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冈茨：为精神赋形

瑞士演员布鲁诺·冈茨去世，终年77岁（视觉中国供图）

欧洲的诗意

得知布鲁诺·冈茨去世的消息，他富有歌唱性的低沉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守护天使达米尔又开始无休止地问起一个个哲学问题来：“为什么我是我？为什么我不是你？时间从何开始，空间终结于何处？”他在电影《柏林苍穹下》和《永恒与一天》里代表人物思考的独白，如哲人和诗人，深沉、舒缓、悠扬，带着德语独特的抑扬顿挫和韵律，歌咏一般，成为维姆·文德斯和安哲罗普洛斯那些隽永长镜头的配乐。这时我意识到，看他的电影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他的声音就像来自上一个世纪的老派绅士，那种严肃的、有着古典音乐节奏的沉稳速度在今天语速越来越快的影视作品里早已难觅。

冈茨1941年生于瑞士苏黎世。他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师，母亲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农民。冈茨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要想出来，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他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据他的同事描述，早年他给人留下易怒傲慢的印象，也曾依赖过酒精，但他很快做出了改变。对于“意志力”是什么，大概也可以从他的演艺生涯窥见一斑。他1961年在剧场亮相，1970年与彼德·斯坦联合创立柏林“剧院”剧团，以舞台为重心度过了20年时间。他的电影生涯和剧场生涯同步，1960年初至70年代，他出现在数十部电影中，演技精湛，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7年在《柏林苍穹下》里扮演守护天使和2004年在《帝国毁灭》中扮演希特勒，他的名声才开始超出德语世界范围，走向国际。他不停演电影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舞台艺术，剧作不断，演绎过莎士比亚、歌德等经典剧作里的角色。他在电影中的台词功底，与他的舞台表演有很大关系。

和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合作《柏林苍穹下》之前，他们曾合作过另一部电影，1977年的《美国朋友》。在那部雷普利侦探电影里，文德斯含蓄表达了西德在与美国靠近时，对接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一些隐忧。《柏林苍穹下》是一部欧洲人的电影。两个天使俯瞰人世间，最后一位天使因为爱情下凡来，这本是一个有奇幻色彩的故事。电影几乎没有采取什么特效来制造奇幻效果，而是大量使用长镜头，给人以强烈的真实印象。冈茨和他的搭档奥托·山德尔扮演的天使则是行走于尘世的普通人模样，身着黑呢子大衣穿行于柏林的街区。再次重温才觉察，以普通人的模样扮演天使，不是以故事的戏剧性取胜，却有很多微妙的演技处理。

如何扮演具有人类外形的天使？天使如何走路、如何行动、如何说话？没有人知道天使是什么样子。冈茨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对此讨论了很久，不断讨论里尔克的诗，讨论保罗·克里的画，还读了一些关于天使的研究著作——“天使”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发明。如何来表现天使？天使会做什么，是飞行还是行走？如果在街上行走，在屏幕上并不隐形，却身处另一个世界，该如何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达这种疏离？冈茨体会到，他在电影中应该更多是“身体的存在”，无需太多行为来表现。

天使有一些从高空俯瞰柏林的镜头，大部分时间则行走于柏林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两位天使坐在交通堵塞的车流中，以一种旁观的姿态观看城市众生相。冈茨和山德尔以聆听和沉思的表情，传达出一种精确的距离感，让人感到他们身处人间，却仅仅是这个世界的客人，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有一段诗意的对白：“一个行人在雨中收起了雨伞，任由雨水淋透。一个学生向他的老师讲述地球上蕨类植物的来历，使他的老师颇为震惊。一个盲妇摩挲着手表，感觉到了我的存在。靠精神活着多好啊，日复一日直至永恒。但有时我对我的精神存在感到厌倦，我不想永远脱离现实，而想让身体里有种实在的感觉，以此来结束虚无状态，让我亲近尘世。希望每个脚步、每阵微风，都能够说现在，而不再是永远和永恒。”冈茨旁观芸芸众生的沉静、他脸上浮现的超脱尘世的纯真微笑，都给人一种他就是天使的感觉。看到冈茨扮演的天使之前，我心目中的天使从不是一个中年男子的模样；但冈茨把他创造出来的天使形象烙入了人们心中，以至于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以“天使”来称呼他。

重温图书馆的那场戏，我更多理解到他如何创造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天使将手搭在人肩膀上，凑到很近处去听清人们头脑里的思索声时，那个搭肩的象征性动作和被搭之人无动于衷的反应，传达出这个动作毫无重量的感觉，在两个肢体接触着的人之间划下一道两个世界的区隔线。冈茨用一切微妙的身体语言来传达这种隔离，其中包括他设计的一个动作：他坐在图书馆一角，两手向后张开握住楼梯的扶手，这个姿态与图书馆的空间形成对比。当他和另一个坠落人间的天使在小店交谈时，三个人营造出关系和氛围来烘托这种平行世界：一个惊诧的咖啡店店主，一个看似自言自语的坠落人间的天使，以及一个仓皇逃走的隐形天使。当冈茨扮演的天使坠入人间时，电影从黑白过渡到彩色，地面出现了他的脚印，墙另一侧士兵循着他说话的声音张望寻找，而冈茨则以一种生机勃勃的欣喜步态，传达出“人”的质感，与之前不似在人间的游离、稳沉步态形成对比。文德斯的影片几乎不使用蒙太奇，对运动不加任何剪接，常常是平静地观察、等待和不停顿地发展。冈茨静水深流的表演，不需要剧烈的戏剧冲突和情感波动，却有一种深刻的力量。

冈茨也能够呈现像安哲罗普洛斯这样的欧洲导演对精神和灵魂的诗意追求。在《永恒和一日》里，他饰演一位因身患癌症准备进医院的老诗人，在入院前最后一天的生命旅程。这是一部诗人需要在现实、记忆和幻境中穿梭的电影，和文德斯相似，安哲罗普洛斯不是通过特技，而是通过长镜头来记录这些转换。冈茨的表演总是精确到位。还记得他拉开女儿家的窗帘，从公寓走到阳台，穿越到以前妻子还在世时的海边故居的镜头。那是一个从现实穿行到记忆里的镜头，冈茨在一瞬间变成一个开怀笑着、身体灵活矫健、神情阳光的人，和之前在屋内滞重的脚步、阴沉的表情所反映出的濒死前的孤独悲凉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在这对比之间，现实和记忆不留痕迹的切换。安哲罗普洛斯在电影里制造了舞台的感觉。那些乘着大巴到来的成群游客、海边午餐时的亲友、废弃车库里领养孩子的人群……他们的步态、着装都传达着舞台剧的感觉，冈茨流畅地穿行其间，平滑地在现实、记忆和幻象中自由切换。

布鲁诺·冈茨在2004年上映的电影《帝国毁灭》中饰演希特勒

历史的感觉

更广为人知的电影《帝国毁灭》，则表现出冈茨在反复无常的情绪之间转换的收敛和爆发能力。这部电影是过去20年中最有争议的德国电影，讲述了独裁者希特勒人生中最后的几天，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他同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自*于地下掩体的过程。所有的批评都指向一个问题：对希特勒这样一个犯下过大规模屠*罪行的人，可以被作为一个具有人性的正常人来呈现吗？冈茨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曾说，他身边很多他信任的人都反对他扮演这个角色，德国人已经把不扮演希特勒内化成了一种禁忌。最终说服他来演的，是他们找到了很多关于希特勒最后时刻的历史资料，包括希特勒的一盘磁带，磁带中他用正常的而不是煽动性的声音说话；还有他身边很多人的回忆录，描述了希特勒当时的步态、说话方式，甚至他如何清嗓子和他因帕金森综合征而颤抖的手。他决定按照这些细节去呈现希特勒的形象，而不是徘徊于他已死去的纳粹意识形态上。

在第三帝国解体的最后时刻，地下密室里争吵和派对都在进行。希特勒情绪不稳定，一分钟前还陷于自怜的大哭，下一分钟又立刻集结起力量咆哮，或者狼吞虎咽。冈茨把握住了那种反复无常，可以在一瞬间内由矜持内敛转为突然爆发，也可以在轻言细语和咆哮之间无痕过渡。从没有哪一位演员在对希特勒的模仿当中，像冈茨这样将自己消失在他的角色中。当观众辨认不出冈茨时，希特勒也具有了人性。冈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他身边的人都觉得，当他谈论希特勒时，他常常失去了合理的、政治正确的距离感。他甚至直率地承认，他对希特勒曾有过片刻的同情；这句话立即在德国掀起轩然大波。但正是在这份危险性里，冈茨创造了具有开拓性的、独一无二的希特勒：他勾勒出希特勒现实主义的肖像，打破了德国文化中的禁忌。正是他所扮演的希特勒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恶是潜伏在人性中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对冈茨来说，他有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感，让他在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影片中扮演角色。在电影《光芒渐逝的年代》里，他扮演了东德一个家庭中的威严长者，将东德和与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的时代影子投射进家庭生活中。

好奇像冈茨这样的欧洲明星，那些富有音乐感和诗意的台词、那些对情境极为微妙的艺术把握来自于何处。后来我找到冈茨在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的纪念音乐会上，朗诵荷尔德林《饼与葡萄酒》的一段视频，他的节奏和古典乐团的音乐精密融合。1991年圣诞夜音乐会上，柏林爱乐演出贝多芬、艾格蒙特，以及自由主题，也是由冈茨配乐朗诵。他还在古典音乐唱片中献声，与柏林爱乐合作过一张唱片。我从而知道了他的电影台词里那种音乐感和韵律的来源，他何以能将抑扬顿挫的语调，词语长短的自由度糅合在精确的节奏中。在他晚期的电影《大树的秘密》里，他用略微苍老的稳重声音，呈现出古老之树所历经的时间的庄严。

冈茨属于欧洲电影和好莱坞的名流圈，像赫尔佐格、贝特鲁奇、科波拉、雷德利·斯科特这样的导演都很青睐他。他非常多面，扮演的角色跨度很大，从独裁者希特勒（《帝国的毁灭》）到向往人间的天使（《柏林苍穹下》），从诗人（《永恒与一日》）到慈祥的祖父（《海蒂和爷爷》《想飞的钢琴少年》），从吸血鬼（《夜晚的幽灵》）到饭店服务员（《逐梦郁金香》），还有他塑造的许多戏剧经典里的舞台形象。但他回避好莱坞的名利场。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完全活成了他所塑造的那些角色，质朴、深刻、内敛，完全不像一位世界名人。在美国短暂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先是回到柏林和威尼斯，最后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苏黎世。他扮演过很多患有癌症的病人，也演绎过死亡，但当他被诊断出肠癌时，他说，那些死亡的角色对于他准备自己的死亡毫无帮助。在他去世前一段时间，人们经常在苏黎世的小尼德多夫见到他的身影，“他肩上总是背个帆布背包，脸上挂着淘气的微笑”。他说，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希望看到它开始的地方，故乡对他来说就是童年长大的地方。

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读报纸的人》（Der Trafikant），改编自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谢塔勒（Robert Seethaler）的同名小说。他在其中扮演了作为精神象征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