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1907年8月10日生于湖南会同坪村乡枫木树脚村。侗族。1924年春到常德，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参加叶挺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任教导队班长。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警卫队班长，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10月任连政治指导员。

指导战争不能离开敌我双方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也不能离开“保存自己，消
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和本质。

从战争全体来看，消灭敌人是主要的，只有大量消灭敌人，
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我军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这是不容
置疑的。

但是，运用这个基本原则，实现这个战争目的，是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
和变化的。 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保存自己同消灭敌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由于敌人拥有*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的武器和远战技术兵器，可以对我们的前方和后方同时造成严重破坏， 并且有可能使我军在消灭敌人之前遭受重大*伤， 或者使我军在歼灭敌人之后又遭到报复性的重大*伤。

这样，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

当然， 我们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对作战方法改变具有重大作用的同时， 丝毫也不能忽视
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其它因素。

正确的作战方法是人和武胤器两种因素巧妙结合的表现。

只看到武器的作用，夸大某一种武器的作用，这种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军事家那里是很盛行的。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海军强国，拥有不少新式军舰，英国的军事家就鼓吹什么“海军制胜论”。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飞机的大量出现，资产阶级军事家又拼命夸大飞机的作用，鼓吹“空胤军制胜论”。

但是，这些论调都在无情的事物面前破灭了。*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选集》第五卷第153页）

事实证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是不可以对付的。

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有新的东西对付它， 而且武器的使用也要受到
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限胤制。

例如，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需要有现代的战场条件，否则也难
充分发挥其作用。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矛必有盾，军事技术的发展也逃不
出这个规律。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仍然要打人民战争，我们的战略战术，是以人民战
争为基础的。 我们研究武器装备发展对作战方法产生的影响， 承认我军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

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发展我们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二、战争初期，首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稳住战局，为尔后大量歼敌创造条件。

敌人的本质， 决定它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必然采取速战速决的战备方针。

随着敌军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日益现代化， 它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 都明确地把战争初期当成什么“决定整个战争发展和结局的基本的决定性的时期”，极力鼓吹速胜论和战争初期决胜论。

敌人一旦发动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将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先发制人，实行大规模的闪电式的突然袭击。

现代的*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的武器和远战技术兵器，将会极大地增强突袭效果，在短时间内即可突袭到我政治、经济、军事的主要战略目标。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井冈山斗争，转战赣南、闽西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转战闽浙赣皖边。1935年1月同刘英率500余人突破封锁线到浙南，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他摒弃“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政策，注意团结中间阶层，重视群众经济利益，并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蔽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挫败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两次兵力各达40个团的大规模“围剿”，使浙南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在闽浙边讲授游击战术时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4月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战韦岗告捷。接着率领第2支队在南京、芜湖、溧水地区抗击日军。1939年8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同陈毅一起，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率部挺进苏北，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10月协助陈毅指挥黄桥战役，粉碎了4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委员会*。制定游击战与要点争夺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保持基本区的相对稳定，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限制日军汽艇机动，开展海上游击战，在临江濒海、交通发达的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频繁“扫荡”、“清剿”和“清乡”，建成了巩固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开始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组织指挥车桥战役，创华中敌后歼灭战的范例。同年12月率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兼中共苏浙区委员会*，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指挥所部在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3次自卫反击战，缴获大批美械装备，率先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日本投降后回师江北。1945年10月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军司令员。指挥高邮战役和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歼灭拒降日伪军2万余人，为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准备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采纳他的建议，改变太行、山东、华中3支大军同时出击外线的计划，同意华中*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作战。7月起，指挥华中*军主力3万余人，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七战七捷，每战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个半月中歼敌5.3万余人，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央军委将苏中作战经验通报全军，要求各区“仿照办理”。10月山东、华中*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负责战役指挥。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在战略上仍处于内线的条件下，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同陈毅一起率华东*军主力挺进鲁西南，掩护晋冀鲁豫*军主力南下大别山，指挥沙土集战役，歼敌1个整编师，迫使敌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4个整编师来援，实现了华东战区由内线向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随即挺进豫皖苏边区。他体察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1月、4月提出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打歼灭战的建议，为中共中央采纳。5月陈毅奉调到中原工作，他任华东*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六七月间，指挥华东*军8个纵队、中原*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大规模攻城打援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余人。9月24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华东*军并肩作战，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与华东*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遗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战役中，作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直接指挥了华东*军17个纵队作战。

1949年1月任第三*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仍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在渡江战役中指挥所部追歼逃敌5个军于皖南郎溪、广德山区，解放南京、杭州。5月指挥上海战役，歼敌主力8个军于上海外围，使上海免遭严重破坏。先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他富有战略远见，善于关照战略与战役和各战役、各阶段之间的联系，适时集中和转用兵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积累了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

1951年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4年任总参谋长。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深入研究国防战略，制定作战计划，探索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和国家战备等问题，提出诸军兵种建设方针和富有战略创见的设想，使总参谋部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年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他致力于坚持和发展*军事思想，提倡学习军事辩证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在军事领域解放思想，研究和回答现代战争提出的新问题。是军事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位开拓者

。“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领导下，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和造船统筹。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67～1968年、1975～1982年任中央军委常委。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军事著作有《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79)、《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粟裕军事文集》(198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