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为郭静云、郭立新所著《“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东亚视角)》（原刊于《中国农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内容较长，现分节摘发。
六、食用谷类与制陶的关系
对于陶器来源的认识，此前学界一直认为制陶技术与农耕生活的产生互补相辅[1]。但最近有新的声音出来，对此一论点开始怀疑，认为制陶技术远早于人们对粮食的认识，也就是农耕和制陶，这两大“新石器革命”指标的起源是独立而分离的[2]。如海登假设，制造陶器并无生计需求，而只是用来突出社会中的权威[3]。但这种假设为什么一定要烧泥土，用当时很粗、并不好看且无用的器物来表达身分，而不是用旧石器时代早已存在的精致骨刻、木雕、石雕等？
制陶技术的突破，是最能代表人类成为造物者的指标，因为它是人类最早创造的自然界原本所无的材料，使人类历史翻开新的页面，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同等于新人种出现的“突变”。因此，如果旧石器时代已有陶制技术这一假设能成立，“新石器革命”的概念只能全面否定。[4]对日本和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旧石器时代陶器的说法，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曾有过提问，指出这是否意味着东亚地区的发展规律与西亚不同﹖[5]笔者认为，无论从基本生活需求，还是从资料本身分析，东亚和西亚的人类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各地制陶技术都离不开人们对谷类的关注，“新石器革命”概念不宜推翻。
首先，在旧石器生活方式中，狩猎和采集谷类之外的食物（鸟蛋、植物根果、菇类等），都不会形成制造陶器的需求，人们难道会制造生活中无用的东西﹖只有小粒谷物不能用篮子采集或用秆子穿串。碰到此问题后，人们用泥土来填补篮子的孔并晒干，日后又想如何加速、改善晒*过程，而尝试用火烧，从而创制陶器这种全新的人工材料，使其成为新石器革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6]赵朝洪和吴小红认为，陶器的出现与采集谷类有关系[7]；Peter Jordan和MarekZvelebil认为，烧陶器的需求来自于人类开始采集和吃螺等水里的生物[8]；吉迪和涂栋栋指出，中国东北地区陶器的出现早于全定居聚落和农业的出现。[9]这些观察都与我们一致：食物的广谱化及与其相关的半定居生活策略促使人群开始使用陶器，这三者都是“蓝色革命”即新石器革命的指标，而新石器革命不宜被狭义地视为农业革命，农业是蓝色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但不是出发点。
目前东亚发现的文化层位清楚的最早的陶片，出自南岭南北麓甑皮岩、牛栏洞、玉蟾岩等岩洞遗址中（图二三），且发现鱼骨、螺蚌、禽骨和稻属植硅石等属同一时期。[10]循着食物多样化即所谓广谱化的过程，在这些地方可观察到人类渔猎、采集以及初步照顾稻谷的生活方式，并且因为对稻谷的关注，从发明日晒的土器，进而到发明火烧的陶器。澧阳平原华垱遗址以及彭头山遗址下层的陶片及陶屑，也表现制陶技术的原创阶段[11]。关于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笔者赞成裴安平先生的观点，虽然没有发现陶片，但也属于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原创阶段[12]，甚至认为未发现陶片细屑的原因或是出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而使陶片保存不良，因原始陶器烧制温度低，在地下水波动的环境中容易退变成泥土。在长江中游的季性湿燥的环境里，甚至硬陶也常碎成粉，不用说极低温烧的陶器，更不用说日晒土器更难长久保存。这些归类为十里岗文化的遗址所反映的，正是蓝色革命的萌生阶段。
中日考古界曾经讨论末次冰期时出现了陶器，这种讨论盖缘于对其时代的鉴定中，忽略了某些关键因素，而造成陶器和共存物的时代定得不够准确。比如说，采集碳样的地层实为二次堆积，碳样与陶片未必真正共存，陶片本身碳的混杂性；另外，岩洞遗址所在之地广泛分布着石灰岩，那里的地下水中多含碳酸钙，其所含的碳多为古老的“死碳”，即因年代久远衰减到没有任何放射性的古老碳。碳标本生长或埋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受环境污染而使测试的年代偏老。[13]因此，若有原始陶器，其年代实际上并没有早到超过11000年（以甑皮岩一期200OC以下温度烧的土器为例，图二三）。甑皮岩发掘者均认为，古人万年前发明土器的目标是为了煮螺。甑皮岩最早的土器作用应该如此，接着也开始被用来采集和加工谷类。人们食用谷类与陶质技术发展关系密切。我们认为，食用谷物的方法（酿酒、煮粥等），进一步促使人们创造不同的器型和提高烧陶温度。
简言之，器物的变化直接反映生活方式的改变，如石器细小化反映出狩猎对象的小型化，而陶器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对谷类开始有兴趣，虽然应该还没有到耕作阶段，但已有平常采集谷类的需求，从而促使人们发明陶器。到了人们开始稳定定居时，陶器的需求增加，制造陶器的技术也发展得更快、更成熟（图二四）。
七、关于稻谷与陶器最早用处的假设
最后，笔者认为人们被谷类吸引的事情还包含一个秘密。谷类那么细小，采集费劲，食用起来亦困难，最初为什么能吸引渔猎人群？采集野生谷类只能用来补充、多样化口感，很难用来吃饱，尤其是在未驯化之前，野生谷类产量低、且易脱落而使采集变得困难，采集量受限。野生稻到底如何“补充口感”导致人们开始依赖它？
笔者认为，东亚考古资料已能回答此问题。距今8000年以来气候快速暖化，因此野生稻自然范围扩展到淮河地带，此时河南舞阳贾湖也出现采集及栽培野生稻的渔猎民定居聚落[14]。贾湖丧葬文化有在死者头部边上放一件陶壶的习俗。研究者对16件陶壶里边残留物的成份进行化学分析，发现这些容器被持续用于盛放一种含酒精的饮料，由大米、蜂蜜和一种水果(山楂果和/或葡萄)制成，其主要酒精成份来自稻谷。[15]
虽然没有对彭头山文化出土的陶壶做过同样的检测，但是彭头山文化陶器中酒壶之类的器形数量多，占比高，而且通过陶器的类型比较可知，贾湖文化酒壶的形状与彭头山文化的一样，只是前者比后者小（图二五）。此外，在彭头山文化遗址，除了稻谷，也发现有野生葡萄。稻谷和葡萄也一起发现在玉蟾岩遗址中。所以，从贾湖的发现，可以合理地推测，时代更早的玉蟾岩和彭头山人很可能用稻谷和葡萄酿酒。
换言之，我们认为，谷类最早的用途并不是煮饭而是酿制低度数的甜酒，人们先发现谷类泡水可以成为酒，自此而使酿酒文化进入古人祭祀等社会活动中，因此保护谷类、栽培谷类成为重要的事情，发展陶器也与此有关。贾湖遗址应该属于当时最北方的酿米酒的遗址，因为它位处水稻扩展的北界；再往北不远的裴李岗文化，所致力发展的是用小米（Setaria）酿酒的文化。
在长江中游平原，即稻作的核心区域，直至水稻产量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稻谷酿酒的用处进一步扩展到煮粥、煮饭的作用。但是周围山地族群，到最近仍保留在山间湿谷进行中小规模的稻作，其主要目标不是吃饭而是喝度数不高的米酒，如南岭地带的龙脊壮族和瑶族。[16]
八、总结
总而言之，一万余年前少数人群扩展其食物来源和获得食物的方式，以降低对固定食物的依赖性、努力扩展生态龛为主；最终发展出人类主动生产食物的生活方式，增强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决定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生产者的合作以减少人们之间为攫取而相互竞争的风险。此举最终让人类成为地球之主。食物的生产包含农产和畜产等，这都属于“新石器革命的成果”，但驯化野生植物与驯化野兽的生活策略不相同，很难在同一人群中同时进行，这一定是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功劳及成果，经过漫长发展和跨人群交易、合作，互相学习而产生一整套后人习见的食物生产与生活方式。
从考古学来说，代表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磨制石器、陶器等工具和用具，都指示人类新的生活需求。通过本文对“新石器革命”发生机制及指标的分析，使笔者相信，宜将人类这一次巨大成就与进步称为“蓝色革命”。蓝色革命的第一步，肇始于末次冰期之后的气候暖化时期，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中，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样化，他们开始食用更多的鱼等水生动物，也多吃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以渔业维生的族群的发展，使其有机会减少流动，而选择在那些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的区域里，在水边明亮的平原上建设栖息据点，逐步开始半定居或全定居的生活。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应该是以独木舟为主），为配合此需求，顺带创造出磨制加工石器的新技术。因为只有用磨制石器才符合加工竹木做筏舟的特点。之后，屋柱等木制的东西都用磨制石器加工，磨制石器的功用进一步扩大，被制作成为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工具。换言之，细石器、磨制石器和定居的发展，都是由开始吃鱼、以水维生的族群所发明：细石器的出现和发展与狩猎对象细小化有关，人类开始较多射鸟、猎水生动物、刮削鱼鳞；而采用木材制舟引发对磨制石器的需求，所以，磨制石器最早出现于人类开始制造木舟的地方。并且因为依靠水域谋生，人们开始下山出林，寻找水生动植物丰富的地区，因此而开拓平原。
在水边开阔草坪定居的人们，进一步尝试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而采集及加工谷物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换言之，对陶器发明离不开人类采集细小谷类的需求。从渔业到食用谷类，此乃人类新石器化的“突变”、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核心意义所在。
这一套变化即是人类生活水蓝色革命的发生。再经过漫长的发展，在富饶的平原地区定居的渔民转身为农民，当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吃鱼，饭稻羹鱼，并可能进一步驯化禽类，发展其他技术。
就上述讨论可见，从稻作区域的资料观察人类新石器化的过程，经过了三个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似乎均以气候变化为基础。一、博林──阿雷罗德震荡时水生和水边食物成份增加，开始形成对水生和水边食物的依赖性（东亚地区以燕尔洞、樟脑洞、鸡公山下层等遗址为例）。二、可能是因为在博林──阿雷罗德震荡时水位波动大，人们还没有稳定地在低地活动，大约在新仙女木期间水位总体偏低的时候，人们到低地水边找寻稳定的食物来源（东亚地区以鸡公山上层、十里岗、牛栏洞一期等遗址为例）。三、在此基础上，靠近水边生活而半定居的人们，在新仙女木之后的全新世暖化时，随着周边环境中动植物多样化，野生稻茂盛生长，因此而认识到水稻（东亚地区以牛栏洞二期、十里岗等遗址为例）。对上述三个阶段的具体环境和持续时间，还需要进一步做各方面的研究。
不过，很少有人群成功地经过这一整套的变化。能够走完蓝色革命全程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依靠极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条件，而使其能够从游猎一脉相承地发展出全定居生活。在以上所列的文化中，实际上只有十里岗文化才是这种经历了蓝色革命全部过程而没有崩溃的实例。其他区域可能只有一些局部的生活变化，如食谱中增加禽、鱼和植物，或许开始半定居，或用陶器，而只有到原创者全面表现新生活方式的优势，才来借鉴和模仿，使用他们的产品，并进一步学习他们的技术。至于蓝色革命全程成功的小区域，笔者进一步发现，其须具备一套独特条件，对此问题笔者拟另文再展开讨论。
（全文完）
[1]Childe, V.G.. Man Makes Himself,3rdedition. Watts & Co., London, 1939.
[2] Xiaohong Wu et al.“Early Pottery at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336, 1696 (2012).
[3]Hayden, B. Foreword. In: Jordan, P.,Zvelebil, M. (Eds.), Ceramics before Farming:The Dispersalof Pottery amongPrehistoric Eurasian Hunter-Gatherers.Left CoastPress, WalnutCreek, 2010, pp.19–27.
[4] MarcVerhoeven. The Birth ofa Concept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olithic: A History of Prehistoric Farmers inthe NearEast, Paléorient,Vol. 37(2011), No. 1, pp.75－87..
[5] Gideon Shelach. “Onthe Invention ofPottery.” Science 336, 1644 (2012).
[6]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页328─329。
[7]Zhao, C., Wu, X. The dating of Chineseearly pottery and a discussion of somerelated problems. Documenta Praehistorica27, 2000, pp.233–239.
[8]Jordan, P., Zvelebil, M. Ex Oriente Lux:the prehistory of hunter-gathererceramicdispersals. In: Jordan, P., Zvelebil,M.(Eds.), Ceramics before Farming: The Dispersalof Pottery among PrehistoricEurasianHunter-Gatherers. Left Coast Press, WalnutCreek, 2010, pp. 33–90.
[9]Gideon Shelach-Lavi,Dongdong Tu. Food,pots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beginning and intensification ofpottery production in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Research in Asia. Vol.12(October 2017) , pp.1－10.
[10]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英德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农业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英德牛栏洞遗址》，页1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页59；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图版25、26。
[11]李意愿，〈临澧县华垱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12]裴安平，〈湘西北澧阳平原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与相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4期，页24－34。
[1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C14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C14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页243—250；Henrik Tauber,PossibleDepletion in 14C in Trees Growing inCalcareous Soils，Radiocarbon, Vol 25, No. 2,1983,pp.417-420；郭立新、郭静云：《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页24-27等等。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编著，《舞阳贾湖II》。
[15] Patrick E. McGovern, JuzhongZhangetall. Fermented beverages of pre- and proto-historic China. Proceedings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01,No.51 (Dec. 21, 2004), pp. 17593-17598.
[16]郭立新，《天上人间——广西龙胜龙脊壮族文化考察札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