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食品乱象调查：有产品引发数十人中毒，“拔草”容易维权艰难

卡拉多。

涉事公司江西卡拉多食品有限公司发布致消费者的公开信称，事件发生原因系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故障导致食品污染。而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在数日后发布的通报则显示，事件主要原因是该两款产品的馅料生产过程中，工作人员未按规程操作，导致生料混入熟料。该局认为涉事公司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已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今年夏天，新晋“网红”奥雪双黄蛋（咸蛋黄牛奶味）雪糕因食品安全问题一度下架——6月，浙江温州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称，辖区一副食店售卖的该款雪糕菌落总数及大肠菌检出值均超标，并指出消费者如果食用大肠菌群超标严重的食品，很容易患痢疾等肠道疾病，可能引起呕吐、腹泻等症状。

此前，这款雪糕在今年上市后迅速在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蹿红，上市半年销售额在4000万元左右。奥雪天猫旗舰店的数据显示，其月销量一度高达到2.6万多笔。

被通报后，辽宁奥雪冰淇淋公司曾解释，零售终端在运输过程中无任何冷链保护，导致产品发生化冻情况。其随后又发公开信称，因市场的迅速扩大，导致冷链运输等环节不在控制范围，引发大众信任危机，“是最沉重的打击和教训”。

微生物污染问题仅是网红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侧面，近年来，网红食品因经营者的资质问题、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包装设计存在安全隐患，轮番引发关注。去年4月，蛋糕产品风靡一时的网红淘宝店“盒子研究室”被消费者曝出经营资质存疑，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称，其《食品经营许可证》上并未包含有糕点类食品制售的经营项目。去年8月，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抽检信息公告显示，包括卫龙、谢博士等多款“辣条”产品被检出不合格，大多含有山梨酸及其钾盐、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这两种标准要求为“不得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今年3月，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网络上颇受欢迎的自热方便火锅产品的测试情况。20件自热方便火锅类产品中，6款样品食材锅底部在加热过程中出现严重变形。上海市消保委还表示，这类产品的发热包具有遇水释放易燃气体的危险性，在密闭空间使用时可能带来燃爆的安全风险，在运输中也属于危险货物。但关于该类产品本身及其内含发热包的安全管理问题，尚未出台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予以规范。

专家：新生代消费偏好催生网红食品 产业链不完整是隐患所在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南都记者表示，当下网红产品的流行是消费端倒逼产业端的结果。新生代的消费者对新奇特、呆趣萌、社交属性强的事物的喜爱催生了网红食品的高速崛起，但其中很多产品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也就留下了容易滋生问题的缝隙。

朱丹蓬表示，“很多好玩的东西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是两个不同的端口，制造者不一定有网红的思维，而有网红思维的一帮人并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很多都是代工生产的，没有自己的工厂。因此食品质量、安全的隐患较大。”

他表示，传统食品行业从设计到研发到生产再到售后，一般拥有完整的链条。而当下很多网红食品的设计者本身是“轻资产”的，他们委托厂家生产，对成本控制提出要求，随后的销售也可以外包给营销公司或电商渠道。因而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把控力度较弱。此外，网红食品的兴起和退烧大多就像一阵风，其更新迭代的速度之快也让商家对长期经营的考虑让位于对短期的传播效应的追求。“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所以不需要考虑怎么做成百年老店，一阵潮流过去可能就收割了几千万甚至数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安全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认为，对于网红食品，监管层需要面对的难点之一，是相应标准的滞后与缺位。国家标准形成需要组织专家进行讨论，进行检验，要有数据支撑，这些都需要时间。因为网红食品更新迭代的速度快，部分形式新颖的网红食品可能暂不存在直接对应的生产标准进行约束。“比如说，冰淇淋有国标，那如果出一个辣条冰淇淋，就是没有国标的。儿童酱油、儿童面条都没有国标。”

朱丹蓬向南都记者表示，目前在食品安全层面，的确可以通过一些宽泛、普适性的标准，如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甜蜜素的添加量等，对网红食品产业链进行规范，但具体到各类产品的特有成分和组合，没有论证和临床数据，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产业端的创新和升级步步紧跟消费端的需求，相关标准只能尽可能地争取不落后太多。

乱象2：带货食品花样多 消费者“拔草”容易维权艰难

让食品成为“网红”的营销策划中，也常见网络红人的身影。艾瑞和微博联合发布的2018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国内网红产业市场规模在继续扩大，而食品领域就是新兴的垂直领域之一。

今年7月，通过分享菜谱在微博积累了数百万粉丝的美食博主“堂妈小厨”陷入了风波。通过微信和淘宝向她购买樱桃和调料包的部分粉丝收到货后发现料包是三无产品，而樱桃有些已经腐烂，价格更是比市面上的同款高出了很多。评论区里，不少消费者留言投诉，指其态度不佳，大量删帖。

在火山小视频上，南都记者曾发现一家拥有7.1万粉丝的水果商家发布多个视频推销芒果，宣称“香味浓郁”、“甜度高”，并附上商品链接。然而，其淘宝店在售的芒果评分远低于淘宝店铺平均分。不少买家评论说，被短视频平台“种草”而来，购买后却发现“不够10斤”、“放了好多天仍是硬挷挷的”、“酸得要命”。

今年中秋节之前，拥有上千万粉丝的某知名短视频平台主播天津李四开了一场卖货直播，推荐了商户“田哥大闸蟹”家的大闸蟹，给后者带来了超过一万份订单。9月，越来越多的用户在平台上表达不满，表示发货延迟、缺斤少两。有消费者称收到的16只大闸蟹中有七只是死蟹。9月17日，该平台电商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已对该主播执行扣除信用分、限时关闭购物车功能的处罚，并要求其及时处理退款及售后。

借助合适的场景和平台，素人“带货”的食品也可以足够诱人。今年5月，上海的董小姐在一短视频平台刷到一位拿着“自家烤的虾干”的农村大妈，视频里红彤彤的烤虾足有半个手掌大。董小姐立即下了单，几天后货到付款拆开包裹后，却发现收到了外形干瘪、腥味刺鼻的三无产品。而由于在该平台查无订单信息，董小姐的维权之路艰难坎坷。她以这段经历写成的文章《我一个世界五百强做食品的，被xx卖烤虾的骗了》，一夜之间刷了屏。

5月30日，该短视频平台向南都记者表示已展开相关调查，下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商品，将对违规商家进行清退处理，并同步启动先行赔付，与用户沟通赔偿问题。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农业渔业在内的相关产品的广告审核。

短视频或直播平台上的食品营销并非只有这些直白的形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向南都记者表示，由于目前很多平台的收入和流量十分依赖各类主播的“带货”，各类或明或暗的推广占据大量空间，较为混乱。 “有好多种方式，包括PK、挂‘小黄车’（购物车图标，点击可跳转购物链接）、脑门儿上绑一条带子上面写的微信号的……”此外，网红的直播间里还存在刷礼物换广告时长的“交易”。“比如开直播的时候，别人给我刷礼物，在很多平台上一刷，一会儿几十万就没有了。榜高的话呢，主播就会给他做宣传，要求大家去买他的东西。”朱巍介绍，最夸张的时候，主播可以在直播里花一个小时去介绍产品，假装砍价，实则带货。

朱巍还表示，目前网络红人给食品带货的乱象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是把普通食品说成有保健功能，这同时违反了《广告法》和《食品安全法》。而南都记者查询发现，各大投诉平台上，从小火锅、土豆粉到鱼胶，从荷花酒到号称可以让白发变黑的芝麻丸，宣称被主播或网红种草、买到问题食品后索赔艰难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观察：“带货”者缺乏把关食品质量能力 引流微信更添维权难度

朱丹蓬向南都记者表示，网红食品之所以成为网红，少不了在各类短视频、微博、电商平台上预热和推广。但大部分承接广告和推广的“带货”者本身并没有相应的能力或动力对产品质量进行有效把控。

今年10月，山西省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提醒也称，有些“网红”接不到大品牌代言，即使在明知产品有问题的情况下，仍会继续夸大产品效果进行炒作，或通过造假美化数据，吸引商家合作。而很多直播平台的审核机制只能判断视频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规范，难以判定视频里的商品是否为假冒伪劣。

山西省消协还提醒，购买一些“网红”推荐的产品时，有商家要求消费者直接通过个人微信和支付宝支付，让退换货与维权非常艰难。一些主播倾向于将顾客引流到微信私下交易，一旦产生纠纷，后期退换货无法保障，投诉维权将面临困难。部分商家甚至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卖出一批劣质产品后便会将产品下架，以防消费者“找上门”。

南都记者在数个给主播提供了开店渠道的短视频平台随机检索了水果、蔬菜、肉类中几类食品名称，发现不少卖货的主播主页备注中写有“VX”“微”等字样，明示或暗示潜在购买者可转移平台私聊，而并未使用该平台的开店服务。

网售食品的质量和售后问题在诉讼数据上也日益凸显。南都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获悉，自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21日，该法院受理的3032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和104件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案件中，涉网售食品类案件占比高达73%，最为典型问题包括违法添加非食品原料、滥用食品添加剂、销售三无产品、假冒产品等。经营者发布不实信息诱导消费者，虚假宣传的现象也有出现。此外，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消极应诉、拖延诉讼、延迟履行生效判决等情形，部分电商平台处理投诉时的态度不够积极，解决纠纷方式比较单一。

法规：营销方式繁杂成监管难点 平台责任待厘清

“带货”为何成为监管难点？朱巍向南都记者表示，让人眼花缭乱的营销操作模糊了平台的定性，也就让其责任范围不够明晰。目前《电商法》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有具体规定，但没有对社交平台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像直播、微博、微信这类仅提供网络服务的平台，在微商行为中的法律定性，该法暂时没有给出答案。

当卖货的网络红人不在直播或短视频平台上开店，而是通过留下微信号，在微信上进行交易时，货物不是从平台上进行买卖的，平台没有拿到其中差价。平台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应知或明知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

而当“带货”的主播与粉丝间直接存在打赏换取推广时长的“交易”时，直播平台的角色就变得模糊，“比如说刷个礼物，那么平台上拿到一半的，刷礼物的钱就不单纯是打赏，这个打赏就变成了广告费。”这时网红无疑是直接的发布者，但同样获取了利益的平台到底是发布者还是经营者，还存在争议。

发布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两种角色对应的是不同的责任。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周俊武向南都记者表示，根据《广告法》，若发布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使消费者受到损害且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信息的，需要先行赔偿消费者，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还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永青向南都记者表示，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而言，满足“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何为明知？如果消费者能够举证证明，其曾向网络交易平台进行过投诉，反映过销售者利用平台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平台对于该侵权事实应当属于明知。何为应知？如果销售者在直营店，销售自己品牌的产品，产品的质量、产地、功能等与宣传不符，或如果商家既是平台提供者也是销售者，那么平台对于该侵权事实属于应知。

朱巍认为，“带货”食品的监管与《食品安全法》跟《电子商务法》、《广告法》都有联系。需要把营销带货的类型划分清楚，明确平台责任。此外，针对目前较为多见的给农副产品作推广的现象，应该将《电商法》和《食品安全法》做对接，明确哪些食品不能没经过检疫就直接售卖。

监管：联合开展专项整治 平台称将加强监控审核

频发安全和质量问题的“网红”食品产业正在迎来一场全国性的整治。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自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在全国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杨红灿表示，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将对利用网络、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电视购物栏目等渠道实施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重拳出击。一是高度关注“网红”食品信息，梳理违法犯罪线索。二是以食品安全为根本原则，对那些受众广泛的食品，进行重点排查，一旦发现不合格食品立即进行立案查处，绝不手软。三是依法对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对有问题、有隐患的食品予以及时曝光。

各省也在食品安全领域有所行动。10月，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先后印发《广东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办法》和《广东省食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的管理办法》，从源头建立起“安全防线”。四川省市场监管局、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分别表示将启动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也开展了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关于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则举办了食品经营领域基层监管骨干人员培训班。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自9月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以来截至10月底，共查办食品安全问题案件超过700件，罚款数百万元。

对于监管部门的专项行动，淘宝直播回应称，该平台一直都依托淘宝平台严格的治理体系，对主播的行为、商家的货品都做了有效管控，同时与各地政府、产业基地合作，从源头保障货品质量。

快手则表示，其平台电商的入驻审核体系包括商户资质、商品和内容方面的审核，其“违规治理体系”涉及风控、举报、纠纷处理、反作弊、功能限制和禁止，以及财务端的限制提现、保证金扣除等管控手段。今年6月底至9月底，有55万 短视频和40000 直播因私下交易被处理、2800 商家因电商行为违规被处理。

而蘑菇街回应称，其针对供应链商家均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商家都需有相关资质证明。此外，平台对于进行虚假交易行为的商家，将根据规则给予降权、流量屏蔽、清退等严格处罚，也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工作，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机制。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林子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