东西，所以一代一代的人才能从他的作品里看见我们自身。
39 岁的黑塞再次依赖年轻时给他安慰的三样东西：文学、酒精和自*的念头——他一生中都怀着青年式的激情想象死亡，想象着摆脱现实的痛苦。
“世界的剧变和我个人生活的地震不谋而合。” 他向朋友倾诉。
黑塞在那一年接连遭遇变故：父亲去世，小儿子病重，当时的妻子玛丽亚患上精神分裂，去疗养院的路上失控殴打孩子。
那段婚姻在十几年里始终酝酿着危机。新婚不久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乐意把自己的小房子、幸福和慰藉换成一顶旧帽子和背包，再次迎接这个世界，带着我的乡愁跋山涉水。” 玛丽亚生了三个孩子，黑塞每次都在妻子*或刚生下孩子不久后去长途旅行，有一次还抛下一栋装修到一半的房子。在一次意大利之旅中，他给妻子寄明信片，许愿未来要带她和孩子来这里住一两个月。但每次回到家，他都变得更加敏感易怒，玛丽亚总是沉默着回自己的房间弹琴。
“没有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 /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黑塞写道。他需要大量时间独处、沉浸在思考中，婚姻生活要求他陪伴家人、解决琐碎具体的问题，他无力承受。
黑塞在第二次婚礼前谎称得了传染病，一再拖延。婚礼后他真的病倒了，在旅馆养病时对新生活感到绝望，砸碎了玻璃门。他只和第二任妻子露特在旅馆生活了几星期，就回到瑞士山村隐居。他的怠慢让妻子觉得他们不像新婚，而是已经不幸地共同生活了十五年。
第二任妻子看到作家身体里有 “一千个小灵魂” 互相冲撞。两人在三年后离婚。露特在离婚诉讼中说，“被告在他的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些特点……他自称为隐士和怪人，一个神经质者、失眠者和精神病患者。而原告年轻、热爱生活，喜欢社交和亲密的家庭。”
黑塞传记作者海默·施维克（Heimo Schwilk）认为，黑塞并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痛苦。在这方面，黑塞追随着他的偶像尼采。传记作者举出一封黑塞的信来证明——“如果我不是一直在悬崖边缘行走，感受到无底深渊，那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我也写不出所有的诗，包括那些看似愉快友好的。”
黑塞在瑞士蒙塔尼奥拉居所露台画的水彩画，图片来源：invaluable。
痛苦不堪的黑塞做了数十次心理治疗，那一阶段的创作也反映出荣格的多重人格等思想对其的影响。
在《悉达多》这个看起来圆满的故事之后，黑塞完成了《荒原狼》。在主人公哈里·哈勒身上，来自文明社会的 “人性” 和带有原始*、创造力的 “狼性” 相冲突，两股力量牵引他在世俗的市民生活和纯粹的精神世界之间徘徊。书中的女性角色赫敏娜则是荣格理论中的 “阿尼玛”（女性），是主人公的女性镜像。哈里·哈勒首字母缩写 “H·H” 昭示着角色与作家的密切关联。所有角色都是黑塞灵魂的影子。
黑塞在《荒原狼》中还用不少篇幅谈音乐——在几乎每部作品中他都会谈。《荒原狼》的主人公将莫扎特视为至高的 “不朽者”，崇尚古典时期的音乐。他反感 “散发出热烘烘的粗砺气息” 的爵士乐，身体却被爵士乐吸引。黑塞用两种音乐展示自己精神上的冲突：熟悉的旧日欧洲文明变得衰弱，而新的秩序还未建立。
二战爆发，黑塞因为反对纳粹被德国当局列为 “不受欢迎的作家”，但他也不被德国反战人士视为同道，因为他常居瑞士，总被误以为生活不受影响。
他没有像许多同行那样成为政治作家。《纽约客》一篇评论文章总结，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黑塞而言都是 “对自我的背叛”。
“我改变不了什么。我能做的只是稍稍安慰那些和我一样的人，那些尽力在所思所为中都不追逐权力和政治的人。” 黑塞说。
黑塞没有停止写作。他在书信中有些自嘲地写道：“作家这样字斟句酌……而身边的世界，明天可能就会完全笼罩在毒气之中。”
这时他看待的写作方式就像 1927 年《荒原狼》发表后他所说的：“多年来我已经放弃了审美方面的野心。我不再写诗，我只是在自白，就像溺水者或中毒者不会关心自己的发型或声调，只是大声喊叫。”
“我决定过上一种超越不息的生活……如同音乐不断演进，从一个旋律到另一个旋律，从一个拍子到另一个拍子”
姜乙：黑塞肯定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作家，也不是个时髦的作家。他是个老派严肃的作家，非常认真，内心又充满了矛盾。
他是无比分裂的一个人，他永远在想望古典，但同时他身上具有典型的现代人的问题。黑塞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所体现的就是现代人面对自己的心灵、以及瞭望这个世界、瞭望整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各种问题。
他一直自诩是个孤独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孤独了。我觉得相比孤独，他与人的交流和博爱更多一些。他始终拥有知己，一直热情地给读者回信，和他们交流。他写了几万封信，现在已经出版七分之一了。
他不是一个封闭的修行之人。他特别关注公共生活，认为这是他的道德义务。活到快 90 岁，他还在一片湖光山色中接待他的客人，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
你们觉得他幸福吗？我个人觉得他非常幸运。他一直向内，充满勇气地把他灵魂的矛盾、把他的危机展示给大家，这成就了他的文学。
一场暴雨停息，湿漉的花园在阳光下闪着光。黑塞像是忘了刚被雨从花园浇回屋里这回事，沉醉地穿着钉鞋在书房手舞足蹈起来。
这位严肃的作家一生都在处理自己和世界的紧张关系，晚年在花园里获得了一些平静时刻。
他花大量时间除草，发现 “双手重复劳动的时候，脑子会表现得比枯坐着苦思冥想要好”。《玻璃球游戏》就是在他除草时构思出来的。
这是黑塞用 12 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几乎和希特勒 “第三帝国” 从成立到覆灭的时间同步。在这部小说里，黑塞用了小说、诗歌、传记等文学手法，把他研究的东西方文化整合起来，构筑一个 “近未来” 的社会。他的自我探索更进一步：不再仅仅关注个人的灵魂，而是把自我投入生活整体的洪流中。
花园外的世界永远喧嚣。批评黑塞的声音一直都在，直到他 81 岁时，《明镜周刊》还毫不客气地在头条新闻里讽刺他是 “花园侏儒”，“不断重复未解决的青春期问题这个单调主题，令人厌倦”。黑塞对儿子开玩笑说：“这家报纸的传统就是每周屠*一位名人。现在轮到我了。”
黑塞的园丁生活。图片来源：赫尔曼·黑塞博物馆官网 © Martin Hesse Erben。
真正困扰他的是接连而至的赞誉。1946 年，他先是获得法兰克福市颁发的歌德奖，他借领奖的机会劝人们对技术狂热和民族主义狂热保持警惕。他为躲避贺信和采访搬去疗养院时，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7000 封信寄到他家，还有人找去疗养院。他的第三任妻子妮侬为获奖感到兴奋，黑塞说：“你并不理解我对这个愚蠢的奖项和周围一切闹剧的看法。”
对黑塞来说，那些天最终到他手里的数百封信中，只有一个好消息：他因反对纳粹遭遇的出版禁令解除，《玻璃球游戏》能在德国出版了。
重返花园的生活也不再安宁。一年中有成百上千人拜访黑塞的居所。那栋房子入选当地的旅游指南。还有人直接翻进篱笆墙在葡萄园试图跟着他。他在门口立了 “请勿拜访” 的牌子，有人试图把牌子上的 “请勿” 刮掉。
“我像一只打扮成将军的猴子。” 面对窥视的目光，黑塞无奈地说。
他每天至少收到 100 页的信，多的时候能有 500 页。“我的眼睛更喜欢花儿，猫咪或者诗句，而不是一封信。” 他时常抱怨被信件压迫，但一直相当认真地回信。他一生写了超过 4 万封信，其中大部分在回复读者。
少年黑塞曾是基督教的反叛者，到了晚年，他回归基督教的 “爱” 的信仰，希望度过 “爱和奉献的一生”。
回信和写作时，黑塞的手时常因为风湿痛握不住笔，眼睛不时痉挛，他感觉如临地狱。眼疾发作时，黑塞想到死亡，感到安慰。
“我决定过上一种超越不息的生活……如同音乐不断演进，从一个旋律到另一个旋律，从一个拍子到另一个拍子，节节推进着将乐章演奏到底，然后把它抛在后面……” 黑塞在《玻璃球游戏》里写道。他仍然怀着青年式的激情思考、写作，“永不厌倦，永不休眠，永远清醒，永在当下”。
衰老、关节炎使他的手变得扭曲僵硬，没法操作老式留声机。想听音乐的时候，要请邻居来帮忙。他曾收到一台电动唱机，一拆开包装就弄坏了一处机械装置，气得骂了一句：“文明的污秽！”
他给自己的德国出版商写信控诉现代文明：“老人必将离去，花园必将变成运动场和高速路，空气被飞机和电台噪音破坏。”
二战中，黑塞的朋友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巴西流亡途中自*，黑塞的侄子在俄罗斯阵亡。他的姐姐、他的知己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那位跟他密切通信的出版商也在战后去世。
黑塞的硬化症加重，血液有时无法正常流过他的大脑。很多声音都听不见了。他更加安静了。
在花园散步，他总是经过一棵树枝已经朽烂的刺槐。他每次都用力地拉扯枯枝，它弯下来但始终没被折断。感受到它对抗的力量，他很高兴。
当 85 岁的黑塞沉入永恒的睡眠时，书桌上放着他最后一篇诗作的第三稿，也许就是写那棵刺槐——“树枝弯折，枯干高悬，在风里唱着它的歌……它的歌硬实、坚韧，执着却也隐隐不安，还会响一个夏天，再响一个冬天。”
题图来源：Wikipedia
参考资料：
《悉达多》《德米安》《荒原狼》，[德] 赫尔曼·黑塞 著，姜乙 译，果麦文化版
《黑塞书信集》，[德] 赫尔曼·黑塞 著，谢莹莹 王滨滨 巩婕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4 月版
Hermann Hesse: Das Leben des Glasperlenspielers，Heimo Schwilk 著，Piper Verlag GmbH 2013 年 7 月版
纪录片《赫尔曼·黑塞的漫长夏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S4y1Q7NE/?vd_source=9afbeda339662bb2c8d47aa639d0618b
澎湃新闻采访姜乙的报道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8086716&from=kuai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