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夏代八国牧誓地，殷墟是舜蒙难地，二里头是禹病亡地

据2022年11月4日，北大吴小红团队最新鉴定成果证明，三星堆器物坑C14时间为:公元前1131~1012年之间…

属于商周交会时间，符合2000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表》武王伐纣(前1046年)时间，如图所示:

根据《尚书·牧誓》分析，三星堆八大祭祀坑为司徒殷契、司马虞舜、司空夏禹及亚旅、周师，千夫长、百夫长之牧誓坑也…互为燎祭，混祀为盟，符合《礼记》之谓“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即“帝舜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之记载也，如图所示:

1986年三星堆发现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坑中的器物除部分是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石器、青铜礼器以外，很多是过去中国从未发现过的器物类型，例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这些器物构成了三星堆文化最为辉煌同时也是最为独特的部分。

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周围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截至2021年8月，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玛瑙器、石器、陶器、纺织物、漆木器、象牙器、象牙、海贝等重要遗物10000余件（片）。

新发现的这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现的2个坑均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土坑，基本形制和朝向大体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是这6个“祭祀坑”大小不一、深浅不同，面积在3.5—19平方米之间，坑内出土有很多新的器型，但每一个坑内的器物似乎都有所侧重，尤其是五号、六号2个小坑。

大家对三星堆八大“祭祀坑”耳熟能详，其实，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远不止8个。

根据研究，三星堆的祭祀坑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为一至八号“祭祀坑”，均为长方形坑，集中分布在南部的祭祀区；

第二个等级为玉石器坑，个别玉石器坑也填埋有少量的铜器，主要发现于遗址的北部，像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仓包包玉石器坑、梭子田玉石器坑等；

第三个等级为陶器坑，数量众多，大多发现于居住址内，一般表现为满坑填埋的完整陶器且多被火烧过，一些陶器坑也埋有少量破损的琮、璧、璋等石质礼器，极个别的还埋有绿松石和金箔片。

这些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时期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人们频繁进行祭祀活动的遗存，反映了古蜀国成系统、有序列的宗教祭祀活动。

换句话说，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是全民祭祀的，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压根儿就是一个神权古国，三星堆人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祀”发挥到了极致，而“戎”被弱化到了极点（遗址内极少发现实用兵器），他们把最珍贵的资源都用来制作宗教用器，把最美好的东西都拿去献给神灵。

这种“举国皆祀”的风气即使在古蜀国的历史上也仅见于三星堆和金沙时期也就是商周时期。与殷墟不同，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未发现人祭现象，兽祭也不普遍。

根据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有一套独特而规范的礼仪制度，反映在礼器上有以下几点：铜器以尊、罍为中心，“顶礼（尊）膜拜”的场景屡见不鲜；玉器以璋为核心；石器则是以璧为核心。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璧，数量之多、形体之大，在中国其他青铜文明当中十分罕见，最大的石璧直径有70.5厘米，重量接近100斤，而且这些石璧是成套出现的，按照大小依次排列或者累置，我们称之为列璧，这种列璧现象与后来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是十分相似的。

三号“祭祀坑”中埋藏的文物以青铜器与象牙为主，数量均已超过300件，包括铜顶尊人像、铜顶坛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铜眼形器、铜蛇、铜圆尊、铜方尊、铜圆口方尊、铜圆罍、铜盆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金面具、玉石器、海贝等遗物。其中大型青铜面具宽135厘米、高74厘米，一件青铜器以立人手举头顶神坛的造型，形制极其复杂罕见，期待其完美现身。

另有一件铜顶尊人像形制和体量也非常震撼，通高115厘米，下部为一个三星堆风格的跪坐铜人，双手合握于身前，头部顶一块方板，方板连接一中原风格的大口尊，尊的肩部还附有多条精美的龙形装饰。

四号“祭祀坑”的用火痕迹极其明显，灰烬堆积很厚，我们在灰烬层里检测到了蚕丝蛋白，也就是发现了丝织品的水解物残留，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绸，堪称三星堆祭祀区第二次发掘的最大亮点之一。此外，灰烬层中还检测到竹、楠木等好几种植物的残留。坑内其他遗物计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纺织物等逾700件（片）。玉器有琮、凿、瑗等；金器有带饰、挂饰等；铜器有人像、戈、戚形方孔璧等，其中一组3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极为珍贵，其姿态和面部表情即使在三星堆都显得相当罕见，估计这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是一个组合器的底座。

五号“祭祀坑”中的器物以大量象牙器残片、玉器残片、金箔片、珠饰等小件器物为主。圆形金箔片带有穿孔、遍布全坑且分布似有规律，推测为附着在衣服或纺织物上的装饰。坑内其他器物还有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数量约50件（片），以大型金面具（残）、鸟形金饰最为重要，部分象牙器残片上雕刻有云雷纹、蝉纹、羽翅纹、弦纹等纹饰，十分规整、精细。

六号“祭祀坑”中发现1件保存完整的“木箱”，长约1.7米，宽约0.57米，高约0.4米，内侧涂有朱砂，四周侧板形制完整，但已完全炭化，“木箱”内的南半部现已清理，除已检测到丝织品的残留外，未发现肉眼可见的遗物或者是人骨，但在“木箱”北部西侧侧板与底板交界处出土了一把玉刀，另外填土中还发现了少量铜器、玉器、石器、陶器和木器等遗物。“木箱”类的遗存为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其功用目前尚无法知晓，现已将其整体套箱切割运回了实验室进行清理。

七号“祭祀坑”由于被六号“祭祀坑”打破[4]，因此开挖较晚，目前刚发掘到器物层，象牙层开始大面积暴露出来，较为完整的象牙已发现了60余根，此外，填土中还出土了少量金器、铜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遗物。

八号“祭祀坑”目前已提取的文物包括铜器、金器、玛瑙器、玉器、石器、陶器等约3800件（片）。较大型的青铜器多被有意识地打碎，碎片主要来自青铜神树。中小型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铜人头像、铜面具、铜跪坐人像、铜“鼓”、铜铃、铜贝、铜戈等。玉器主要包括璋、斧、凿、管以及大量玉珠等。石器中的一件大型石磬极为珍贵。

在灰烬堆积中还散布着不少金器，部分可辨是黄金树叶和穿孔圆形金箔片。除此之外，在部分铜器残件表面还发现了未完全燃烧的纺织物残片。目前，灰烬堆积以下的黄色沙土堆积和大型象牙已经显露了出来。

经碳十四测年，初步确定湖北大冶铜绿山井巷采矿年代早到商代晚期。后经考古学家陈树祥发现，岩阴山脚遗址、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以及卢家垴遗址…并出土夏、商、西周、东周、汉、唐、五代、宋、明、清代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武器等遗物400多件，矿冶标本千余件。

最为重要的是，四方塘遗址墓葬主人为铜绿山釆冶的管理者和生产者，价值与意义重大。该考古成果于2016年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大冶铜绿山考古工作站库房的标本中，陈放着一座夏代墓葬壁龛里出土的陶鼎足和铜铁矿石！

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葬区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275平方米，清理墓葬135座。

其中，两周时期墓葬123座（西周晚期3座、春秋时期120座），共出土铜、陶、玉、铜铁矿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墓葬皆为长方形岩（土）坑竖穴墓，排列有序，极少打破关系，多数墓呈西北—东南或东西向，仅数座为西南至东北向。40座墓葬带壁龛…

另外，黄石是世界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专家学者猜测青铜器的铜料，可能来自大冶铜绿山。对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陈树祥数次强调：

而事实上，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规模宏大、采冶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冶炼水平高，生产组织分工与管理严格…发现铜斧（每件重约3.7千克）、铜锛以及木槌、木铲、陶罐等器物，并发现有夏商周时期露天采坑（场）、矿房遗迹、井口上的大草棚、木砍渣堆积、灰烬堆积等遗迹现象…

同时，根据图腾解读三星堆青铜面具为舜牛，盘龙城为商钧南巢，三星堆青铜器确为商钧及后人为其父舜帝所造之物…

当然有网友问过我，如果青铜器是铸自湖北，那么它们是怎么入川的呢？难道你不知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吗？我说《蜀王本纪》记载十分清楚: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天为蜀…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

注意，“荊人鳖灵”是指湖北荊门/屈家岭/盘龙城之人也。他继商均(叔均)启号即开明！史载他“亡尸”溯江入蜀郫(成都)，铸石牛以续夏祀…而溯江入蜀及逆流而上之溯逆铭文字根，即牛面具也，如图所示:

石牛即祀牛，“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即指舜帝牛面具也。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之何尊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如图所示:

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建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等文献记载可相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宅兹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尊铭“中国”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王朝的中央，新建的都城成周，是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

何尊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即“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比如《史记．封禅书》载：“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指出周武王“宅兹中国”即藏在甲骨文“周”字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此字既不是汉字井田和圆形之义，也不是周都之名，乃是二里头十字城市分布图也，如图所示:

定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这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陈仓发现的大名鼎鼎之何尊，证明此地乃武王与夏代八国会师之处。

另据《尚书·牧誓》记载：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野，作《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证明夏代八国因迫于商王朝统治南逃西去而得名西土八国(清华简叫西邑)。

其中庸国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

蜀国位于四川盆地，东接庸国，北接周国、羌国，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伐蜀，蜀灭。

羌国位于甘肃东南部，东接周国，南连蜀国，后纳入秦国领土。

髳国位于四川巴县一带，后为蜀国所灭。

微国位于渭水中游南岸，今陕西眉县境内，依附于西周，后受周人压迫，迁入湖北。

卢国位于甘肃东部的泾河上游，今茹水河一带，后受封子爵之国，封于湖北。

彭国与卢国毗邻，后受封于南阳及徐州一带，为伯爵之国，国君称彭伯，春秋初年为楚国所灭。

濮国位于川东鄂西湘北交界处，战国末年发生楚濮之战，濮战败，退至川西南，即今川黔云一带生息繁衍…

如上八国都是大禹九州牧之一，山海经载，冀州牧尧子丹朱(商汤)不守禅让，计*舜帝发兵逐走了夏启商钧八州牧南逃北去，故商钧盘龙城祷八国祀牧入川，后八牧随周武王伐纣发起“牧誓”祭祖，牧誓伐商，破釜沉舟，主动出击，以报舜仇，形成牧誓八国之产物！

夏殷人以“破”为盟，正是夏禹与商契结盟治水开龙门山之盟义！甲骨文“破”即是禹破渊门之“禹生启”的夏殷结盟记录！三星堆夏殷二祖器破身互参，甲骨文“皮=手抱巳(禹) 口(启鼎/手抱鼎”！如图所示:

史载舜帝是尧受司马(仆牛者/牵牛者)，铭号亚长，俗称北蒙，图腾牛尊(饕餮)，山海经/竹书载王亥，卜辞称高祖…因与尧子丹朱(王恒)争权被*，放葬(俯身)殷墟亚长墓，故称牛鬼(甲骨文叫郫/篆文叫陂)…

而史载舜长子周弃后稷(妇好)西逃陕西建神木周亳弃祠石峁城，死葬皇城台。次子殷侯商君(契)因佐禹治水有功封夏启于殷墟妇好墓。后复*绵臣尧及河伯益。又因与丹朱战于鸣条，败逃湖北南巢盘龙城(黄陂)，死葬鹿邑长子口墓…

后人鳖灵铸青铜器入蜀建夏社郫都(成都三星堆)祭舜禹契三祖。汉史专家误把“牛鬼蛇神”译成鬼神，不知牛乃舜帝图腾而蛇是大禹图腾，牛鬼蛇神乃是舜禹二王的象征。

前1131~1012年，周弃后人武王姬发联合夏代八国伐纣，八国在三星堆发起牧誓活动(祭祀坑)，经北上巴蜀栈道，暗渡陈仓，过宝鸡，与武王在孟津会盟，之后兵指朝歌，于牧野之郊战胜商纣王…

最后，武王把周原甲骨文带入殷墟以祭祀舜帝，铸妇好鼎和礼器109件，发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司民”口号，以恢复虞夏殷三代之礼，何尊谓之宅兹中国，《礼记》载为“帝舜而郊鲧，祖文王而宗王武”“帝舜而郊冥，祖契而宗汤”。

殷墟甲骨文已经十分成熟，并主要集中在小屯村妇好墓和花园庄甲骨坑中，尚未发现中早期形态甲骨文，且文字规制及妇好礼器属于周原甲骨及礼制规格，故分析应是武王伐纣及周公克殷平叛之产物，并经妇好铭文及三星堆文物对比解读鉴定，正是后稷及商契兄弟俩祭祀父亲高祖王亥(舜帝)的卜辞…

而早期甲骨文是1953年在二里岗出土的牛肋骨卜辞，是由殷侯商君(契)佐禹治水时刻制的，后被兄长后稷(周弃)带入陕西，发展成熟为周原甲骨文，时间为公元前1650年左右。

根据左传载，大禹是舜受水正司空，图腾为蛇，铭文又乙，俗称率姒/会稽。禹王碑载禹破渊门治水13载，因脚疾死于二里头，故称蛇神。

而且甲骨文“中”字是大禹开凿洛阳龙门伊阙及二里头禹乡的地形图也，如图所示:

当然，甲骨文“国”字也不是国家义，而是商契佐禹治水成功受启的“钧台之享”，即祭祀殷墟妇好舜祠之义。

而甲骨文“口”指铭文“其”字，代表二里头青铜鼎，含义为夏启龙鼎义，并不是指人的嘴巴…甲骨文“宅”即指舜祠/禹堂/稽堂/亳堂。甲骨文“兹”代表玄鸟生商的舜禹二族。

也就是说，武王和周公只所以发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感叹，就是想通过复制二里头禹墟规制(成周)，用以祭祀殷墟舜墓(大邑商斟灌)及二里头禹墓(雒邑斟鄩)，借以恢复被商汤丹朱破坏的虞夏礼制“祠墓合一”也！《礼记》称为“帝舜而郊鲧，祖文王而宗王武”！因当年后稷佐禹治水，被丹朱逐出中原，此恨难消，故500年后武王“宅兹中国”借以灭商兴夏，誓报祖仇也…

从1959年~1999年，二里头共进行了20次发掘，发现了1号和2号宫殿的夯土地基，还发现了其他的夯土地基、墓葬等。发掘了铸铜、制骨作坊，中小型房基、墓葬，祭祀遗存等，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还有海贝、绿松石等奢侈品和远距离的输入产品，还发现遗址聚落形态，如排水设施、城市主干道网、宫城围墙和作坊区围墙等重要城市结构。显示出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城市。

1983年，测年学家仇士华详细分析了当时二里头遗址已测定的数据，认为二里头文化早不过公元前1900年，晚不过公元前1500年。后来AMS的应用，使14C定年法的精度大大提高。根据2015年最新公布的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前1750-前1680，二期为前1680-前1610，三期为前1610-前1560，四期为前1560-前1520。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南岸，然而河流是在不断变化的。万年以上是马兰黄土的沉积时期，那时的河流情形尚不清楚。钻探结果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伊河、洛河下切，二级台地形成；距今10000-7000年，为一级台地堆积时期。

距今7000年左右，河流再次下切，一级台地形成。距今7000-4000年，伊河和洛河分别从二里头遗址的南北两侧流过，这段时期水系较为稳定，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先民，曾在这一时期在此生活。

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人群，生活在全新世大暖期，当时的气温比现在高四度左右，降水也较现在丰富得多。随着大暖期结束，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气候总体开始逐渐转凉、转干。

孢粉分析显示，二里头遗址从一期末开始不断干旱，直到四期才有所缓解，井的深度也与之一致，二期三期的井深达9米，而四期则只有7米。《国语·周语》上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

但当时气候总体要比今天温暖湿润，距离二里头不远的皂角树遗址的发掘者推定，当时人们生活在亚热带北缘，年均温16℃左右，年降水量1000mm左右，气候湿润，不同于现在的洛阳属于温暖带半湿润气候。

遗址中发现的木炭主要是栎树，说明古人可能用栎树作农具柄、门框、薪柴等。根据自然剖面的孢粉分析，当时的植被以木本植物为主，其中松树最多，属于森林草原。但文化层的孢粉却以草本植物为主，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人口增加、城市建设导致的局部环境破坏引起的，并不是气候变化使当地森林消失变为草原。

当时还生长有竹林、柳树、朴树、云杉等植被，属于针阔混交林。 动物方面，当时生活有以圆田螺、文蛤等各种贝类，鲤鱼等各种鱼类，雉、雁等各种鸟类，证明当时的遗址附近有相当范围的淡水环境；最常见的哺乳动物是梅花鹿，还出土有麋鹿、兔子、虎、猪、犀牛等动物的骨骼。但不一定所有这些动物都生活在当时的二里头附近，它们也可能是外地来的，比如犀牛。

早在仰韶时代，遗址就有若干小型聚落，到了龙山时代晚期，这里人烟稀少。

在遗址的兴盛时期（二至四期），可以分为东部的“中心区”和西部“普通区”。

“中心区”位于遗址的东部，地势较高，一宫殿区为中心，周围分布有贵族居住区、祭祀区和围垣（有围墙的）作坊区，建筑大都是较大的地面建筑，有夯土台基。

“普通区”位于遗址西部的低洼地带，建筑大都是半地穴建筑和小型的地面建筑，文化堆积较少，保存较差，发现不多，这和历年来的发掘工作集中在遗址中心区域，发掘不均匀、不平衡也有关。

宫殿区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此区域是历年来考古工作的重点，因此对其了解也最丰富，我们可以窥见其营建过程。

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人们开始在宫殿区生活。到了二期时，宫殿区迅速发展，在四周形成了四条20m宽的大路，成“井”字形，把整个遗址分成了九宫格，宫殿区位于中央(3号宫殿即稽堂禹墓，史称亳堂/宅堂)。

宫殿区内，人们开始修建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筑，在宫殿区东北部，发现了东西并列的3号和5号两座数千平米的大型“多进院落式建筑”基址，院内有大型墓葬，发现水井数座。这两座建筑均尚未完整发掘出来。

之后数年宫殿区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3、5号基址废弃；四周大路的内侧盖了一圈墙，使宫殿区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区域，成为了“宫城”；再之后，墙内形成了西南以1号基址为中心、东北以2号基址为中心的两组大型轴线布局的建筑群。

西南建筑群 西南建筑群以1号宫殿基址为核心，还包括7、8、9三处基质。 1号基址是最早发掘的几处遗迹之一，形制也最为清晰。这是一处四合院式的建筑，营建于3期早段，四周被廊庑环绕，体台基建筑，夯土台基东西36m，南北13m，尚在发掘中。

2号基址依托宫殿区东墙，盖在3号基址之上，成长方形，南北73m，东西58m。与1号宫殿类似，也是一处四合院式的建筑，四周有围墙，东部和宫城共用城墙，东西南三面围墙内侧有廊庑，大门位于南墙，东墙下有一些通往宫城外的排水设施。

主殿也位于院落北侧，有窄墙把主殿隔成了三间屋室。 6号宫殿，东西57-58m，南北43-47m，形制与2号宫殿类似，尚在发掘中。 这两组建筑在四期晚段被废弃。这就是大禹墓(2002VM2)所在地，L形围墙特意让开了，但后被二里岗早期地层打破…如图所示:

而到了二里岗时期，这里已沦为一处普通聚落，如10号基址，建在原来的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显示出这里早已不是以前的布局了。每组建筑之间还发现了一些宽5-6米的卵石小路。

制陶作坊遗迹比较分散在二至四期共10余座。

制骨作坊在宫殿区4号地基南侧和遗址北部的祭祀区等多处地点有发现，生产骨角牙蚌器，主要生产骨镞和骨簪。这些作坊所在位置显示出它们与上层贵族有密切关系。

铸铜作坊靠古伊洛河南侧。遗址在二里头二期以前，有一些分散的冶铸地点。到了二期以后，冶铸活动便集中到了此处作坊。此处作坊面积达1.5-2万平米，发现有冶铸场、陶范、铜渣、预热场，住房、窑址等。在遗址处发现的陶范上刻有兽面纹，而且残余的范推测出所铸造铜器直径最大可达30厘米以上，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铸造作坊。

绿松石作坊位于围垣作坊东北，面积有千余平米，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料坑：H290灰坑出土了数千块绿松石原料、半成品、残次品等。

西侧又发现一道墙，编号为Q7，在大路的西侧，可能是另一处围垣建筑的东墙。

除二里头时期遗迹外，在围垣作坊区还发现有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的仰韶文化房屋遗址。

陶器是古代遗址中最常见的人工遗物。二里头时期的陶容器组合包括：炊具有罐、鼎、甑，后来出现少量的鬲，甗非常少见；食器以豆为主，三足皿也常见，圈足盘仅见于一期，簋出现于三、四期；酒器以觚、爵为主，在流行管流、夹砂陶爵，后来流行槽流、泥质陶爵；斟灌器有早期有鬶、盉，后期只有盉；盛储器有盆、尊、瓮，盆的沿一开始是折沿，后来变成卷沿，二期以后流行大口尊。

此外还有陶拍、陶纺轮、陶网坠、陶动物等其他生产生活用品。

遗址二里头时期的陶器主要是在还原气氛下烧制的，颜色主要是灰陶，有少量的黑陶，陶器总体颜色是早期深晚期浅，到了四期晚段乃至二里岗时期，出现一些在氧化气氛里烧成的带有岳石文化风格的褐陶。

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一些白陶和印文硬陶。 本地的陶器原料主要是常见的普通黏土。根据ICP-AES对出土陶器样品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遗址不同区域出土的陶器各自聚为一类，说明不同区域的陶器可能由不同的陶窑专门供应，不同区域可能分布着不陶窑专门供应，不同区域可能分布着不同的氏族，各自有各自的制陶作坊。

陶器的质地可以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泥质陶越来越少，夹砂陶越来越多，夹砂使用的羼料都是岩石矿物。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为主，也有轮制、模制，这和陶器功能有关。

主要是篮纹、方格纹和绳纹，还有一些刻划纹、云纹、雷纹、动物蛇头双身纹等等，可能与早期鲧蛇图腾有关。

还有学者分析了陶器上的古指纹，发现未成年人可能也参与辅助陶器生产。 除了二里头时期的陶器，遗址的III区、V区、也发现有更早的仰韶、龙山时代的陶罐、陶钵、陶片等。围垣作坊、宫殿区的夯土墙内，也发现有仰韶时期的陶片，暗示了夯土墙建筑用土的来源。

二里头遗址至今共发现铜器250余件，还发现有坩埚等铸造相关遗物。铜器从二里头一期便开始出现，但主要是小型的工具。随着时间推移，纯铜器占比减少，青铜器占比大大增加(属于大禹治水时间)。

第三期出现了铜爵，这是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也是二里头遗址最有特色的铜器。

到了第四期，铜制品种类最为丰富，此时出现许多新器型，如铜鼎、铜盉等。遗址出土铜器种类有：容器（爵、角、斝、鼎、觚等）、乐器（铃）、武器（戈、钺、戚、镞等）和工具（小刀、凿、锥、锯、纺轮、鱼钩等）；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铜牌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都是浑铸的， 没有分铸的。简单的片状器使用双面范浇注，复杂的容器则采用组合陶范的方法。

二里头遗址的范以陶范为主，这和东下冯遗址用石范有所不同。纹饰是在陶范上画好直接铸在铸件上，而非如古代西亚那样直接在铜器上刻划纹饰。根据铅同位素分析，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矿来源，和二、三期的来源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这不是铜矿枯竭造成的，而很可能是政权更迭造成的。遗址内发现的铜矿很少。

根据炉渣分析，人们并不在遗址内炼铜，而是用其他地方炼好的粗铜来加工。

虽然二里头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但石器仍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最主要工具。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岗晚期的石器千余件，包括砍伐用的石斧、石钺，收割用的石镰、石刀，加工食物用的石杵、石臼，挖掘用的石铲等等各种各样的石器，二里头三期发现了一件乐器石磬，三期出现了石戈、四期出现了石矛这样的新式武器。

古人充分掌握了石材的特性，不同的岩石用于制作不同的工具。如石铲主要使用灰岩与砂岩，石锛主要采用安山岩。

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玉器百余件，主要出土自I、II级的中高级墓葬中。二里头二期出土玉器仅有柄形器和钺；三、四期墓葬中，则常有柄形器、非实用武器（璧戚、钺、戈）和非武器类礼器（圭、铲、牙璋、多孔刀）。而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则认为所谓“柄形器”就是《周礼·考工记·玉人》中所记载“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中的“大圭”。

夏鼐曾驳斥林氏说柄形器没有大型的出土，林氏解释称“大”意为贵重之意，且认为“三尺”是“二尺”之误。

绿松石器是遗址出土玉器中特殊且重要的一类。出土的绿松石器物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穿孔的管、珠，另一类是镶嵌在物品上的嵌片。

1980年代出土了3件嵌绿松石片的铜牌饰；2002年在宫殿区一处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由2000余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镶嵌在不明有机物（已腐）上。也有一些玉器上嵌有绿松石片。 漆木器、纺织品 漆木器和纺织品很难在二里头遗址的遗址环境中难以保存。

至今出土漆器近百件，主要出土自高等级墓葬。种类包括：觚、豆、钵、盒、匣、匕、勺，漆觚最为常见。还有漆鼓这样的乐器，以及漆棺这样的葬具。髹漆颜色有红、黑、褐、白四种。

在墓葬的其他随葬品上，如绿松石龙，也有发现红漆；北部祭祀区的一处柱洞里也发现了红黑两层漆。

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或者纺织品的痕迹都是附着在铜器和玉器上。纤维粗的可能是麻布，也有纤维细的织物。大多数是平织，也有绞经的织法。

骨、角、蚌、牙、贝、螺器 本遗址中发现了数千件（包括半成品、残次品等）此类器物。成品中，骨镞、骨簪最多，占了⅓。角器主要使用梅花鹿的角，骨器主要使用黄牛的掌骨和跖骨这种长型管状骨，一般采用切割技术，把两端切齐，用中间的一段。发现的蚌、牙、贝、螺类器物相对较少，主要是装饰品，还有蚌刀、牙锥等工具。

卜骨是一类特殊的骨器，至今发现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的卜骨六百余件，原料是动物的肩胛骨，以黄牛为主，还有猪、羊和少量的鹿。

二里头遗址浮选出数万粒农作物遗存，其中小米和水稻各占四成多，共占了九成以上；还有少量的黄米和极少的大豆。小米是当时人类最主要的食物，也是最主要的农作物。虽然黄米和大豆数量较少，种植规模不大，但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遗址内土了极少的小麦，主要出土于二里岗晚期，有十几粒。 二里头居民饲养了狗、猪、牛、绵羊、山羊。

根据碳氮同位素分析食谱分析，羊主要吃自然界的C3类植物，属于放养；狗牛猪吃人类种的C4类植物，是人工喂养的；而狗的食谱与人类最接近，说明狗吃了更多的人类厨余垃圾。

根据羊的死亡年龄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不同时期人们对羊的利用方式不同：在二里头二期阶段，人们养羊主要是为了吃；而到了四期，人们则开始剪羊毛。

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地方有着广泛的物质和人员交流。可以肯定，当时的二里头内住着外地人。考古学家曾对遗址中的22个人类遗骸进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发现其中20人以吃C4类植物即小米、黄米为主；而有2人以吃C3类植物即水稻为主，此2人食谱具有典型新石器时代江南人的特征，很可能来自江南。

根据锶同位素研究，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牛羊也不是本地的。锶同位素等化学分析，还表明，遗址的一些白陶来自登封的南洼遗址，而印文硬陶则可能来自江浙一带。

虽然当时的气候较现代湿润，可以种植水稻，遗址中也发现了水稻田杂草，如稗草、萤蔺等等，说明当地确有种植水稻，《史记·夏本纪》也记载了禹让伯益教百姓种水稻的传说。但遗址出土水稻占了近一半，数量过多、比例过大，远超当时其他的黄河中下游遗址。

且浮选用的土样都是贵族生活区，说明大量的水稻很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进贡来，特供贵族食用的。

到了二里岗时期，遗址沦为一般聚落，出土水稻的占比也下降到了正常值，间接证明了二里头时期的大量水稻出土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禹贡》中也有向远方征收米的记载。

史载大禹治水并划九州是言之凿凿的…然而时间久远，传说繁杂，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楚大夫屈原在《天问》中就对禹划九州问道：“九州安错？川谷何洿？”…

近现代疑古派学者顾颉刚、童书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和《鲧禹的传说》中也认为大禹是主管山川田土的神话人物，不可能治水，更不可能划定九州，“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考证《禹贡》的山川地名，都是战国时代附会的…

当代一些网友大伽也持类似观点，比如“秦皇汉武”为认禹仅是治理一些小洪水而已，史载大禹治水根本不存在！

当然，史传大禹治水一脉相承，传说众多应非一时杜撰…尤其近代考古及甲骨文出土以来，这些问题也许会有结论，尤其西周《遂公盨》出现以来，疑古局面似乎为之一变，根据其铭文记载:

因与先秦史料(包括禹贡)互为佐证，故李学勤先生振聋发聩地指出:

“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

然而，传说如果不落实在考古上也是枉然。日前《遂公盨》因仅是拍行之品不知出处，在网上传出膺品之说…

至于争夺大禹墓所有权的四川汶川、青海喇家及浙江绍兴会稽山大禹陵，皆因不具备大禹“骨骸、图腾、铭文”三铁证而偃旗息鼓…借用郭沫若先生名言:“欲要研其史，必先掘其陵”，考古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当然，考古也不是你说挖就挖的，比如张光直执行“商丘计划”40年欲挖先商遗址也毫无成果。有时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考古的重大发现有时就是偶然出现的…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无意发现了一个遗址，无形中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因其属性连续多次变更，连徐旭生自己也未想到…更让国内外专家学者几乎应接不暇…

从最初商汤西亳都变成夏桀斟鄩，又从夏桀斟鄩变成禹墓巳乡…这种石破天惊的变化，尤其是大禹墓观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彻底打破了国家断代表所有结论，也彻底摆脱了汉代史料标准…让人一时目瞪口呆！

从1959年~1999年，二里头共进行了20次发掘，发现了1号和2号宫殿的夯土地基，还发现了其他的夯土地基、墓葬等。发掘了铸铜、制骨作坊，中小型房基、墓葬，祭祀遗存等，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还有海贝、绿松石等奢侈品和远距离的输入产品，还发现遗址聚落形态，如排水设施、城市主干道网、宫城围墙和作坊区围墙等重要城市结构。显示出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城市。

完全根据二里头自身的城市、青铜、图腾、宗庙情况，进行了综合判断，并已经发现了一些夏代隐秘…

比如《史记．封禅书》载：“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指出周武王“宅兹中国(何尊铭文)”的奥秘即藏在甲骨文“周”字之中，为什么呢？

因为此字既不是汉字井田和圆形之义，也不是周都之名，乃是二里头十字城市分布图也，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中”字也不是许慎“旗帜飘带”，乃是大禹开凿洛阳龙门伊阙的地形图也，如图所示:

当然甲骨文“国”字也不是国家义，而是商契佐禹治水成功受启的“钧台之享”，即祭祀殷墟妇好舜祠之义。

而甲骨文“口”指铭文“其”字，代表二里头青铜鼎，含义为夏启龙鼎义，并不是指人的嘴巴…

甲骨文“宅”即指舜祠/禹堂/稽堂/亳堂。甲骨文“兹”代表玄鸟生商的舜禹二族，如图所示:

包括甲骨文“雍”字，并不是指武王迁都含义，而指古洛之“雒”，祭祀玄鸟生商之义。史载后稷为帝喾元妃之长子弃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周原和丰镐遗址，及古长安、北京故宫分布图，为什么与甲骨文“周”字及二里头十字城市图一脉相承，原来奥秘就在此地。也就是说，武王和周公只所以发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感叹，就是想通过复制二里头禹墟规制(成周)，用以祭祀殷墟舜墓(大邑商斟灌)及二里头禹墓(雒邑斟鄩)，借以恢复被商汤丹朱破坏的虞夏礼制“祠墓合一”也！《礼记》称为“帝舜而郊鲧，祖文王而宗王武”！因当年后稷佐禹治水，被丹朱逐出中原，此恨难消，故500年后武王“宅兹中国”借以灭商兴夏，誓报祖仇也…

而事实上，二里头考古挖掘及C14测年证实3800年前就没有甲骨文，如果二里头是夏，那么夏本纪从何而来？空想出来的吗？

考古也如此，大禹/夏启二墓至今尚未发现，而《史记夏本纪》对夏代各王的记载却十分清楚，包括大禹治水，夏启建国，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代羿，少康中兴，商汤灭夏，夏桀亡国共17代王，都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凭空捏造？

史料记载跟考古之间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导致二里头夏都拥护者绞尽脑汁提出什么石刻纹，骨刻文，陶纹，结绳纹，蝌蚪纹，云纹，饕餮纹等等，甚至搞出“记号笔乌龙案”来，让人莫名其妙！简直把徐旭生教授的一把好牌打得稀烂…到底是考古出现了问题？还是史料记载出现了问题？或者两者都出现了问题？

其实，二里头专家早已无形中“掉进”了汉字陷阱及汉史盲区…他们根本并没有意识到，青铜鼎上面早已“刻”满了铭文(图腾)，而且一摆三千多年，只是没人发现而矣…为什么当代专家对夏商周问题鉴定这么艰难？为什么中国民众对历史及民族问题，如此漠不关心甚至嗤之以鼻？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

当代专家早已被司马迁《史记》及许慎《说文解字》迷惑了…尤其对甲骨文的解读，犯了孙子解爷爷的毛病，即用汉字去解读甲骨文，既脱离殷商实际又自以为是，导致引申义大于本义，造成似是而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层累误读之会意错误认识结果…

2000多年的汉字汉史“和平禅让”的宣传假象，已经“温水煮青蛙”一样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人文观和民族观…

根本不知道汉商之间还有1000多年的差距…尤其是经过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秦灭六国及焚书坑儒事件之后，几乎把先秦史册彻底烧没了…

导致司马迁《史记》仅仅停留在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时间，出现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不遵守民族图腾纪年原则，过度依赖《说文解字》及《史记》问题，随意用汉字解读甲骨文，忽略史记无先秦史料问题等现象…

导致当代专家过度轻信所谓天象记载，过度迷信碳十四，不知道忽略±50~100年就可能是一个时代过去，故导致夏代纪年排序混乱，出现专家及民众认识水平极其低下情况:

比如说迷信三皇五帝尧舜禹禅让问题，没有意识到“禹生启，家天下”与《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之”记载完全相反，更别说考古墓中的殉人现象了…

包括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表》(2000年版)在大禹、夏启、商汤、后稷、文武王墓尚未确凿的情况下，就匆忙断代，出现:“没有《史记》和《说文解字》就不会考古，没有甲骨文或铭文就不会断代的荒唐现象…”

尤其二里头问题，C14测年专家虽定为前1880~1521年共359年，但史载夏朝为471年，两者之间尚差110年，怎么办？

有学者就“凑份子”认为二里头仅是夏代中晚期“后羿代夏”及“少康中兴”文化，而早期夏都在公元前219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

并根据发掘的殷墟及二里岗进行了C14测年，时间约定为公元前1600年，加上夏朝471年共为2071年，故选择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起始年…这种先入为主以史记为标准的考古方法似乎天经地义，但事实上十分糟糕(层累误读问题层出不穷)…

因为断代专家的碳C14测年只能推断出大概时间，并不能确定具体时间范围(存在±误差50年以上)。虽然专家利用夏朝“五星聚合”和“仲康日食”的天象纪录，并运用计算机，以公元前2100年为基点，推演出“五星聚合”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仲康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或公元前2019年12月互为佐证…

但问题是，古文中的“岁在鹑火”和“天再旦”含义并不确凿…就算该天文现象的确是专家所认为的天文现象，但是也很难说不存在时间误差…何况考古用计算机这程序由谁来定？一个程序决定一个结果！

至于商汤灭夏根本没有天文记载，怎么办？专家们只好大量抄袭史料原文…拼凑《竹书纪年》及《史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把商朝496年，加上武王纣王时间前1046年，再加纣王30年…推出商朝时间为公元前1572年。

但问题是商朝积年总数为496年，已经包括纣王时间了，为什么另加30年？而且又“鬼使神差”增加了28年，确定为整数的前1600年？难道这个时间没达到4000年，断代工程专家自己不甘心不踏实？60年一甲子，真的可以预约？取整数断代真是闻所未闻！当然好计算是真的！只是如此“断代”是污辱天下人的智商？还是挑战大家的道德底线呢？

目前关于武王到底在位多说年，学术界有六七种观点。断代专家在尚未确凿文武二墓情况下，就以史记“先入为主”采用四年观点，涉嫌伪造历史纪年！

作者分子生物学功底十分扎实，但可惜史料细节经不起琢磨…比如他推理炎黄蚩尤年龄为4700-4500=200年，尧舜为4200-4070=130年，放逐的夏人大禹治水，定九州，复仇尧舜夺取陶寺，攻灭有扈氏为4070-4000=70年…我们会发现，他的帝王年龄都十分“大”(70~100岁以上)，如果各大帝王不是世袭酋长的话，那么帝王这么长寿一般是不可能的(目前，殷商古墓C14测年没有超过70岁的古人…)。

当然，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夏人问题上又“缩小”了年龄，把东夷有乃斟灌氏携少康以令诸侯，及尊夏反寒促，定都二里头问题上，就“降”为3800-3750=50年之间。而二里岗商人崛起，进入豫西，也降为3650-3600=50年之间(反映史实应为商汤灭夏事件)…

当然，史记层累误读“魔咒”问题如影随形而至…即少康遗腹子问题，因为夏后氏基因改为东夷人群的O1b-F3323。基因揭露少康非夏禹后代，为什么？…大家发现没有:

当然事实也是因为:

所以澄清《史记》及《说文解字》的影响，树立铭文及图腾解读方法(简称图腾解读)十分关键！

核心方式即是:

运用我归纳的六大断代公式解读上古史，如图所示:

很多二里头网友嘲笑我故弄玄虚，说“天下这么多专家难道都瞎了？就你一个大聪明？”其实往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许叫“灯下黑”吧，熟视无睹，反而不在意了…不信请看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