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或许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阅读某些外国经典学术名著时，书里的每个汉字都认识，但串起来的句子却让人无法理解。很多读者还会觉得：我看不懂一定是因为自己笨。于是，“啃”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名著，就成了许多文科学子的噩梦。殊不知，读者们不是因为“智商不够”才看不懂那些晦涩难懂的名著，而是译者不讲人话。
近几十年来，随着“打开国门”的进程，中国出版界引进了大量外版著作，译著为促进中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糟糕的译作也糟蹋了名著，甚至会误导读者。
在图书市场上，“谷歌翻译体”、“金山体”屡出不绝，更有甚者，由于译者缺乏基本知识，出现了将Mencius（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将Chiang Kai-Shek（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等让人贻笑大方的笑话。在豆瓣上，许多经典著作的评分之所以很低，大多是因为译文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为何国内会出现学术名著的翻译乱象呢？译者、出版方在翻译乱象当中，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如何才能解决学术名著翻译乱象的问题？
为此，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译者阎克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和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他们分别从译者、学者和书店创始人的角度，与我们聊了聊国内学术翻译的乱象，以及形成的原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阎克文：
国内60%以上的译本根本不值一看
阎克文，1956年生，曾任职于新华社，现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专事马克斯·韦伯著作的译介，代表性译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马克思·韦伯传》《君主论》等。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史里，有没有读过一些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图书？能给我们讲一些例子吗？
阎克文：我最近和浙大一个读书研讨班一起读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一开始用了韩水法的译本和李秋零的译本（李秋零的译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韩水法的译本是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遍），结果我们没读两页就读不懂了。我觉得是译本有问题，于是就去找德文原著对照着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译本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胡说八道。
类似的经验当然还有。1997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本，他在译后记里声称是从德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同时也参考了京特·罗特的英译本。但是，我慕名而去，慕韦伯和这本书之名，却基本看不懂。那时我还不会德语，我就将英译本和中译本对照着阅读。结果发现并且断定，这位译者根本不懂韦伯，基本是把德国字生硬地堆砌成了中国字，导致了你能读懂德文原著却基本读不懂中译文。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这个译本。
按说，林荣远的公务德语是不错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了解韦伯。在批评文章发表后，时任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王明毅就找我来翻译《经济与社会》。我对他说，我不敢翻译，而且我当时还不懂德语。他让我从英译本翻译过来。迫于无奈，我花了五年翻译了《经济与社会》。由于其他原因，这个译本放在了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出了，我个人感觉，大体上能读了，因为我确实在竭尽全力忠于英译本。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但是很不幸，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京特·罗特参与翻译的英译本是欧美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译本，后来我能读德文原著了，结果发现，从形式到内容，英译本对原著的忠诚度都很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作为中译者，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英译本误导了中文读者，内心十分不安，甚至有一种罪感。现在我正在按照德文原著重新翻译。
新京报：除了刚刚说的译者不了解韦伯之外，你觉得造成翻译乱象的原因还有什么？
阎克文：还是以韦伯著作的翻译为例吧。我感到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些译者在主观上就根本不负责任。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追逐名气、地位、报酬还是确实对原著感兴趣，但我们必须从客观结果上说，这些译者对翻译质量是根本不负责任或者负不起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硬干，不出劣质产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信服一位学术大家和教育行政*的说法：我们的读者被中译本蹂躏已久了。
这让我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韦伯非常不了解，我们倒是能理解译本的缺陷。译者恐怕当时也是不怎么懂韦伯的，甚至不懂的地方就干脆不译了，而且居然还将韦伯原著的注释全都抹掉了。其实，韦伯有一个习惯——在正文里没说够的话，会在注释里说。有时候，韦伯的注释相当于一篇论文。
不过，我当时读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感觉比《经济与社会》好读多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看不懂，我只能严厉地责怪自己“智商低”。后来，我想起来，这本书是由英文版转译过来的，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读英文版？读了英文版后，发现原先看不懂的地方都明白了——不是韦伯不会说话，至少是中译者不会说话。于是，我也重新翻译了这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译本是帕森斯译的。帕森斯的译本非常可靠，与德文原著的出入不是很大。相比之下，《经济与社会》的英译本都可以被看作译者和韦伯合著的新书了。这还是社科经典名著，其他的著作就可想而知了。
新京报：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学术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呢？对于译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做好翻译？
阎克文：要负责任地翻译经典著作，恐怕首先要以做研究的态度去译。这意味着译者要对原作者本人的思路、脉络有结构性的认知，并对原文的方方面面有比较深度的了解。这样才能译得靠谱。翻译表面的文字是很简单的，但文字背后的知识含量、思想含量和逻辑脉络并不简单。若译者不用心琢磨就去翻译学术著作，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顺便说说，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休谟《英国史》刘仲敬译本也是一个糟糕的案例。《英国史》是休谟的名著，在学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我曾想过翻译这本书。但我没把握，因为休谟用了很多古英语。其实，你要对照一下英文原著和刘仲敬译本的话，很容易就能发现，刘仲敬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这本书应该署名为“休谟与刘仲敬合著”。但他的很多粉丝却都在无条件地吹捧这个译本，后来，在2014年12月，一个挺有名气的所谓学者还在《中华读书报》大肆抬举这个译本，确实令人绝倒。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重新翻译韦伯的著作。因为市面上韦伯著作的中译本，95%以上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英译本本身问题就很大。《经济与社会》的英译者还是想向读者介绍韦伯的。但是，译者京特·罗特说，为了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对原著做了调整。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将德语长句按照英文读者熟悉的句式作出改动，以方便读者理解，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学术与政治》的英译本也是这样，再加上中译者们都不懂德文，他们根本无法参照德文原著进行翻译，就算尽心竭力，也只能跟着英译本中的谬误亦步亦趋，对中文读者的误导就可想而知。我已经重新翻译了《学术与政治》，很快就要出版了。到时，读者就能明白这个版本和其他中译本的差别是不是很大。
韦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措辞是相当严谨的。韦伯还是个经验理论大师，他的所有理论都来自经验现实，他“不玩”玄学。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的语言风格是相当平易近人的。当然，韦伯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密度很高，这需要我们用心体会。我不认为韦伯的语言晦涩抽象。韦伯的抽象是将经验进行归纳之后的抽象，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对原著做出大幅度的调整，是不能被原谅的。
马克斯·韦伯
所以，我一直想直接从德语翻译韦伯的著作，这样能降低信息的流失和信息失真率。做翻译这个行当，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从主观上竭力做到尽量不出硬伤。
这个想法已经开始实现了。浙大成立了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由我来主持工作。从2019年5月开始，我们就系统地从德语直接翻译韦伯的著作。我修习德语十多年了，看韦伯原著的问题不大。此外，浙大是国内除中央编译局和国家图书馆之外第三家购置韦伯原著最新版全集的机构。这个翻译的工程量很大，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总体来说，我觉得译者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训练：知识训练、思想训练和技术训练。就是说，译者需要积累经验。所以，我对我们翻译团队的要求首先是德语可靠；其次，译者至少要有一门学科背景，不管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或语言学，只有受过相对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再次，译者的中文水平也要说得过去。在“信达雅”中，我们要求至少要达到“信”和“达”。这需要译者积累经验，也需要译者加大阅读量，深入了解原作者涉及的领域和范围。
因此，做学术翻译，除了技术素养之外，还特别需要个人的内在志愿和信念，否则就干脆不要做。做社科学术翻译钱挣得不多，而且，学术考核体系目前还没有把学术翻译当回事。假如想捞好处，就不要干学术翻译。不然肯定会对译文不负责任，这种事我们还见得少吗？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到目前为止，至少60%以上的译本根本不值得一看。
新京报：那你觉得出版社方面在翻译乱象当中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阎克文：“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应然”的东西有很多，但很多时候对许多出版社来说，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吉林出版集团之所以出版《英国史》译本，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希望借该名著给自己“壮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版社总得负点责任吧！我曾给吉林出版集团总编室打电话说，你们胆子真大，这种书都敢出版。他们说，他们也知道这个译本有问题，但是译者名声大，这本书的名气也大。为此，吉林出版集团专门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专门负责编辑这个译本。但后来，刘仲敬带着人上门警告出版社：他的译本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这到底是出版社的责任还是译者的责任呢？
至于大牌出版社就不太好说了，原因恐怕就更多，比如“店大欺客”的旧习难改，相信许多人都领教过不少。同时，出版社面临的内部和外部考核体系可能也存在问题，导致客观上对书目选题、尤其是选题的翻译质量大范围地一塌糊涂，对读者、对社会的戕害确实不可等闲视之。最后，像国外有些地方，比如日本，就有对翻译作品相当严格、规范的学术评价和奖惩机制，这需要长期、系统地投入人力物力资源，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读者群，同时还有可以说无与伦比的漫长翻译史，却至今没有足以对得起国家和读者的类似机制，大家只有碰运气，这种局面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当然，必须客观地说，在知识饥渴与爆炸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中译本也产生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能认为一俊遮百丑，不肯正视问题。
唐小兵：严肃的批评才是对一个作者或译者最大的尊重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已出版《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等。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史里，有没有读过一些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图书？
唐小兵：了解我的读者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美国犹太裔政治理论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我曾读过阿伦特的代表作之一《The Life of the Mind》的大陆译本《精神生活》，这本书据一些阿伦特专家反映就有不少翻译上的差错，《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汉语表达也不太流畅。据说大陆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翻译得不是特别好，但我没有跟原版对比过。我只是听一些研究阿伦特的专家说，里面存在着一些理解错误和字词误读。
但也有一些翻译得极佳的阿伦特作品，比如我校哲学系研究阿伦特的学者王寅丽老师翻译的作品就做到了严复所言的“信达雅”，包括《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以及最新翻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等。
新京报：你刚刚说的《精神生活》，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吐槽过。
唐小兵：在台湾，这本书是由一个很好的学者苏友贞翻译的，译名叫《心智生命》。台湾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蔡英文翻译的。蔡英文先生于前年去世了，他是研究阿伦特的专家，也翻译阿伦特的著作。他的中文水准也很高。
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认识了蔡老师谈及阿伦特著作的大陆译本，我跟蔡老师说，大陆版《精神生活》翻译得不好，自己根本读不下去。他回台湾后就将台版《心智生命》和《黑暗时代群像》（邓伯宸翻译）题词寄了给我，当时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古雅之风和提携后学的气象在大陆学界太少见了。我当时读得非常高兴，这两个译本至少在语言表达上一则佶屈聱牙，一则自然优美，阅读体验相差甚远。如今睹书思人不胜怅惘。
中国台湾版的《心智生命》、《黑暗时代群像》书影，唐小兵供图。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经验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吗？
唐小兵：我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史和思想史，因此读中国史的翻译著作比较多。2003年，我刚到上海读研究生，参加了导师许纪霖教授主持的思想史研究课程。我负责报告阅读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所思所想。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费劲。一方面，列文森是一个“莫扎特式”的天才历史学家，他的语言和思维本身就很复杂。另一方面，译者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原著的精神，也没有较好的汉语写作能力，将原著曲径通幽的精神意趣表达出来。后来，像叶文心教授、董玥教授等学者，包括列文森的一些学生，对这个译本都不太满意。他们想重新翻译这本书，但到现在还没有出版。
哈佛历史学家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翻译也被人批评过。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相对翻译得比较好。今天有些译者会用晚清民国的一些翻译问题来做自我辩护。但我觉得，今天的问题跟晚清民国的是不一样的。对于晚清民国那一代译者，如梁启超对日书的翻译、严复对斯宾塞、密尔，吴宓对白璧德等学者作品的翻译来说，他们不仅在做翻译，也在进行文明之间的对话。他们的翻译即使存在一些理解上的错误，也不失为一种基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的“创造性的误读”。如今，我们更重视翻译的准确性。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 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著，叶凤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版
新京报：据你的观察，国内学术书籍翻译乱象的原因是什么？
唐小兵：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译者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处于极为离散的状态。我们不存在像欧美那样的翻译者专业共同体。在欧美，像翻译者协会这样的机构能对该行业从业人员进行约束。假如一个译者非常不靠谱，那么他就无法在业界获得认可，也不太可能有好的出版社出版其译著。
这个共同体对出版社也很重要。出版社是否要引进一本书，首先要评估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然后再找专业对口至少是靠谱敬业的译者翻译。如今，很多出版社缺乏一个由译者和大学相关专业学者形成的共同体，来把关评审。
上海严搏非先生主持的三辉图书公司出版了许多一流译著，我校政治学系刘擎教授是他们重要的评判人和把关人，所以基本上能够保持学术水准。一本书值不值得翻译、该找谁翻译，评判人能为出版社提供专业的意见。大学相关的从业人员要与出版社形成联动机制。
此外，我觉得现在许多出版社在引进作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长期的规划，经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随西方出版界的热点。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是非常重要的翻译工程，影响也非常大。他们翻译的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裴宜理等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史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影响。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影响也很深远。他们的一些译者是在民国时代接受的高等教育，外语能力很高，文化素养也很好，对待文化传播和引入更有一种极为投入和敬业的精神，所以他们对西方、东方都有深刻的理解，这保证了这些作品的翻译质量。比如，傅雷、穆旦、周辅成、何兆武等人的翻译都不错。
此外，出版社最好要找一些做相关研究的学者来做翻译。前些年出版的《哈佛中国史》反响就很不错，更早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口碑也甚好，我系沈志华教授主持的对于苏联和东欧史料和学术作品的翻译也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他们找了许多研究相关专业的老师来翻译。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加]卜正民著，王兴亮、李磊、刘雅君、张晓东、冯世明、李文锋、潘玮琳、李仁渊、张远译，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对于译者来说，中文的表达能力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你读一本中国近现代史的译著完全读不懂的话，不要怀疑是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要么是译者没有能够真正地理解原著，要么就是理解了而无法用汉语真正地表达出来。大部分西方学术著作都有严格的写作规范，学者在大学体系里也经受过严格的写作学训练，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另外，对于像将蒋介石译为常凯申、将孟子译成门修斯这样的笑话，只能说明译者缺乏基本常识。
新京报：刚刚提到民国时代，网上有人说民国时代的翻译比现在的要好。你怎么看待这个判断？
唐小兵：这很难做比较，我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当代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的西学译著，大部分还是不错的。民国时代的翻译其实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民国时代，假如这些译者是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或上海的一些大学教书的老师，那他们的译著质量应该是很不错的。当时很多大学教授能用英文写作，很多人还能用英语上课，他们与最一流的国际学界是可以实现语言上的无缝对接的。
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涉及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等名校，据统计当时有相当比例的教授都有欧美留学背景。他们对西方文化和语言非常了解，中文写作能力也没有任何问题。你想想，陈寅恪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瑞士读过原版《资本论》了。如果是这部分人来做翻译，那质量肯定有保证。
但是，在民国，由于大家对西学有着强烈的渴求，巨大的市场诱惑导致一些商业性的出版社只追求利益，他们所找的许多译者并非专业对口的人员。这些人翻译的著作可能就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民国出版界想象成翻译的天堂。
如今，翻译在一些学校里并不算在升等算数的学术成果里面。而且，翻译的稿酬很低。我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的好友，他很喜欢翻译西方的分析哲学著作。他花费了很大工夫反复校对，一本书却只能拿到一万元左右的稿酬。而在民国，像徐懋庸这样的左翼文人，他翻译一本两百页的日文小册子，只花一两个月就能赚到150银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20银元就够一家三口生活一个月了。可见当今中国翻译的报酬实在太低了。
所以，学术界尤其是高校最好能将翻译作品承认为学术成果。那些非常严肃的学术书还要纳入我前面提到的共同体当中进行评议和规约。书评人共同体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有许多书托，他们只讲好话，不讲坏话。其实严肃的学术批评才是对一个作者或译者最大的尊重。大家都不愿意讲真话，这不利于共同体的进步和自我完善，最后就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新京报：对于有志于做研究的学生来说，当学生碰到一本被翻译毁了的书时，你有什么建议吗？
唐小兵：我建议去读原著。假如语言不通，可以去读其他版本，比如中国台湾版的译本。其实，在城市成长的年轻一代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是有利于让他们去读英文版的。只有进入英文原版的语境之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与中文不一样的思考、论证、表达和修辞，那才是真正进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脉络和源流。
新京报：对翻译乱象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察或建议吗？
唐小兵：最后我讲个印象特深的小例子。在2017到2018年时，我在美国哈佛访学时读到一篇有关翻译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著名美学家和作家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要翻译成英文出版。一开始，他们找了一个美国著名翻译家做翻译。这个人是位大学教授，曾向英文世界翻译过很多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
《寻找家园》，高尔泰著，新经典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寻找家园》的英文版还没面世，因为译者的名气，法兰克福书展、各大学演讲等各种活动都安排好了，但高尔泰看了译稿后非常生气，要求撤稿。高尔泰的汉语写作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整本书可谓行云流水，字字珠玑，文采和思想都非常好，全书没有一句废话，这本书与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回忆和反思有关，是很深邃的作品。而译者为了迎合欧美的口味，将那些看似闲笔其实有弦外之音的段落全部删除，将《寻找家园》改写成类似美国校园霸凌题材的编年体成长小说。高尔泰对此极为生气，拒不接受，宁可接受因此而产生的巨大损失，最后，高尔泰通过朋友找了一个欧洲译者重新翻译。
同理，很多外版书的作者看不懂中文或者并不太习惯中文阅读，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书被译得如何，中文学界的反响如何，这也就缺失了一个来自被翻译者的强有力的监督。像孔飞力教授、裴宜理教授、卜正民教授这样的汉学家，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足以发现译文的问题，这样译者就会更加谨慎。
我在寒假的时候读了燕京大学著名学者洪业在上世纪50年代在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作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好。其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曾祥波教授。曾祥波对这本书进行了反复的修订，里面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对诗词的理解、以及有很多需要商榷和考证的脚注。这种学无止境、译无止境的精神值得很多译者学习。只有不断地修订，才能够将更深的理解，更好的表达翻译出来，这样译者就成为人类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持灯的使者”了。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美]洪业著，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刘苏里：我很感谢豆瓣上挑刺的人
刘苏里，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著有《1 12:通向常识的道路》等。
新京报：你对很多社科名著的版本非常熟悉。据你的观察，假如一本社科书籍在翻译上不尽如人意的话，一般都会在哪些方面出问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刘苏里：错误倒是其次，译文拗口才是这些译本最主要的问题。鉴定译文有无译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我们很难有机会看原著。我不大看得懂早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某些汉译名著，尤其是黑格尔的著作。后来，这批汉译名著中的一些书被商务印书馆重新翻译出版，质量明显变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概有三个版本，还是属商务本译得最好。
在我四十多年的阅读经历中，读不懂译文的情况如影随形。除理论著作外，许多历史类作品的译文也佶屈聱牙。我在读到糟糕译文时会生气，有时还会在眉批中骂人。当然，我对译者抱有同情和理解，所以我很少公开说某本书翻译得不好。我们不能说由于某本书翻译得不好，那这本书就不该被翻译过来。其实，有了翻译作品，中文世界至少能知道世界上有这么本书存在，聊胜于无嘛。
新京报：除了拗不拗口之外，对于社科著作来说，你还会用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版本的好坏？
刘苏里：对于经典名著，我主要还是相信任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纪集团等出版社。我们可以信任这些最老的和最知名的出版社。如今，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刘东和彭刚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译文质量大多还不错。
最近十年，有些新社的译著质量在提高，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民营策划公司的译著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比如三辉、后浪、汉唐阳光和新经典等。
新京报：据你对出版行业的观察，你觉得造成国内社科著作翻译乱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苏里：首先，译稿酬太低了。稿酬的提高跟不上物价的提高。我知道上世纪90年代前的译稿酬标准是千字38元左右，这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标准。现在有些出版社的译稿酬提高到千字60到80元，甚至千字120元。但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物价涨了多少？
其次，学术体制存在着问题：译著不算学术成果。傅雷除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一些书信集外，我都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专著。如果傅雷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凭什么当教授？
傅雷
此外，译者的语言水平也是很大问题。有些译者的外语水平没问题，但中文水平太差了，这与我们中文教育水准下滑有关。很多译文句式欧化，让人难以卒读。译者的外语水准不行的情况是最不能被原谅的，外语不好就别做翻译。
翻译乱象还有一个成因：中国人离西方古典著作和现代西方人思考问题语境的距离太远。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西方的知识、概念和思考框架。比如，为了理解柏拉图的“理念”，我看过一些个版本的译著，也看过国内学者对它的解释，但我没见谁能将“理念”解释透彻、明白。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使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去翻译这些概念，译者总能找到相对接近的词汇。如何翻译这些概念体现出译者对西方思想体系的理解。
另外，译文质量还跟负责这件事的出版社有直接关系。翻译乱象很多时候是出版社做事不认真造成的。某个出版社曾寄给我一本书稿，希望我给这本书写推荐语。看了五十多页，就把书稿退回去了。我跟编辑说：这本书还挺重要的，假如这本书就这样出版，就等着被读者骂吧。后来，编辑跟我道出实情：原来这本书是找商业网站合作翻译的。之后，他们还挺认真地找译者重新翻译。我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哪些书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这样做翻译质量怎么可能高。
有一本研究激进主义的书，我看了三分之一就失去了耐心。我当时想，出版这本书的编辑看得顺畅吗？假如编辑都看不顺畅，为什么不让译者去修改呢？编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译者不断沟通译文所存在的问题。我不太清楚编辑们的工作流程，但一些较差的译文竟然能通过出版社的层层关口得以出版，这让人无话可讲。
新京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国翻译质量是如何变迁的？有没有哪个时代的翻译水平是最高的？
刘苏里：我没有能力比较哪个时候的翻译水平和今天的翻译水平的孰优孰劣。但是，一位老前辈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中国翻译质量最高的时代是上世纪70年代。
我曾买过一套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版的世界史丛书，该丛书有几十本，其中包括许多非洲小国。我不知道这些书是不是跟当年有名的灰皮书、黑皮书一拨的。老前辈跟我说，当年外语人才非常稀缺，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外语人才被抽调回北京从事翻译工作。这批人非常幸运，他们不需要在田间工作，只专心做翻译。
老前辈还说，他们的译文会互相校对，并署名为“某某翻译组”。这意味着，翻译这些书就跟做学术一样，这种工作流程恐怕跟今天的翻译生产流程很不一样。当时，假如他们翻译出了错，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后果。他们头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剑，保证了这批译著的译文质量。那个年代的背景就不多说了，但就译文质量来说，有些道理却是相通的：监督之下出细活。让我们去掉“监督”这个词中的某种让人不适的味道——其实，今天时髦的“敬畏”、“虔敬”，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的监督机制。如果加上读者、评论者的监督，是不是就更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新京报：除了监督之外，你觉得还应该如何解决学术翻译乱象的难题？
刘苏里：我觉得不存在什么解决这问题的办法。如我前面说的，好的自然好，不好的照旧。中国有个传统：不管是做剪刀的、做豆腐的、还是做酒的、打家具的匠人，大家都会珍惜自己的声誉、商誉。但现在许多人做事并不是出于热爱，也不在乎声誉，完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和挣钱。因此，做事不认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充分解释了现在那么多人做事不认真的原因。因为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同时符合“多快好省”的标准。要产量多、要速度快、又要做得好、还要省钱，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
新京报：那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除了阅读大出版社的版本外，你觉得该如何在图书市场避开这些翻译得不好的书籍？
刘苏里：有些书是必读的，外语好的读者可以去读原文。原著是非英语书写的，可以去读英文翻译版。大部分的非英文原著都有英文翻译。我相信英文译本会比中文译本好。这种说法跟我上面提到的“聊胜于无”的说法并不矛盾。对于像我一样外语水平差的人来说，中文翻译是“聊胜于无”的；对于外语水平好的人来说，他们就应该尽量读原版或英文翻译版。
老师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一些好老师会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原典，还会跟学生说中文译本的翻译问题。比如，邓晓芒就将康德的德语原文和中文译本对照着给学生讲解。普通读者没这个机会听他讲课，但是邓晓芒上课的讲义出了句读版，这能多少弥补点缺憾。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邓晓芒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另外，我建议大家去看豆瓣评价。豆瓣网卧虎藏龙。在豆瓣上，大部分比较重要的译著都有“豆友”对译文的评价。我常能看到，有些经典作品的豆瓣评分很低，主要原因就是翻译质量不行。我挺感谢豆瓣上那些挑刺的人。他们所挑的“刺”都非常具体，还有人会直接拿上原文对照。
我经常参考豆瓣上的评价，豆瓣上的评价也应该要成为译者和编辑们的重要参考吧？豆瓣上批评译者的人比较多，批评出版社的人却比较少。照我看，出版机构负有更大的责任，毕竟出版机构是守门员。
新京报：最后你对翻译乱象问题还有什么补充？
刘苏里：最近几年，许多重要译作的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前不久我看了两本由秦传安翻译的保罗·约翰逊的书——《摩登时代》和《知识分子》，译得就很不错。戴大洪译过的《西班牙内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质量也令人放心。在重译的经典作品中，吴飞译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比前一个版本有很大的改善。陈以侃下了大工夫重译了毛姆短篇小说全集，其译品也算上乘。
我最近读的几本书，翻译质量都不错，比如《铁壁之围》《三十年战争史》等。《下沉年代》也翻译得很好，全书见不到欧化的句子。总之，好译作非常多，我也很知足。我对译者们充满感激。
《下沉年代》，[美] 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著，刘冉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近十年翻译质量提高，说明我们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广义西方的了解，有了很大提升。我知道，一些译者在国外一呆就是许多年。而且，我相信豆瓣评分也让译者和出版机构感到压力，让他们的责任心变强了。许多出版机构的稿费制度也有所改变——有的出版社采用版税制，还有的出版机构采用底稿酬加版税的激励制度。这些因素都是近年来译作得到很大改善的原因。
最后，我想强调，好东西是好价钱买来的。我们要对好译者的工作善加保护；我们对于好译作所提出的要求，其实并不比原创低。译者应该得其应有，这样才会诞生出更多像傅雷这样的教授。
采写｜徐悦东
编辑｜走走 李永博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