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桩发生在17世纪欧洲的冤案。时间，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将将几百年而已。
最后被推上火刑架的人是一名神父，名叫于尔班·格兰第。在最后的审判中，他的罪名是“与魔鬼签订契约”等等。看起来这是一场常见的中世纪宗教审判案件，然而，卢丹神父案件的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我们可以将这个事件分为两部分：民众肉眼所见的和民众永远看不见的。
卢丹的民众是一群谈不上本质好坏，但绝无自主思想之人。他们可以对淫邪之事充满兴趣，也可以在听到格兰第临死前呼唤上帝的时候感动落泪。在格兰第死后，是他们去灰烬里捡死者的骨头当辟邪用品。当格兰第的敌人公布了法律宣判的时候，也是他们对事件的正当性坚信不疑并要求处死“恶魔”。
而他们永远看不到的，是这些表面仪式背后的暗流，以及格兰第的政敌、宗教对手和仇人所酝酿的阴谋。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如何被无数双无形的手反复操纵，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如何成为在恶的历史中推波助澜的一员。
“一场集体性谵妄”，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梳理《卢丹的恶魔》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而且在他看来，所谓“驱魔”的历史并没有远去，它随时会以新的形式包裹着那陈腐古旧的本质，重新出现在人类社会当中。“任何谎言，三遍成真”，赫胥黎写道，“更不要说那些被念叨了三百遍的话，那就是《圣经》一般的启示”。
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反乌托邦作家。以小说《美丽新世界》著称。《卢丹的恶魔》是他读者较少的一本非虚构作品，创作于赫胥黎对神秘学、教会、心灵超验产生兴趣的晚年，也被部分人视为赫胥黎最精彩的作品。
抛开灵修会及神秘主义的面纱不谈，中世纪的事情看上去都有些愚昧。人们在相信上帝的同时，也选择了相信他的对立面——恶魔的存在。甚至在很多时候，那些对上帝的信仰正是建立在对恶魔、巫术、邪恶之类事物的打击上。
“卢丹神父案件”发生的那个世纪正好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接力区，宗教力量正走向衰落，教会已经不像曾经那般权威（尽管它依然拥有控制皇权的能力），而世俗法庭也正在形成与宗教审判所不同的判决场所。
不过在“卢丹的恶魔”一案中，法律并没有起到太多作用。法庭唯一的挣扎就是在审判格兰第的时候，对证词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第一次指控中，它还借助严谨的法律程序挽救了格兰第的声誉，但是，当事件不再仅仅属于法律案件，而是成为政治事件的时候，法律则告别了它的正当性并暴露出自己苍白的一面。正当性，那不过是一面旗帜，哪一方的人群更多，势力更强大，哪一方便得以在高处挥舞它。
对格兰第的控告始于1632年。卢丹当地的一家女修道院传出了“附魔”的丑闻。修道院内的17名修女全都染上了“邪恶”的症状，据说，她们精神出现了问题，荒诞不经，脑中成天想着性欲和鬼怪，行为也非常狂躁。米尼翁教士得知后，立刻带着人前往女修道院，在告解室中聆听了几位修女的污言秽语后，便立刻组织了一个“驱魔团队”，准备对神经错乱的修女进行驱魔，同时拷问出附魔者的名字。
其实这个罪犯的名字从一开始已经有答案了。接下来的事情不过是一场面对公众的演出。演出的第一步，是要让公众坚信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被“附魔”的异类。
本来，给修女驱魔的事情是在告解室和修道院的暗房中进行的，而当格兰第的政敌抵达卢丹之后，便决定将驱魔的过程向公众公开——“干吗不把容器拿掉，让公众有机会受到教诲？于是，乌尔苏拉修会的大门被打开了，暴民们一拥而入。在教堂内，经过三次尝试，巴雷成功地使院长嬷嬷抽搐起来……观众们大喜，尤其是当她露出两条大腿的时候。
终于，经过许多‘扭曲、恼怒、号叫、咬牙切齿后（其中口腔里面的两颗牙都被咬断了）’，魔鬼遵命离去，附魔者安静了下来”。“这场驱魔表演，直到夜色降临方才告一段落。观众们成群结队地走进了秋日的黄昏中。大家都认为，自从那些巡回演出的杂技演员离开之后，可怜的卢丹老城从未见过如此生动的表演，而且表演完全免费”。
电影《卢丹的恶魔》剧照。据赫胥黎记载，驱魔人以“圣水”为名义，对女修士实行灌肠术。“这个职业最传统的象征物：一个巨大的黄铜注射器——像是莫里哀式闹剧中的道具，却是十七世纪医学的实际用具。强壮的手臂压住了她蠕动的身体，凭着行医多年的技巧，亚当先生向女院长实施了神奇的灌肠术”。
对修女们被“附魔”的真实性，当时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质疑者的身份有医学家也有宗教人士，“国王和王后对卢丹附魔事件深信不疑，但朝臣们却几乎无一人相信”，“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修女们所谓的附魔一事的真实性深表怀疑，并对格兰第受到不公平的审判感到震惊和厌恶”。
波尔多的大主教认为，修女们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错乱现象，乃是因为受到了“驱魔人”的蛊惑，正是驱魔者的骇人仪式制造出了被附魔的鬼魂，联想到当时女修道院的禁欲教育和封闭而压抑的环境，在主教眼中这些修女不过是在压抑的环境中染上了疾病，顶多受到了些“慕男狂”的影响。但这些声音并没有传递到民众的脑袋里——或许他们听到了，然而在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人民眼中，这些不过是格兰第派的辩解。
另外，除了“附魔”现象的真实性外，整个案件还存在着另一个巨大的漏洞。修女们每天都待在修道院里，格兰第从没见过她们任何人一面。在《卢丹的恶魔》记述中，格兰第本人在刚听说这起事件时，也不过是讥讽地一笑，他从没想过修女发疯的事情会和自己扯上关系。然而即使是如此明显的一个漏洞，在格兰第仇人的手中也成为了有利的工具——他见都没见过这些修女，却让她们每个人都神魂颠倒，这不恰好证明了此人巫术之强大吗？
《女巫之锤》。1486年出版，一本用于宗教审判的魔鬼文献，专门叙述如何侦察巫师的罪行，以及如何从人群中辨别巫师。该书作者认为任何针对巫师的指控都值得采纳，无论它来自何人。“不管什么样的证人，只要所言的证据是不利于巫师们的，法律便采纳”。连精神病人也不例外。
他们所需要的只有两个东西，修女们的伪证和公众的坚信不疑。第一个证据很容易搞到，特别是当本来就精神不正常的修女在接受了灌肠和肉体虐待之后。第二件事情也很容易办到，只需要宣传格兰第身上有魔鬼的痕迹就足够了。有了这两样“铁证”，他们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处死这个恶魔。
《西方神秘学指津》，作者：【荷兰】乌特·哈内赫拉夫，译者：张卜天，版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
在这本神秘学简史中提到了最初的“附魔”(enchantment)定义，源于普罗提诺的“交感”概念，暗示宇宙各个部分互相关联，无需中间环节或因果链的解释。这种精神现象也被视为拥有通向灵性和神圣状态的作用。但在教会的控制下，“附魔”被简单地解释为邪恶行为，教会将《圣经》无法解释的事情统称为异教徒活动。
面对这个被定义为“恶魔”的人，赫胥黎在书中写道，“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基督教世界，巫师及其客户的生存境况，几乎等同于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犹太人、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资本家、生活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的境况。巫师及其客户们被视同异国政权的代理人，说他们不爱国还算是好听的，最坏的时候，他们被视为叛徒、异教徒、人民的敌人。这些形而上学的内奸，既存在于过去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对付他们，其惩罚便是死刑。”
于尔班·格兰第。曾因拒绝担任女修道院的主教而被修女憎恨。现代更多的历史学者认为，他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至于格兰第本人，他肯定不是魔鬼，但也不是圣徒。在“卢丹的恶魔”一案中，这些短时间内聚集起来的敌人有一半以上是他自己树立的。包括他早年所引诱的少女的亲属——在格兰第年轻的时候，曾经勾引过一位名叫菲利璞·特兰坎的少女并让其*，事后又拒不承认这件事情。而这位少女的表兄，米尼翁教士，则正是这支构陷格兰第联军的主力。
但在17世纪，有多少主教和神父没有做过类似的勾当呢？光是这些事情并不足以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在当地人的眼中，这位教区长身上已经爬满了风流韵事，但民众向来只做推波助澜之事而无法成为核心的策划者。将格兰第送入囚牢的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斗争：宗教领地之争。尤其是在红衣主教黎塞留成为首相之后（很不幸的是，因为格兰第早年的性情狂妄，他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得罪过黎塞留），他决定拆除卢丹当地胡格诺教派的城堡，而格兰第恰好是这些宗教建筑的守护者。
就这样，既是为了睚眦之怨，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事业，格兰第都是个必须要铲除的人物。不过民众不会关心新教和胡格诺教派以及更多政治团体的纷争，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们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格兰第究竟是不是一个魔鬼。
红衣主教黎塞留
为了证实这一点，审判团公开对格兰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当时，人们坚信一个人与魔鬼签订契约后会留下肉体痕迹，例如长出三个乳头，以及因为魔鬼的抚摸而导致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不会感知到痛苦。
于是，他们将格兰第浑身的毛发剃光，从眉毛到阴毛一点都不留，然后用钢针刺入他身体的每个区域。根据女院长的“证词”，格兰第身上共有五处魔鬼的记号，“一处在肩膀，两处在臀部非常靠近肛门的地方，两个睾丸上还各有一处”。得到命令的外科医生就用钢针刺这些部位。
如何证明这些地方没有痛感也非常容易，在二十余次令人痛苦至极的钻刺后，这位名叫曼诺利的医生便偷偷把针头反了过来，用粗的那一端戳，果然，这次教区长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惨叫。于是他可以向公众宣布，格兰第身上的确存在着魔鬼的记号。
在证实了他确实是魔鬼的仆人后，1634年8月18日，格兰第被当众处以火刑。讽刺的是，在火刑之前，“恶魔”照例要公开表示忏悔。但格兰第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和魔鬼签订任何契约，他跪在原地，高声念诵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于是，台下围观的群众——那些曾经坚信教区长是魔鬼化身的人——又一次被感动了，他们在瞬间又感受到了上帝的光芒并且开始同情格兰第。这个意外事故导致审判团不得不驱散民众。
上帝，恶魔；疯狂，理智；神圣，可耻……赫胥黎在整理这起案件的同时，发现了那些看似相悖、其实却可以随时随地转化的本质。卢丹的所有民众都陷入了一场“集体性谵妄”，人们对恶魔的存在坚信不疑，也对教会所宣扬事物的合法性深信不疑。当人陷入集体之后，还如何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呢？那些看起来崇高、真实可信的东西，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迷狂的幻景？——这些都值得人们警惕。
在《卢丹的恶魔》最后，赫胥黎总结道，“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看起来是神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恶魔；这些东西似乎解放了人，其实却奴役了人。此种情况之下的自我超越，永远都是向下的，直到进入非人的、非个性化的境地”。
向下的超越导致人们远离了人性，成为被他者操纵的工具，正如17世纪的民众相信巫师和附魔的毒害，并相信自己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一样。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这种向下的自我超越会带来何种危害的话，那么，即使教权主导的世纪已经过去，即使科学已经成为了今天的新式信仰，所有公众都可以接受教育，“驱魔”的情况依旧会以其他的形式再次于人类社会中诞生。这也是“卢丹的恶魔”一案吸引赫胥黎的原因，他从中不仅看到了自己晚年感兴趣的神秘学和心灵超越，也看到了那些反复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景象：
“人陷于集体性谵妄，不仅不会心中有愧，而且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还会自觉高尚，因而感到积极的快乐洋溢。因此，宗教领袖、政府精英根本就不谴责这种集体迷狂所带来的向下的自我超越，相反只要有利于推动他们的目标就积极鼓励”，“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权势之辈（神父、统治者）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这种向下的自我超越是不道德的。
《卢丹的恶魔》，作者：【英】阿道司·赫胥黎，译者：庄蝶庵，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11月
不错，由反对派发动的，或者由异端理论怂恿的集体性谵妄到处都受到那些权势者的谴责，但是由政府发动的、冠以正统之名的集体性谵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凡是有利于教会和国家统治者的那种向下的自我超越，如通过集体迷狂的办法来达成的，那么它就要被视为合法，甚至是极其令人满意的。朝圣漫游、宗教大会、爱国游行，诸凡此类。至于参加这些事的人因集体迷狂而短暂性地丧失人格，与他们虽丧失人格却可被利用来巩固宗教的、政治的权力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编辑 徐悦东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