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真言宗最重要的人物，弘法大师空海的传说遍地都是，不完全统计，传说数量不下五千则，大多数与他高超的法术有关。其中，空海和尚系“日本男色文化始祖”可以称得上是这些传说中的一抹异色。佛经说“色即是空”，在日本，“男色”即是“空海”。
“男色”即日本男性同性关系，也称“若众道”、“众道”、“若道”、“若色”、“秘道”、“美道”，相传随留唐僧空海传入日本。这一传闻盛行于日本明和、安永年间（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见于《艳道俗说弁》和其他春宫作品，在鹿儿岛地区流传的《弘法大师一卷之书》中也有关于空海与众道不可描述的“佛法传播”记载。类似说法被通俗读物广泛接受，例如日本著名小说家稻垣史生的时代考据作品《江户的面影》中就不加考证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在堀五朗著的流行绘本读物《BL新日本史》中，更是赫然出现了“当时唐代男风盛行，男娼众多，赴唐留学的僧人空海感受最先进的文化，与男同性恋者交游甚密”的表述。
堀五朗著《BL新日本史》封面、封底
唐代“男风盛行”一说并无确凿根据，日本的男色之风系由空海传入日本也并无史料根据。在男色文化方面更加权威、系统的研究，例如日本风俗研究学者岩田准一的《本朝男色考·男色文献书志》、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系教授盖里·莱普(Gary Leupp)的《男色：德川幕府日本的同性恋结构》等，多对空海与男色的关系不予承认，或予以否认。不过，空海的事迹、日本男色文化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以及江户时期对于空海形象的反叛式描绘，的确为当下日本流行文化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空海系日本男色始祖”的无稽之谈提供了充分理由。
“佛系”男色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空海仍然很难和“男色”撇清干系，原因是多样的。首先，空海开启了日本寺院隔离女性的先河。根据成于庆昌二年（1597）年的《筑之前州粕屋郡大祖大权现宫记》记载，空海于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年）登上大祖山举办密教祭祀活动，在金刚顶院的庵内修炼三密瑜伽，祈祷“四海安恭、万民丰乐”，同时大祖山神祠兴建讲堂、法塔、钟楼、经藏楼、温室、食堂等土木，宣称为了保证佛教圣地的清净，禁止女性登山参拜，佛教圣地于是成了与女性绝缘的地方。
男女隔离为男色文化附会真言宗提供了可能，以鹿儿岛地区流传的《弘法大师一卷制书》为例，书中内容大多抄袭天台宗典籍《弘儿圣教秘传》。天台宗将未成年男性视为观世音菩萨的现世化身，称之为“稚儿”，书中有关于僧侣“无明火”启迪稚儿“法性花”的记述。空海是有文字记载的日本最早兴办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人，所兴“综艺钟智院”类似现在的私立学校，面向庶民阶层未成年人开放，空海存在与稚儿接触之可能，也变相增强了附会之作的可信度。
其次，空海所代表的真言宗严格践行师徒制，这种形式为后续发展起来的日本技艺教育所延续，而“男色”之风在后期大多寄托于技艺业在社会中存续。真言宗讲究“四度加行”，四度加行是一种“口传”形式，对诵经时念诵节奏、振铃次数、手势、体态等都有严格而细致的要求，佛法通过师徒口传，弟子要模仿师父的行为，通过模仿和实践体会佛法心得。日本传统技艺教育从真言宗中得到了“型”，并不开发弟子的个性，要求弟子模仿和复制师父的姿态和表现形式，而室町时代的能剧与狂言、江户时代的歌舞伎都是日本男色的“重灾区”，日本浮世绘画家富冈永洗创作于1885年的十二组木板春宫画《八云之契》中，就有一幅表现年轻的男性歌舞伎表演者相拥交合、投河殉情的《叶樱》。对艺能业“型”的习得进行反推，高度的师徒复制模式也为男色浸染留下讨论空间。
富冈永洗《叶樱》
最后，空海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也并非神圣不可冒犯，他的形象出现在江户时期流行春宫作品中，使得被当时社会所排斥的男色得以与圣人产生瓜葛。进入十七世纪，德川幕府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市井文化兴起，民众开始质疑统治阶层的权威性和正统性，涌现出大量带有批判性的通俗作品，其中以春宫画最具代表性。江户时期的春宫画除了夸大表现性爱场景的猥亵画外，还附有大量“言说”的部分，言说和猥亵画相辅相成，通过暗喻等修辞、使用各种民间通行的符号文化构成对官方话语的讽刺和挑衅，春宫画也因揭示了某种禁忌而得到广泛传播——无论挑战的是统治权威还是社会风俗中的性禁忌。
在由竹原春斋绘制于明和七年（1760年）初次刊印的《新童子往来万世宝藏》，以寺子屋教科书为蓝本，将备受日本人尊崇的宗教形象和历史伟人解读为肉欲澎湃的的普通人，主体部分讽刺“本朝三笔”（“笔”系春宫对男性生殖器官的晦称），即遣使赴隋的圣德太子、弘法大师和橘逸势——这三位历史人物多少都和中国有关系，圣德太子曾派出遣隋使，弘法大师空海是留唐僧，橘逸势是遣唐使。书中将空海称为日本男色的开山鼻祖，在入唐之前喜好女色，并将和尚的法号“空海”（假名“くうかい”转写为发音相同的“喰う開”，“喰”意为“吃”，“開”则是春宫对女性生殖器的晦称），借以暗示空海在性方面的癖好，多数配图都是空海偷窥男女翻云覆雨，行文描绘不存一丝敬意。
空海兴办社会教育、禁止女性参拜真言宗圣地，传统艺能取真言宗师徒制模式和“型”，加上江户时期市井文化的蓬勃发展，构成了空海与男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
色即是空
除了千丝万缕、像雾像雨的联系，现代日本相信空海与日本男色存在联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单方面宣称这种文化是从唐习得的。多数社会都宣称男风是习得的，而不是内生性的——希伯来人宣称男风来自古埃及和迦南，古希腊人相信是古波斯人交会了他们如何搞好同性关系，中世纪欧洲人认为鸡奸是十字军东征归来带回的阿拉伯文化，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人认为那种“不可言说的罪”是通过与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和法国的外交登陆英伦三岛。在上述将男风视为习得文化的社会中，并非全部视男性的同性关系为禁忌，但大多不持肯定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男色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存续，社会评价时有起落。起于奈良时代并在江户末期衰落的日本男色并不完全等同于男同性恋关系。男色关系有着严格的长幼尊卑次序，内部具有单向性，外部不排斥异性恋，不过是一种披着情感外衣并以性行为为媒介的权力关系。奈良时代，被认为是优势文化一部分的男色是贵族男性附庸风雅、构建高尚生活方式的手段。到了室町末期的战国时代，男色开始融入武士精神，成为维系男性群体团结的情感纽带。依靠同性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维系集体的例子在动物界和人类历史上都屡见不鲜，古希腊建立在长幼之间的同性关系，在军事活动频繁、社会教育缺失的历史条件下维系了集体内部的团结，年长者对年幼伙伴提供的指导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日本战国时代男色流行和古希腊同理，大名与小姓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织田信长与前田利家、森成利（兰丸）、武田信玄与源助、上杉景胜与清野长范、伊达政宗与片仓重纲、丰臣秀次与不破万做，等等。享宝元年（1716年）成书的武士道精神阐释书籍《叶隐》甚至有一章专门用来阐释男性同性交际问题，将男色关系视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以此强调对君主的忠诚。
江户末期，社会较为稳定，男色逐渐脱离维系主仆关系的范畴，走向纯粹的肉体关系。为了涤荡社会风气，同时防止民间通过男色关系结党结社，日本各级统治者开始下令废禁男色。姬路藩主池田光政在领地内严禁男色，违者将遭放逐，江户幕府通过享保、宽政、天保三次改革师徒彻底废止风俗业，天保十三年（1842年）下令禁止开设年轻男性卖淫场所“阴间茶屋”。然而改革总体上来说失败了，社会上的男风并未禁绝，古希腊式的“男色”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富肉欲气息的“菊契”、“菊华”。随着日本近代化开始，社会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态度也发生改观，但帮助缔结社会关系的“男色”并未彻底消失。
在日本枥木县的川俣地区，每年1月21日，二十岁的年轻男性会参与一场名为“元服式”的成人礼，与非同族男性结成亲子关系。仪式结束后，当地“若众组”会上台表演《三番嫂》等日本传统曲艺节目，完成仪式的年轻人也自动加入“若众组”。不同于日本近代以前“若众”成年后自动退出男色关系的习惯，川俣地区的年轻男性在成年之后才加入“若众”，这种习俗和男色一样是为了巩固社会关系。在生产力发展程度有限的时代，多子的家庭能够继承的财产有限，为了避免兄弟阋墙，家中次子以降的儿子都会参与“元服式”，“元服式”也并不是简单的认干爹，而是进入假父的家庭成为婿养子与假父家的女儿结婚，替代家父家女儿在家中的位置，扩大原生家庭社会关系之余，也避免了亲兄弟之间的纷争。
男色自江户末衰落，直到大正年间才再次成为公众热门话题，然而这一次日本男色不再处于直面社会评判的暧昧地带，而是与变态性*等同起来。大正二年（1913年），德国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Ebing）以异性恋为基本立场的作品《性的精神病理》以《变态性欲心理》为题在日本出版，在日本掀起一波同性恋问题研究热潮，此后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同时期作家创作做出一批以男同性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男性的同性情感成为猎奇的一部分，进一步强化了同性恋等同于变态性欲的公众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对于同性情感的认识。当代日本通俗读物不假思索地将空海与男色之风挂钩，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猎奇心理作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