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出名心切的张爱玲跑到上海福州路一座老宅里，去找一个叫平襟亚的书商。那天她手上拿的，是小说《心经》的手稿。
平襟亚的《万象》杂志，是上海滩的头部刊物。能在上面发表小说，自然不愁名声。平老板一看是《第一炉香》的作者，赶紧分两期把《心经》发了。
不过张爱玲胃口很大，希望加快出名的速度，写信给平说想出一本短篇集。搞了三十年出版的平老板非常器重张的才华，但是不太相信眼前这个世道。
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买书啊？于是婉拒了她。
▲ 张爱玲
时隔一年，一本名叫《传奇》的小说集出现在上海街头，短短4天销售一空。不知平老板拿到《传奇》时，心头是何滋味。往小了说，是他看轻了张爱玲的才情，往大了说，是没能准确判断沦陷区的历史格局。
上海沦陷后，大批作家搞抗战文学，文坛出现真空。多数作品肩负着宣传作用，能让老百姓满足的通俗文学极少。偏偏在别人大谈革命时，张爱玲谈的是男女情事、世态炎凉，正巧填补了这片空白。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这就叫时运。
那时，日伪杂志想宣传奴役文化。上海人也不傻，一本都不买。杂志印出即被销毁，被笑话成“废品文学”。民间杂志也有，但由于物价飞涨，不少都成了炮灰。真正排得上号的，《万象》居其一。还有一本，就叫《杂志》。
而《杂志》的主编袁殊，正是让张爱玲走红上海滩的重要推手。
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一手促成了张的传奇。
《杂志》虽有日伪政府背景，可日本人不知道，袁殊其实是地下党。读到张爱玲后，袁视张为奇才，赶忙约稿。很快，《杂志》就推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重磅作品，引爆上海滩。
此外，袁殊还特邀张为文章配插画，搞各种联谊会请她到场，帮她出小说集《传奇》。1944年底，话剧《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连演80场，场场爆满。报上给祖师奶奶的评价是：雄视全沪，唯我独尊。
那一个月里，张爱玲红到发烫。上海报纸出了30篇关于她的报道，不但关注她的文笔，还有她的贵族血统、容貌、穿着。整天有狗仔跟在后头，看她吃什么、买什么，喜欢去哪家商店，都在跟谁来往。
▲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童年
每场文化沙龙，张爱玲都被盛情邀请。大导演桑弧也闻名赶来，求她出任编剧。任何杂志，只要刊登她的稿子，销量就有保证。任何报道，只要写跟她有关的事，就一定会有人看。
她弟弟张子静办杂志《飙》时，合伙人就说：“你姐姐这么红，求她写几百字，让我们也沾沾光啊。”
那时张爱玲人气之高，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
谁能想到，后来她会为了糊口去做翻译。
《红楼梦》里，秦可卿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
可世间有些事，思了也没卵用。
抗战胜利，由于丈夫胡兰成的汉奸属性，也别指望再红下去了。解放后，张爱玲在上海撰稿，只有《亦报》一家愿意刊载她的《十八春》。成书之后，才印了2500册。
有人推算她那时的月收入，大概只够买150斤大米。而私营单位的职工，平均下来是她的四倍。要知道，最红的时候，她月入稿费450块大洋。短短几年，收入下跌了近六十倍，连吃饭都快成问题。
当年在上海，张爱玲吃喝全靠写字。稿费议价，从不含糊。她在《万象》上连载《连环套》。跟平老板说好了，每月七八千字，按月预支一千元。结果没多久，物价飞涨，张爱玲就不干了，要涨稿费，否则就减字数。
▲ 平襟亚
平襟亚也不干，张就真的减字数。人红的时候，寸步不让，要多硬核有多硬核。
可想落到印数2500册时，张是什么心情。
这才叫时运抛弃你，不打一声招呼。
1952年，张爱玲抵达香港。香港人口五十万，想靠卖字为生，无异于天方夜谭。为了混饭，她只能替美国新闻驻港办事处翻译《老人与海》。自己也说：“实在没办法，就算是牙医的书，也要硬着头皮译下去。”
三年后，她到美国，本想复制上海传奇，结果作品不合美国人的口味。《易经》《雷峰塔》始终没人愿意出版。后来去洛杉矶，长达三年没有固定收入。她性格古怪，不善交际，到哪儿工作都不顺心。
上海滩的一代红人，在美国吃到的是挫败、虱虫和没人理。
幸好，朋友宋淇推荐她写剧本，这才解决经济上的窘境。彼时，试图进入香港市场的电懋影业正在和邵逸夫打架。邵氏喜欢拍古装剧，电懋擅长时装剧。
编剧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巩固了电懋的摩登风格，成为与邵氏电影抗衡的中坚力量。那年月，张编剧在影视界混得叫一个风生水起。
1955年到1963年，她为电懋写了十个剧本，七个是都市喜剧，《情场如战场》《南北喜相逢》叫好又叫座。人家是写影评起家的，深知好莱坞套路。连桑弧那部传世经典《哀乐中年》，都有她参与。
创作剧本时，她把对市井文化的揣摩和对男女情感心理的把握，写得欢脱俏皮，很讨观众喜欢。
张爱玲写小说，连傅雷的批评都不放眼里，轮到写剧本，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她非常清楚，电影不比小说，要有绝对的娱乐性，拍出来是要赚钱的，必须讨好观众才行。公司让她改，她都竭力配合，只要能卖得响亮。
▲ 张爱玲
不得不说，祖师奶奶是个非常有市场意识的好编剧。
可惜时运不济，不久后，电懋掌门人陆运涛空难去世。这场空难给电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群龙无首，逐渐一盘散沙，资金周转不灵。某种程度上，它也改变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的格局。从此，邵逸夫一统香港市场，开启数十年的辉煌。编剧张爱玲，仓促退出历史舞台。
那年，《第一炉香》已提上日程，却没能拍成电影。
《私语》里，年幼的张爱玲对出名的渴望就十分迫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去美国时，她也努力想在大洋彼岸再现上海滩的风光。终究还是落空了。虽说后来卖书赚了些钱，但到死的时候，手边也不过2万多美金。她少女时代就想拥有的名声、飞扬和热闹，都一一化作了古梦。
1975年底，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赴港，看望宋淇。
病重的宋淇将《小团圆》手稿交给他。那时，皇冠已经帮张爱玲出版了不少书。张爱玲选择它的理由也很简单：钱给的比别人多。
说来也是命运机巧，皇冠老板平鑫涛，正是上海滩平老板的侄儿。不过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是抛弃原配，娶了个叫琼瑶的女人。
▲ 琼瑶与平鑫涛
1975年，正是阿姨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打算进军影视业。待到海峡对面风浪平息，她一阵残酷、无情、无理取闹的文风就俘获了万千少女的心。
1988年，琼瑶首次回大陆。当时她一套书，能养活半个出版社。一路游经祖国山川，阿姨受到粉丝们热情接待，这才下定决心在内地搞电视剧。
不过那一年，真正因影视而声名鹊起的，是王朔王老师。
和张爱玲相似的是，张出自没落贵族，王则出自落寞阶级。改革春风吹进门后，出身军队大院的他失去了优越感，又不愿沦落为底层，靠死工资混日子。拿他自己话说，于是沉潭泛起，舞文弄墨。
一开始，王朔根本没想当作家。他想做生意。
1979年，王朔就去广州倒过东西。那时他还没复员，部队给他3000块买电视。他拿钱去倒卖柯尼卡录音机，300一个带回北京卖600。南方的歌厅、迪吧等消费场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小说已经起来了，谁看啊。在金钱面前，全傻。我是一拜物狂，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
▲ 王朔
1983年，他辞去月薪36块钱的工作，夹个公文包四处找生意，没有一桩谈成的，不是他瞧不上生意就是生意瞧不上他。他还想开出租，一天挣一百块，也黄了。年底，路都被堵死了。
而由于文学热，作家身份被全社会抬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发过几篇作文的王朔觉得这我可能有戏。要说祖师奶奶写作是为出名，那王老师的初衷就更具体、更鲜艳了。
后来出《我的千岁寒》，他对记者总结道：“你不努力往上爬，那人家还不得欺负死你？我写小说，就是为了维持体面。”
于是乎，王跟张一样，拿着手稿到各大杂志社自荐小说。第二年，《当代》第二期发表了他的《空中小姐》，《啄木鸟》发表《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这时期的作品，都是无业青年和傻白甜的爱情，看哭了不少读者。也有人觉得他笔下男主角颇具流氓习气，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总而言之，差点长成“男版琼瑶”的王朔，最初根本没引起大面积的注意。以寻根、先锋、新写实为代表的主流文坛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
王老师没有祖师奶奶那么好运，遇到属于他的《杂志》和袁主编。在八十年代那个群雄并起、不缺才华的文坛，要想出风头，可没那么容易。
但他遇到了一个叫叶大鹰的人。
▲ 叶大鹰
1985年，叶大鹰在北电上学。这位叶挺的后人也是大院出身，暑假外出拍片时遇到一朋友说要给他介绍个人，以后说不定能干点什么。
回北京后，叶大鹰在凤凰餐厅跟王朔吃了顿饭。两人一聊，十分投缘。话说到半路，王老师拿起手边一样东西，那是小说《浮出海面》的手稿。
多少年过去了，叶大鹰都还记得读王朔小说时受到的感动：“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人,他是把我们那代人身上的那种东西表达得最准的一个人,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
就这顿饭引起的感动，改变了王朔的命运。
三年后，一笔巨大的财富在等着他。
1988年，陈昊苏成为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要拍娱乐片”的口号。之前7年，中国观影人次下降了80亿。1987年拍了142部电影，只有34部不赔本。各大电影厂都入不敷出，发不起工资。
王老师的时运，就这么来了。
翻开1988年的电影目录，看看那些电影，不是犯罪就是惊悚，名称多带“女”“凶”“亡”，娱乐片占了六成。
那一年是中国新时期十年电影的终结年，也是王朔第一个人生巅峰。一共有四部电影，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他的小说语言活泼、情节通俗，简直就是拍娱乐电影的标本。
这都要感谢叶大鹰。从北京回西影厂时，叶把《浮出海面》《一半一半》《橡皮人》三部小说带回。《浮出海面》被第五代的黄建新看中，西影厂出于资金紧张不想拍了，结果被前去讲课的谢飞肯定，很快上马。
一个厂不可能同时拍一个作者的作品，叶大鹰又跑去北影，把《一半》推荐给导演夏钢。他自己想拍《橡皮人》，男主角贾宏声、女主角许晴都定了，西影换领导把片子撤了。叶大鹰没气馁，辗转到深圳影业公司，终于如愿以偿。
而由米家山拍的《顽主》，也是叶大鹰去四川拍戏遇到好玩的事讲给王朔，王朔摘取一二，扭头写成小说，这才为“新京味”开山立派。
早有珠影厂把《一半一半》拍成《魔鬼与天使》，请陈宝国来演，但没引起波澜。而这一年，四部电影冲上大银幕，让王朔赚足了面子。
从此，王老师开始有意识地跟影视靠拢。
他更加频繁、深入地介入这一大众文化，策划《渴望》，写《编剧部的故事》，搞《海马歌舞厅》，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编剧。90年代打开电视，总能看见王编剧的名字。《渴望》更是引起全民观影热，家家户户都在看。当时公安部还给剧组发了表彰，谢谢他们稳定了社会治安。
在与影视这一天然媒介“同流合污”后，王朔尝到了甜头。91年写了上百万字的剧本，见了全国的媒体，说了几游泳池的话。之前写小说，也就赚百十来块钱。这时，有人几万、几十万地送上门了。
影视的火爆带动了书的销量，92年出四卷本文集，一口气卖了二十多万，直接惊动了《纽约时报》。美国人说，他是那时期中国最具现实意义的青年作家。
祖师奶奶当初没能得到的风光，王老师得到了。
那几年里，王朔尝尽做明星的滋味。出磁带、上电视，赚大钱、买房子。走哪儿都是爷。一万二的真皮沙发，眼睛不眨就买了。最红的时候，他的电视剧卖一万一集，五千已是底线，电影都是以十几万论价。
王编剧看着镜子里发胖的脸，喜上眉梢：“兄弟你算是混出来了。”
很快，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给人搞剧本，不如自己搞公司，做影视。
最早，他拉着苏童、莫言、刘震云等一批能打的作家，弄了个“海马影视创作中心”。这个松散的创作团体发展了40个年轻力壮的当红作家，试图将文艺创作产业化。阵势非常大，还上了《人民日报》。后来却不了了之。王朔不甘心，遇到好徒弟冯小刚后，又开了“好梦公司”。
▲ 冯小刚
公司成立时，出于对王朔名声的信任，第一笔投资进来得很顺利。但冯小刚写了半天没写出剧本，事情搞砸了，连拍几部剧才填上财政窟窿。王朔倒不在意，越挫越勇，又有了一个奇思妙想：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专门搞剧本，跟全国一线作家签约，从源头上掐住其他影视公司的脖子。然后招收大批写手培训成流水线生产。其他公司想买版权也行，得看我们心情。还不零卖，好坏搭着卖。”
主意很华丽，冯问：“哪儿来几百万啊？”
王老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眼看“好梦”无起色，王老师想开公司想得发疯，又找到叶大鹰，把蓝图重画了一遍。叶大鹰也给面子，出钱成立“时事文化咨询公司”。
从这天起，王朔四处约人吃饭，跟人聊剧本，差不多把自己聊吐了。他等于是放弃写作，走回做生意的老路，卯足劲儿要做剧作行业的大佬。
让他醒来的，是一场讨论和几个会议。
1993年，文化界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直指王朔作品低俗。早在1989年，《中国电影报》就开了十期讨论，有人说他的作品是“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
1994年，王朔跟朋友在西苑饭店顶楼吃饭，冯小刚贼兮兮地进去，凑在他耳边说：“今后媒体都不能报你的新闻了。”
时运这玩意儿，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那一年，王朔在《新民晚报》发表《脱离文学界启事》。紧接着，上头开了几个清理精神污染的会。1996年，“好梦”几部作品被枪毙，王朔执导的《爸爸》被禁映。眼看大势已去，王老师让冯找活路，自己去了美国。
回国时，王朔心里的火熄了，从此再没念过生意经。可能他想明白了，自己没什么经营才能，如果适合做生意，当初也不用写小说了。
对于建立一个文化产业如此复杂的工程，他缺乏处事的圆滑和周旋的耐心。那个让他跳脚展望、八字还没一撇的剧作版权帝国，根本就是黄粱一梦。
多年后王老师似乎有所反省，在《非2》里借着李香山之口批评秦奋：“哥哥，在商言商嘛，拿了人家钱又骂人家，那叫不义。”
而就在他去美国那年，四川自贡一个初二的学生，往一本叫《人生十六七》的杂志上投了一首诗，叫《孤独》。打死王老师也想不到，他在九十年代画的大饼，居然让这个叫郭敬明的孩子给实现了。
1996年，面对杂志销量下滑，《萌芽》转向校园文学，酝酿“新概念”。谁能想到啊，一个作文大赛而已，竟能催生一家想要上市的文化公司。
比起张、王两位前辈，郭敬明对名利的渴求毫不逊色。“新概念大赛”征稿阶段，别人写一篇，他买了七张报名表，写了七篇。
说来也怪，连续两届拿下一等奖，郭敬明的文章并未引起业内重视。东方出版中心给他出《爱与痛的边缘》，首印才一万册。直到高考前夕，他写出那篇《幻城》，引起《萌芽》论坛一阵*动，境遇才发生改变。
▲ 郭敬明
机会，全都是郭敬明努力争取来的。
眼看短篇《幻城》反响热烈，他先给东方出版中心打电话，说要写长篇，问对方愿意出版否。对方说，否。随后，他找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和祖师奶奶的遭遇如出一辙：先被拒绝，然后遇到一个重要推手。
2002年10月，时详选抵达上海，在上海大学外一家小饭店里见到了郭敬明。时告诉他，明年1月有订书会，你必须在那之前成书。郭就每晚跑到阶梯教室写书，一写一通宵。成书后，春风拿下了他大学期间的所有版权。
第二年，《幻城》在订书会上一炮打响。时开始利用各路人脉推荐郭敬明的小说，拉了作家给他开研讨会，在给友社的贺卡里宣传《幻城》。
皇天不负苦心人，《幻城》很快畅销。郭敬明又快马加鞭写《梦里》，主动联系《萌芽》的胡编辑，说要给她寄四川腊肉，只希望《梦里》能上杂志连载。
那年，两本书加起来卖了两三百万册。
不过贵人时详选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要是早点出现，郭初到上海时也不用受那么多委屈，看那么多他不喜欢看的脸色。
参加新概念复赛时，郭同学被魔都的繁华迷倒，撰文道：“为什么不让爱上海的人生在上海…上海是华丽的巨轮，我家乡的小城令人啼笑皆非…”结果到上海读书，发觉东西贫富差距实在太他妈大了。
还没出名时，连八十块的烟花秀门票都买不起。好不容易出名了吧，去参加活动穿得土一点，被人家当成跟班笑话。攒钱给家里买车，又被讥笑为暴发户。
在这一点上，郭同学的心灵，有着和大师卡夫卡相等量的敏锐、脆弱，外界一丁点戏谑，都像一把劈开他内心冰封痛苦的斧子。
于是，郭同学需要更多的名利。
“人家欺负你，是你还不够牛。”这种丛林法则般的认识倒与王老师异曲同工。看来一个人要成功，首先要被别人看不起。
很长一段时间，郭的爱好都是去查卡上有多少进账。遭受一系列“打击”后，他意识到，不能仅凭写稿赚钱了。从深度介入《幻城》《梦里》的设计并出镜当模特来看，他是非常擅长自我包装的。
这也意味着他不会老老实实把作品的命运交给书商，不会像祖师奶奶那样安心只做个自由撰稿人。
就像王老师觉悟可以自己搞剧作公司一样，书卖火了之后，郭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飞跃：我干嘛不自建渠道，自己做生意呢？
不同的是，王老师都三十出头了，才想起这茬。而郭同学想到这一点时，才23岁，也就是当初张爱玲走红的年纪。
一颗璀璨的商业新星冉冉升起。
2004年，郭敬明在闸北区租下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带着几个伙伴开始策划《岛》系列图书。这个系列为最世文化打下了产品雏形。不过当时是小打小闹，赚不了几个钱。他真正的时运，发端自2005年。
即将与春风解约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丽红找到郭敬明，希望合力开一家公司。2006年图书会，他又见到了黎波。年底，上海柯艾文化成立，郭敬明占了80%的股份。
在他继续深化产品风格时，金丽红帮他摆平了官司风波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又是上《艺术人生》又是进作协，又是让他出任副社长又是帮他搞定上海户口，还把北京分部的股份腾了15个点给他。
2010年7月，“最世文化”在上海成立，小四成了郭董。
那年，媒体说他在上海有六套房子。而之前的2008年，《小时代1.0折纸时代》登上全国畅销书榜首仅用2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做了题为《China’s Pop Fiction》的报道，他被评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
“比林语堂风光、穿最别致的衣服、在上海有大房子”，祖师奶奶的人生梦想，郭董才25岁就实现了。25岁的张爱玲，走的可是下坡路。
之后，最世四处挖掘新人，搞文学大赛、签约作家、包装写手，形成一个又一个IP。没遇到他之前，笛安的书卖2万册，遇到他卖了70多万。落落走上人生巅峰，安东尼被包装成偶像。黎波说，郭董啊，就是个炼金炉。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了不起的郭董把文学做成了生意，积累了亿量级的个人财富。《锵锵三人行》上，窦文涛问他不怕读者长大吗？郭产品经理说：“不断会有年轻人进来，这就是市场。”
不可避免地，他把触角伸向了影视。
起初，郭董没打算成为郭导。是中影集团的副总张强提了议，《小时代》才在郭导的掌控下，花80天拍完上下部。剧本是公司的猫某人花一星期改的。上映四天，票房破2.6亿。
最终，《小时代》成了票房最好的国产系列电影。郭导见状，忙不迭将最世旗下的其他作品推进影视圈。
《一代宗师》里宫二对叶问说：“我见过天地，也见过自己，可惜见不到众生。这条路我没走完，希望你能坚持走下去。”
▲ 《一代宗师》剧照
做过文化产业梦的王老师见了郭导，不知会说些什么。咱也不敢问。
不过话说回来，王老师的公司没起来，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不太想见什么众生。后来他写《我看大众文化》，批判金庸和四大天王，就表示对大众文化深恶痛绝。
早年也说了，虽然占了影视的便宜，但从来没有打心底喜欢过这个行业。他骨子里还是精英意识，想搞的是“新时期文化运动”。
做《渴望》就觉得无趣。后来写《爱你没商量》，非要宣扬他那套“卑鄙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的反叛思想，最终导致口碑*。他当过中国大众文化的开路先锋，但到头来还是个忧国忧民的灵魂工程师。
自己也说：“就是做贼，我也想做最好的，妄想通过大众文化实现自我表达。”
这正是犯了大忌。一个好的产品经理怎么能不天天去揣摩用户需求？
试想一下，要是换了祖师奶奶就不一样了。懂得迎合观众的张编剧，要是能得到和王老师一样的机遇，说不定早超越了郭董事，成就了一代商业美名。也不至于后来一本书印2500册，处处受制于人。
有人活成面子，有人活成里子。
都是时运使然。
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条例》，从此，会写字的中国人能挣钱了。不过很可惜，自民国而下，想纯靠写稿活命越来越难。
当年鲁迅月入数百银元，卖书还有钱打广告。新中国成立时，“山药蛋”赵树理一进京就买了四合院。80年代，毕飞宇一篇稿费顶三个月工资。等到市场经济起来，严肃作家们就只剩下一个穷字了。
▲ 鲁迅
张恨水说得好啊：“我家庭负担重，不赚钱我是不写东西的。”
作为每个时代最红、变现效率最高的码字工作者，张、王、郭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想从根源上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离不开三样东西。一是时运，二是推手，三是迎合大众。不能敞胸拥抱大众，没有用户思维，基本上不可能做好文字生意。
不信你看郭董的老乡，一心想写出半部《老友记》的马女士，就深谙拥抱大众之道。现在这个时代，能写字的人体面多了。而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码字人，不搞搞临床心理玄学，是无法做大做强的。
当然，有那三件套，繁华也会过去。君不见张编剧和王老师的时运，说没就没。郭导拍《爵迹》，砸了，《爵迹2》上映又遇到风波，只能改档期。2013年，华策影视说要花1.8亿收购最世的股份，最后给了2000万。
据说今年连好友陈学冬，都离开郭董持股的和力辰光，成了李冰冰旗下的艺人。
我把这些事告诉朋友小周，小周准会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卖字不自由。”
我就不会这么说，我会告诉他祖师奶奶引过的一首诗，叫做：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