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
山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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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活跃着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内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见证了近代上海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山阴路“华洋杂处，五方会聚”的特点，为这些热血文人带来了相对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适中的消费水平，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动中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山阴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汇集
在民居建筑史上有很高价值的山阴路，它的人文价值也一点不逊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阴路上的名人故居、历史遗迹又相对集中，所以这条不长的马路成为体现上海文化内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这里的文化名人故居数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这里当时既非英租界那么奢华，也不像老城区那么杂乱，洋房虽多但不张扬，石库门遍布却不嘈杂；这条路幽静又不远离生活，非常适宜靠卖文为生的文人居住。
地图上的山阴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标黄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著名编辑出版家赵家璧、爱国民主人士黄竞武烈士、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的主编陶晶孙、左翼文学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阴路上居住。
出版各类马克思列宁的论著和鲁迅、柔石等人的小说的春潮书局，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大道剧社等著名文化组织的旧址也都在这里。
而山阴路的各条里弄里更是留下了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师的足迹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传奇。
恒丰里
建于1905年的恒丰里是三层及假三层砖木结构标准的石库门里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机关曾设在该弄弄底的90号二楼，次年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首的军事指挥部联络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成立会议，陈独秀之子陈延年为省委*。因叛徒告密，当天下午陈延年和郭伯和、黄竞西、韩步先在此被捕，韩叛变，陈暴露身份，7月间，三人先后牺牲于龙华。
山阴路恒丰里77号，郭沫若曾在此开办群益书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庆创办了群益书店，1946年迁至山阴路恒丰里77号。该书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陈白尘、阳翰笙等人的剧本。这里还曾是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及全家于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时的暂住处，郭沫若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阳路上。
恒盛里
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30年代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在同一时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当年，他们三人共同租住在恒盛里一幢三层楼房。
如今的恒盛里
三人中的方光焘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1931年加入“左联”。他将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建立了汉语语法体系以及普通语言学理论。
胡愈之则是我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活动家，也是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曾组织编译出版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章克标早年曾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老师，他参与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后来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据章克标后来回忆：
“
他们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里有浴室和卫生设备，前楼后楼分开，当中隔条走廊，朝北的后楼小些。三楼上面还有一间屋顶阁楼，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户人家，并不拥挤。
”
青庄
山阴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条名叫“青庄”的里弄，解放前这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旧时的青庄，围墙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透过竹子间的缝隙，隐约可见里面一片绿色草坪，围着花草树木，颇有田园风情。青庄的3号是宗教界爱国人士、群众歌咏活动的倡导者之一刘良模的旧居。
山阴路上的“青庄”。
这里有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和吴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刘良模所领导和担任指挥的“民众”团联合另外七个业余歌团，在精武体育总会举办群众性音乐会，这是群众歌曲第一次出现在公开的音乐会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和几个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被大会采纳。相邻的1号是爱国民主人士吴耀宗的旧居，刘良模和吴耀宗都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在这里居住的。
大陆新村
山阴路上名气最响的当属大陆新村了，那里住过鲁迅和茅盾两位文学大师，大陆新村还是鲁迅先生最后的居所，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四年半的岁月。
1933年4月11日，鲁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迁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1弄 （今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是1932年建成的6条弄堂，共61幢独门进出新式里弄住宅。鲁迅当时化名周裕斋，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他是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陆新村的建筑样式为砖木结构、
红砖红瓦的3层新式里弄。
鲁迅住的是弄内最后第二幢，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现在已按照当时情况复原。推开黑铁皮大门，迎面是一个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侧西墙下有个小花圃，种着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
穿过天井，踏上台阶，进屋便是会客室。中间摆着一张西式餐桌，周围有5把椅子。会客室后面是一间用花玻璃隔扇隔开的小间，里边放着一张广漆八仙桌，这是鲁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过餐室，沿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书桌，桌前一张木头转椅，右侧是一张藤榻，想来，先生写作累了便会靠在上面休息并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许多杂文就在这里诞生。
位于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
靠东墙是张双人黑铁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头，均按原样布置。1936年，重病缠身的鲁迅仍坚持写作。宋庆龄知道后，语重心长地给他写了封信。后来鲁迅就在这张铁床上不幸逝世。
三楼前间是海婴和保姆的卧室，室内除一张大床外，陈设简单。后间是客房，放着简单的卧具、桌椅和书橱，瞿秋白、冯雪峰都曾在这里避过难。楼上还有一个晒台，可以晾晒衣被，逢年过节，还能燃放烟花。
鲁迅住在这里时，前门平时不作进出之用，除非生客来访才开启，以示隆重，邮件、报纸、杂志等也从后门投递。在这里，鲁迅会见过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和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人。
大陆新村所在地为“越界筑路”区，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书斋为“且介亭”，并以此为名编了《且介亭杂文》集。
鲁迅故居内景
在大陆新村，鲁迅写了许多战斗性杂文，并编辑《译文》杂志，翻译《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文学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画，还编辑整理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时至今日，大陆新村鲁迅卧室梳妆台上挂着的一个旧时日历牌还停留在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妆台上的闹钟指针也静止在那个悲伤的时刻：凌晨5时25分。
茅盾故居
与鲁迅住处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3弄9号（今山阴路156弄29号）是茅盾住过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内29号，与鲁迅相邻，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两人共同研讨文坛情况，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肩以《申报·自由谈》为阵地，写下大量抨击时政的杂文。
位于大陆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这里住了两年，于1935年3月迁出。其间，他创办了著名的文艺刊物《文学》；写下了 《春蚕》《秋收》《残冬》农村三部曲；并与鲁迅一起不顾白色恐怖，共同编选了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
1946年5月，茅盾夫妇从香港来沪，住进大陆新村1弄6号（今山阴路132弄6号）朋友欧阳翠家的二楼，和鲁迅的住处在一条弄堂里，只相隔两个门牌号。可惜，鲁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无缘相聚了。
东照里
大陆新村对面是东照里，为仿日式三层新式里弄住宅。初建于1921年，名日照里，后又改为东照里，沿用至今。东照里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住过瞿秋白，如今弄口墙上还有一块镌刻着瞿秋白故居的铜牌，上面写着山阴路133弄12号字样。
位于山阴路东照里的瞿秋白故居
鲁迅与瞿秋白相识于1932年春夏之间，彼此一见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妇从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鲁迅寓所避难。但鲁迅家也不安全，他便托内山完造租下东照里12号2楼的亭子间，并让瞿用白之的笔名发表杂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鲁迅也从拉摩斯公寓迁入东照里对面的大陆新村。
那段时间鲁迅几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东照里居住的短短三个月里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编选并写下17000多字的序言，对鲁迅思想及杂文作了精辟论述，第一次给予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高度评价。
鲁迅为瞿秋白所写的对联。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笔名何凝，“疑仌”为“凝”字拆开），
下款“洛文”为鲁迅笔名之一。
当年，鲁迅曾亲笔题写了由瞿秋白拟写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给瞿秋白。在瞿秋白就义后，他仍坚持抱病为挚友编印《海上述林》，以此表达深切的悼念，同时不断与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通信，鼓励安慰她。可见鲁迅与瞿秋白夫妇间的深厚情谊。
内山书店
在山阴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正门左侧墙上，镶着一块白色纪念碑。1929年，内山完造辞去了书店推销员的工作，并在施高塔路11号即现在的四川北路2048号增设了内山书店营业部。
施高塔路上的内山书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假三层沿街弄堂房子，楼上为内部用房，底层是营业部。中间是书店入口，店内东西北三面墙和中间摆放着书架，中间书架后面是个小小的空间，中有圆桌和一只日式火钵，四周是一些椅子，顾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谈。
内山书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书架的一只椅子是鲁迅的 “专座”，椅子面朝里，坐在上面，店堂里的人只能看到鲁迅的背部，起到了保护鲁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内山书店门口沿街处摆着为行人供应茶水的茶缸。
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现代日本文学830种中译本绝大部分是由内山书店经销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译的330种书，全都是通过内山书店销售的。鲁迅就曾在内山书店买了1000册以上的书。
内山书店还出售国民党当局禁售的各种进步书籍，因为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当局也无可奈何。当时鲁迅的书几乎都被禁了，但在内山书店却依然能买到，而且销路很不错。不过售禁书毕竟有风险，因此这些书并不公开陈列在书架上，熟悉的读者，只要询问店员，店员就会视情况悄悄出售。
内山寓所内山书店旧址。
在其外墙上现镶有纪念碑石，
碑上有鲁迅先生和内山完造的浮雕及相关介绍。
内山完造创设的内山书店一直营业到1945年被国民党封闭为止，原内山书店房屋现已成为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1998年10月，山阴路储蓄所扩建营业大厅，并在二楼设立“内山书店旧址纪念室”。2005年1月，在内山完造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对陈列室又进行了装修。
千爱里
内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爱里3号（今山阴路2弄3号），建于1928年的千爱里是日本式样的砖木结构三层联排花园洋房，弄内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围墙，门前有小铁门，墙内有小花园。
与内山书店隔门相望的内山寓所
岁月荏苒，千爱里清幽依旧，反倒多了点历史积淀的韵味。走进里边，仍可看到日式拉门和适合铺设榻榻米的地板。内山夫妇住在3号的底层，斜直对着临街的内山书店后门。这座留下内山足迹的建筑，虽然面貌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仍让不少前来探访的日本朋友流连忘返。
内山完造与鲁迅先生
内山完造四次帮助鲁迅先生避难的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1930年3月19日，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等活动被国民党秘密通缉，内山得讯后让鲁迅在内山书店的假三层阁楼上住了一个月。
1931年1月柔石被捕后，内山怕鲁迅受牵连，就安排他全家住到日本朋友开的黄陆路（今黄渡路）30号花园庄旅馆暂避。鲁迅在那里度过了39天的避难生活，并写下了有名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2年1月30日，为避“一·二八”战乱，内山又把鲁迅一家和周建人的家眷接到内山书店的假三层阁楼上，一周后又派人护送他们住到四川中路的内山书店支店里。
1934年8月23日凌晨，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因参加社会活动被捕。鲁迅在当天下午就因内山完造之邀避难到内山的寓所，直至两名店员被释放后，才回到大陆新村。
1934年8月29日，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
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
在内山寓所前的合影
内山书店也是鲁迅与外界接触的中介点，由于鲁迅处在被通缉的状态，住处不便公开，一般都是在附近的内山书店与人约会，信件也是通过那里转交的。鲁迅到内山书店与人碰面时，内山夫妇总是警惕着周围，一旦发现情况，就及时把鲁迅从后门送走。内山书店的掩护和援助，使鲁迅得以安全地度过在上海的十年艰险生涯。
鲁迅与内山完造相交十年，将其视作可以信赖的朋友，鲁迅逝世前一天，还支撑着写了一封信给内山：
“……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
许广平拿了信，急忙赶到书店交给内山。这封信竟成了鲁迅的绝笔，现存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内。
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信，
这也是鲁迅先生的绝笔。
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曾多次访华。在参加新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时，不幸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将他与1944年在上海去世的妻子美喜子同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杂志编辑：王良镭
新媒体编辑：陆闻天
排版：王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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