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历史流变，对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在经历了16世纪至18世纪末的发展阶段后，于19世纪初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及其流派。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涵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一方面，它们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存在，希冀建立超越现实的理想社会，并主张以集体、协作的方式组织新社会；另一方面，它们在私有制问题、阶级认识问题、新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依靠力量问题上存在重要差异。这样的二重性蕴含着二者在历史上合流与分离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融合与超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在新的基础上奔涌向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世界上曾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冠名或以之为奋斗目标的政党和组织不胜枚举，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及其关系的认识却存在许多分歧，不同时期、地域、立场的群体对其作出的解释时常大相径庭。此外，20世纪东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差异，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理清这一重大基础性问题，不仅是加深这一领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东西方对话、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源流及内涵进行考证和辨析，并理清马克思对二者的认识进路，将对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过程，以及进一步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有所助益。
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概念的产生
一般认为，作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起源于16世纪初，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乌托邦》一书的问世为标志。但作为明确的概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术语直到19世纪初才形成。15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的经济政治矛盾、阶级关系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受到封建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早期无产者呐喊，在极具代表性的《乌托邦》中，莫尔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私有制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与莫尔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德国革命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同样批判私有制，同时闵采尔的思想始终与革命实践紧密相连。他亲身领导德国农民战争，提出了用暴力手段实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开启了无产者、贫苦农民变革社会的实践先河。在莫尔和闵采尔之后出现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约翰·安德里亚（Johann Andreae）、杰拉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德尼·维拉斯（Denis Vairasse）、让·梅叶（Jean Meslier）、埃蒂安-加布里埃尔·摩莱里（tienne-Gabriel Morelly）、加布里埃尔·马布利（Gabriel Mably）、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等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但在19世纪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尚不成熟，相应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思潮和运动也未形成完整体系。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尽管批判现存制度，但是对于未来社会如何实现、依靠谁来实现等问题思考较少或是态度模糊，他们或以文学游记的形式描绘理想社会，或是以自然法为基础构想未来社会的基础。这种广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批判性思潮和运动始于莫尔的《乌托邦》，又由于其不成熟的特质，可以称之为乌托邦思潮和运动。早期乌托邦思想夹杂着宗教性的、平均主义的、禁欲主义的，以及一些类似于后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素，表达了封建社会后期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抗议和诉求。
这些乌托邦思潮和运动存在共同的特征，但相互之间也有差异性。有的注重理论研究，有的侧重现实运动。前者有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等，他们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度，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则以法律条文和理论论证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后者有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等。有的以宗教形式构筑未来社会，有的明确反对宗教。比如莫尔的“乌托邦”有“崇拜神格”的特征，闵采尔借用了“千年天国”的宗教形象，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被视为“基督教的保障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而梅叶则批判宗教“使国王和诸侯的暴政和残暴统治合法化”。有的倾向于非暴力运动，有的主张革命斗争。例如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总体上带有非暴力性质，温斯坦莱把希望寄托于克伦威尔，希望他“把英国被压迫的平民自由占有土地和享受自由这一点固定下来”；马布利则探讨了根据情况采取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革等不同手段的可能性，认为“在社会有被专制制度毁灭的危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战斗；巴贝夫提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以革命来为人民谋福利、举行密谋来反对一个坏政府是“一切自由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差异蕴含了后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分离的可能性，有些理念如阶级思想、革命思想等更多地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继承，有些理念如温和的改革实践思想更多地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继承。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大发展的时期是19世纪初。那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发展工业、开拓市场成为当时的潮流。在旧的经济关系被打破的同时，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越发频繁和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无产阶级队伍日渐壮大，相应的对抗性的思想体系也逐步成熟。以上种种因素最终使乌托邦思潮和运动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大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在18世纪末之前，无产阶级还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乌托邦思想家大多和群众运动、工人运动联系较少。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对大革命的幻灭感使以巴贝夫主义为代表的革命群体相继兴起，对现存秩序的抗议和自身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多地以实际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国大革命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促进了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思潮和运动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omte Henri de Saint-Simon）、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埃蒂耶纳·卡贝（tienne Cabet）、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泰奥多·德萨米（Théoddre Dézamy）、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等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
根据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乔治·柯尔（George Cole）的考证，1827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使用了“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1832年法国圣西门派机关报《地球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表示圣西门的学说。“共产主义”一词则是在1830年法国革命后出现的，最初和19世纪30年代巴黎的某些秘密革命社团有关。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流传开来，被用以指称人们向往的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两个概念出现时，它们代表的是两支不同的流派，表达的理念也不尽相同。“社会主义”的初衷是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张以社会的、合作的、集体的管理体制改造现存秩序。它强调经济问题多于政治问题，提倡用社会管理和社会力量代替个人管理和个人力量，以求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实行变革，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事实上，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前，“社会主义”一词主要指的是一种经济或社会改造计划，与政治运动关系不大。与“社会主义”不同，“共产主义”表示的是物品公有和公有制，意为与私有制彻底对立的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同时，“共产主义”也主张从根本上变革政治社会，它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表达了明确的政治诉求。相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当时更富革命斗争精神，因此共产主义理念往往为一些革命秘密组织所推崇，这使它从产生起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战斗色彩。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概念的不同，一方面源于前文所述的乌托邦思潮和运动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与历史传统和阶级背景的差异有关。“共产主义”一词最初流行于法国，与法国的公社传统颇有渊源，“共产”最初也有表达“公社”的意思，即建立一个以平等、财产共有为基础的公社组织形式的社会。法国在中世纪曾发生过公社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当时“居住在城市的商贩、手工业者的杰作，他们也是独立思想的代表和实践者”。公社蕴含的伟大精神如抗争、独立、自由等被继承下来，给了法国大革命后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因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主要是社会下层，他们大多向往一种公社的联合制，比如卡贝的“伊加利亚社会”、德萨米的“共产主义大家庭”都是以公社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主义”概念则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对于克服资本主义弊病、改良社会的诉求，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多来自社会中上层，如圣西门出生于贵族世家，傅立叶出身于富商家庭。19世纪初期，作为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在思想上的反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诞生了，用今天更为熟悉的术语来说，即“乌托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是“乌托邦共产主义”，都是后人对它们的定性，在当时这二者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二、19世纪上半叶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涵辨析
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涵，既有同质性也存在异质性。同质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它们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存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蕴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态度，强调必须改变不平等的现存秩序。如圣西门认为现实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停留在感性的、道德的层面，而且深入到了经济基础，他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下，“一切都是恶性循环”；欧文也尝试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剥削本质；卡贝则将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私有权和货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三大弊病；等等。其次，它们希冀建立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社会”、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理想社会”等，都展现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再次，在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多主张以集体的、协作的方式组织新社会。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实质上是在国家组织下有计划有组织的协作制；傅立叶的“法朗吉”是在每个人都“本着自愿的忠诚，本着大公无私的决心进行奋斗”的基础上合作建立的协作社；布朗基也强调“只有用协作代替个人私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的统治”；等等。正因这些同质性的存在，当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经常被放在一起使用。但是，它们在私有制问题、阶级问题、新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依靠力量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样的二重性成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历史上合流与分离的内在原因。
第一，关于私有制问题。在私有制问题上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涵最基础、最重要的不同，前者一般主张保留私有制而后者主张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者虽然批判私有制，却不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认为可以在保留私有制的基础上，调节财富分配的比例，缩小不平等的程度。例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圣西门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看到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较早地将发展经济作为调节社会的关键因素。在圣西门的实业社会中，经济的社会主义化是使私有企业从属于由实业家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在分配形式上，圣西门主张人们根据自己的才能和贡献获得报酬，所以各阶级都可以凭借他们对新社会的贡献获得相应收入。与圣西门相似，傅立叶同样主张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较而言，“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态度更为激进和彻底。共产主义者大多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比如卡贝认为“共产社会是唯一能够实现平等与博爱”的社会制度；德萨米将公有制视为“排除阻挠社会原则发展的一切障碍的唯一可靠的手段”；魏特林也主张建立以财产共有共享为基础的、“为一切人所有的自由与和谐的制度”。不过，不同于18世纪主张绝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乌托邦思想，19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者大多不认可绝对平等的分配原则，而主张将平等原则与人的需要或是劳动相结合。
第二，关于阶级问题。当时的“社会主义”通常不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属性。社会主义者以“友爱”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自诩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圣西门以“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的基督教义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傅立叶强调要“消灭阶级之间的反感”以实现阶级融合。他们的理论主张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为了建立各个阶级团结友爱的新世界，所以社会主义者在阶级关系上通常主张阶级调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并不具有显著地位。事实上，19世纪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无产阶级没有太多联系，很少亲自参与到工人运动中。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改造计划并不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大规模斗争，他们同情工人，认为工人是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但他们不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没有将工人视为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力量。相反，“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属性内涵则比较明确。共产主义者大多明确代表无产者的立场，以阶级冲突来理解社会关系，认为社会存在明确的阶级之分和阶级压迫，所以他们通常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共产主义者的这一特质主要来自巴贝夫主义的传统。巴贝夫看到了政治斗争背后的阶级关系问题，这对之后的共产主义者如布朗基、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布朗基对阶级关系的认识在巴贝夫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从生产角度理解阶级关系，发现阶级对立是一部分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与另一部分丧失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对立，并从生产的角度看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比同时代其他从分配不公的角度分析社会的人更深入地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但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仍局限于感性层面，对其阶级定位、阶级任务等问题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
第三，关于新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在实践路径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涵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和平改造与革命斗争的区别。社会主义者一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以相对温和的形式逐步进行社会改造。他们经常以理论家、道德伦理家的面貌出现，从理想出发强调道德对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这一倾向与社会主义者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经历不无关联。圣西门和傅立叶都出生于当时法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使他们的家庭财产遭到损失、个人生活受到冲击，使他们看到了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都对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圣西门支持“社会所要求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看法，依靠社会舆论宣传使统治者和社会各界接受“实业制度”的主张并依据实业计划来改造社会。傅立叶建立协作社则是通过和平宣传和典型示范的方式，所以他亲身践行了“法郎吉”协作社实验。共产主义者则大多主张通过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并在革命成功后实行革命专政，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布朗基，他遵行“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的理念，一生致力于革命活动，主张建立工人武装和统一革命组织，通过密谋暴动和武装起义的方式夺取政权。德萨米和魏特林也都是当时有名的革命活动家，他们都相信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在这方面卡贝则比较特殊。卡贝总体上不赞同暴力革命，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要“通过对公众舆论、对全国人民进行劝导和说服，逐步地、渐进地加以实现”，但他也认同在过渡时期为防止犯罪必须实行专政，保留镇压手段。总体而言，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宣扬的革命斗争一般指的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指导，而且他们对斗争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也缺乏深入分析。
第四，关于依靠力量问题。社会主义者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主要依靠的是有产阶级和社会中上流阶层。圣西门认为社会改造力量来自实业家、学者和艺术家，其中实业家居于主导地位，实业家、学者和艺术家三者的联合活动“可以创造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所必要的一切条件”。傅立叶同样寄希望于富人阶层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提供资金建立示范区，各阶级通过资本、劳动和才能共同构建理想的“法郎吉”协作社。这种寄希望于各阶层团结一心、共建和谐未来的理念成为当时的社会主义突出的“乌托邦”特色。与社会主义者相反，共产主义者并不幻想统治阶层大发善心，而强调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布朗基主张群众武装，魏特林强调团结工人，卡贝的共产主义公社主要依靠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来建设，德萨米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但由于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斗争刚从自发斗争走向自觉斗争阶段，共产主义者对于无产者与受剥削者的界限认识还不分明，无产阶级常常被泛化为“人民群众”，因此共产主义依靠力量的范畴尚未得到准确界定和区分。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特性有时也会体现在同一人身上，例如在欧文的思想中既有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元素。从对待私有制的态度和阶级认识上看，欧文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者。他将私有财产视为“贫困的唯一根源”，坚定认为财产公有制较私有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新拉纳克棉纺厂的实践，欧文初步发现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产品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秘密。恩格斯曾评价道：“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欧文“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但从新社会的实现途径和依靠力量来看，欧文又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最初就被用来指称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欧文认为流血和纷争“对于一切阶级都极其有害并使所有参加各方都失去理性”，所以他呼吁以和平的方法建立合作公社。欧文同样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试图通过改革，先试点建立模范公社，逐步推广最终建立公社联盟。由于对革命形式的反对，晚年的欧文和工人运动渐行渐远，最终，欧文的思想在欧文派信徒的改造下成为一种脱离工人运动的宗派思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涵关系的复杂性，也蕴含了二者在历史上合流与分离的可能性。
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思想的融合与超越
19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流行话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例如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欧文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秘密革命组织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等。这些思想的多样性发展在推进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混乱。为驳斥错误理念，回应工人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诸多努力，在那一时期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几乎都与此相关。
尽管在1843年以前的文章和书信中，马克思偶有提到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但一般认为，马克思较早明确阐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自我异化的角度论证共产主义，并将社会主义视为高于共产主义的形式。《手稿》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政治性的共产主义”，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但这种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共产主义作为对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即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向下一阶段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随着对私有财产扬弃的完成，社会才能真正在它自身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实现人的解放和复原，这样的形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这里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高于共产主义，是由于在马克思看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社会”是扬弃私有财产之后才会出现的理想状态，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此，以“社会”为核心概念的社会主义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的揭示，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分析路径和术语使用仍带有较为明显的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痕迹。作为思想过渡时期的成果，《手稿》既体现了哲学人本学的马克思思想，也体现了经济学的马克思思想，虽然尚未完全从思辨的演绎法中脱离出来，但马克思已尝试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从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转移到社会关系的现实大地。之后随着唯物史观的成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和话语范式也随之转变。
广为人知的是，在1848年付印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表达了明确的共产主义倾向，这不同于《手稿》中的社会主义高于共产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曾直言，1847年的所谓社会主义者“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少有的对他们的共产主义选择做出明确解释的论述。这里主要从“改变社会的途径”和“阶级属性”两个标准来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前一标准中，马克思、恩格斯倾向于根本改造社会的共产主义方案，在后一标准中，他们同样倾向于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沿着这两种倾向，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两条线索：其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使马克思意识到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的必要性；其二是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和组织的日益紧密的联系使马克思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立场得以确立。
在理论层面，从人本主义维度向历史实践主义维度的转型使马克思从思辨的社会主义转向立足于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这一变化其实早在《宣言》写作之前已经发生。在创作于1844年底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区分了“群众的共产主义”同“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群众的共产主义”意识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框架中跳脱出来，提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之后在写作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生产、交往、分工的角度理解现实的共产主义，比较明确地将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它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而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可见，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是伴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倾向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必然结果。
在实践层面，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也是伴随着对工人阶级了解的日渐加深和指导工人运动实践的理论使命的日益增强而确立的。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深入到工人阶级当中，关注工人运动，积极与正义者同盟、宪章派等组织和各国民主党派联系，支持德国工人协会、国际民主协会等的发展。马克思还与恩格斯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加强与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联系，这被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实践的初步尝试。马克思表示：“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些实践经历大大加快了马克思走向工人阶级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理论指向日益明晰，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性纲领，《宣言》的共产主义立场十分明确，但在这里马克思同样也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元素。他融合了社会主义中的社会历史观、政治经济学思想和共产主义中的阶级与革命思想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合流。《宣言》中的诸多理念都能看出与19世纪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相似性，例如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又如提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再如彻底革命的态度，“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等。但同时，《宣言》中关于经济是政治和观念的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以及局限性的分析，关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的观点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得出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当然，马克思对二者的合流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性糅合，而是超越性融合，克服了它们的空想因素，赋予其科学的价值。社会主义者虽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走在了共产主义者前面，但他们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或是归因于理性，或是归因于某种精神因素，仍未脱离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窠臼。而共产主义者则缺乏对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基础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入阐释，对他们而言，少数密谋者以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后，就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从经济规律、社会基础和阶级关系的视角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探究革命斗争的历史根源和发生条件，得出要由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无产阶级在条件成熟时发起大众斗争、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的主张。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实现了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超越。
可以发现，1848年以后，马克思在多数时候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词的，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实际上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理论合流以后，这两个术语在他那里是可以作为一体来使用的。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斗争》”)中，马克思认可“革命的社会主义”，认为它“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如果没有对此前马克思的思想做细致剖析，可能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到《斗争》中又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表述。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相区分时，马克思才会明确使用“共产主义”来指称其学说。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确切的表述就是为了与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庸俗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混合使用除了自身理论发展的原因，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欧洲无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接受和认同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人们普遍认为，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为团结无产阶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也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并以“科学社会主义”来指称他们的思想学说。那时，欧洲各国相继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多都带有“社会”“社会民主”等字样。1889年，由这些政党和工人团体组成的第二国际名为“社会主义国际”。19世纪后期欧洲形成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术语使用的变化并不代表思想倾向的转变，而是由于经过长期话语融合的努力，“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已经相当于“科学共产主义”。需指出的是，后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观点，不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阶段的划分中，并未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
四、结语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推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的合流，改变了以往理论脱离实践的困境，使社会主义运动浪潮在新的基础上奔涌向前。同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涵之间同质和异质的二重关系属性也赋予了社会主义话语融合后的复杂意蕴，从而深刻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当经济基础、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人们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时，社会主义话语也会随之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变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质性再度凸显，最终分化为苏联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两大思想和政治流派，对当代世界政治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已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常识。本文所做的工作，是在“两大发现”的传统视角基础上，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历史流变视角出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路径进行分析，揭示出马克思通过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融合与超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对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具有积极意义。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而言，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离不开思想史和运动史的共同作用。理论意蕴与现实条件的互动造就了世界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发展。只有将理论的思辨和归纳与对社会现实条件的剖析相结合，才能看到历史的全貌并科学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带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作者：黄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