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假如穿越回到民国上海，你可能会有些惊诧地发现，摩登上海最爱的花朵不是玫瑰月季水莲，而竟是一款正牌农作物——棉花。1929年，棉花当选为上海市的市花。而当年的国花则是梅花。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上海市民之所以对棉花青睐有加，源自棉花对于上海的特殊意义。1843年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摇篮——棉花洁美美丽，又是意义重大的工业原料。1929年的上海不是今天的“魔都”，中环线、甚至内环线以内仍有大片农田，而棉花正是最常见的作物。至80年代初，走在上海郊区，依旧可见棉花盛开。
《棉花当选为市花》，《申报》，1929年4月29日
1929年4月29日《申报》，是如此解释棉花当选上海市花的原因的：棉花为农产品中主要品，花类美观，结实结絮，为工业界制造原料，衣被民生，利赖莫大，上海土壤，宜于植棉，棉花贸易，尤为进出口之大宗，本市正在改良植棉事业，扩大纺织经营，用为市花，以示提倡，俾冀农工商业，日趋发展，达到接触经济压迫之目的，希望无穷焉。
如今，市面可见越来越多围绕物来写全球史的作品，《棉花帝国》就是这样一本。这种围绕商品来写的历史让我们找到了真正进入全球史的经验内核方式。透过一件商品，诸多遥远地方的人和事都彼此关联起来，这是现实与历史的连结。棉花的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史。
在贝克特这本沉甸甸的巨著中，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角色。贝克特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命运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的。《棉花帝国》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
在全球化历史进入新阶段的当下，全球史写作成为一种流行。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连结更为紧密的世界。在贝克特看来，民族史学虽然重要，但却不能解释很多问题，转向全球视角无疑是历史学科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莱尔德·贝尔教授，教授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镀金时代美国史、劳工历史、全球资本主义课程。贝克特还是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席，也是韦瑟黑德全球史计划的联合主席。贝克特写作范围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他是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会员，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员。
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久革命的状态
新京报：你去过中国吗?中国如今被称作“世界工厂”。你怎么看待中国棉纺织业的演变?
斯文·贝克特：我希望我能访问中国。中国在世界棉花工业的悠久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的棉花帝国之中，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中国那样崛起。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棉花。到20世纪末，中国终于成为棉花帝国的新世界中心。这要放在19世纪的利物浦和密西西比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史中，事情有时会以惊人的速度、相当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它戏剧性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久革命的状态。
《棉花帝国 》，作者: [美]斯文·贝克特 ，译者: 徐轶杰 / 杨燕 ，版本: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4月
新京报：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市场的规训力量。实际上二者的互动更加复杂。你的书便强调了资本家和国家在*棉花帝国时的密切关系。你能解释下国家与市场相对立的神话是怎么回事吗?
斯文·贝克特：是的，我们有个关于资本主义的著名论述，认为市场和国家是对立的，国家扮演着调控市场的角色。听起来，市场仿佛是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市场仿佛是“自然的”。然而，没有什么比这说法更偏离事实了。当我们回顾棉花的悠久历史，或者当我们回顾资本主义的悠久历史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是市场和国家的共同产物。
国家以各种方式构成市场，正如国家越来越多地从生产力的进步中获得力量。生产力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国家政治权威——总是构成市场，市场总是受到监管。当然，关键问题仍然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在过去五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不相同，世界各地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如何，国家在市场中总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大分流》，作者: [美] 彭慕兰 ，译者: 史建云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3月
新京报：彭慕兰的《大分流》、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有影响你的研究方法？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也写棉花，你怎么看这本书？
斯文·贝克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无疑影响了我。首先，他指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出现得相当晚，需要透过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一特定时刻来解释。我研究棉花时发现这个论点很有道理。首先，欧洲在棉花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显然来得相当晚，这显然与帝国主义将欧洲国家的权力和资本注入了全球经济相关。其次，彭慕兰认为在这个故事中，生态资源从美国转移到欧洲这一点非常重要。棉花很好地印证了他的观点。几乎所有在欧洲工厂中生产的棉花都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美洲。
沃勒斯坦也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他坚持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我对资本主义的思考深受这一洞见的启发。尽管我并不赞同他将世界粗略地划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正如最近的资本主义历史所表现的那样，这个故事复杂得多，也生动得多。今天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赋予全球南方一个更核心、也更有活力的角色。
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写得很好，不过那本书是在我写完《棉花帝国》之后才出版，所以没能在我的思考上留下印记。
棉花为什么如此重要？
新京报：《棉花帝国》这本书探讨了棉花在全球史变迁中为何如此重要。相比糖、茶叶等其他影响深远的原材料或商品，棉花有什么特殊地位？
斯文·贝克特：棉花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重要。公元一千年前，棉纺织品生产几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务。18世纪以来，棉花对于工业革命的展开至关重要。棉纺织品是首先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棉花产业对于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很多国家的工业化（包括中国）也仰赖于此。
透过棉花，我们不仅了解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演变，尤其是全球维度的资本主义演变。我在这本书里按时序追溯了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不同区域在发展上的深层联系。事实上，棉花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自诞生便是全球性的。
茶与糖当然也是重要的全球性商品，不过它们并非工业革命的核心角色。棉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农业和制造业的戏剧性变革相伴相生。如此一来，棉花的确独一无二，透过棉花的历史我们能够理解“现代社会如何形成”的一些核心过程。
斯文·贝克特
新京报：是什么使得人们对棉花的“需求”如此之大？当今消费社会下的快时尚产业，是否增加了我们对棉花的需求？
斯文·贝克特：如你所知，棉花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都在消费棉织物，包括中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行业是非常古老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消费者对棉花的新需求。然而，在过去的200年里，人们对棉织品的需求也确实激增了——现今的地球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其中许多人消费的纺织品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假如你认为棉花处于今天全球经济的核心地位，这是错误的；但从就业而言，棉纺织业仍然极其重要，对环境的影响也依然巨大。
“快时尚”的流行无疑扩大了这些过程，也增加了人们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同样明显的是，快时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存在生态上的限制，而且也有社会代价。棉织物具有惊人的性能，我们已经学会了高效生产，但考虑到这一行业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新京报：你说你造访了书中提到的每一块大陆。棉花有古老的亚洲血统。能说说你在访问期间亚洲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斯文·贝克特：我参观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亚洲参观了日本和印度的档案馆。印度人与棉花的联系当然是古老而又十分丰富的——印度档案馆中有许多证明棉花历史悠久的文件。我最有趣的经历或许是参观孟买米勒纳斯协会(Bombay Millowners Association)，当时该协会的董事总经理在一个古老的保险箱中取回了一些19世纪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几十年来都没有人看过。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能发现有关棉花的新东西。我很快就了解到，从不同的地方看世界，看到的会有很大不同。这样，即使是一部全球性的历史，也要归功于它的观察者所处的有利地位。
变身博物馆的棉纺织厂
新京报：你认为棉花的全球史故事在今天改变了吗？我们今天仍能称之为“棉花帝国”吗？
斯文·贝克特：棉花仍然连接着农村与工业，工业与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况和200年前还是很相似。当然，今天的生产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而且，今天棉花的中心产地与200年前也大不相同了。棉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了——目前，棉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远没有1850年那么重要。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作者：Sven Beckert，版本：Knopf，2014年10月
新京报：全球北方经历了棉花工业的衰退。很多老棉纺厂如今摇身变成了历史博物馆，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你怎么看这些棉纺织博物馆?它们的历史叙事存在哪些问题？
斯文·贝克特：在前棉花帝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很多这样的棉纺织博物馆。它们之中很多都做得很好。它们展示了磨坊的历史，它们所处城镇的历史，也展示了那些工人经常在工厂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历史。
不过，这些博物馆经常忽略棉花工业的全球规模，以及工厂与田地、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联系。但农业故事对于理解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忽视这一部分，则会导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足。资本主义不仅是城市的，也是农村的；资本主义是真正全球性的，只有从全球维度出发才能理解资本主义。
新京报：你在一次采访中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早期的棉花产业与今天硅谷的信息技术产业做了类比。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体现在哪里？
斯文·贝克特：是的，我做了比较。在棉花产业刚开始机械化的时候，拥有资本的人们从英国的兰开夏郡、法国的阿尔萨斯和德国的萨克森等地纷纷涌来，这种新形式的创业活动，在空间上非常集中。就像今天的硅谷，渴望发财的人们纷纷涌向硅谷，加入这个行业。就像今天的硅谷，渴望发财的人们涌向这个行业。
如何看待今天越来越多的“全球史”？
新京报：如今有越来越多围绕物来写全球史的作品，或是透过博物馆中的文物来讲历史。你如何看待“物的历史”这种写法？历史书写的物质转向有什么前景，又潜藏什么危险？
斯文·贝克特：这种围绕商品来写的历史很有前景。最重要的是，它找到了让我们真正进入全球史的经验内核。透过一件商品，诸多遥远地方的人和事都彼此关联起来，找到了历史的联结。此外，物的历史让我们思考不同社会领域的关联，比如乡村是如何联结到城市。它让我们把不同的行动者带入彼此的对话之中：农民与商人，工人与工业家，政治家与消费者。这样的关注让我们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联系的深度有了新视野和新见解。
当然物的全球史也存在问题。比如，一些商品的历史夸大了“他们的”商品的重要性，或者一些作者搜集了关于特定商品的不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重要的历史问题无甚益处，它们不过是事实的集合，而非真正的历史分析。
当然我相信机遇总比危险多。何况物的历史已经吸引了大批读者，它们作用重大，使全球史成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吸引力远超学术期刊。
“简史”系列
新京报：《棉花帝国》是本有趣的学术著作（除了太厚），你如何平衡它的学术性和公共性？这样的全球史写作在今天西方学院历史系的写作中也是种潮流了吗？
斯文·贝克特：历史学家写历史时，往往是以相当技术性的方式为专业读者而写。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拓展已知事物范畴的方法，如何更好地理解特定历史问题的方法。即便在这些争论中我们几乎从未达成一致，但在彼此辩论的过程中，我们仍更好地理解了特定的历史问题。这是件好事。
然而我们也有责任把我们的发现传达给更广的受众。很多人对历史感兴趣，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历史仍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能够写出吸引大众读者的历史，这也是我在《棉花帝国》的写作中试图去做的。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脚注有数百个，但它的写法对很多非专业人士来说也是有可读性的。
新京报：全球史、简史和大历史的书写这几年在中国很流行，出版量很大，读者也很多。这当然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以及这些年“中国崛起”有关。西方世界是否也有类似全球史写作热和出版热？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斯文·贝克特：全球史的流行的确与我们的全球化历史进入新阶段有关。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联结更为紧密的世界。作为历史学家，他们自然也好奇这样一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民族史学虽然重要，但却也有缺陷，只专注于此就无法充分解释很多历史发展。这个问题在欧洲和北美比较突出，因为欧洲和北美的很多历史研究完全集中在“国家”案例上，而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殖民主义的历史是如何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历史被用于创造国民身份认同，而且往往是被滥用，它们并不能很好地帮我们理解很多历史问题。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民族历史依然重要，但转向全球视角无疑是历史学科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透过书写全球史，历史学家或许可以发挥点小作用，帮助我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是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或许只有拥抱这样一种全球视角，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才可能得以解决。
采写 | 董牧孜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