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留下一部《孙子兵法》后，便隐遁而去。200年后，其后代孙膑生逢其时，在战国乱世创造了一系列战争神话。
孙膑初露锋芒便是“田忌赛马”。
所谓赛马，其实是赛马车，这是当时贵族们喜欢的一种游戏。孙膑根据马力的不同，将驾车的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他建议田忌以自己的上等马对阵别人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阵其下等马，这样就能稳操胜券。原话是：“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结果自然是田忌获得了胜利，但这肯定打破了贵族们传统赛马的习惯。我们无法得知当时赛马的具体规则，或许孙膑只是利用了规则的漏洞。虽然赛马只是一种游戏，但智力谋略明显发挥了重要作用，换一个比较严厉的说法，就是通过“破坏规则”取得了优势。
孙膑无疑践行了孙子“兵行诡道”的思想，他后来还撰写了《孙膑兵法》。著名的马陵道之战，充分体现了孙膑对战争的理解，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战国豪侠鲁仲连夸赞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战国策·齐策六》）意思是说，孙膑、吴起训练出来的士兵，即使弹尽粮绝，最后吃人肉，也不会背 叛或投降。
如果说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模范，那么孙膑和吴起就是战国时代的英雄，他们各自都写了一部“兵法”。吴起的兵法叫作《吴子兵法》，司马迁将《吴子兵法》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
随着这些《兵法》所主张的“诡道”盛行，以及战场上步兵取代战车，步战多过车战，战车及礼法的时代落下帷幕，权术与战争的时代来临。
“权术”的概念来自法家。权术与法律的区别是，法律要明文公布，而权术是隐藏起来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宋人叶适说：“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宝漠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权术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真诚，只有随机应变的手段。在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君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意愿，任意设立和修改法律，也可以任意践踏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
战国时期，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们风云一时，《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等著作纷纷涌现，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将权谋推向了一个高潮。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战争是打败对方，那么战国时期的战争就是消灭对方，以全胜为上。
“战国”的原意，即战争之国，国家之间只有战争可言，只有你死我活。
进入战国，国家存亡的压力，使得战争从一种贵族间的竞争方式，堕落为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手段。战争的规模扩大了，持续的时间更长，伤亡人数剧增，偷袭、阴谋、圈套，屡试 不爽。
惨烈的战争中，令人尊敬的霸主消失了，令人恐惧的暴君粉墨登场。称王称霸已经没有意义，战争就是以我的暴力消灭你的权力，占领你的土地。不愿做奴隶的人，就成为战争的祭品，被赶尽*绝。这种失去军礼规范的无底线战争，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战争史学家基根称之为“真正的战争”。
秦赵两国长平一战，秦国坑*四十多万降卒。而这只是“野人”战争的开始，从此以后，战争在中国就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诅咒。
秦灭六国时，秦军“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史记·张仪列传》），由此可见，当时战车已不再构成军事力量的主力，战争力量主要是由“野人”组成的百万步兵，而贵族则被抛弃了。事实上，秦灭六国，其实就是一场消灭各国贵族的战争。
公元前209年，几百名成卒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掀起一场灭秦战争的序幕。这是一群完全徒步的底层士兵，他们没有战车，甚至没有像样的武器，只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代表了中国历史的反精英精神，他们对战争的主导预示着一个古典时代的终结。
明人郭正域感叹道：“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国，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六国也，乃陈胜、吴广一二小民也。”1
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算起，西汉有赤眉起义，东汉有黄巾起义，隋末有瓦岗寨起义，唐末有黄巢起义，北宋有宋江方腊起义，元末有红巾军起义，明末有李自成起义，晚清有太平天国起义。几乎每个王朝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在这种“起义”中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