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说服’，只是诠释一种生命的延续，让人们心中爱和善良的种子发芽。”
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始于2012年，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珠江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办公室也是成立于这一年。作为一名上世纪90年代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器官移植科工作的医生，刘永光也是在那一年上岗成为一名OPO（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的。OPO协调员就是去和逝者家属“谈那件事”的人。
从事了将近十年的OPO协调工作，他见过了很多的生死，见过了很多生死之间的人情百态。刘永光说，从哲学的层面上讲，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都是“向死而生”，“而我们的工作，是去诠释一种生命的延续，做好生命的“摆渡人”，作为桥梁，去传递信息，促成逝去的生命获得新生，帮助可能逝去的生命得以延续新生。但我们并不是去‘说服’，只是去让人们心中原本存在的爱和善良的种子发芽。”
故事：“我只想站在街头，感受一下孩子眼睛看过的这座城市”
对于逝者的亲人来说，逝去的人能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延续生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慰藉，这是他们同意捐出亲人器官的最重要动力。刘永光对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这个男孩因为某种脑疾去世之后，父母签下同意书，捐献了他的肾脏和角膜，孩子的骨灰撒在了珠江口，因为他生前就喜欢玩，希望能“到处去走走”。
这件事瞒住了孩子年迈的爷爷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爷爷还是知道了。这位爷爷找到了刘永光，说：“我知道你们有规定，不能透露器官受者的信息。但是医生，求您能否告诉我，他们在哪个城市？我想去到那座城市，在街头站一站，哪怕只是感受一下，孩子的眼睛如今看到的街景。说不定身边走过的哪一位，就是他……”最后，爷爷如愿知道了那座城市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没有，不过走之前，老人家也在珠江边站了很久。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我们难以拒绝。”刘永光说。
观尽人间百态冷暖 心中仍有温情力量
OPO协调员做些什么？要在恰当的时机，及时、准确地将“脑死亡”是怎么回事向家属解释清楚、告知家属可以选择为亲人捐献器官、解答家属的各种疑问……但他们的工作，又不仅仅是在医院、在病房和办公室动动嘴皮子。
作为医务人员，他们已经见惯了各种生死离别，协调OPO的工作则让他们接触了各种各样家庭的人情冷暖，有时候也包括全国各处的奔走，比如为了取得一位身在异地的直系家属同意，临时连夜飞到另一个城市。大多数能够接受器官捐献这件事的家庭，还是充满了正能量的。但因为器官捐献有特殊性，必须征得逝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所有一级亲属的一致书面同意，哪怕有一位反对，都是一票否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员会接触到逝者的各种家庭关系，各种各样的人。
这些逝者中，有夭折的幼儿，有意外事故中脑死亡的年轻人、家中的顶梁柱，有来自遥远国度的外国友人，甚至也有他朝夕相处的年轻同事……于是，协调时面对的可能是悲痛的妈妈、无助的妻子、哭泣的孩子……
刘永光说，有的人会情绪崩溃，会反悔，有的人可能麻木，有的人依然不能接受亲人逝去的事实；还有的人，可能有种种的怀疑，甚至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各种能想到不能想到的情况和关系，都需要协调员去处理、去协调、去解释、去安抚。
曾经有一次，为了协调一个孩子的器官捐献事项，刘永光的同事连夜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希望获得孩子妈妈签署同意。这位离异妈妈已经很多年没有跟孩子在一起，对远在广州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充满了排斥、抗拒的敌意，协调员多次电话沟通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勉强同意由协调员前往她生活的城市，直接在机场签署同意书。当协调员见到她的时候，俨然发现她高度戒备地带着好几个牛高马壮的男性亲友。“估计是准备一言不合发现我们是坏人，就要马上打起来了吧。”当然，最后冲突没有发生，协调员顺利取得了她的签字，又火速回到了广州。
心路：从内疚到坦然 尊重每一个人的任何决定
也不是所有的协调都能获得成功。从2012年成立器官捐献办公室以来 ，截至2020年，珠江医院共有299例捐献。刘永光说，从筛选可能合适的捐献者，到和他们接触，到最终同意捐献，OPO协调员一年可能要接触数百近千的个案和家属。而近年来每年大概成功捐献的有70例左右，大概每谈话4到5例，会有一例最终能够达成捐献。“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刘永光坦言，“一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会觉得自己在‘做恶’，毕竟那时候整个社会人们普遍不太能接受这件事，而且面对至亲的离去，已经是很残忍的一件事了，你却还要去讲“器官”，像是在伤口上撒盐。”
他清楚记得，第一次去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急诊科收治的一名脑出血病人，在医务人员竭力抢救之后还是最终被判定为脑死亡。“刚开始见到家属，总是觉得这个时候人家最辛苦最痛苦，自己在说捐献感觉有点像是在别人伤口上撒盐，三个多小时，就在家属面前转来转去，张不开嘴，说不出自己想要说的事。”
“后来慢慢习惯 了，也更明确一点 ：一个人走了之后，如果他的器官还能挽救得到别人的生命，应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归宿。我们要说服别人，首先得说服自己。还有一点就是，这件事不能着急。虽然那边病人正急切地等待着救命的器官，但也必须慢慢地让逝者的家属了解脑死亡是什么情况，他们还可以为自己逝去的亲人做些什么。”
如今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18年，我们国家的器官移植例数已经是全球第二，在亚洲也是发展 最好的国家。刘永光说，这些年来，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观念有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我们OPO工作人员自己，对生死的感悟，确实有了很多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老百姓对这件事情的了解非常的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100个“脑死亡”的逝者中间，有一个家属能做出捐献决定，1%的概率就不错了。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就这件事情进行对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但在生和死面前，其他的事都变得不算什么。每个人都有机会直面生死，面对生死，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而不是纠结于‘做不到’的焦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再把‘成事’进行过高的预期，当成 一种‘业绩’或成就感，也不会因为家属拒绝就感到特别遗憾，而是更专业更客观地去面对每一位逝者家属的抉择，尊重他们的决定。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才能保障我们的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周洁莹 通讯员伍晓丹、韩羽柔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铭曦、陈忧子、苏俊杰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胡群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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