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在春播时过清明节，奉爱祭春；在秋收时过中元节，慎终追远。其实就是在用生命的方式联络死亡
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木本”汲“水源”，以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等理念传承孝道，以视死如生、视亡如存等理念阅读生命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欣 实习生 韩雅宁
人数超2.9亿——这是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1.1%。
“老”的人群在扩大，“老”的速度在变快。不仅如此，“老”还为慢病叠加、重病多发所扰，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面临挑战。
与“老”仅隔一箭之地，死亡终将到来。怎样优雅地迈向生命的终点？近年来，各地推动的安宁疗护，尝试提供一种让“生死两相安”的范式，回应中国人对善终的朴素愿望。
在实务层面，安宁疗护从业者们面对着一系列直击人心的人文之问：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对死亡有禁忌，对优逝有期待，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纠葛如何化解？如何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涵养生命教育的土壤？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一起寻找答案。
“死不是我的”
《瞭望》：在安宁病房里采访，听到一句话，“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以“收口”比喻生命最后一程。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结束？
路桂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终命，也就是善终。我国传统文化里，对善终的期望是，当生命走向终结，没有遭遇横祸，能预先知道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疼痛，心中了无挂碍地安详离世。
胡宜安：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中说过：“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千年农耕文明里，家是寿终正寝之地。濒死之际，躺在家乡祖屋的老床上，身边环绕着子孙亲朋，交代后事、安详离去。浓郁的伦理亲情氛围可以给当事人极大的心理安慰，即自己的生命不会因死而终灭，反而会在子孙的生命中得到延续。
宁晓红：有一位93岁的老人，肺部和膀胱有肿瘤占位。因为尿频尿痛，最多时一天要换76片尿布，老人无法安眠，*不断。入住安宁病房后，老人排出脓尿并接受抗感染治疗。她对女儿说：“哪儿都不疼了，就像是待嫁的新娘，每天高高兴兴等着。”这是关于优逝的浪漫表达，我的理解是，少痛苦、有尊严，善终复善别，生死两相安。
《瞭望》：古人追求的善终，听上去很“奢侈”。进入现代社会，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从“出生”到“入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很多临终的场景谈不上逝者安详，生者安宁，也离家很远。如何看待这背后的原因？
路桂军：确实如此。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我的人生像一本书，有很好的开篇，很好的高潮，但到尾声阶段，行文却特别仓促，几乎是凌乱的。身体的疼痛，导致我寝食难安，我根本无法把思绪整理清楚，整个人简直成了断壁残垣。实现圆满完结仿佛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
胡宜安：现代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能源于“死不是我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把死亡变成一种“他控”的生理过程，临终不再是有本人及家人共同参与的生命旅程，而是交由专业人士和精密仪器掌握的死亡之旅。某种程度上，面对死亡，很多人只是旁观者。当属于“我”的那一刻迫近，大多数人毫无准备，恐惧焦虑由此而生。
宁晓红：现代医疗中针对病人的治疗，过度之处需要纠正，不足之处正在补充。有一位肺癌晚期的老人，全身多发转移，浑身疼痛，严重厌食，家属坚持使用靶向药物十多天，老人越发羸弱。我们为他开了一些缓解疼痛和不适的药，老人状态好转。他说：“你给我开的，才是真正‘靶向’的药。”
医学的本质是帮助。近年来，缓和医疗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入，说明越来越多医疗从业者意识到，应把单纯对病情的关注，转变为帮助病人舒缓痛苦、抚慰精神、安顿心灵、肯定生命价值等的“全人”照护。
为了更好的生
《瞭望》：人一定会死，但在多数人的思想意识里，却没有死亡的一席之地，或者说，回避给它一席之地。这是为什么？
胡宜安：一些人忌讳谈死。很多时候，我们在屏蔽死亡，我们打开电视会发现有关死亡的话题被压缩到医院、火葬场和墓地等少数场景，似乎死亡意味着“战败”。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这一点，我们的先人早已想通。农耕文明里，春播粟，秋收籽。中国古人在春播时过清明节，奉爱祭春；在秋收时过中元节，慎终追远，其实就是在用生命的方式联络死亡。孩子们的科普读物里也有“一鲸落，万物生”的说法，死完成生，死又孕育生，生生不息。树立乐生顺死的生死信念，有助于超越死亡焦虑。
路桂军：直面生死，是善终、善别、善生的必要条件。我们常常讨论“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却很少谈及生命如何结束。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父亲因肝脏肿瘤去世时，他才6岁。看到父亲因腹水过多而高高隆起的肚子，他问：“爸爸怎么了？”妈妈解释说，爸爸吃了一颗坏种子，种子在他的身体里不断长大。自那以后，年轻人再也不敢吃任何种子。
论及“他死”，尚且笨拙，遑论以“你”“我”来探讨生死。但这是必须要实现的进阶，只有以第一、二人称谈生论死，“我”才能设身处地思考“你”困扰什么、焦虑什么、恐惧什么，针对性地给予帮助；“我”也能通过“遗愿清单”明确诉求，要什么、不要什么，“你”照章处理就好。
宁晓红：对于死亡话题，应该积极讨论。否则，当那一刻真正来临，会手足无措，这很残忍。曾有一位生存时间以“周”计的老人问女儿：“我今年什么时候死啊？”他女儿说：“我哪知道啊，你5月份的时候差点就不行了，后来又缓过来了，说明你有福，得多活一阵儿。”老人说：“你把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北京所有小吃都给我买来尝一遍。”在这里，积极的、没有忌讳的讨论，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意味着握有选择权的自主决策，意味着不留遗憾，意味着好好活，直到最后。
《瞭望》：除了讨论，我们还可以了解哪些与死亡相关的知识？
宁晓红：知晓生命的轨迹。如果罹患肿瘤，生命将如何结束？如果是心肺功能衰竭，轨迹又有何不同？个体的离世，各不相同。一位84岁的老人接受肺癌治疗三年多，没有多少痛苦症状，每次到我门诊，似乎就是“聊天儿”，聊她想要换一家做饭更好吃的养老院，聊她对死亡不恐惧，也不要插管。她是在临终前一周，才出现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最后在急诊离世，没做插管。疾病发展各有规律，以充分了解为前提，为死亡做些准备，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路桂军：了解死亡的过程。死亡有着一般规律：首先味觉丧失，其次四肢湿冷，然后昏沉嗜睡……我们应该了解并尊重这个过程。我曾跟一位患者聊天，开玩笑地问“最不想见的人是谁？”他竟然指向日夜守护的妹妹。问起原因，他说，妹妹遍寻各种美食“投喂”，认为“吃两口，吐一口，还是赚的”。但她并不知道，那种吃了吐、吐了吃的感觉，实在太痛苦了。顺势而为，理性照护，才能促成生命尽头的安详。
《瞭望》：高密度处理生死事件，给您的生死观带来哪些改变？
路桂军：有助于我们自身理解死亡。我有一位患者家境优渥，从小到大，只喝冰水，后来食道癌剥夺了她的“口福”。临终前，她对我说：“我从未感恩过任何一口滋润过我咽喉的水。”这对我就是个宝贵的提示，令我更加珍视当下拥有的，对生命更存敬畏，在事业上更高效，情感表达更充分。
探“木本”汲“水源”
《瞭望》：社会对安宁疗护的误读仍存。有人觉得安宁疗护意味着治疗降级，或者放弃治疗。如何为提高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质量，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胡宜安：我们不能将一座高楼大厦建立在一片沙滩上，对生死话题的讨论应该从娃娃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进行的生死启蒙早已有之。古代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有一节名为“疾病死丧”，开篇第一句是：“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这句话点明了幸福、长寿、健康、安宁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正视了疾病的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的极端确定性。
小草为何枯萎？花朵为何凋谢？小狗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生病？爷爷奶奶会死吗？伴随年龄增长，生死问题由远及近，最后抵达自己的死亡：我死后将归于何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对这“十万个为什么”的思考和求解过程，也是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我在大学开设《生死学》选修课已经24年了，希望带领同学们以死观生，引导学生在优化自我生命的同时，学会更加重孝守礼、慎终追远。
路桂军：其实我们天天在谈生死，只是没意识到而已。有次开会，上台时我摔了一跤。主持人担忧地说：“摔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顺势开启了科普：何谓三长两短？棺椁承载尸身前，是左右及底三块长，前后两块短。一旦盖棺就是四长两短。对于死亡话题，多喊狼来了！喊得足够多，有助于降低死亡恐惧，当那一刻来临，可以少一份无措，多一份从容。
宁晓红：医学对象应被理解为完整的、有喜怒哀乐的、有温情的人，而不仅仅是疾病的载体。2014年，在协和医院教育处的支持下，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启《舒缓医学》研究生选修课，首次开课时仅有7名学生报名，其中还有一半儿是护理专业的。如今，《舒缓医学》已经成为协和医院“4 4”（本科教育4年 医学院教育4年）试点班学生、博士后学生和临床专科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并已融入本科八年制学生课程内容。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让医学生和医护人员了解如何面对和帮助接近生命终点的人。让大家清醒意识到，这是所有医务工作者绕不过且必须做好的一件事。
路桂军：生死事大。生死不仅是关乎个体生命的“大事”，更是国家治理的“大事”。我们应该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木本”汲“水源”，以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等理念传承孝道，以视死如生、视亡如存等理念阅读生命，满足中国人对安宁的追求，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符合时代需要的善终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