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菁
图文无直接关联
我和体操结缘始于1960年的春天，当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班上有个女生叫姜爱梅，她出身在一个京剧世家，从小父母就教她练功，课间她就教我们。记得她的侧手翻很好，京剧团的宿舍离我们学校不远，京剧团大院的小朋友课间常常会排成一队翻侧手翻，一连能翻十几个，我们羡慕极了。他们还会拿大顶，就是倒立，两手撑在地上，身体竖起来，差一点的就是将腿靠在墙上，好的就可以将手撑在地上，双腿竖直一步一步往前或往后行走。
我们晚上回家就在床上模仿倒立，侧手翻不会也不敢，就在床上翻前滚翻和后滚翻。我还向教体育的王老师问过怎么翻侧手翻？一天放学后，王老师叫住我，让我和一群同学在垫子上按要求做动作，做的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当时旁边有个女教师还叫我和我二姐，还有几个同学站起来跳跳。第二天王老师就通知我们几个人过几天到中山东路体育馆体操队去训练。记得王老师当时对我说：到那儿你就会翻侧手翻了。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记起当年王老师说话的样子。
体操队训练每周三次，周一、周四和周日，那时候放学都很早，放学后书包往家里一放就赶过去。星期日的训练时间比较宽松，我便在裤兜里放几块山芋干，一路走一路吃。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般人家里也没啥可吃的，家里人会在偏远的乡下买点山芋就是红薯回来洗干净，切成片晒干，再拿到炸炒米炉上去炸酥，炸的时候放一点糖精，吃起来觉得特别香甜，这对当时的小孩子来说可是很奢侈的零食。
图文无关
我家当时住在三条巷，到中山东路体育馆要走半小时，慢慢吃慢慢走，别提多开心。训练完了每个人可以领两块烧饼，就是那种圆圆的上面有几粒芝麻的那种最便宜的烧饼，当时虽然只要五分钱就可以买一块，但粮食是计划供应，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一路走一路吃着烧饼回家，常常会感到路边小孩的羡慕眼光。
开始训练的小朋友很多，后来慢慢就少了。有人吃不了这个苦就不来了，有的则是训练成绩不理想，老师叫她们不来了。我二姐当时和我都在甲队，有一次到五台山去游泳，她被一个教练喊上去，问她愿不愿意练游泳，这样她就去了五台山游泳队。我们学校当时有不少同学和我一起在体操队训练，最后就剩我一个人了。
两年后，各体育专业队到业余体校来招人，南京体育学院体操队要我去。我家里不同意，记得为此我妈妈还特地从单位赶回来找老师。我父母都是老知识分子，一心想让我上大学，教练当然很不开心，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岁，但已感觉到教练的失望，我有点害怕教练把我送到专业队去，就不去训练了。我那时候四年级，做大队劳动委员，每天要检查包干区的打扫情况，训练时就由另一个劳动委员检查。这下不训练了，我除了检查卫生，还主动帮大队辅导员搞校广播站，学校新买了一套广播设备，我很感兴趣。
图文无关
有一天，我正在鼓捣喇叭，体育王老师听见了，就来看看，一看是我，就问我为什么不去训练。我告诉他我害怕教练把我送到专业队去，所以不去训练了。他听了后没吱声。第二天放学后，他带我到了公园路体育场体操队，见了负责体操训练的窦教练。窦教练是吉林人，技巧运动员出身，是从中山东路体育馆乙队调过来的。她一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以后你就在我们这儿训吧！我看窦教练很和蔼可亲，就答应了。练体操两年后，我换了个训练的地方。
公园路体育场是个新建的业余体校，地方比中山东路体育馆大，在这儿训练的有田径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我们体操队开始和武术队在一块训练，后来盖了座体操馆才分开。当时的训练条件比中山东路体育馆差了些，但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喜欢上了窦老师，环境再差也就不在乎了，在这一练就是三年半。在中山东路体育馆训练的两年，我已没有多少记忆，我练体操的酸甜苦辣都是在公园路体育场留下的。
记得有一次练平衡木的跨跳步，脚尖偏向左，重心不稳，就从平衡木上掉了下来，也许是一种本能反应吧，没掉到地上，我双手抱住了平衡木，两只脚还挂在平衡木上。教练把我抱下来，我已吓蒙了，正准备哭，教练说：你又没摔着，哭啥呢？你还挺会自我保护的。紧接着把我表扬了一番，我想想也是，身上也没哪儿疼，哭什么呢？然后教练问我掉下来的原因，我说脚尖偏向了左，人就站不住了。教练说我有点内八字脚，以后走路要注意。又夸我跨跳步做得好，两腿分得很开，快成一字形了。她鼓励我给大家再做一次，做个示范，我很高兴地又上了平衡木。
有一次我们去训练，教练要开会，叫我们回家，我们都不肯，答应教练我们会自己好好练的。练了一会儿垫上运动，不知谁跑去跳马了，于是大家就排好队跳起来，当时我们在练准备到扬州参加省比赛的动作。我跳时第一腾空很好，但支撑手太靠前了，结果手没落在跳马上，直接往前冲过去了，人一头就钻到跳马肚子里，头落到了跳马下面没有垫子的地上。我被大家拉起来，人整个傻掉了，就呆呆地站在哪儿。从此我的前额留下了一条裂痕，所幸没有摔成痴呆。
图文无关
当时我们到扬州比赛要比单杠，有一个动作是先正手撑在杠上然后双腿后摆再落下转一圈回到原处，叫正回环，我们大家为此吃足了苦头，手上全是血泡，然后血泡又磨成老茧，搞得两只手掌惨不忍睹。教练说我们用力不对，大家为了比出好成绩，还是带上护掌坚持训练。单杠上还有一个动作是完成正回环后，右腿由后向前很快成一字形，然后人向前转360度，我有一次做这个动作时，右腿向前时踢了教练肚子，我吓坏了，因为窦教练当时*几个月了，还好没事。窦教练说：王菁你腿长，以后再做这个动作，让陈老师来保护你。我也高兴，因为陈老师是男队的教练，力气大，否则我再踢窦老师一下怎么办？后来我有的动作就是陈老师来辅导，特别是后来练参加全国比赛的动作时，跳马也是陈老师保护了。我们在临近扬州比赛时，有时会晚上增加训练，其他同学都住在附近，只有我住得比较远，送我回家也是陈老师，因为他当时才从专业队退下来，很年轻，所以我们女队的事他也要管。
1964年8月我们要到扬州去比赛，当时我已考上一中，一中的体检时间和我们的比赛时间有冲突，记得我是和中山东路体操队的何贝贝提前一起到一中体检的。到扬州后住在一个招待所，天还很热，中午睡午觉，就听见招待所外面有叫卖冰棒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谁高叫了一声“买冰棒”，居然外面问“买几根？”。我们开心极了，队长爬到窗子上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根冰棒。后来教练知道了，把我们骂了一顿。扬州比赛，南京去了两个队，但比的不好，没拿到第一。我的平衡木应该是最有希望拿奖牌的，可在我前面几个人都从平衡木上掉了下来，我也受传染掉了下来。只有张云官单杠拿了个第三名。扬州比赛回来我们这个队就解散了，因为我们都进了初中，她们都比我大一到两岁，郑州的全国比赛她们都超龄了，只有我留了下来，和比我小一岁的队员又组成了一个队。我非常喜欢被解散的这个队，队长叫张曙，有时窦教练点名，会叫“张菁”“王曙”，我们都向前一步，可谁也不答“到”。
扬州比赛南京去了两个队，还比得不怎样，所以郑州的全国比赛南京只能去一个队。是去中山东路队，还是去公园路队，最后的解决办法是，66年初搞一次选拔比赛，选上的人到中山东路体育馆去集训。这样65年九月份我们公园路体育场体操队开始正式集训，男女两个队都住在司令台下面的宿舍里，男队住东边，我们住西边。每天放学后就到体育场训练，吃完晚饭后做作业，做完作业再训练。早上5点半起来出操，先跑800米，然后按教练要求，是做几组50米短跑，或做引体向上等，再就是练基本功。练好了排着队唱着歌去食堂吃饭。我一般很快把稀饭吃掉，拿着包子鸡蛋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从公园路体育场到一中还挺远的，一路走一路吃，路上再背背俄语单词和语文课文，时间刚刚差不多。这时候国家的经济已经好多了，我们运动队的伙食很好，记得当时举重队的每天早上每个人有五个鸡蛋，他们经常把五个鸡蛋都“啪啪啪”敲在桌子上，每天人面前站了五个鸡蛋，毕竟是小孩子，都觉得很好玩。
集训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惑是教练让我将早上上厕所的时间改到中午，说老实话有点痛苦。其实我中午在学校也很忙的。当时我做大队墙报委员，分给“红领巾报”有六块黑板，每周要换一次，我班上的柳明负责出黑板报，他会写一手很好看的魏碑体字，还会画画，我就负责组稿，清洗黑板。这些事都要在课间和中午完成，组好稿，还要找我的俄语钱老师审稿，她是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每天下午两节课后，一中的操场上全是进行体育活动的人群，记得在我们前进院楼下就是两个排球场，这时我就背着书包离开了学校。我不属于这个操场，我要到体校的体操馆去训练。现在想想都觉得每天太忙，可那会儿自己也不觉得忙，课间还有空参加班上同学们的游戏。
有一次体育课打篮球，我跳起来投篮时，一只篮球滚了过来，我正好踩在篮球上。当时就不行了，同学把我搀到校医室，校医让我把崴的左脚放在水龙头底下冲，就看见脚象个馒头似的越来越肿，我大叫起来“不能冲了”。正好体育老师来了，说这个方法是对的，校医给我处理后，要我到教室得把这只腿垫高，不能让血瘀在这儿。我换了个座位，坐到了教室最后一排，同学帮我找了个椅子垫着脚。上课了喊了起立，同学们都回过头来看我怎么起立，这点功夫我还是有的，用右脚站起来，好象不费事。中饭是同学们从食堂拿来的，可放学后怎么办呢？！我一个人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回体育场，心想教练肯定会让我去做作业了，谁知教练一看我回来得这么迟，左脚还肿着，说“怎么这不小心”，马上把我托上高低杠，这节课我一直在高低杠上。晚上教练让我用热水泡脚，还给我查了点药，第二天就好多了。
我是64年上的初中，那时候我们体操队经常要到农村去表演，记得有时连续几周的星期天都要去表演，我们穿着体操服，带上垫子跟着教练去表演。有个别成绩不好的同学还不让参加。那时候教练经常要和我们的学校联系，谁学习成绩不好要被退回。记得有一个姓赵的同学，运动成绩很好，可学习成绩老不及格，她比我还小一点，重新组队时教练就没要她。我还记得一中在65年下半年还组织过一台晚会，到工程兵学院去演出，我就表演了一套自由体操，演出的大多是高中生，那时候流行文艺体育都要为工农兵服务。
记得在一中时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父母都没来，班主任就让我做接待工作，我看家长都在大礼堂开会，就一个人在大操场翻跟头，侧手翻，前软翻，后软翻，前手翻等，乱翻了一气，校长过来了：“你哪个班的？怎么还不回家？”我告诉他我是搞接待的，校长说“你可以回去了，搞接待怎么乱翻跟头？！”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那时候我整天不是在学校，就是在体操房，好象不怎么归家，做作业的时间少得很，但是我成绩还不错。
1966年春天，我和符必曙通过了选拔进了中山东路体操队，又来到了曾经教过我两年的杜老师手下，时过境迁，我做了队长，每天来往于一中和体育馆，为八月份的郑州全国比赛认真做着准备。到了五月份，随着运动开始，我们训练的强度开始变小，并开始传出可能不会比赛了的消息。正式停训大概在七月份，记得已经让我们把住宿的东西都拿回家了。我们几个人还常常到体操馆去玩，那时候还以为很快还会参加比赛的。再后来开始搞运动了，没多久我们就到农村插队了，大家各奔东西，我的体操梦也戛然而止了。
我今年已经年过花甲近古稀了，在我生命的长河中，六年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六年的体操生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看见电视中放体操比赛的画面，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我都会与那些小姑娘们共享着体操带来的快乐。
第一稿完成于2017年2月23日
第二稿完成于2018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