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喜:割漆的人

陈年喜:割漆的人

首页休闲益智滑动的家伙更新时间:2024-08-02

《微尘》,作者:陈年喜,版本:果麦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

西北风吹起来了。漫山遍野,野金菊开成了黄灿灿的灯盏。

倾斜的荒坡上,一群孩子昂着头,神情兴奋地望着树顶。高高的树顶上,一个人拿一根长长的竹竿,一下一下敲打着枝头的漆籽串儿。季节正是深秋与初冬交接的当口,漆树叶子差不多全落光了,没有落下的那些,红得像撕破的绸布一样,随着树身的晃动,不时地往下落着,反倒是漆籽串儿结实得像被黏住了一样,多少下也敲打不下来一串儿。漆树高大傲然,苍黄间显得空无遮挡,一阵风猛然从坡底刮上来,树上的人立即停了竹竿,紧紧抱住枝干,枝干摇摆飞舞,像要把他抛飞起来。

这是我年少时年年经历的情景。

打下来的漆籽串儿,经过许多道工序后,榨了油,人吃。比起长大后见到的麻籽、棉籽、蓖麻籽,漆籽出油率简直低得可怜。大人的说法是十斤漆籽一斤油,这还是长在有肥力的地里、籽粒饱满的那些,如果是长在荒坡薄土上,树又老得半死半活的,十五斤也出不了一斤。漆籽串儿先要摊在土场里翻晒,秋冬风劲,晒干脱梗都容易,难的是核肉分离。漆籽的核含油极少,用来榨油的是籽肉部分。先是在碾子上一道道碾压,轻不得重不得,待碾压得籽肉完全分离了,用筛子将它们分开。漆油榨制的过程我没有见过,因为村里并没有油坊,要拿到人口更集中的大村子的油坊去。我吃过漆核做的炒面。漆核比绿豆小,形如肾,扁圆体,非常坚硬,用铁锅炒熟了,在石磨上磨许多遍后,用粉筛细细筛了,掺了同样炒熟的玉米面、黄豆面做成炒面。漆核炒面顶饥,但涩硬,要用冬天的软杮子做拌汁才好吃。

漆,四川人叫干漆,湖北人叫大木漆、小木漆,湖南人叫山漆,在我老家这地方就叫漆,是从漆树上人工采割收集起来的特有涂料。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两只碗,草碗,用麦秆编织,里外涂上漆,黑亮亮、沉甸甸,我用得不想用了,弟弟用,弟弟不用了,妹妹用,这两只碗一直用到我高中毕业那年。盛了饭,不漏,不烫,水洗过,黑晶发亮,越久越新。我大表姐出嫁,家里陪了一只桐木衣柜,大姨夫是匠人,山上自采了漆,涂了一层又一层。大表姐爱美,那时没有穿衣镜,光亮的衣柜漆面就能当穿衣镜。每天早上起床,漆面鉴出一位美人,到她女儿出嫁,还在用。总之,漆就是这么牛,牛得从古到今,割漆人比漆树还稠。

峡河两岸山上的树木以青杠树、橡树、栎树为主打,其次是松树,漆树不到一成,但这一成就不得了,引得南方人千里来割漆。记忆里,安徽人补锅,浙江人弹棉花,四川出割漆匠。

割漆到底挣不挣钱?村里人都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大概不挣钱,如果能发财,也用不着年年来割了。割漆人成帮结队,各占一座山头。他们先乘火车,再转汽车,最后包一台突突冒烟的四轮拖拉机,辗转千里。他们一般不住在当地人家里,人太多,也住不下。他们带了锅碗瓢盆,自己做饭。山坡上,挑块平坦些的地方,搭起一溜儿塑料布帐篷,做饭的厨房、睡觉的通铺、洗澡的浴室,全有了。十岁以前,我没见过大米,村里大部分人大概都没见过。山地贫薄,只生长玉米与小麦,直到我二十岁到了渭河边上,才见到成片荡漾的水稻。有几回,他们吃饭,我就躲着远远地看。那白米饭真白,白得像端着一碗雪花子。他们没有绿叶菜,吃的是从老家带来的腊肉,一口饭,一坨肉,再喝一口酒。他们上山走了,我把随洗碗水泼出去的米粒捡起来放到嘴里。经水洗搓过的米粒已没有香味儿,但十分软糯,舌头一顶就要化掉。我含在嘴里,小心翼翼,一直含到夜落下来,月亮升起。

割漆的人先在漆树上绑木棍儿,一步一步,像梯子,一直绑到树顶,如果是两棵正好很近,一梯二用,既省事又安稳。他们用一种半月形的弯刀,在树上割出指头宽的口子,左一道口子,右一道口子,错落又匀称。他们又用一种半月形勺状东西插在口子下方,后来我知道那叫蚌壳。漆开始是白色,一会儿就变成了褐黑色,慢慢往蚌壳里流。整棵树看上去,像睁开了无数只眼睛,在无声地流泪,也像一串嘴巴在傻笑。

割漆的队伍里有老有少,也有女人。女人做饭,也能上树,上起树来飞快,如履平地。她们说话粗声大气的,用弯刀砍柴砍肉,生猛得让人害怕。队伍里最多的是孩子,第一年学割漆是没有工钱的,只管饭和路费。有一个叫小伍的,后来成为我最好的玩伴,那一年,他十三岁,我十岁。下雨天上不了工,他来找我玩,我们摔跤或做泥哨吹。有时候懒得回去,他就和我一块儿睡。小伍个子比我矮很多,他的眼睛非常好看,圆圆的,很灵动,晚上睡着了,也能看得见双眼皮。

小伍不会说我家乡的方言,但他会说普通话,和小广播里的播音差不多。他只读完小学,不知跟谁学的。有一回我们去摘马蜂窝,他说一个蜂崽等于一颗鸡蛋,吃了,几天就能胖起来。我信了他的话,我们去南山上摘。有一棵树上的马蜂窝像一只巨大的地球仪,密密麻麻的马蜂们组成了密布的山川湖海。他用我的衣服包裹着头,连眼睛也不露,往树上攀。那一天,天有些燥热,马蜂们也很暴躁,小飞机一样向他身上进攻。那天到底没有摘下来,小伍浑身被蜇了七个洞,当天晚上就胖得认不出来了。我妈给他涂了蒜汁和碱水,第二天又能收漆茧了。

割漆口最好的时间是太阳出来之前,“日出开刀,日落收茧”,茧就是盛接漆汁的蚌壳。小伍还不会给漆树开刀,他手脚麻利,专门负责收漆茧。如果树年轻,又是初次开刀,漆会很旺,一天要收茧好几次,小伍小猴子一样每天攀上爬下好几回。如果漆还没有结膜,会很稀,不小心会流得满手满身,会中漆毒。漆毒是会要人命的,学割漆的人要扛得住几回漆毒,才能“毕业”,成为一名好的割漆工。

我们的小学校连着卫生院,一样的土坯墙,一样的灰瓦,一样的石头墙脚,只是学校比卫生院地势高一点儿,从教室的窗户可以很清晰地看清卫生院的门帘,进进出出的人,有的急,有的缓,有的自己走路,有的被人搀扶着。医生都不穿白大褂儿,像种地人一样,一个裤腿儿卷着,一个裤腿儿盖到脚面,脚上是一双黄胶鞋。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跑进了卫生院的木门,不是走,是跑,这是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看见进卫生院大门最快的人。背人的人我不认得,背着的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小伍。

到放学时,我看见卫生院的墙根儿,躺着小伍,地上是一片编织袋,那时候编织袋还很少,因而显得又白又薄,很新奇,很扎眼。他的身子直直的,正好是接起来的两张编织袋的长度。小伍不是睡着了,是死了。漆毒,没救。我到今天也不明白漆毒是怎么回事,我见过漆毒的厉害,先是红肿,然后发热,浑身抽搐。

小伍被埋在了卫生院对面的山根上,埋他的人在坟前栽了一棵小柏树,走了。二〇一三年,柏树长到了合抱粗,适逢公路拓宽改线,柏树被砍掉了,做了棺材板。传说是有人故意主持改线的,目的是砍那棵柏树。改了线,公路反倒更弯曲了。

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我个子长得快,俨然一个成人,只是还没有喉结,说话声音有些弱。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长出喉结,声音还是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妈说,长得太快,饭没跟上。那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听老师说,我考上了高中。高中需要生活费和学杂费,对于家里来说,这是一笔陡增的费用。父亲给人打一天家具才两元工钱。我就跟着割漆工去割漆。千里外的人都来割漆,我没有理由不去割。听说漆匠的收入是木匠的四五倍,如果运气好,一季下来能挣几百。

时间好像是六月,或者是七月,那时候的暑假特别长,长得一个暑假要理三四回光头,到开学时头发又老长了。这时候,土地包产到了户,山林也包产到了户,不能随便割了,割漆要到很远的高山上。那地方,鸟都飞得累,人们也懒得管。这一年的割漆人来自达州,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靠近陕西安康的地方。他们一共十五个人,加上我,十六个人,十四男,两女。生产队长给割漆的领头人说:“把这娃给我带上,好好教教他。”因为我的身体优势,因为山林“地主”之利,我跳过了学徒期,一入行就是工匠待遇。那时候,也没有割漆人付山林承租费之说,挣多少就能落多少。

大家选择割漆的地方叫小沟,其实可不小,从坡底喊一嗓子,山顶听不见。说音传十里,可见这地方并不止十里方圆。这片地方一直存在争议,峡河乡说是属于自己的地盘,另一个乡说是属于他们的地盘。在山林不值钱的时光里,属于谁不属于谁并不重要。十年后,西部开发,山林开放,有了经济价值,双方为这片山地打了八年官司,打到都倾家荡产时,法院说,别再打了,你们五五分。结果就一方一半了。

大家选了一片开阔的地方驻扎下来,旁边有一汪泉眼,汪起一个小潭,那是野猪们喝水打滚儿的地方,现在它属于我们了。还有一个原因,漆沾到了肉上,会发烧发烫,在没有溃烂之前,浸在水里,泉水冰凉,比什么药都强。这是大家告诉我的方法。之后,我看见一些胳膊肿得通红的人,把胳膊浸在水里,从早上浸到下午,捞出来,像半蔫的老黄瓜,真的不红了。

男人们的名字乌七八糟,差不多我都忘了。两个女人我记得,因为名字都简单,一个叫玲,一个叫红。玲专门负责做饭,红和我们一道爬树割漆。一个生猛,一个文弱,如果打架,估计玲能打倒两个红。到吃饭时,玲那一嗓子,比男人都有力气。声音打着旋儿,在远远的山崖上撞出回音。她的丈夫张昆林是队伍里个头儿最高的,有一缕小胡须,也是最俊的一个男人。

在山外,此时差不多正是花尽果圆,小沟里树木遮天蔽日,地上正开着一片一片说不上名字的野花,有的三五朵,有的连缀成一大片,品类各不相同,它们的香气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花香与不同的树味纠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山林的味道。这味道,说不出来。它与每天早晨的山雾一起升腾,日落时,又随着夜气回来了,与那些没有升腾尽的味道纠合在一块儿,让夜晚漫长而迷醉。

每天早晨天刚亮,大家都要起来爬树。一夜间,漆茧该满了,漆口需要再加一刀。我们林鸟一样散落在茫茫树林间,彼此很近又很远。雾在大家头上萦绕、穿流、涌荡,向天空上漫游。红穿着一身红衣裤,松鼠一样,一会儿在这棵树上,一会儿在另一棵树上,一会儿在树顶,一会儿在树腰。男人们倒显得笨拙许多。若干年后,我经过克拉玛依油田时,看见工人们都穿着一身红衣,款式与颜色和红的一模一样。我当时猜想,红的某个亲人当年一定在油田工作过。

玲收拾完了锅灶也割漆。她胖,上不了高树,就在树低处开刀,张昆林上了高处,就把低处的空白树干留给她。玲手臂上沾了漆,怎么也洗不掉,像被文了墨画。我看见张昆林几次用刀给她刮。漆斑刮下去,刮出一片红来,张昆林在上面咬一口,再吹一口气。玲见缝插针地做割漆工,一方面是多挣钱,一方面也是活路的需要。从初夏到秋天,割漆的好季节满打满算四五个月,一面坡的漆树没有割完,实在可惜。割漆人漂萍一样,而明年能不能再来,只有天知道。所以大家都把活儿赶得很紧,恨不得一个时辰当一天用。

割漆的活儿,最难的不是给树开口和加刀,而是收茧,即把漆汁收回来的过程。漆茧密密麻麻,像树叶一样层层叠叠,要一片片摘下来,把漆汁收在桶里。漆汁有干有稀,但都要用一支竹片来剥离剔净,这个过程中双手时时离开树干,全凭两只脚平衡身体,避免掉落下来,经常需要用一条腿绕住树干。在收茧剥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漆汁洒泼到身体上。大家衣服上、手上都布满了漆斑,浸了漆毒的皮肤肿起来,消下去,循环往复。

割漆队伍分工明确,开口工、收茧工、煮饭人、采购人、售漆人。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责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售漆人负责出售生漆和收款。割出再多的漆,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也是白搭,售漆人的能力与门路显得非常重要,虽然生漆从来不愁卖。割漆的队伍也各有各的销售门道,收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胖胖的老黄是我们这支队伍专门负责卖漆的人,他不干活儿,专门负责后勤供给,一副小背头,很有气势。他将漆卖给福建人,福建人在西安接货、付现。这是他打交道好多年的客户了。

山麻鸡在树上一声一声地叫:“大火烤烤、大火烤烧……”这种呆头呆脑的山鸡是山林中最早醒来的家伙,总是叫过三遍后,天才会亮起来,没人考证过它是不是与家养的公鸡同音调,体格却不在家鸡之下。我吃过,是大伯父用土铳打下来的,它的肉柴,不怎么好吃,炖的汤有一股说不出的掺了百草的香味。我听村里大人们说过,山麻鸡叫得急,这天一定有一场大雨。

果然,中午才吃过饭一会儿,有些人上了树,有些人还在树下,有的还在半道上,先是一声炸雷,接着是一道闪电。炸雷从我们头顶隆隆驰过,像一堵崖石猛然裂开来,石块有大有小,互相撞击、滚动。闪电在这些石头间出没、奔跑。大雨哗地下来了。

走在半路上的人,急急往回转,几个才到树下的人,有的往回跑,有的找块岩坎躲起来,苦了树上的人,急急忙忙往下退,却又下不来,漆口里的漆汁汪汪流淌,要小心,身上的漆筒更要小心翻倒过来。雨珠劈头盖脸,砸得眼都睁不开。有人就索性蹲在树杈上,等待雨停。到了家里的人,纷纷拿了伞反身回来,给没回来的人送遮挡。玲扭着身子,顶着一个锅盖冲出来,她老公张昆林还在一块岩石顶上的歪脖树上。张昆林个头儿高,树又细又直,树干上一排排漆茧,漆汁汪汪地流,怎么也下不来。雨水顺着树干流成了线,他浑身湿得没一处*。玲喊:“快抱住树往下溜,管它漆茧不漆茧!”张昆林抱住树干没抱紧,石头一样砸了下来。

张昆林被七手八脚抬到工棚里时,天上的雨也停了,雨来得急,去得也急。太阳重新从云层里冒出头,依然金光灿灿,那么有力,仿佛刚才只是打了个小盹儿。张昆林疼得直咧嘴,但一直没有出一声。他的小腿上,插着一根竹茬,这是扎扫帚的人砍过留下的,快刀砍毛竹,留下的是斜茬,锋利无比。竹茬顺着小腿一直插上来,有大半尺长,外面只剩了一点点梢头。梢头上却没有一滴血流出来,张昆林的小腿精瘦,几乎不见肉,皮把竹茬包裹得太紧了,像剑鞘里多*一柄剑。

大家七嘴八舌说怎么办,有说往山下送,有说快去请医生。玲在灶台上给老公煮鸡蛋,她煮了八个荷包蛋端上来,碗里放了两把糖。她说:“快吃了,不管咋样先补一把力气。”张昆林一口一个,吞铁球一样吞下去。有人在外面用竹子绑担架。地下的树叶枯草因浸了水,暄腾得很。

老黄手里拿了一把虎头钳走过来,把一根点着的烟插在张昆林嘴上,说:“张兄弟,你怕不怕疼?”张昆林说:“格老子的,不怕!”老黄对红喊:“去给我用盐水煮一块棉布来!”红应一声奔去了灶房。

老黄把张昆林的腿拉过来,放在自己怀里,让两个壮力抱住对方的身子,他一寸一下按张昆林的腿,末了,用虎头钳夹住竹茬露头的部分,喊一声:“都给老子闭上眼睛!”闪电一样,长长的竹茬被从张昆林的小腿里拔了出来。张昆林“妈呀”一声。所有人都睁开了眼。大拇指粗的竹茬上带着血丝,却不带血渍。我躲在后边一阵战栗。

红把一块折叠过的白布闪电一样捂在了张昆林的伤口上。那是一件带着小碎花点的女人内衣。血慢慢洇了出来,在雪白的布上,像一枚山丹花瓣绽开。老黄拿过来一瓶白酒,拧开盖子,隔着碎花白内衣细细长长浇下去,白酒和血水在地上延伸出一股小溪流,开始是鲜红,渐渐变淡红,最后恢复了纯酒色。一瓶酒倒过一半,老黄说:“行了。”

小沟离我家隔着一道岭,翻过岭头,下一段坡,就是我家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了,鞋子和衣服太久没有换洗过了,有一股臭味,裤裆早磨破了口子,变成了开裆裤,我用几片构树皮扯缀着。我有些想家了,自告奋勇要求去卫生院给张昆林买消炎药。

上了岭头,余晖从西边打过来,清晰地画出岭头绵延的分界轮廓。雨后的世界更加鲜亮、驯静。天空蓝湛湛的,像被抹布才抹过一样。山腰上的村子稀稀落落,鸡鸭们轻步慢摆地享受一天里最后的时光。峡河在山脚闪着黄光,流向十五岁的我还无力知道的远方。

不知不觉,天渐渐凉了。

开始时,大家都在平缓些的、树木茁壮稠密的地方割,慢慢地,向着陡坡、岩坎的地方转移,那些苍老的、稚幼的漆树也都刀口加身了,再慢慢地,漆口由“柳眉”变为了“牛眼”,不能再加刀了,漆口太大,漆汁流尽了,抗不住冬寒,来年漆树会成片死掉,这是犯大忌的。

整个夏天,风调雨顺,一点儿都没耽误干活儿,每天漆汪汪流出来,茧哗哗收回来,老黄三天两头忙着往西安送货,福建人的钱都不够用了,说欠着,但价格还是高价。欠着就欠着,多少年的老客户了,大家都不怕。

风刮得紧起来,也有力起来了,经常有漆茧从树干上被吹落下来,漆汁洒落了一树一地。漆落在草上、叶上,草和叶子用不了半天就会变黑变枯,好奇的野蜂、野蝶也死在上面。山顶上的野杨树渐渐变黄了叶梢,这是发芽最早也是落叶最早的树种,也实在是因为它长得太高了,树高招风。树们和草们由翠绿变为苍绿。天上的云,不再是成块成团,变得碎裂和稀薄。

因为被欠了款,大家吃饭,高粱酒就变成了红薯酒,打花牌时,两毛钱的局也变成了一毛钱的。

那是一个清早。头天下午,天快擦黑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冰雹,按说这个季节是不会下冰雹的,不知为什么,就下起来了。开始时,东一颗西一颗,稀稀疏疏,米粒大,豆子大,指头大,下着下着,密集起来了,变成了栗子大,乒乓球大。冰雹也变得奇形怪状,有的边缘长着齿,有的带着把儿。冰雹从高高的天空上投下来,精准地砸在工棚上,有几颗穿透了塑料布,叮叮咣咣砸在锅碗上,落在床被上……清早的饭,因为冰雹造成的损失都吃得没精打采,在大家都低着头无声扒饭时,红突然呕起来。那一声呕吐太突然了,太响亮了,像突然一个炸雷带着闪电。大家都愣住了,又看着红哇的一声冲进了她的小屋子。

两天后,红独自悄悄走了。她那一身红色的外衣,挂在棚前的松树枝上,虽然漆花斑驳,但依然无比好看。那套衣服就那样一直挂着,直到曲终人散,最后变成了树枝的一部分,也没有人取下来。红回了家,还是去了别处?那一阵呕吐是病了,还是别的原因?对少年的我来说,像一个谜。我唯一听说的,红十九岁。唯一记得的,那一双细细的眼睛,有时含着露,有时含着雾。

又一天,老黄也突然消失了,大家从山头喊到坡底,从早上喊到日落,也没找到他。后来,大家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一张纸。纸的一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是卖漆的收入和支出账目,另一面是一页信。我是所有人当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我一句句读给大家听:

“对不起兄弟姐妹!我走了,福建人跑了,我去找他了,哪怕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我要是回不来了,这个秘方,我祖上传了五代,治腰疼很管用,老了,也许能用得上:老鼠蛋两颗,鸽子头两颗,瓦片上焙干,研末,黄酒冲服。”

福建人为什么要跑路,跑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永远的谜。一个人要跑路,一定有跑路的原因。也许,福建人早已设好了局,也许他也被人算计了。

十几天后,我去了一所苦寒的山区中学,在那里开始了高中生活,一读三年。走的时候,我妈向邻居家借了十元钱,给我做学费。地里玉米未老,山上药材正嫩,收入是遥远的两个月后的事情。

也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割漆人。古老的手艺,命上悬刀的人,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

现在,峡河两岸的山林,依然以青杠树、橡树、栎树为主打,其次是松树,再其次是白桦、麻栎,漆树反倒越来越稀少,正渐渐绝迹,和那些我们渐渐看不见的事物一起,曲终场散。

原作者|陈年喜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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