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英]威廉·琼斯 著，罗心宇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0月版。
威廉·琼斯（1735―1818）是一位富有的伦敦酒商、博物学家、学者，据说他“退隐到切尔西”，居住在庄园街10号。根据托马斯·福克纳出版于1829年的关于切尔西的著作，琼斯“学识和技艺都属于最卓越的那一档；他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并且文采斐然，能够创作诗歌。但原则上，他还是应当被视为一名博物学家，而上述这些优点也正是博物学家的品格”。虽然涉猎广泛，但琼斯最关注的还是昆虫学，尤其是蝴蝶。在伦敦林奈学会成立仅仅三年后的1791年11月15日，他就被推选为会员。1818年7月8日，已故的琼斯被葬于切尔西的圣卢克公墓。
威廉·琼斯的遗嘱写于1816年7月24日，公证于1818年7月21日，上面显示他已婚，但他未提及名字的“爱妻”当时已经去世了。遗嘱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表亲约翰·道特里·德鲁伊特，看来琼斯夫妇并没有子女。遗嘱还表明，约翰是威廉的外祖父――萨塞克斯郡佩特沃思的约翰·道特里的兄弟约翰·道特里的后代。
根据遗嘱中的种种此类线索，我们足以确定，琼斯的父母是老威廉·琼斯和玛丽·道特里，两人于1734年5月在佩特沃思郊外的一座小村庄蒂灵顿结婚。他们的长子琼斯于次年4月在佩特沃思受洗。这些信息证实琼斯终年83岁，正如福克纳1829年的记述，以及他在同时期的伦敦报纸中同样提及的。遗嘱还披露，琼斯身后留下了超过5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0万英镑）的遗产和南安伯夏（今属西萨塞克斯郡）的田亩作为遗赠，这些都表明，琼斯终生都很富有。
琼斯于1779年7月14日在多塞特郡的费夫海德玛格达伦与萨拉·奥尔德顿成婚。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萨拉与琼斯自幼相识――她同样来自佩特沃思地区，1734年12月30日在蒂灵顿受洗。两人签署的手写结婚记录表明，琼斯当时是伦敦市居民。这说明琼斯“退隐到切尔西”的时间最早可能是1780年左右――当时他大约45岁。
琼斯作为博物学家活跃的时期，正是人类迅速扩大全球探索范围的非凡时期。就说他在伦敦的人脉当中的一位吧――约瑟夫·班克斯（1743―1820，后来受封为爵士）。关于他们何时相识并无记载，但琼斯第一次与他接触几乎可以确定是在1768年――班克斯乘坐皇家海军“尼日尔”号远赴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地区归来后的翌年，这场航行确立了班克斯英国科考带头人的地位，而仅仅几个月后，他与詹姆斯·库克船长（1728―1779）那场史诗般的“奋进”号之旅就要开始了。
《琼斯图谱》第二卷的开篇插画，这一卷所画的蝴蝶是琼斯认为属于林奈体系中蝴蝶的第二个主要分支——“赫利孔类”蝴蝶，《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内页插图。
作为一个科学博物学家，琼斯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
18世纪中叶，随着全球贸易的步伐加快，博物学标本如雪崩般涌入欧洲。这促进了有组织的科学探索活动的快速增长。人们对植物学的热情尤为高涨，因为新作物和其他自然产品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这同时也引发了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对抗。在这一时期，人们意识到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都是某个特定区域所特有的，因此，在对未知物种的探索过程中，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受这一风潮的影响，富裕阶层喜爱的“珍奇柜”升级成了更迎合科学时代的东西――用于系统性研究的专项收藏。
博物学的各个分支中，最符合这一需求的莫过于昆虫学。因此，尽管班克斯等探险家的声名越发显赫，但对琼斯的蝴蝶事业来说，最重要的人脉大多是收藏家，他们收集他人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标本，积攒起专业的私人收藏。标本成为商品，被交易，被买卖，价格往往很高。这一时期鲜少有人将此类私人收藏遗赠给公共博物馆：一位收藏者去世后，其藏品往往会被分成很多份，拿去拍卖，被其他收藏者抢购一空。
琼斯与伦敦的顶级收藏家关系紧密，包括德鲁·德鲁里（1724―1803）、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约翰·莱瑟姆（1740―1837）、约翰·弗朗西伦（1744―1816）和威廉·亨特（1718―1783）。其中一些同时也是标本经纪人，比如德鲁里，其闻名的事迹是经手并分散出售了“捕蝇手”亨利·斯米思曼（1742―1786）庞大的西非植物和昆虫收藏。当时藏品最丰富的收藏家可能是波特兰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本廷克（1715―1785），她住在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20英里（约32千米）的布尔斯特罗德府邸。1786年，她那些以博物学藏品为主的收藏被分成4000小份，拍卖了38天，据说加起来卖了10965英镑10先令6便士――相当于今天的150多万英镑。
很多收藏家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囤积者。德鲁里基于自己的收藏，加上摩西·哈里斯（1730―约1787）手工上色的图版，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关于昆虫的杰作――《博物学图谱》（1770―1782）。史密斯则与美国画家兼博物学家约翰·阿博特（1751―约1840）紧密合作，出版了《佐治亚州珍稀鳞翅目昆虫自然史》（1797）。这本书曾受益于琼斯给出的专业意见，并被认为是18世纪昆虫学的代表作。
一盒蝴蝶标本，来自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昆虫藏品，现存于伦敦自然史博物馆，《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内页插图。
虽然琼斯的海外鳞翅目标本肯定是购买、受赠或者交换得来的，但他的英国本土藏品，尤其是那本关于英国鳞翅目昆虫的笔记，却十分与众不同。只要加以出版，他便极有可能成为生态学的先驱，与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比肩。尤其是笔记中大量的“生物学特性表”，系统地展现了他在英国鳞翅目昆虫生活史方面的学识，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取自他本人的观察。笔记所总结的信息涉及幼虫及其寄主植物的自然特性、它们在一年中取食的时间、化蛹的时间和场所、每年的世代数，以及它们的越冬虫态。直到几十年后，这类关于鳞翅目昆虫的信息才广泛地以可比较的列表形式出现在昆虫学文献中。作为一个科学博物学家，琼斯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
英国好几种有名的蝴蝶都与琼斯有关
虽然《琼斯图谱》中多数插画是照着伦敦其他博物学者收藏的标本画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画的是琼斯个人的来自海外的藏品。和众多对世界各地的蝴蝶产生兴趣的英国昆虫学家一样，琼斯是从采集自家附近，也就是伦敦周边，可能还有故乡萨塞克斯郡的蝴蝶开始入门的。他的英国鳞翅目昆虫笔记最早可以追溯到1770年。
威廉·琼斯收藏的英国蝴蝶和蛾类标本在牛津和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成立的伦敦林奈学会保存至今。这些材料可能是由琼斯直接送给史密斯，也可能是经牧师塞缪尔·古迪纳夫博士（1743―1827）之手，辗转来到林奈学会的。在1787年8月13日给史密斯的一封信中，古迪纳夫写道：“我的标本柜要装满了。琼斯正在给我干活。他说，这个季度结束前，希望能给我找来200件鳞翅目标本。”
很明显，琼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得到英国的珍稀蝶蛾。他在其中一本笔记中记录着，自己在庄园街10号饲养Heliothis delphinii（玫红夜蛾，现在的学名为Periphanes delphinii），这种蛾子在1795年6月22日羽化了。虽然玫红夜蛾在英国有几份早期记录，但这种美丽的蛾子现在已经在英国区域性灭绝了。有人怀疑它是否真的曾经出现在英国――提出如此疑问的人似乎并不知道，琼斯亲手养出来的那件标本如今就在牛津。
18世纪，欧洲各地都出版过以蝴蝶等昆虫绘画为特色的图谱，这很可能启发了琼斯，《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内页插图。
英国好几种有名的蝴蝶都与琼斯有关。英国的橙灰蝶Lycaena dispar在1803年由阿德里安·哈迪·霍沃思（1767―1833）基于自己和其他人采集的标本，描述并命名为Papilio dispar，此人将琼斯视为自己的昆虫学导师。牛津有一对橙灰蝶标本，是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从琼斯的收藏中拿出来捐赠的。这些标本可能是如今已经灭绝的橙灰蝶英国种群最古老的材料，但却来源不明。
琼斯为这个物种所绘的画作出现在第VI卷图版LVI，错误地标名为Papilio hippothoe，参照的是德鲁里收藏的标本。这些标本可能来自1786年出售的亨利·西摩（1715―1785）的藏品。西摩1776年从剑桥郡收集到这种蝴蝶，两年后又收集到一些英国的标本，同样鉴定错了。琼斯可能是通过这个途径得到这些材料――直接得到，或是在德鲁里的收藏1805年被出售时购入。
另一种极为有趣的英国蝴蝶，出现在第VI卷图版LXIII（第508页），标注为Artaxerxes。这种蝴蝶在1793年被法布里丘斯命名为Hesperia rurales artaxerxes，引用了琼斯的图以及他的收藏（Dom.Jones），将它的来源记为“Anglia”（英格兰的拉丁名称）。如今，英国分布的白斑爱灰蝶Aricia artaxerxes被认定为两个亚种――一个分布在苏格兰，另一个则分布在英格兰北部的局部地区。有人表示，琼斯收藏中的模式标本来自爱丁堡的亚瑟王座，由“一位名叫琼斯的收藏者”采得。但据我们所知，威廉·琼斯从未去过爱丁堡，虽然他那位以助人建立收藏而闻名的朋友兼合作伙伴法布里丘斯曾在1767年到过那里，随后又骑马去了伦敦。原始材料如今可能已经遗失了。
琼斯所画的另外两种值得关注的蝴蝶是霾灰蝶Phengaris arion（今学名为Maculinea arion，第VI卷图版LXI）和斑貉灰蝶Lycaena virgaureae（第VI卷图版LVII）。这些蝴蝶，再加上橙灰蝶和白斑爱灰蝶等，同样出现在另一位切尔西居民伊丽莎白·德尼尔（1765/1766―1824）的英国鳞翅目昆虫绘画集中，她于1800年在琼斯的指导下创作了这些绘画。这本装订起来的画册题为“伦敦周边采集之鳞翅类昆虫写生画集”，题记“据切尔西绅士威廉·琼斯标本柜中的昆虫所画――（除少数外）采集自伦敦周边几英里范围内，为大不列癫（原文如此）目前所发现的全部蝴蝶”，保存在大英图书馆里。这份了不起的工作给出了独立的证据，证实琼斯收藏中的很多英国蝴蝶在18世纪末之前的确分布在这里。
活跃于伦敦昆虫学家圈子的琼斯
博物学如今已经通过一种国家权威，成为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研究。
――佚名，1763年，《时政评论》（The Critical Review）
琼斯现身伦敦的最早记载，是他在1768年被明确地引荐给伟大的丹麦昆虫学家法布里丘斯。约翰·C.法布里丘斯在《琼斯图谱》的成书历史和确立其重要意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被父母“以开明和自由的精神”教育长大，从小便对博物学着迷，尤其喜欢植物和昆虫。1762年，父亲安排他前往瑞典乌普萨拉，在那里跟随林奈学习了两年。
作为林奈最杰出的学生之一，法布里丘斯成为18世纪地位最重要、成果最丰硕的系统昆虫学家。20岁时，法布里丘斯前往德国，随后又造访荷兰和苏格兰，从此开启了他环游欧洲、与其他博物学家会面并研究其收藏的多次旅行。在1767年秋天离开爱丁堡之后，他花了近三个月，骑着马一路游历，来到伦敦。琼斯后来形容法布里丘斯是“一个很难让人不喜欢的人，他开放、自由、平易近人、率真自然”。到达伦敦后，法布里丘斯很快就和林奈的另一位出师弟子――瑞典博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1733―1782）结下亲密的友谊，后者此时已经成为大英博物馆的文献馆员（他后来同样为波特兰公爵夫人工作过）。
已经立身于伦敦知识分子圈的索兰德将法布里丘斯引荐给科学界的一些顶尖人物，尤其是那些对博物学和昆虫学有兴趣的人。这个精英团体中有约瑟夫·班克斯（马上就要与库克和索兰德开始第一场环球航行了），有斯特兰德大街上的银匠兼收藏家德鲁·德鲁里（《琼斯图谱》中最重要的标本来源），还有杰出的昆虫插画家、版画家摩西·哈里斯。我们并不确定33岁的琼斯当时融入科学博物学圈的程度有多深，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这个团体的成长，他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因此，他又结识了其他顶级博物学家或收藏家，比如珠宝商约翰·弗朗西伦、医生约翰·亨特（1728―1793）和威廉·亨特，还有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比琼斯小24岁的史密斯，未来将成为林奈学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创始人。
摩西·哈里斯的《蛹者录：昆虫自然史》中的图版，《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内页插图。
琼斯与伦敦昆虫学家们的交往并不总是愉快的。18世纪40年代，两位老一辈鳞翅学家中的佼佼者――本杰明·威尔克斯（约1690―1746）和约瑟夫·丹德里奇（1664―1746）正和其他一小群人共同活跃于蝶蛾学会――这个团体得于某些蝴蝶金光闪闪的蛹壳。摩西·哈里斯于1742年入会，可是不到5年，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们集会的场所，所有的收藏和记录毁于一旦，一切以悲剧收场。1762年，哈里斯和德鲁里一起重建了蝶蛾学会――至少还是当年的名字，而琼斯几乎确定也加入了学会。然而，这个新团体却被内部紧张的关系搞得四分五裂，仅仅4年后就解散了。
接下来，1780年，伦敦昆虫学会成立，德鲁里担任主席，琼斯担任干事，但分歧又一次成为主旋律，这个社团于1782年崩溃了，比蝶蛾学会更短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些糟糕的经历导致脾气温和的琼斯在1786年9月20日的一封信中，给史密斯组建全新学会的想法泼了一盆冷水：
我参加过形形色色的学会，真是烦透顶，意难平……很抱歉地说，这帮聪明人之间相互鄙薄的风气太重了，（我希望）以后还是躲着点吧。简而言之，我最怕这种争吵不休的地方。
很明显，史密斯无视了这条建议，而琼斯也继续活跃于伦敦昆虫学家圈子，他的专业造诣广受赞誉，有口皆碑。1788年，林奈学会成立，琼斯也在三年后加入，成为终身会员。学者们之间争论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可能是同时期正在影响博物学的一场科学革命，也就是林奈本人。林奈通过逻辑划分来进行生物分类的方法并非广受拥戴。要推翻像大名鼎鼎的约翰·雷（1627―1705）这样的本土系统分类学家倡导的更加“顺其自然”的方法，转而支持一种从国外传入的思想，这很可能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人们对于改变的习惯性抗拒，以及在面对林奈基于雄蕊和雌蕊的数量与排列方式进行植物分类的“性征系统”时，甚至还故作正经，装出一副“谈性色变”的样子，为人们拒绝林奈分类法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在鼓励人们接受林奈分类法的英国先行者中，有植物学家本杰明·斯蒂林弗利特（1702―1771）和理查德·普尔特尼（1730―1801），虽然普尔特尼那本被认为极具影响力的《林奈作品通评》要到1781年才印刷面世。紧随伦敦昆虫学会之后，博物学促进协会成立了――又一个无甚建树的团体，里面有几位反对林奈方法的学者。而此时的琼斯，已经开始根据林奈1767年的分类系统组织内容，着手编撰《琼斯图谱》了。
《琼斯图谱》的灵感来源：伦敦博物圈天南地北的收藏
琼斯沿袭启蒙时代英国昆虫学家的传统，注重于绘制出类拔萃的鳞翅目昆虫图像。这个“流派”可能由托马斯·彭尼（卒于1588年）开创，经约瑟夫·丹德里奇、埃利埃泽·阿尔宾（活跃于1690―1742年）、本杰明·威尔克斯、亨利·西摩、摩西·哈里斯、威廉·卢因（卒于1795年）等杰出人物之手传承而来。哈里斯常居伦敦，他不仅有知名著作《蛹者录：昆虫自然史》（1766年，再版于1775年），还为德鲁里绘制插画，琼斯想必很熟悉他的作品。哈里斯同时也因色彩原理和调色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几乎可以肯定琼斯曾直接跟随哈里斯学习或精进绘画技巧，同时也研习了这一流派最优秀的那些作品。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罗曼史》中，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这样记述：
琼斯住在药用植物园附近，他精确地描绘了当时英国收藏家手中几乎所有的蝴蝶种类，编成了厚厚的六卷书；琼斯使用不透明颜料作画，这些颜料至今仍未褪色。笔者手中还留有他用过一半的水彩颜料块，上面盖有中文印章，表明颜料来自中国。
显然，琼斯用的是市面上最优质的画材。根据福克纳的说法，他的油画技巧同样精湛。福克纳还特别强调了琼斯的学术素养，包括他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方面的知识。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琼斯档案也证明了他博学多才，其中有关于希伯来语的文章、对古代手稿的注解，以及大量关于经文、诗篇、民间传说和历史的笔记。然而，琼斯的作品中并未正式提及英国这些伟大的昆虫画家中的任何一个。
琼斯早期的植物画，体现出其对色彩准确而巧妙的运用，以及出色的形态感。图中叶子和花瓣的质感刻画得很精细，整体效果非常迷人，《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内页插图。
《琼斯图谱》的信息和灵感似乎更像是来自伦敦博物圈天南地北的收藏――其中以德鲁里、班克斯、弗朗西伦、史密斯、亨特和莱瑟姆的收藏最为显要，以及卡尔·A.克莱克、欧根纽斯·J.C.埃斯佩尔（1742―1810）、卡尔·古斯塔夫·雅布隆斯基（1756―1787）和奥古斯特·克诺赫（1742―1818）等欧洲大陆鳞翅学家出版的图书。在欧洲大陆的鳞翅学家中，对琼斯而言最重要的一定是荷兰商人、矿物学家兼动物学家彼得·克拉默（1721―1776）。克拉默基于自己以及很多荷兰博物学家，尤其是科内利斯·范伦内普（1751―1813）的收藏，出版了四卷巨作《海外蝴蝶》，其第一卷问世于1775年。
林奈和法布里丘斯的大部分昆虫学著作完全依赖文字描述，与之相反，克拉默的作品中每个物种都配有精美的插图。琼斯可能是受到克拉默的启发，从而决定为伦敦知名收藏家的标本柜中保存的所有蝴蝶留下影像记录，不论这些物种是产自英国本土还是海外地区。琼斯显然不满足于仅参考他人的文字记载――他要亲眼观察不同种类的蝴蝶实物，越多越好，然后在画纸上如实地再现它们的形态。
1780年左右，刚结婚不久的琼斯搬到了庄园街10号，当时的切尔西还是泰晤士河畔的一个村庄。琼斯的目标当然是享受全新的退休生活，并发展自己的学术爱好。《琼斯图谱》内页和封皮上出现的日期只有1783年、1784年和1785年三个年份，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这些作品是在那几年之内完成的。1783年倒是有可能标志着这项工作的开始，但1785年绝不可能大功告成。因为有一些后期的画作，比如第IV卷图版LV上图描绘的是1788年以前不可能获得标本的种类。此外，第VII卷的最后一页明确参考了著名的奥地利鳞翅学家雅各布·许布纳（1761―1826）出版的作品中的一幅图，而这幅图在1800年以前都不可能见于伦敦。法布里丘斯可能在1768年第一次造访伦敦期间结识了琼斯，在他的自传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讲述了这段经历：
索兰德博士……促成了我与我们这个领域中所有饱学之士的相识和串联，有班克斯、两位亨特、福代斯、李、德鲁里、安·蒙森女士、伊顿、福瑟吉尔、韦布、埃利斯、彭南特、格雷维尔等等，他们的住所、藏书楼和标本收藏很快就对我开放了。
这里没有专门提到琼斯――虽然他有可能被列入了“等等”，而法布里丘斯在1775―1787年出版的最早的四部昆虫学巨著中也没有提及琼斯的名字。虽然法布里丘斯确实在1787年夏末与琼斯共度了一段很重要的时光，但直到1793年，他才在自己第五部关于昆虫的主要著作――《系统昆虫学》的第三卷中直接提到琼斯和《琼斯图谱》，并且在大量关于蝴蝶的记载中频繁提及，贯穿始终。
然而，在法布里丘斯来访时，《琼斯图谱》中的大部分画作可能已经完成了。1787年8月，在给身处巴黎的史密斯的一封信中，琼斯写道：法布里丘斯正在伦敦，他很想见你，但等你回来他肯定已经走了。他正在一幅幅地检查我的画，进行修改和订正，然后加到他手头正在写的一本“拾遗”里面去；不过他待在这儿的时间有限，我的东西又太多，他看不完。琼斯提到的“拾遗”是指法布里丘斯1793年出版的《系统昆虫学》，而不是1787年的《昆虫学拾遗》。
显然，琼斯在搬到切尔西之前已经打入伦敦博物学精英圈，而《琼斯图谱》在1787年已经基本完成但尚未收工。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在同样保存于牛津大学的一份1871年的手稿中写道：“整个工作据说花了30年。”如果此言不虚，那么1780―1810年，琼斯45―75岁的这段时间很可能是目前对《琼斯图谱》创作期的最佳估测，尽管琼斯很可能从1790年以后就很少再往手稿中增补内容了。虽然《琼斯图谱》中出现的最早时间是1783年，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琼斯搬离伦敦市区移居切尔西的具体时间，但他参加命途多舛的伦敦昆虫学会的经历让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1780年就是琼斯退休并开始创作《琼斯图谱》的时间。
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生物学家及插画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收藏的蝴蝶标本，《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内页插图。
威廉·琼斯收藏的鳞翅目标本，还有画作、信件、笔记本、草稿，以及相关的设备物品等，被德鲁伊特家族保管了一百多年，先是从约翰传给他的儿子罗伯特，之后又传到了罗伯特的长子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手中。弗雷德里克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1871年毕业，获得自然科学学位。当时他正和时任牛津大学昆虫学霍普教授的约翰·韦斯特伍德合作，首次尝试出版《琼斯图谱》中的插图。
在那之后，弗雷德里克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但早早退休，投身于博物学和其他学术追求。他在自己首次出版于1923年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罗曼史》一书中提到了琼斯。弗雷德里克本身就是一名出色的水彩画家，在伦敦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办过画展。在1925―1938年为《琼斯图谱》所做的一系列推介中，弗雷德里克最终将手中威廉·琼斯的遗产捐献给了母校牛津大学。如今保存在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图书室和收藏馆中的那份弗雷德里克的馈赠，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份物证，证明琼斯不仅仅是一位才华卓越的画家，同时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古典学者、优秀的博物学家和见解独到的科学家。
本文选自《蝴蝶圣经：牛津大学典藏图谱》，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威廉·琼斯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