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遂
1849年11月14日，在肖邦的葬礼后两周，李斯特（LisztFerencz）曾向肖邦的姐姐卢德维卡（Ludwika）去信，表示自己想为故友作传，希望可以就一些私人信息咨询传主的至亲。正忙于为肖邦遗产善后的卢德维卡对此颇感不悦，弟弟尸骨未寒，李斯特就急于树立自己对肖邦的权威解释权。剥削和贬损肖邦名声的人几乎同爱护和推广肖邦作品的人一样多，她的丈夫就属于前者之一，所以她无暇顾及，只是直觉告诉她李斯特写不出一本像样的传记。虽然在成年后与弟弟聚少离多，但卢德维卡的判断不但颇有预见性，更完全吻合肖邦对李斯特长久以来的观感。
同为在巴黎活跃的中东欧音乐天才，肖邦从十二岁起就被拿来和李斯特比较，两人在巴黎也一度过从甚密，有过四手联弹的经历。作为同行，肖邦对李斯特的音乐并无太多指摘，可专注于创作本身的肖邦对李斯特虚华俗丽的文风极为厌恶。在李斯特的笔下，肖邦的音乐会更像是一场社交派对而不是音乐聚会。李斯特越是书写肖邦，就越让肖邦感到前者好为人师，两人因而渐行渐远。李斯特那本被辞藻堆砌出来的《肖邦传》成为早期音乐人传记强化空洞符号的代表，一次次地被后来的音乐史研究者吐槽，连以三卷本《李斯特传》在学界获奖的音乐史研究者艾伦·沃克教授都毫不避讳。艾伦·沃克对那个时代的熟悉，写《肖邦传》已经推进到了乐谱中的笔迹字符。这个认识肖邦的过程始于另一位与之齐名的音乐家的拙作，贯穿了音乐研究的学科史，留下了有待明辨的细节。
音乐作为母语
肖邦和李斯特最大的分歧在于对音乐的阐释方法。李斯特正好是在肖邦逝世前后几年结束了钢琴演奏生涯，专攻作曲和指挥。而在他的生涯前半段，年少成名的他喜欢在社交圈抛头露面，用诗化的修辞比赋音乐的感染力。他不是一个人，同时代的门德尔松和舒曼都喜欢给音乐配上画面和看似深沉的文字。标题音乐算得上是当代跨媒介叙事的滥觞之一，可能给观众带来多维度的享受，也可能只是专业素养技拙的补丁。
讲究遣词造句是浪漫主义乐派的标签，身为“浪漫主义钢琴王子”的肖邦却是其中的异类，一位少见的古典主义者。终其一生，肖邦的大部分作品是直接套用其体裁作为标题，很少进行主题创作。因为乔治·桑在创作后十五年描述当时肖邦是在教堂受一场豪雨启发，《降D大调前奏曲》又以“雨滴”之名在后世广为流传，而李斯特则认为这个名字更适合安在《F小调协奏曲》上。这则轶事让不少后世乐评家诗兴大发，比如科尔托（AlfredDenisCortot）声称能从曲中嗅出死亡和阴影。可事实上，不仅肖邦竭力否认他的音乐是对自然的模仿或个人经历的投射，这本传记甚至提及一位常年居住于事发地的英国诗人声称，这个故事并不符合教堂的建筑结构。肖邦笃信绝对主义的音乐，不喜欢用标题等非音乐元素给自己的作品贴金，希望能让音乐自己去说话。
肖邦的音乐才华几乎是无师自通。如果不算上4岁时为他钢琴启蒙的母亲，他唯一的钢琴老师是他12岁以前的沃伊切赫·日维尼，唯一的作曲老师是华沙音乐学院院长约瑟夫·埃尔斯纳（JózefElsner），两人都长期放任和鼓励肖邦的随兴创作。肖邦的钢琴演奏技巧不属于任何流派，不遵从任何教义。钢琴教学界一般会斥责琴童用拇指弹黑键，肖邦却写出了那首知名的《黑键练习曲》，右手五个指头只弹黑键，拇指也不例外。主流的车尔尼学派笃信“手指平均理论”，认为十个指头应该同样有力，他的练习曲“似乎要把手指拧断”。肖邦则根本不避讳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天然的生理性联动，更不介意从黑键到白键的滑音。这也许是钢琴史上第一次将手的舒适度作为关注的重点，肖邦也让自己那双天才的双手被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从如今保留下来的手模来看，肖邦的手掌并不算大，海涅却说那双手有如巨蟒，会忽然张开吞下数倍于自己的猎物。
李斯特觉得肖邦在《降A大调玛祖卡》中的乐段毫无逻辑，直到听到肖邦本人的演奏。因为肖邦本人的天赋，他的一些乐曲是不易弹奏的，但他对于自己的学生从不藏私。他曾对慕名而来求学的宾客自嘲道，“如果没有我的指导，人们就没法弹好我的曲子，这不免有些悲哀。”可他的指导确实非常贴心，毫无成名钢琴家的架子。他会亲切而宠溺地让人克服紧张情绪，对学生也不吝夸赞。当手在键盘上大跨度展开时，支撑指不一定总是中指，肖邦就经常鼓励学生使用食指支撑。来自匈牙利的11岁天才卡尔·菲尔奇（CarlFiltsch）受本国贵族资助，来到巴黎向他求学，试弹刚引入主题就被肖邦打断。肖邦已经被菲尔奇的天赋所打动，花了十八个月倾力培养，也是他唯一教过作曲的学生。在这个孩子的公开亮相里，肖邦要么坐在前排，要么同台献艺。在一次演奏后，他把手按在菲尔奇的肩膀上说：“女士们，这就叫才华。”这位天才在数年后英年早逝，令肖邦黯然神伤。
相对于文字和教义，肖邦更喜欢从声音中汲取养料。肖邦生前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有女歌唱家演唱莫扎特的《安魂曲》，为了等待巴黎主教的批复，葬礼拖延了两周才举行。早期肖邦的《夜曲》体现了他对人声的热爱，而他用高超的技巧将所有音符都分配到右手的五个手指上，可以模仿双声部的乐句。肖邦创作晚期的主攻方向则是曲式和体裁的融合，甚至会在乐曲的结尾融合宣叙调。就像歌唱家一样，他的乐曲也有呼吸点。他认为不会断句的作曲家都是冒牌音乐人，就像死记硬背的课文一样难以下咽。他创作的《船歌》就是受声乐所启发，在乐谱的在第78小节写下一个来自花腔唱法的意大利术语“轻逸（sfogato）”，肖邦告诉演奏者，要放松下来，“甜美而轻逸”（dolcesfogato）。
不过，放松只是演奏的状态，并不是创作的态度。肖邦知道在宴会场合最合适演奏的是海顿风格的协奏曲，既能展现花哨的技巧，又不需要听众全神贯注。琴技高超的他在宴会的即兴演奏时甚至能用钢琴模仿一个坏掉的音乐盒，却绝不会轻佻地把小品视为成品和作品。他对即兴演奏和作曲的区分泾渭分明，乔恩·纽瑟姆（JonNewsom）曾有一句到位的评述：“作曲家肖邦对即兴演奏家肖邦残酷无情”。在钢琴上随性表达的灵感要经过严格考量、提炼和修改，才能被写进作品中。为了抓住一个乐思，他会从各个大调追到各个小调，甚至有时打磨一页乐谱要花掉他六周的时间。他在临终时嘱咐亲友把他的未刊手稿全部烧掉：“我向来非常尊重公众，我出版的东西都要尽可能完美。我不希望冠有我名字的、让大众失望的作品被四处传播。”不幸或万幸的是，肖邦的姐姐并没有遵循他本人的遗嘱，给后来的音乐研究者留下了有待挖掘的宝藏。可在一个传播过盛的时代，也许肖邦的谨慎和雕琢才是更稀缺的品质。
波兰幻想曲
对于同时代人而言，肖邦的音乐是“王谢堂前燕”，难入寻常百姓家。肖邦在7岁时已经写出了不少波兰舞曲和变奏曲，8岁时的一首《g小调波兰舞曲》就被他的老师帮忙抄录出版，并为当地媒体所报道。1818年2月24日，不到8岁的肖邦就在华沙权贵的慈善音乐会上第一次为上流社会演奏歌曲，名噪一时。时任波兰统治者康斯坦丁大公（KonstantinPavlovich）自小受到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斯巴达式教育，性情残暴，喜怒无常，后来为了迎娶他的波兰裔王妃秘密放弃了沙皇的继承权。乔安娜·沃维茨卡王妃（JoannaGrudz－ińska）为了驱散宫廷内的肃*气氛，经常让家教把肖邦请到华沙的贝尔维德宫，请这位天才琴童来安抚丈夫无端的怒气。终其一生，肖邦为英法俄的君主献过艺，和七月王朝的王室维持着长期关系。无论对方身份多么显赫，都不会影响到他近乎完美的优雅风度。浪漫乐派的同行柏辽兹甚至抱怨说，“肖邦总是对人很疏远……如果你不是王侯将相，就别对听他的演奏抱太大希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肖邦趋炎附势，而是他确实偏好小环境演奏。在他刚到巴黎时，演奏界的主流钢琴家还热衷于炫技，被业内人士称为“空中飞人学派”。早年的李斯特算得上其中一位，与塔尔贝格（SigismondThalberg）的斗琴也名噪一时，演出观众动辄成百上千。乔治·桑（GeorgesSand）不无醋意地抱怨道：“只要办两个小时音乐会，弹几个和弦，就能在观众的赞美、高呼的‘安可’和巴黎最动人的姑娘的簇拥下赚到六千法郎，这个无赖。”可肖邦却很少办音乐会，对公众的关注避之不及，以至于桑嘲笑肖邦对音乐会上公开演奏有病理性的恐惧。
也许是有了这层机缘，沙皇尼古拉于1837年宣称要授予肖邦“俄罗斯帝国宫廷钢琴家”的头衔及相应的终生津贴。这个身份非常符合肖邦的表演风格，也能让身体长期抱恙的他衣食无忧。可他宁可以教学和作曲为生，断然拒绝了这个头衔。据说，他向俄罗斯驻法大使毫不客气地回答，他唯一愿意接受的荣誉是流亡者：“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但我支持那些革命者。”只有在涉及波兰的爱国主义话题时，人们印象中冷静淡漠的肖邦才会爆发出热血难凉的愤慨和恢弘，当着两位俄罗斯外交官的面演奏传统爱国歌曲《波兰没有灭亡》（MazurekD諭browskiego）。
如前文所说，肖邦很少根据现实题材进行命题作曲，但祖国的命运是少数的例外。1837年11月28日，华沙起义纪念日的前一天，肖邦署名完成了他的《葬礼进行曲》，这是他为祖国写下的挽歌。这首曲子在肖邦生前从未在葬礼上被演奏过，第一次演奏正是他本人的葬礼。他的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地和祖国交织在一起。
肖邦的父亲实际上来自法国，但老肖邦本人很少提及这一点，音乐史家是多年后考察到了法国的县志，才落实了这一点。肖邦的父亲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溃败，对介入政治非常谨慎。肖邦在成年后则是一位旅居法国的波兰侨民，自我认同完全指向波兰，甚至连爱开“犹太贱民”玩笑这一点都如出一辙。他的童年属于后拿破仑时代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期。根据维也纳体系的政治安排，沙俄将欧洲各国的土地归还，赢得了对瓜分波兰和吞并芬兰的舆论支持。不过，拿破仑时代全面战争留下的阴影尚未远去，沙皇俄国看管下的“波兰议会王国”还是以怀柔为主。直到1830年11月，就在肖邦离开祖国后一个月，沙皇准备派往比利时、法国镇压革命的波兰部队哗变，当地军民士绅一起举义，最终被沙皇镇压。肖邦在日记里甚至不惜株连旁人：“愿袖手旁观的法国人遭到天谴”。
以1830年革命为中点，肖邦的前半生活在俄罗斯间接统治的小阳春，后半生活在七月王朝的文化繁荣期，相比同时代人的大部分同胞都更少动荡。
早期肖邦研究的权威阿尔弗雷德·科尔托认为《F小调协奏曲》讲述的是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Mickiewicz）的史诗《三兄弟》（TheThreeBrothersBudrys）中寻宝的故事，如今看来毫无根据可言，是一种文化意象之间想当然的嫁接。不过在肖邦之前，波兰的图腾正是这位写出了民族史诗《塔杜斯先生》（PanTadeusz）的波兰歌德。1840年12月22日，密茨凯维奇在法兰西公学院受邀发表斯拉夫文学教授的就职演说，台下座无虚席。肖邦和其他波兰侨民一样备受鼓舞，庆幸波兰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惜不久后，这位写出过“我的名字叫作千百万人”的民族诗人陷入了弥赛亚主义，令笃信“自助者天助之”的波兰人民感到疑惑。与此同时，肖邦曾因为拒绝为门德尔松逝世的纪念册署名而遭到部分乐评人的诟病。对肖邦来说，那是德国音乐家为自己的音乐人献礼，轮不到自己一个波兰人来掺合。大约从那时起，肖邦和他的乐曲后来居上，逐渐成为了波兰人的象征。
这当然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肖邦本人是1830年华沙起义前后的移民之一，代表的是一代人，他也活跃在侨民圈子里。只有在民族独立难产的东欧，流亡者的形象才能超越阶级矛盾的壁垒，成为同胞共同的精神寄托。他本人虽然和文学家乔治·桑同居多年，但除了报纸从不读书，却在1833年1月15日当选为侨民们组织的波兰文学协会会员。事实上，这个组织是个除了文学什么都涉足的政治结社。另一方面，也只有在19世纪，小说、诗歌和音乐才具有穿透时空的号召力，是民族主义必要的干柴和养料。相比于造就了民族文化的文学，没有语言门槛和立场表达的器乐其实具有更广泛的流通性，也为肖邦造成了跨时代的知名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名片被保留下来。肖邦早年的未婚妻曾经信里说一直遗憾他的名字不叫“肖邦斯基”，也许正是后来广大波兰人的心声。更关键的是，受惠于波兰的民间音乐，他曲目里的确实有明显而高级的波兰气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回到波兰的心脏
病弱可能也是肖邦可以和近代波兰国运挂钩的一个特征。不知从何时起，艺术天才和体弱多病挂上了钩，疾病隐喻了天妒的才华。在肖邦所处的年代，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他的妹妹年少时就命丧于此。肖邦在16岁左右开始出现类似症状，终其一生都为此所困。“优雅地咳嗽着”成了肖邦给人的第一印象，他也耗费了大量财富求医问药，特殊食谱和水蛭吸血更是他的家常便饭。在药石罔效的情况下，奉行遇事不决，去泡温泉。家人带着肖邦前往每年夏天有几千名肺结核病人聚集的疗养地，大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可能夯实了肖邦的病根。肖邦前往巴黎后，法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笼统地说温暖的气候会有助于他的恢复。可惜天不遂人愿，肖邦去西班牙的马略卡度假却碰上了连日阴雨，更因为患病被恐惧的当地人赶出了住处，让他险些丧命，“岛上三位著名医生为我检查了身体……第一位说我已奄奄一息，第二说我已无药可救，第三位说我已经死了。但是，我的感觉和平常差不多……”
不过肖邦还没到如谣传一般，虚弱到不足以在公开演奏的地步，那只是他的审美和习惯。肖邦的艺术人格形成于名流显贵们鎏金的宅邸，他的听众都是社会贤达，能够欣赏出他演奏中的细腻韵味，或至少装成那样。肖邦的表达含蓄而内敛，不喜欢坐在较高的琴凳上猛击琴键。他对同时代那些热衷于炫技的钢琴家弹奏琴键高强力度嗤之以鼻，经常说他们使用蛮力发出的粗暴声音像是愚蠢的犬吠。有研究者声称，翻遍他的作品也没找到一个震音。他演奏的声音轻柔沉静，为了给他营造私密的演奏环境，肖邦音乐会的组织者让他的亲友们坐在舞台前排，围绕在钢琴四周簇拥着肖邦，也难怪更受大众欢迎的李斯特指摘肖邦的拥趸是一个教会组织。
不过，肖邦并非不能和名流们保持合适的距离。李斯特笔下的小册子迎合了文艺爱好者们的附庸风雅，但肖邦也很清楚沙龙常客们的秉性。据肖邦的朋友回忆，一次肖邦即兴演奏了一首战歌，在场的夫人们立即簇拥上来，执意要求肖邦把这首乐曲改编成合唱曲以供她们演唱。肖邦一口应承下来，然后转头用波兰语和同胞们说：“她们明天就会忘了这回事。”
确实，社会名流既有来听歌的，也有来看人的。肖邦的才华和气质为他招来了大量仰慕者，文学家乔治·桑就是其中一位。福楼拜称乔治·桑为“高产的奶牛”，其实是贬损她的文学造诣。诚然，她在写作上的过分高产不利于她留下更多传世之作，其文学史地位并不牢固，但在那个年代，她是欧洲文艺生活中不折不扣的先锋派。由于原生家庭的不幸和婚姻生活的失败，阿芒蒂娜-露西尔-奥萝尔·迪潘女士（Amantine-Lucile-AuroreDupin）断然离婚，独自抚养儿女，并选择乔治·桑作为笔名，以文字养活自己。她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同样先锐，也是一位特立独行、敢爱敢恨、四处留情的大女子。在仍有一位稳定情人的情况下，她毫不羞怯地向肖邦递去一张纸条，写着“我爱慕你”。不过，乔治·桑男性化的装扮和张扬的举止一度给肖邦留下了恶劣印象，让后者一如既往地冷淡。乔治·桑随后爆发出惊人的情感，主动出击，还用渣男一般的说辞主动和原先的情人断绝了关系——从低级的情人上升为纯洁的友谊和陪伴。
1838年7月，肖邦和乔治·桑成为恋人。两人的爱情颇具当代气质，是很多都市人最梦寐以求的自由关系。这段关系始于桑的主动求爱，终于桑的家庭纠纷，完全由女性主导。在朋友眼中，肖邦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小公子，比大部分女性都注意穿着打扮，在演出前一定要找裁缝、发型师和贴身男仆。加上肖邦身体羸弱，桑很快就从恋人变成义务照顾病人的保姆。她是一位典型的夜猫子，总是通宵达旦地写作，身体羸弱的肖邦却不可能迁就这样的作息。在巴黎期间，两人不住在一个屋檐下，只有一墙之隔，保持了现代人梦寐以求的距离感。就是在两人共同生活的1839年至1846年间，桑出版了12篇长篇小说、6篇短篇小说，还有一部戏剧。肖邦更是写出了包括《六首夜曲》、《摇篮曲》在内的不朽名作，在巴黎巩固了他的乐坛地位。相互扶持的两个人达到了彼此的创作高峰，他们的作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肖邦被葬在法国，但心脏被他的姐姐卢德维卡带回祖国，葬在圣十字教堂的地下墓穴。经一名记者曝光，肖邦的心脏迅速激起了公众的爱国热情。1880年2月29日，他的心脏被移入主教堂，并举行了正式的祝圣仪式。1944年9月华沙起义遭受军事报复，一名典型的纳粹高级军官——热爱音乐的犹太屠夫——保护着肖邦的心脏免遭涂炭，心脏由德国士兵护送到华沙市郊的圣黑德维希教堂。1945年10月17日肖邦逝世96周年，新政府为了凝聚爱国之心，以国家元首的礼仪把肖邦的心脏途径他的家乡迎回了圣十字教堂，90多公里长的路线上道路两旁站满了人，家家户户都插上了国旗。2014年4月14日临近午夜时，两位法医专家在大主教和波兰文化部长的见证下，取出了这枚心脏，秘密核查肖邦的死因，事后引发物议。多年来，有人不希望打扰这件圣物，也有人向政府申请基因检测。波兰的肖邦和肖邦的波兰一样，都梦想一颗跳动的心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