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君（左）和陈正文。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1993年，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离开家乡，到达深圳，开始了他们的打工之路。一个叫罗泽君，湖南衡阳人，26岁；另一个叫陈正文，安徽滁州人，22岁。
罗泽君在老家打工，有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但他想到深圳看看，寻找他理想中的城市。陈正文则说他是“逃荒”出来的，为的是逃避贫穷。
他们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都是保安。命运相似，又不相同。26年后，当年追梦理想城市的罗泽君，还是一个保安，他打算干到60岁，交满15年社保，就回家乡养老。陈正文则开了一家自己的修车店，在深圳有三套房子，他觉得自己还能做点儿什么，老了以后，可能也不会回老家养老，深圳是他的他乡，也是新的故乡。
离开家，是为了淘金的梦想
在老家的时候，罗泽君曾有一份足以让村里人羡慕的工作——在铁路上做装卸工，那是顶替半工半农的父亲的职位。在世代务农的村里人看来，这就算进城了，尽管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
装卸工是重体力活儿，城里愿意*人太少，才会在农村招聘临时工。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谁都有机会，在村里人看来，住宿舍、吃食堂、按点儿上下班，旱涝保收，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这么好的条件，只是出点儿力气，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对于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来说，并非如此。当初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新鲜感，以及对于城市的憧憬，在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中，快速地消磨殆尽。罗泽君觉得，这不是他想象的城市，也不是他想象中的生活。于是他辞职南下，到了深圳。“人们说深圳遍地黄金，我就来了”，他说。
在深圳，罗泽君很快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保安。这份工作很轻松，每天到处转转就成，而且薪水也比在老家更高，他觉得来对了。
一口气从安徽跑到深圳的陈正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是‘逃荒’出来的，家里的日子实在是太困难，只能出来找一条生路”。
但现实给他上了第一课，到深圳后，他22天没找到工作，整整22天，他窝在表哥的宿舍里，不敢出门，因为没有工作就办不了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在那个年代就是“三无人员”，被查到了，会被遣返。
22天后，陈正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也是保安。这是那时候闯深圳的男孩子最理想的工作，穿上保安制服，绝不会有人查，自然没有遣返的风险。
第一次修自行车，补胎补了三次
在南下打工的年轻人中，罗泽君和陈正文都算是“高学历”，都是高中生，不同在于，罗泽君高中没毕业就在老家上班了，陈正文则是考大学的前夕出门打工的。
在老家，罗泽君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一直半工半农，在村里算是“体面人”。陈正文的家里更困难，父母、哥哥都是地道的农民，高中毕业考试之后，很多同学还在备战高考，陈正文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了，“我们学校高三有两个班，每年也就有2、3个人能考上本科，大中专加起来不过10个左右，我的成绩一直都在二三十名左右，除非复读，否则没有希望。但家里的情况不允许我复读了”。
保安的收入不算低，但对陈正文来说还不够，他要在深圳立足，还要给家里稍微补贴点儿，“当时我想多赚点儿钱，表哥跟我说，晚上下班后，可以出去修自行车，我从来没修过车，第一次补胎，补了三次才补上”。
不久之后，陈正文发现，很多到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晚上都会去上夜校，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弥补他不能上大学的遗憾。于是他报了夜校，学修车，不是修自行车，而是修汽车。
到现在，罗泽君还在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一门手艺，那个年代，深圳到处是都夜校，但罗泽君觉得，保安的工作，比老家做装卸工要好得多，甚至也比大多数到深圳打工的人好，再加上认识了同样在深圳打工的妻子，两个人的收入，比起家乡的同龄人高出很多，他觉得很满意了。
最难的那年 他隔段时间就去卖血
和老家的同龄人比，罗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高中念到一半，就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后来到深圳打工，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不低，还认识了同样打工的妻子。到2000年时，他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房子，一共花了10多万，“当时还是挺风光的，算得上衣锦还乡了”，他说。
陈正文的生活，过得远没有罗泽君那么舒服。做了一年保安之后，他认识了比他晚一个月到深圳打工的妻子，那时候妻子正在服装厂打工。
不久之后，两个人结婚了，然后他就跟着妻子去了她的娘家九江，在那里继续学修车，但很快就觉得当地的修车厂还是太低端了，又到了南京。白天在4S店做学徒，晚上上夜校学理论，有时候还要出去打零工。
为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陈正文又回到了深圳。“那时候压力太大了，父母哥哥在家里生活很困难，有时候还要我帮衬一点儿，我自己也有了孩子，妻子在娘家带孩子，不能出来打工，全靠我一个人”，陈正文说。
1996年，陈正文的妻子怀了第二个孩子，回乡下的娘家生，结果孩子脐带感染，住进了医院，“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我打两份工，白天在4S店，晚上去海鲜市场做搬运工，在太阳出来之前，运到市场的海鲜都要搬完，每晚能赚20元。搬完之后到早晨上班，还有三四个小时可以睡觉，就睡在市场里”。
即便如此，钱也远远不够，每隔一段时间，陈正文还要去卖血，每次400cc，可以得到200元，这等于他在修车厂一个月的工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陈正文在深圳苦熬，妻子在老家的医院花了几千块钱，但孩子最终还是没保住。
那一年，陈正文没有想过未来，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罗泽君想过，但他的未来里，没有深圳，“打工的，总要回去，所以才在老家盖房子”。
罗泽君后悔年轻时没学个手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干了十年保安 他被老板辞退了
1998年，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之后，陈正文一家人又在深圳团聚，他们打算重新开始。陈正文在宝马4S店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到街边去摆地摊，卖点儿闹钟、扎头绳之类的小玩意儿，妻子则开了一个小卖部。
“那时候，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了”，陈正文说。
罗泽君依旧过着日复一日相同的生活，他还在做第一份工作，只是职位从物业保安换到了岗亭保安。他的大女儿刚刚出生不久，送回了老家，父母帮他们带孩子。罗泽君住在保安宿舍里，妻子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周相聚一两次，春节回家，是他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陈正文渐渐干出了些名堂，他喜欢学习，即便最难的时候，也会抽出时间看看书。后来，因为城管查的严，不让摆摊了，他就开始学写修车的文章，投稿给维修杂志。
慢慢地，在修车行里，陈正文有了点儿名气，开始有人找他创业、合作。“以前有过艰难的经历，我不太敢放弃稳定的工作，但后来，有一个相熟的老板，说想开个修车厂，让我帮他管着，不算合作，我还是拿工资。我觉得也不算冒险，最多算是‘升职’吧，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他说。
就在陈正文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时，罗泽君失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干了差不多十年吧，快到十年的时候，老板辞退了我们，因为他不想和我们签无固定期合同”，罗泽君说。
按照《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满十年，或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合同之后，就必须签订无固定期合同，这意味着用人单位不能随意辞退员工。而对罗泽君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十年，几乎是一个过不去的门槛。
第二份工作，他也没干满十年
干了十年保安，没有五险一金，走的时候，公司依法补偿了罗泽君十个月的工资，每个人800多元，一共不到9000元，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罗泽君需要一份新的工作，但他已经30多岁、没有一技之长，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和20来岁的小年轻们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罗泽君想过回家，但回去之后，才发现，在老家找一份工作，远比深圳要难。不得已之下，只能再次回到深圳。
不久之后，罗泽君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酒吧保安，兼服务员。这份工作同样没有社保，但工资比之前要高，每个月3000多元，管住不管吃。罗泽君在这里又干了近十年。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危机感了，想换个更有前途的工作，但这很难，我没手艺，而且家里负担也不小，承担不起丢工作的风险，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罗泽君说。
2009年，稳定了差不多十年的陈正文，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当时帮那个老板开修车厂，但因为想法不同，有些干不下去了。家里人就说，不如自己干吧”。
十年之后的陈正文，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打工者，在深圳安家落户，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还单独管着一家汽车修理厂。这是罗泽君渴望而不得的稳定生活，但对陈正文来说，却并非不可以舍弃的。
凑了20万元，陈正文盘下了一家正要转租的修车店，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自己创业，和给人打工完全不一样，压力特别大，我们这样的人，在深圳是没根的，一旦失败，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但我老婆跟我说，没事儿，大不了把房子卖了”。
陈正文的妻子在店里忙碌。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创业十年，没钱了就让老婆回娘家
开始创业的陈正文，似乎不能再算是打工者了，甚至他的身份，也不再是农民，而是在深圳引进技能人才时，落户深圳，成了一个真正的深圳人，但陈正文觉得，创业的日子，比打工更难。
“我觉得我算挺幸运的，创业当然比打工要有风险，但好在第一个月就盈利了。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就成，不存在歧视外地人的问题，好好干，总有回报”，陈正文说。
经历过最难的日子，陈正文觉得，生活总会越来越好，但创业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多年的经验，仍不能保证生意一帆风顺。
“有过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就让老婆回九江的娘家，娘家虽然条件也不好，但种地的人，总是饿不着。她回去以后，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个人睡大街都行，总能想到办法”，陈正文说。
创业五年之后，生意逐渐稳定，陈正文又换了一个更大的店，这个店接近600平米，只修两种高档车，规模不算大，但专业程度不低。“现在算是挺好了，房子没卖，还添了两套，孩子们也长大了，不会再有让老婆回娘家的情况出现了”，陈正文说。
陈正文买第三套房子的时候，罗泽君正在找第三份工作。在酒吧干了近十年，这回老板没有辞退他，他自己辞职了，“工资太低了，十年前的3000多不算低，但十年后，我四十多岁了，要自己上社保，每个月1000多，剩下2000多，能干什么呢？酒吧老板挽留过我，但他不可能给我上社保，也不可能涨太多工资，我只能走了”，罗泽君说。
罗泽君的第三份工作，还是保安，不过这回总算比较正规了，公司和他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给他们上社保，工资也不算低，一个月近4000元，“这个年龄，知足了”，他说。
深圳仍是年轻人梦想打拼的城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归居田园？还是留在城市？
再有几年，罗泽君就到了退休的年纪，26年前，他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寻找他想象中的城市和生活。26年后，他只想干到退休，回家养老。
“我自己上了十多年的社保，现在公司也给上，到我60岁的时候，上满15年可以拿养老金，那时候就回家”，他说。
在老家盖房子的那一刻起，罗泽君就没有想过要留在深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罗泽君居然用了一句网络用语向记者形容他的处境，他说，“来深圳这么多年，找第一份工作时，让人卖猪崽一般的给卖了，一直到现在，换过两次工作，但*都是一样的活儿。保安这个工作很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敬业就成，其实对我来说，也不能不敬业，快60岁的人了，不敬业哪儿还有工作的机会呢？”
对陈正文来说，不存在去哪里养老的问题。他说，“未来回老家养老也不是不行，但可能性不大，我们一家人，户口都已经落在深圳，这里有家有业，回老家连个朋友都没有，恐怕没有在深圳舒服”。
陈正文觉得，自己离退休还很远，他的事业也才刚刚起步，远没有到放心退休的时候，“市场变化很快，随时都要学习、总结，要能跟上时代”，他说，“现在我们还在学习互联网营销，也在直播网站上宣传我们的店。以前埋头干活就成，但现在这个时代，还要学会推广，学会维护客户”。
当年和陈正文一同出来打工的朋友，有人生意已经做得很大，有人的收入依旧微薄，在陈正文看来，他的这份事业已经算不错了，“细水长流，和我的经历很像，我打工26年，就做了一件事儿，修车。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坚持。以前在南京的时候，想上南京农大机械工程学院的夜校，报名费要450元，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200元，而且是家里最难的时候，我没钱报名，把我同学上大学的费用都借来了，每天夜里骑1个多小时单车去上学，下课又骑车回来，但我没放弃过。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未来会自己创业，只想着多赚一点儿钱养活家人”。
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罗泽君的妻子已经回老家，照料年迈的公婆，两个女儿原本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大女儿成婚后，回到家乡打工，如果留在这里，未来孩子上学，将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如今，只剩下罗泽君和小女儿还在深圳。
打工26年，罗泽君说他是“稀里糊涂”过来的，“我不后悔出来，但后悔年轻时没学个手艺，不然也不用干一辈子保安，现在年龄大了，身不由己了。”罗泽君的两个女儿中，大女儿学工商管理，小女儿学服装设计，“也算是有点儿技能吧，年轻人必须要有技能，还要学得精通才行，否则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他说。
陈正文的父母和哥哥还在老家，仍在务农，两个孩子，老大已经大学毕业，老二上大三。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不过我的孩子和一般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最难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妈妈在乡下生活过，我创业的时候，老大刚11岁，那时候特别忙，我们两个人几乎照顾不了家里，老大在家里给老二做饭，所以他们从小就很自立”。
陈正文觉得，他现在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农村，因为有了互联网，反而不怎么出去社交了，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到店里一呆就是一天，晚上6、7点回家，11点多睡觉，很有点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意思。“小孩也长大了，房贷还完了，没什么压力，能生活就成，现在的我，就想做点儿事情，而不是非要把生意做到多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没什么压力”，他说。
陈正文觉得自己离退休还很远。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故乡？还是他乡？
第一次给罗泽君打电话时，罗泽君并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混了20多年，混了个灰头土脸，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觉得他的经历，并不代表那一代农民工，“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的经历也没什么特殊的”。
对于深圳来说，他是一个停留了26年的过客，从20岁出头，到接近60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这里，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他在镇里盖的那栋房子吧。那是当初他和妻子打工七年一起攒下来的家底，如今，他的妻子已经回去了，他终究也要走，回到他生命中的起点，回到那个他曾经逃离出来的地方。对于他来说，深圳永远都是他乡，永远不会变成故乡，“我们不适合这里，没有房子，养老金也少，老了以后，不可能在这里生活”，他说。
如果以现在结果看，或许会觉得陈正文是人生赢家，罗泽君泯然众人，但如果人生真可以交换，曾经的惨痛，不见得有人愿意重来。谁的人生更加美好，不好评判。
陈正文的打工生涯，是另外一种模式，他吃过罗泽君没有吃过的苦，也承受过罗泽君没有承受过的压力，他是“逃荒”出来的，没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每到艰难之时，只能让妻子回娘家，没人帮助他们，没人体谅他们，只能靠自己，拼出一条生路。
陈正文离开过深圳，但最终又回来了，在10年前，他还是一个真正的打工者，但10年创业之后，他完成身份的转换，不再是农民工。
陈正文修车店里有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他是第二代打工者，他说，“我们老板可厉害了，有三套房子，每套值几百万”。但陈正文却说：“我不知道当年出来是对是错，也不知道是得是失，别人听我说这话，可能觉得矫情。但谁想过我们究竟经历过什么呢？那时候，我每天打两份工，还要卖血，夜里还要在海鲜市场干苦力，干到凌晨3、4点，就地睡一觉，天亮了醒来接着上班。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谁又能说得清得失呢？”
采访陈正文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在店里，记者本想采访她，但说起过去，她只是默默地流泪，不肯说一句话。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牵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