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历史、记忆历史往往不是凭借历史文献，而是通过有声有色的文艺方式，如戏剧或评书等。
因为冷冰冰的历史文献与拥有完整结构、矛盾冲突、感情纠葛的戏剧相比，显然不具备抓住大众心理的优势。
除了教会中国人热爱音乐之外，它还通过众多的戏剧角色来赢得男女老少的心灵与想象力，教给人们惊奇然而又很具体的历史知识、民间传说和历史的、文学的传统”。
在工业化时代迅速普及的电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戏剧形式，承担着建构民族记忆的功能。所以，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国大众主要是通过电影来了解与认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工具，通过抗日题材的影片，大众记忆并缅怀壮怀激烈的抗战。
同时也从这些电影中获得了对抗战的较为直接的认识，进而形成对抗战的理解与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创作者对抗战的表达取向，不能仅局限于电影本身的艺术经验，更要考虑作品对大众认知历史的影响。
引导大众确立一个真正而非扭曲的抗战记忆，是抗战题材电影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创作者的职责所在。抗战电影建构了关于日军入侵与我们奋起抵抗的历史，因为迎合了中国大众的爱国情绪，使大众在影像的世界里一次次地得到满足。
同时，大众的接受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受众群体不断在扩大，同主题的电影也在不断地涌现出来。冯小宁编剧导演的《举起手来》系列是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
第一部围绕农村老汉、青年学生与游击队员为保护珍贵的佛像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巧妙周旋、最终取得了胜利来结构故事。
第二部延续了第一部的风格，一样是反抗日军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只不过叙事的场景由乡村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中。
虽然《举起手来》系列电影所表现的只是中国军民对国家文物的保护，而不是正面的对日战争，但这也属于抗战的范畴，所以在表达的方式上，应该考虑抗战叙事对民族心理的深层影响。
我们认为，《举起手来》两部电影带有恶搞色彩的喜剧化呈现形式，虽然能够获得大众的欢迎，但是从根本上却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美学经验，而且也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并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
体现了创作者文化反省的缺失从《举起手来》的喜剧演绎中，可以看出建国初期抗战电影的深刻影响。《举》中人物脸谱化、日军弱智化，以及抗战的简单、易胜的处理，均承袭于既往同类题材电影叙事的固定模式。
建国初期的抗战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对抗日战争的展现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状态被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所取代。
简单化倾向表现在对战争过程描写上：抗战题材电影不论表现战争的哪一侧面，其战争的展现模式几乎都是一样的，胜利过程几乎是直线的，失败和挫折只是偶尔的，甚至只是突发因素造成的。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领导的游击队，从大闹县城到炸掉敌人的炮楼到大部队消灭日本军，几乎没费什么劲，在镜头中甚至一个战士都没牺牲。
《小兵张嘎》中的战争更加简单：战士罗金保用笤帚疙瘩就下了“白脖”的枪……在这些电影中，抗战的胜利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的，毫无困难可言。
这对于经过八年的时间、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取得胜利的抗日战争来说，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叙述。战争进程的简单化叙述，使大众在接受时会产生一种对于战争理解的乐观主义心理。
会造成一种抗战胜利是如此容易的错觉，在庆松胜利的满足之下忽略了日军入侵所造成的灾难性事实。
乐观心理与错觉消解了战争过程的艰难与曲折，消解了战争的残酷，使日军入侵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深刻的烙印。
《举起手来》承袭了这种简单化的叙事方式，电影中的农民、青年学生与游击队员少数几个人，不仅很容易地消灭了数十个装备精良的日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方无一伤亡。
同时，*死日本鬼子的方式也简单得近乎恶搞，比如公鸡叨蛐蛐扣动扳机打死鬼子；农具意外倾倒扎死鬼子；青年女学生乱开机关枪打死鬼子等等。
艰苦卓绝的抗战被这种游戏化的叙事所消解，大众通过这些画面无法建构起真正的抗战认知，抗战中的几千万人的伤亡在日军不堪一击的画面展现中。
其牺牲的必要性被消解了，这也直接影响了大众对革命先辈流血牺牲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与思考。
在抗战电影中，日本鬼子和汉奸都是以丑恶的面貌出现的，这种描写饱含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憎恶与蔑视。
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愤怒，是文艺作品对日本侵略者的一种声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形象丑恶描写的背后是对敌人的弱智化处理，几乎每部抗战主题作品都存在着弱智化敌人的倾向。
如《平原游击队》、《地雷战》等等。相对既往叙事，《举起手来》对日军的丑化与弱智化处理更趋极端化，最典型的就是潘长江所扮演的鬼子兵。
面对这样一群日本鬼子，中国人不仅很轻松地保护好了国宝，而且也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敌人的*伤。
我们认为，日军在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其失败是因为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强意志，而并不是像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胜利源于敌人的低智商。
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而用鲜血换来的胜利的巨大价值又何从体现？
敌人的弱智化消解了战争的艰巨性，消解了民族因受日军入侵而遭受的苦难，消解了我们关于侵略者的残忍记忆。
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这样的电影是无法唤起大众心中的悲壮感与崇高感的，只能消解历史真实，从而直接造成整个民族对于日军入侵历史的淡漠，甚至遗忘。
建国初期的抗战电影有着先在的政治规定性要求，“我们需要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和描绘我们的时代。”
紧跟政治话语的文艺工作者必然要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体现“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而不会违背政治要求去展现战争中的“灰色”场面。
然而这种政治规定性“给文艺带来的是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和神话英雄等等不良倾向”。对于抗战电影来说，创作必然以简单化、盲目乐观的面目出现。
《举》的创作者将低俗的搞笑与娱乐精神等同起来，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准来迁就大众的审美品位，使电影缺乏真正的娱乐趣味，以损害艺术换取了大众的认可。
用喜剧的方式来呈现战争并无可厚非，这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有先例可循，然而如果对喜剧的内涵存在理解上的误差，会影响影片对喜剧精神的诠释。
从《举起手来》的创作初衷来看，创作者在积极构建一种喜剧化叙事，从而达到迎合大众的需要，对于《举》编剧导演来说，只有喜剧才能吸引大众，从而实现电影受众最大化的目的。
但是，不论从具体情节还是从影片整体上来看，《举起手来》系列都并未完成对真正喜剧精神的诠释。
首先影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深层性格、心理的观照，而完全一味地以脸谱化的与脱离实际的夸张行为来展现。
在这里，不论是日本兵还是中国的农民老汉、青年学生，都没有被赋予主体性地位，只是作为搞笑的工具而出现，人物的行为逻辑并不符合其身份、性格特征，而是任凭创作者摆布。
所以，虽然电影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能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却不能使观众通过人物形象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无法给人以启示和反思。
不论是正剧还是喜剧，作为文艺样式必须把对人的关注与表达放在首位，都要为表现人来服务，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不是将人沦为搞笑的工具。
其次，真正的喜剧能给人以启示和感召，在引发笑声体验快乐的同时，亦能让人从众感悟到某些道理，比如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搞笑情节往往过度夸张，但是却并没有妨碍对人物个性的展现，对生活哲理的揭示。
然而反观《举起手来》，虽然两部影片对搞笑下足了功夫，但是却忽视了对真正喜剧手法的运用以及对艺术价值的提升。
如果剔除影片中抗战必胜这一千篇一律的主题之后，便成了零散的搞笑片段的集合。虽有保护佛像的线索来连接，但故事本身却缺乏情节发展的推动力。
从整体上来看，《举起手来》是依靠创作者人为地散在的搞笑场景捏合起来，而不是依靠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来实现对故事的推动，所以电影对故事的讲述显得生硬而勉强。
抗战电影可以用喜剧的方式来演绎，但是绝对应该避免以娱乐化的方式来展现，因为对待这段屈辱灾难的历史，不应该采取戏说的方式，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艺术本身的坚守。
参考文献[1]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2]王晓渔《“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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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志远：《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汪景然：《冯小宁：<举起手来2》“拍给老百姓看”》，《中国电影报》，2010年8月12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